對于新接手一項事業(yè)的領導者來說，此時一般會遇上一個問題——雖然有了職位名分，但在團隊中沒有樹立威信，上級也還處在觀察期，手中的權力處在一個彈性狀態(tài)下，如何盡量擴張彈性的邊緣？于謙在一次重大危機來臨之時，交出了完美的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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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朝堂上的全武行

按照通常的看法，要為正統(tǒng)十四年（公元1449年）夏天北京這個爛攤子負責的，正是有明一代的首位“權閹”，明英宗寵幸的司禮太監(jiān)王振。若非此人攛掇，從來沒打過仗的明英宗也不會異想天開去搞什么“御駕親征”，以至于連自己都在土木堡成了瓦剌的俘虜。

至于那位王振，則是死在了土木堡（這大概也算是這場戰(zhàn)爭給明朝帶來的唯一好處）。罪魁禍首當然死有余辜，可是朝堂之上，仍舊布滿了他的黨羽。正是這個群體的倒行逆施，才導致大明朝廷在“土木之變”后陷入了建國以來的最大一場危機。于謙能夠依靠他們打贏迫在眉睫的北京保衛(wèi)戰(zhàn)嗎？顯然是不現(xiàn)實的。

誰也不曾預見到，這個重新“洗牌”的時機竟突如其來地到來了。八月二十三日，當“監(jiān)國”的朱祁鈺登臨午門代理朝政時，有大臣奏言：“王振傾危社稷，使皇上（明英宗）蒙難，請求誅殺其族以安人心?！蓖跽竦降资腔实蹖檺鄣奶O(jiān)（后來明英宗復辟后，果然賜王振祭葬，還立祠“旌忠”），因此名分只是“監(jiān)國”的朱祁鈺顯得有些躊躇。群臣見此，滿腔悲憤，哭聲震響了殿堂。

這時候，王振的黨羽錦衣衛(wèi)馬順還幻想著依然像從前那樣大施淫威，竟站出來呵斥、漫罵上奏章的大臣，并想把眾人趕走了事。這一來猶如火上澆油，點燃了許多官員的憤怒火焰。眾人不顧朝規(guī)禮儀，一齊撲向馬順。給事中王泓一把揪住馬順的頭發(fā)，邊咬邊罵：“你這奸黨，罪該萬死，還敢罵人？”大伙兒一哄而上，你拉我打，你出拳頭我踢腳，沒幾分鐘就打死了馬順。

這還不夠解恨，大家又向朱祁鈺索要王振余黨毛貴、王長隨二人。太監(jiān)金英看到其勢難擋，就把毛貴和王長隨從宮門的縫隙中推出來，結果也立刻被群臣打死。他們?nèi)说氖w被拖出陳列于東安門外示眾，百姓聞訊趕來，爭相擊打尸體以泄憤。過了一會兒，有人將王振的侄兒王山捆綁來，大伙圍著又打又罵。一時間，朝班大亂，任憑朱祁鈺以及幾個首要大臣厲聲呵斥，警衛(wèi)士卒奮力阻擋，也無濟于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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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國家大事得依靠你了”

用現(xiàn)在的名詞說，這就是“失控”了。朝堂之上當著“監(jiān)國”的面私自打死了官員和太監(jiān)。這別說在明朝歷史上，放在整個中國歷史上也是極為罕見的景象。頭腦發(fā)熱的大臣們似乎忘記了，咆哮公堂尚不允許，豈容朝堂殺人？事態(tài)一旦平靜下來，等待他們的必定是無情的國法。一場大獄勢必難免。

幸好當時有于謙在場。在一片混亂的拉扯擠軋之中，他的官袍袖子都被扯碎了。但于謙仍從人群中奮力擠出，直上前去攔住了見勢要躲的朱祁鈺。他對這個目前唯一可以鎮(zhèn)住大局的“監(jiān)國”說道：“請殿下宣布：馬順等人罪當誅死，凡毆打馬順等的官員概不論罪。請快宣布，馬上！” 朱祁鈺這才醒悟，照于謙所說立身宣諭，并下令：“立即將王山縛至刑場，凌遲處死；王振家族不論老少皆斬?！?/p>

頓時，狂躁的人群寂靜了，但隨即又爆發(fā)出一陣熱烈的歡呼。一場罕見的朝堂混戰(zhàn)終于平息了。不久，王振黨徒宦官郭敬、彭德清等人逃回京師，也被抄家下獄。朝廷里的王振余黨漸漸銷聲匿跡，朝廷的正氣得到伸張，官心、民心也開始聚齊了。

當于謙身著破衣爛裳步出宮門時，吏部尚書王直趕來握住于謙的手，以敬佩的口吻說道：“國家大事得依靠你了！今天這事即便有一百個王直也無能為力呀！”

這句話頗值得玩味?！袄舨可袝笔恰肮芄俚墓佟?，掌管全國官吏的任免、考課、升降、調(diào)動、封勛等事務。任何組織之中，人、財兩權都至關重要。明朝廢除丞相之后，“吏部尚書”更成為百官之首。王直雖然忠貞剛直、工作勤懇，也見不慣王振胡作非為，但確無應變之才，如何解決朝堂上的王振余黨，恐怕一直以來也是縈繞他心頭的愁云。如今老大難問題被于謙順勢解決，也讓他心服口服。王直的五體投地，不啻于將文官領袖的地位拱手讓給了于謙。其實還不止是王直如此。史書上有句話，叫做“上下皆倚重（于）謙”。朱祁鈺對于謙在“捶殺馬順”事件中突出表現(xiàn)印象深刻，從而建立起良好的私人關系，在他當上皇帝后自然對于謙言聽計從?；实鄣男刨噹椭谥t成為政治中樞的核心人物。

領導團隊。危機到來的時候，“人的問題”總會最先暴露出來：整個工作內(nèi)容發(fā)生轉(zhuǎn)向，新的管理者被提升，原有的一些歷史遺留問題沒有解決，員工們心懷不滿卻無處發(fā)泄，所有人都把目光投向CEO，尋求來自領導層的力量……于謙不但敏銳地意識到了同僚激憤中蘊藏的危險，進而發(fā)現(xiàn)了“?！敝兄皺C”。他說服“監(jiān)國”赦免了官員們當堂殺人的罪行，還趁勢對朝廷中的王振勢力進行了一次總清算——而清算的結果就是，為接踵而來的人事調(diào)整，騰出了操作空間。更重要的是，于謙借此搭建起了一個名義上以朱祁鈺為首，實際上以自己為核心的領導層，還有掌管人事大權的管理者為助手，這個新的領導層主持正義、團結一心，并且決心推動變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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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新班子都有什么人

清除了王振余黨，并贏得了皇帝與文官集團的全力支持之后，于謙當仁不讓地成了主持京城防務的“主心骨”。擺在他面前的，實在是個爛攤子——土木堡的慘敗，給明軍帶來的最直接影響就是缺兵少將，特別是將，俗話說兵熊熊一個，將熊熊一窩，可是明廷功臣宿將損失殆盡。此刻，整個朝廷的希望，兵部尚書于謙在想些什么呢？恐怕用一句話就可以概括，“聞鼙鼓而思良將”。重新組織起一軍事領導班子，提高明軍的應戰(zhàn)能力，實乃迫在眉睫。

那么，于謙起用了哪些將領呢？

京城守備，是當時的重中之重。出人意料的是，于謙竟然將“總領京營兵”這一重任交給了一位敗軍之將，石亨。

短短一個月前，身為左參將的石亨剛剛在瓦剌軍面前吃了一場敗仗。他與西寧侯宋瑛、武進伯朱冕等人在陽和（今山西陽高西北）迎戰(zhàn)瓦剌騎兵，全軍覆沒。石亨自己單騎奔還才僥幸逃回大同城內(nèi)。

以常理度之，等著他的無非是身陷囹圄，追究戰(zhàn)敗責任的下場。但于謙偏偏特意請來了赦免的旨意，還委其以重任！這是于謙與石亨有私情么？并非如此。作為原先一直在兵部工作的官員，于謙心里明白，石亨實在是位將才。史籍上記載此人“方面?zhèn)ボ|，美髯及膝”，“善騎射，能用大刀”。這兩句話連在一起，活脫脫三國年間的“美髯公”關云長再世。與關公一樣，石亨頗為善戰(zhàn)，他的升遷也都是憑借實打?qū)嵉能姽Α．敃r明朝的邊將里，石亨的地位舉足輕重，“雖偏將，中朝倚之如大帥”。反觀陽和之敗，監(jiān)軍太監(jiān)郭敬在其中作梗是個很重要的原因。因此，于謙仍然決定起用石亨鎮(zhèn)守京城。

除此之外，于謙又以廣東東莞縣河伯所閘官羅通為兵部郎中守御居庸關，四川按察使曹泰調(diào)守紫荊關。這兩處瓦剌從西北、西南進攻北京的必經(jīng)之路。于謙卻根本不按一般官吏升遷的序列選派將領，而是根據(jù)自己對這些人的才干的洞察而定。尤其是羅通，此人曾經(jīng)官至兵部郎中（所以于謙才認識他），后來因為貪財好色被治罪而貶至嶺南。于謙卻令他官復原職，守備兵家必爭的居庸關。當時看來，這是不是在“亂點鴛鴦譜”，也只能留待后來的歷史去驗證了。

變革管理。“土木之變”，證明大明的官僚集團百弊叢生，已經(jīng)無法適應與瓦剌的戰(zhàn)爭需求。管理上的變革不僅是必要的，而且是緊迫的。只有進行必要的調(diào)整，明廷才能順利地籌備迫在眉睫的京師保衛(wèi)戰(zhàn)。譬如石亨這樣的敗將，在平時斷無升官可能，但“土木之變”以后，前線軍情急如星火，敵人可不會等著大明的官僚機構循規(guī)蹈矩地升降將領。于謙提拔石亨，復用羅通，無不逸出一般官吏升遷的常規(guī)做法，放下過去的功過得失、擯棄世間的道德評價，采用了圍繞戰(zhàn)爭的人才提拔標準，引導了一場激進式變革。

人力資源互補。畢竟“術業(yè)有專攻”，只有充分發(fā)揮每個個體的優(yōu)勢，揚長避短，才能使人力資源管理功能達到互補的效果，領導者當然不必樣樣在行，但團隊中一定要有能給自己補短板的。于謙雖然是兵部尚書，卻是進士出身的文官，從未帶過兵，更沒有上過戰(zhàn)場，對戰(zhàn)爭實在是個外行。而“土木之變”將明軍猛將精兵一掃而空而后，京城之內(nèi)正缺乏有實戰(zhàn)經(jīng)驗的良將坐鎮(zhèn)。在這種情況下，將石亨這樣老于戰(zhàn)陣的宿將棄之不顧，對于戰(zhàn)局的不利影響恐怕是不言而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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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賞與罰

伴隨著大規(guī)模人事調(diào)動，封賞與懲罰也成為于謙得心應手的兩樣工具。于謙首先整治了一批帶兵不嚴的將領，如忻城伯趙榮，平素懶于操練，致使軍容不整，軍紀全無，猶如一盤散沙。于謙遂請朱祁鈺將其治罪。與此同時，他又封鎮(zhèn)守宣府（今河北張家口）的楊洪為昌平伯，獎諭巡撫羅亨信等。土木之敗后，宣府成為一座孤城，人心渙散，許多人想棄城逃跑。羅亨信仗劍坐守城門，宣布命令：“出城者斬！”制止了部隊的逃跑傾向。也先曾三次進攻宣府，挾明英宗命令開門，皆被楊洪、羅亨信拒絕。二人率同軍民堅守孤城，終于保住了這個重要據(jù)點，為保衛(wèi)京師立下了赫赫戰(zhàn)功。為此，于謙仍請楊洪同羅亨信、朱謙一道鎮(zhèn)守宣府，勉勵他們繼續(xù)抵抗瓦剌。

到了九月十五日，于謙又推薦大同副總兵都督同知郭登為總兵官，佩征西將軍印，取代劉安鎮(zhèn)守大同。原本郭登一直與廣寧伯總兵官劉安一同鎮(zhèn)守大同。土木之戰(zhàn)后，瓦剌軍擁著當時已經(jīng)成為“太上皇”的明英宗來到大同城外，郭登卻“閉門不納”。朱祁鎮(zhèn)傳話給郭登：“朕與你還有姻親關系呢，你怎么能如此待朕？！”郭登回答:“臣乃奉命守城，不敢擅自開啟?！?/p>

但劉安卻出城了。朱祁鎮(zhèn)（替瓦剌）向他索要了大同庫金一萬兩，并讓劉安把在陽和死去的朱冕、宋瑛及宦官郭敬等人的家財分給瓦剌的首領也先及伯顏帖木兒等人。瓦剌軍圍困大同三天，大同守軍傷亡巨大，城門晝夜緊閉，人心惶惶。郭登帶領士兵加固城墻，自造兵器，吊死問傷，安撫百姓，并親自為傷兵換藥裹傷。他慷慨激昂地對軍民宣誓:“誓與此城共存亡，決不讓諸位獨自赴死！”他的行為大大鼓舞了士氣。

可是劉安心里想得只有自己升官。當他得知明英宗給他開出“封侯”的空頭支票之后，竟然官迷心竅，以報告敵情為由，擅自離開大同前線奔來到京師，要求兌現(xiàn)英宗的許諾。等著他的當然是于謙的嚴歷懲治。劉安不僅沒能升官進爵，反倒進了班房。郭登升任總兵官后，日夜厲兵秣馬。大同由原先的“士卒可戰(zhàn)者才數(shù)百，馬百余匹”的窘境發(fā)展為“馬至萬五千，精卒數(shù)萬，屹然成巨鎮(zhèn)，足見于謙這一人事調(diào)動，效果立竿見影。

就這樣，短短幾十天內(nèi)，從京城到邊關的守臣，大多在于謙策劃下?lián)Q上了新面孔。重組后的大明帝國軍事機器，就這樣迅速重新運轉(zhuǎn)了起來。

上下同欲。何為“上下同欲”？這個“欲”當然不是指欲望，而是就目標方向而言。上下同心同德則無往而不勝，上下離心離德則如一盤散沙，不攻自破。因此，在應對危機時，如果在戰(zhàn)略方向上不合拍，即便是再信任、再有能力的人，也只能忍痛割愛。否則，必然埋下巨大的內(nèi)部隱患，后患無窮。

五代十國時就有一個“上下同欲”的例子。當時的后梁、后唐雙方夾（黃）河苦戰(zhàn)，戰(zhàn)事久拖不決，雙方都筋疲力盡。后唐莊宗李存勖打算破釜沉舟，避開后梁野戰(zhàn)主力，用一支輕裝部隊深入敵后，奇襲后梁首都汴梁（今河南開封）。當時后梁擁有中原廣大地區(qū)，后唐的根據(jù)地只有山西一隅，勢力顯然處于下風。因此親信大將們對李存勖這個十足冒險、一旦失手就死無葬身之地的偷襲計劃幾乎一邊倒地反對。執(zhí)意要走這步險棋的李存勖，出人意料地任命此前犯有過錯、和自己關系疏遠的老將李嗣源為后唐軍隊的前敵總指揮。

李存勖為什么會選中李嗣源呢？，原因就在于他知道，剛剛犯錯失寵、急欲立功挽回聲譽的李嗣源，是最有可能無保留地支持自己冒險的大將。既然是一次進生退死的冒險，李存勖寧可用在戰(zhàn)略上和自己一致的外人，也不能用一個十足可靠，卻偏偏對自己的方略滿腹狐疑的親信。事實證明他的判斷正確。后唐的奇襲令對方猝不及防，最終一舉攻克汴梁，滅亡了后梁。

而于謙又豈能不明白這個道理？在瓦剌大敵當前，手里又握有“高級人質(zhì)”明英宗的情況下，明軍的領兵將領如果思想混亂，立場動搖，無疑會影響到堅決抗戰(zhàn)的正確決策。比如那位鎮(zhèn)守大同的劉安就敢在瓦剌裹挾英宗來犯時擅自出城，還以金銀資敵。若在戰(zhàn)時有人懾于“太上皇”之威作壁上觀乃至倒戈相向，大局就更不堪設想了。所以，于謙果斷推薦了郭登。這就是因為前者是一位堅定的抵抗派，為此不惜忤逆了“太上皇（明英宗）”的旨意。于謙很清楚，人無完人，在危急關頭勢必有所取舍，是不是堅持抵抗瓦剌，是壓倒其他任何條件的前提。譬如羅通有貪財好色的前科，無疑人品低劣（事后還與于謙爭功），但此人確有將才又主張抵抗瓦剌，所以于謙毅然復用——無論如何，了在戰(zhàn)場上擊退瓦剌的大軍，他所重組的這個國防團隊，首要原則就是“上下同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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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曄旻| 文

鈕鍵軍| 編輯

李一品丨策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