討論中國與世界的關(guān)系，前提是中國本身的形成。中國的形成涉及兩個概念，一是作為一個國家的名稱，一是國家以外的觀念，諸如文化、地域、民族等。這兩個概念都是在歷史進程中逐步形成和發(fā)展的，經(jīng)歷了相當長的年代。

根據(jù)于省吾在《釋中國》一文中的論證，“中國”一詞至遲出現(xiàn)于西周初年。目前所見最早的證據(jù)，是1963 年在陜西寶雞賈村出土的“ （何）尊”上的銘文：“惟武王既克大邑商，則廷告于上天曰：‘余其宅茲中國，自之辟民?！保ù笠鉃椋褐芪渫踉诠タ肆松痰耐醵家粠Ш?，舉行一個隆重的儀式稟告上天：“我現(xiàn)在已經(jīng)將中國作為自己的統(tǒng)治地，親自治理那里的百姓?！保?/p>

由于此前的銘文還提到“惟王初（遷），宅于成周，復(fù)稟武王禮”（王剛完成了遷移，以成周作為居住的地方，恢復(fù)武王時的制度和禮儀）；則可以斷定此文是周成王時的紀錄。

《尚書? 梓材》亦載周成王追述往事時稱：“皇天既付中國民越厥疆土于先王?！保ɡ咸鞝斠呀?jīng)將中國的百姓和疆土交給先王。）《尚書》不少內(nèi)容雖出于后人追述，又經(jīng)過很多人的整理甚至篡改，往往真?zhèn)文?。但有了“何尊”銘文的佐證，足以證明周武王及其子成王時的確已使用“中國”一詞。

對周武王滅商的確切年代學(xué)術(shù)界雖無一致看法，但一般都認為在公元前11 世紀，因此可以將“中國”一詞出現(xiàn)的時間定于公元前11 世紀。從甲骨文尚未發(fā)現(xiàn)“國”或“或”（與“國”相通）字來看，“中國”一詞雖有出現(xiàn)在周武王之前的可能，但也不會太早。

“國”字的起源和演變比較復(fù)雜，但最初是指城或邑。當先民因農(nóng)業(yè)的進步而定居后，以部落首領(lǐng)的居住地為中心，逐漸形成了初期的聚落和城市，城中稱為國，城外近處稱為郊，居住在城中的人稱為國人，城外的則稱為郊人，更遠的地方稱為野，那里的人自然就是“野人”。

起初國與國之間的差別并不大，但以后有的國發(fā)展較快，有的還擴展到原來幾個國的地域。于是大的單位被稱為“邦”，小的單位依然稱為國。由于一位首領(lǐng)、一個宗族已經(jīng)擁有不止一個城、邑，因而就將其主要的或者首領(lǐng)居住的城邑稱為國，這也是以后一國的都城被稱為國的來歷。

初期的國不過是一個部落或一個宗族的聚居地，一般范圍不大，因此國的總數(shù)很多。相傳大禹召集諸侯在涂山（今地說法不一，以在今安徽蚌埠市西淮河南岸一說較早）聚會，到達的有“萬國”之多。萬國雖非實數(shù)，但數(shù)量肯定很多。

周武王伐紂至盟津（一作孟津，今河南孟津縣西南黃河旁），響應(yīng)的諸侯已達八百。據(jù)記載，西周初分封諸侯后存在的國有1773 個，此前國的數(shù)量應(yīng)該更多。

“中”的本意是有旒的旂，就是一面綴有流蘇的大旗。商王有事，將旂豎立起來召集士眾，應(yīng)召的人聚集在旂的周圍，“中”字由此引申出中間、中心、中央的意思。

在西周初那么多的國中，天子所在的國（京師）處于中心、中樞的地位，理所當然被稱為“中國”。周武王滅紂后，已經(jīng)占據(jù)了商的京師，所以認為上天已將“中國”交付給他。

《詩經(jīng)? 大雅? 民勞》有“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惠此京師，以綏四國”（將恩德賜給中國，周邊四方都能得到安寧。將恩德賜給京師，周圍四國都能得到安寧）的詩句，很明確地顯示，“中國”是對“四方”而言的，“中國”的四周才能稱“四方”；“中國”即指京師及其附近區(qū)域，四周的國自然不屬于“中國”。

西周初的中國只指周王所在的豐（今陜西長安西南灃河以西）和鎬（今西安西北豐鎬村一帶）及其周圍地區(qū)。滅商后，依據(jù)周人的習(xí)慣，將原商的京師（殷，今河南安陽市）一帶也稱為“中國”。

周成王時，周公旦主持擴建洛邑（今河南洛陽市東北白馬寺一帶），稱成周，遷商遺民居住于此。又在附近筑王城（今洛陽市王城公園一帶），將周人遷來，作為周的陪都，用以控制東方。洛邑有陪都地位，又位于“天下之中”的交通樞紐，也被稱為“中國”。

至此，“中國”的概念已由唯一的政治中心擴大到幾個政治中心，也擴大到了以政治中心為主的地理中心。

公元前771 年（周幽王十一年），犬戎攻入鎬京。次年，平王東遷，豐鎬一帶為戎人所占，喪失了“中國”的地位。此后雖由秦國收復(fù)，一時也無法躋身“中國”之列。

東遷的周天子名存實亡，而幾個周王近支宗室的諸侯和地理位置居于中心的諸侯國迅速崛起。它們通過吞并周圍小國，成為擁有十幾個至幾十個城邑的大國。這些大諸侯國實際已取得與周天子平起平坐的地位，它們的國也成了“中國”。

到春秋時，“中國”已擴大到周天子的直屬區(qū)和晉、鄭、宋、魯、衛(wèi)諸國，大致相當今河南大部、山西南部、山東西部的黃河中下游地區(qū)。

“中國”的范圍還在不斷擴大。如齊國雖為大國，地理位置卻并不居中。齊桓公時取得霸主地位，以“尊王攘夷”為號召，多次出兵維護周天子的利益和諸侯國間的秩序。因齊國已是舉足輕重的大國，自此進入“中國”之列。

又如楚國，早期地處今湖北、湖南、河南南部，地理上已在中原之外，在文化上與中原諸國也有很大的差異，所以連楚王熊渠也自說：“我蠻夷也，不與中國之號謚”（我是蠻夷，不采用中國的稱號）。可見他自己也認為當時的楚國不屬于中國，而是蠻夷的一部分。

東周時，楚武王（前740—前690 年在位）雖然仍自稱“蠻夷”，卻已經(jīng)提出“欲以觀中國之政”，要求王室給予尊號。到楚莊王八年（前606 年），楚國將軍隊開拔到周天子都城郊外舉行檢閱，并向周天子的勞軍使者王孫滿打聽“九鼎”的輕重大小。盡管這次“問鼎中原”被王孫滿不卑不亢地拒絕，卻無法阻擋楚國成為“中國”的步伐。

楚靈王三年（前538 年），楚國憑借實力邀諸侯會盟，雖然受到晉、宋、魯、衛(wèi)等國的抵制，但大多數(shù)諸侯還是接受邀請。楚王成為新的霸主，楚國自然已屬“中國”。

到戰(zhàn)國時，主要的諸侯國只剩下秦、楚、齊、燕、韓、趙、魏七國，它們不僅都以“中國”自居，相互間也已承認為“中國”。

隨著這些諸侯國疆域的擴展，“中國”的范圍也越來越大。例如秦國滅了巴、蜀，疆域擴大到今四川盆地，還向那里大量移民。巴蜀既成為秦國的一部分，又有來自秦國的移民，就取得了與秦國同樣的“中國”地位。

到戰(zhàn)國后期，“中國”的范圍向南已到達長江中下游，往北已接近陰山、燕山山脈，西面延伸到隴山、四川盆地的西緣。

秦漢時代，原來的諸侯國都已包括在統(tǒng)一國家的疆域之內(nèi)。從理論上說，秦漢的疆域中的大部分都可以算“中國”。隨著統(tǒng)一國家的形成、疆域的擴大和經(jīng)濟文化的發(fā)展，“中國”的概念是在不斷變化和擴大的。

一般說來，一個中原王朝建立后，它的主要統(tǒng)治區(qū)就可以被稱為“中國”。而它所統(tǒng)治的邊遠地區(qū)以及統(tǒng)治范圍之外就是夷、戎、蠻，就不是“中國”。

“中國”的概念是變化的，范圍是不固定的，所以始終是模糊的、不確定的。即使在中原王朝內(nèi)部，人們也可以把其中比較偏遠的地區(qū)看成非“中國”。

“中國”也是一個文化概念，并且始終有強烈的民族含義，一般即指漢族（華夏）文化區(qū)，其他民族只有接受漢族文化才會被吸納進漢族，他們的聚居區(qū)才有可能被當作“中國”。

所以“中國”不僅與地理概念不一致，而且有時與領(lǐng)土歸屬也有矛盾。一方面，即使是邊遠地區(qū)，只要聚居了大批漢人，或者漢族傳統(tǒng)文化相當發(fā)達，就可以被認為是“中國”的一部分。另一方面，非漢族接受了漢族文化，發(fā)展到了一定程度，不僅這些人口會得到漢人的認同，他們聚居的地方也可以被承認為“中國”的組成部分。

所以，廣義的“中國”就等于中原王朝，凡是中原王朝的疆域范圍內(nèi)都是“中國”。狹義的“中國”則只能是經(jīng)濟文化相對發(fā)達的漢族聚居區(qū)或漢文化區(qū)。

這兩種標準同時并存，常常引發(fā)地區(qū)間的“中國”之爭，在分裂狀態(tài)下也引發(fā)政權(quán)之間的“中國”之爭。因為只有“中國”才是王朝法統(tǒng)的擁有者，才有存在并統(tǒng)一其他政權(quán)的合法性。

西晉滅亡以后，東晉和南朝政權(quán)雖然被迫離開傳統(tǒng)的中心地區(qū)，但都以西晉的合法繼承者自居，自認為只有它們才是真正的“中國”，而北方政權(quán)只是外來的“索虜”（扎著頭發(fā)的下賤人），豈有稱“中國”的資格？

但北方政權(quán)卻認為自己滅了西晉，奪取了這塊傳統(tǒng)的“中國”地區(qū)，統(tǒng)治了這里的民眾，成了“中國”的主人，當然就成了“中國”，而東晉或南朝政權(quán)只不過是偏于一隅的“島夷”（海島上的野蠻人），早已喪失了稱“中國”的權(quán)利。

這場雙方都感到理直氣壯的“中國”之爭，到隋朝統(tǒng)一后才得到解決。隋朝繼承了北朝的法統(tǒng)，當然承認北朝是“中國”。但它又不能否定南朝的“中國”地位，因為南朝已歸入自己的版圖，而且南朝的一部分制度文物為隋朝所采用，如由西晉流傳下來的宮廷音樂回歸中原后，被隋文帝稱為“華夏正聲”，取代了由北朝發(fā)展下來的宮廷音樂。

所以隋朝給了雙方以平等的地位，南北方都被承認為“中國”。繼承北朝傳統(tǒng)的唐朝也肯定這一立場，唐初修前朝歷史時，《南史》和《北史》分別編纂，都被列為正史。

類似的爭論也出現(xiàn)在北宋、遼之間和南宋、金之間，兼有雙方疆域的元朝也采取了與隋朝相同的辦法，承認雙方都是“中國”，同時修了《遼史》、《宋史》和《金史》。

在明朝以前，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對中國的了解還相當有限，像《馬可? 波羅游記》 那樣全面介紹中國的書還絕無僅有，他們對中國中原王朝的稱謂也不統(tǒng)一。但從明朝后期開始，來華的西方人一般都用“中國”、中華、中華帝國、中央帝國這樣的名稱，而不用明朝、清朝或大明、大清。

盡管早在康熙二十八年（1689 年）清朝與俄羅斯簽訂《尼布楚條約》時，清朝提供的滿文和拉丁文文本中已自稱“中國”，但這很可能出于西方傳教士的翻譯。而且《尼布楚條約》是沒有漢文文本的，大概在清朝統(tǒng)治者的眼中，條約確定的邊界只涉及滿族的發(fā)祥地，所以只要有滿文文本就夠了。

鴉片戰(zhàn)爭以后，在國際交往中“中國”開始被當作國家或清朝的代名詞。但官方和民間的運用依然不規(guī)范，有時指整個清朝，有時卻只指傳統(tǒng)的“中國”范圍，即內(nèi)地十八省，而不包括內(nèi)外蒙古、西藏、青海、新疆、東北和臺灣在內(nèi)。西方著作中往往也將清朝建省的地區(qū)稱為中國或中國本部、中國本土，而稱其他地區(qū)為韃靼、蒙古、西藏或新疆。

直到1912 年中華民國成立，中國才正式成為它的簡稱，成為國家的代名詞。中國也有了明確的地域范圍——中華民國所屬的全部領(lǐng)土。

正因為如此，外界對中國人稱謂也是因時而異，因地而異。即使使用了“中國”或其同義詞，也并不意味著與今天中國的概念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