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互聯(lián)網(wǎng)上某日經(jīng)話題的研究，感謝@檸檬紅茶雪糕提供資料，本文作者是塞戈德大學的Zsolt Hunyadi，原文標題Military-religious Orders and the Mongols around the Mid-13th Century，翻譯僅供愛好者交流學習使用，一切權益歸原作者所有

本文旨在分析十三世紀中葉（約1240-1260年）蒙古入侵時期主要的軍事修會（圣殿騎士團，醫(yī)院騎士團和條頓騎士團）的活動情況。本研究的地理范圍涵蓋東歐-中歐和黎凡特地區(qū)，這些地區(qū)在選定的研究時段內(nèi)成為了基督徒-蒙古人對抗的前線。盡管這些軍事修會已為學界所熟知，但為了正確理解其在抗擊蒙古人中扮演的角色。最好還是簡要回顧一下這些軍事修會的特征。此外，由于近幾十年來，信徒與十字軍戰(zhàn)士之間的地位存在誤解，有必要對軍事修會修士和十字軍戰(zhàn)士做出明確區(qū)分。

醫(yī)院騎士團（又稱圣約翰騎士團）于 1114 年在耶路撒冷自圣墓修會中獨立出來。該修會由一個附屬于圣城圣瑪麗亞拉丁本篤會教區(qū)的非宗教兄弟會發(fā)展而來。該會的成員經(jīng)營著一家客棧（herpitium，xenodochium），起初（大約從1070 年代開始），該修會為來自阿馬爾菲的意大利商人提供服務。第一次十字軍東征（1099 年）勝利后，朝圣者人數(shù)不斷增加。十五年后，該團體開始在從歐洲通往圣地的主要朝圣之路沿線建立海陸客棧（hospitia）。為了支持醫(yī)院騎士團的活動，教皇（帕斯卡利斯二世及其繼任者）不僅為這個新成立的自治團體提供保護，還為其爭取了許多特權（exemptio），使其能夠滿足朝圣者的需求。需要強調(diào)的是，醫(yī)院騎士團的主要目標不是照顧病人，而是為那些為基督的事業(yè)（negotium Christi）前往圣地的人提供庇護（Riley-Smith，2010 年；Riley-Smith，2012 年）（作者注：雖然在本研究中我希望更多地采用國際研究成果，但目前只有匈牙利文獻可用）。到12世紀后三分之一時期，醫(yī)院騎士團的基本職能發(fā)生了根本性的轉(zhuǎn)變，開始像圣殿騎士團那樣承擔越來越多的軍事任務。以至于在 11 世紀 70 年代，教皇法庭警告其 "愛子"，他們的首要職責是為窮人服務（Riley-Smith，2012 年：36）。而越來越多的軍事任務意味著從11世紀20年代起，騎士團越來越頻繁地參加戰(zhàn)爭會議、出資招募和駐扎軍隊、保衛(wèi)/控制軍事要塞（Riley-Smith 2012:），最終，與異教徒進行戰(zhàn)斗。

12 世紀初，所羅門圣殿的貧窮騎士（即圣殿騎士團）的基本職能也是招待朝圣者。從穆斯林手中奪取耶路撒冷后，盡管已經(jīng)完成了十字軍誓言，但一些歐洲騎士選擇了留在圣地。到了 1119/20年，他們與醫(yī)院騎士團一樣，在圣城建立了一個非宗教團體。他們從耶路撒冷國王那里得到了一棟建筑，作為總部所在地，而這棟建筑正建立在幾個世紀前的所羅門圣殿的原址上。盡管如今圣殿已然不再，人們更多地認為阿克薩清真寺是所羅門圣殿的真正所在，但騎士團還是駐扎在此地超過兩個世紀。十年后，騎士團在特魯瓦會議（1129 年）上得到了教皇的保護，并在會議上制定了騎士團的基本信條（regula）。圣殿騎士團的主要職責是保護抵達圣地和參觀圣地的朝圣者。手無寸鐵的旅行者們即使在那些被基督徒控制的領土上旅行也算不上安全。為了解決這一問題，圣殿騎士團很快就扮演起了與醫(yī)院騎士團相同的角色——與異教徒作戰(zhàn)并保衛(wèi)十字軍國家的據(jù)點（Barber，1994 年）圣殿騎士團與醫(yī)院騎士團的主要區(qū)別之一是圣殿騎士團的成員大多是法國人，而醫(yī)院騎士團的成員則以意大利人為主。這一地域區(qū)別在另一大軍事修會條頓騎士團成立后變得更加明顯。
這一”日耳曼“騎士團的建立恰逢1190-1191年穆斯林圍攻并重奪阿卡，來自不來梅和呂貝克的商人和朝圣者們在阿卡為來自德意志地區(qū)的朝圣者們建立了一處庇護所，就像幾十年前醫(yī)院騎士團在耶路撒冷成立時的目的那樣。盡管關于條頓騎士團于11世紀20年代在耶路撒冷成立的傳說盛行一時，但至今仍無令人信服的證據(jù)。在帝國的支持下，新成立的騎士團很快就獲得了與幾十年前的醫(yī)院騎士團和圣殿騎士團相同的特權和豁免權。此外，在12世紀末，與醫(yī)院騎士團類似，這個最初以接待朝圣者為目的的團體成為了一個卓越的軍事修會。兩個騎士團之間的功能越來越相似，區(qū)別只存在于活動地區(qū)?？紤]到條頓騎士團后來的活動，大多數(shù)讀者可能會自動想到普魯士或波羅的海地區(qū)，但從歷史上看，他們 "早期 "的活動范圍在圣地和意大利南部：例如阿普利亞和西西里等地（Militzer 2005: 35-38）。

在條頓騎士團成立的同時，圣殿騎士團和好望角騎士團的總部也于 1191 年遷至阿卡，直到 1291 年才遷至拉丁王國的首都。在這一時期，十字軍諸王國的現(xiàn)狀發(fā)生了根本性的變化。穆斯林在 1174 至 1192 年間奪回了敘利亞和巴勒斯坦的大部分領土。留給法蘭克人的是地中海沿岸從阿斯卡?。ń癜⑹矂P隆）到賈巴拉（雅布勒）的港口城市。誠然，這是一條從遠東通往歐洲的狹窄卻重要的長途貿(mào)易走廊。在13世紀前三分之一的時間里，各方圍繞著爭奪這些城鎮(zhèn)的所有權和控制權以及與黎凡特有關的貿(mào)易權益，發(fā)生了數(shù)次摩擦（Balard。1998 年）。在今人看來，第一個與蒙古大軍進行接觸的是條頓騎士團——盡管起初是間接接觸。1211 年，匈牙利國王安德魯二世（1205-1235 年）邀請條頓騎士團進入喀爾巴阡山盆地東南邊緣的布爾岑蘭，以抵御游牧民族庫曼人的襲擊，庫曼人被蒙古人從草原地區(qū)趕往西方（Hunyadi，2008 年；Zimmermann，2011 年）。經(jīng)過幾次爭論，匈牙利國王于1225年頂著教皇的反對，將騎士團驅(qū)逐出王國。由于蒙古人在1222年擊敗了庫曼人，庫曼人的侵擾在12世紀 20 年代逐漸停息。也許是匈牙利統(tǒng)治者采取了新的外交政策，也許是在強大的壓力下，庫曼人似乎準備皈依基督教。1221 年，多明我會傳教士開始在庫曼人中傳教，但值得注意的是，1221-1223 年的第一次傳教活動是在條頓騎士的支持下完成的，而且成功率不高（Kovács，2014 年）。最后，庫曼酋長接受了基督教，并于 1227 年承認了匈牙利的統(tǒng)治。盡管教皇再次發(fā)起反對并進一步斥責匈牙利國王，但騎士團還是沒能返回匈牙利，騎士們在里米尼金詔令（1226 年）的推動下，將目光轉(zhuǎn)向普魯士，前往那里與斯拉夫異教徒作戰(zhàn)（Militzer 2005: 64）。

大約在同一時期，駐扎在圣地的軍事修會也間接遭遇了蒙古人的威脅。雖然在12世紀30年代，十字軍國家并沒有受到直接威脅，但兩個游牧強權在東方崛起的傳言仍帶來了緊張的局勢。當時，更直觀的威脅來自花剌子模的突厥人。12世紀30年代，圣殿騎士和醫(yī)院騎士的軍事重心主要放在了解決地方威脅上。1233年，圣殿騎士團和醫(yī)院騎士團為了奪取年金，率領來自耶路撒冷、塞浦路斯和安條克的軍隊攻打哈馬蘇丹（Barber 1994: 137）。然而，其他學者認為，從 12 世紀 30 年代開始，由于蒙古軍隊的推進，黎凡特貿(mào)易路線發(fā)生了變化，因此拉丁人在黎凡特的商業(yè)活動也發(fā)生了變化（Irwin 1980: 73; Bronstein 2005: 22）。圣地的局勢明顯惡化。法蘭克人面臨著埃及馬穆魯克的崛起和蒙古人從東北方向推進所帶來的日益嚴峻的局勢。蒙古人的威脅不僅帶來了沉重的軍事壓力，也帶來了經(jīng)濟后果。它導致阿卡和其他作為長途貿(mào)易樞紐的沿海城市的影響力下降，從長遠來看，貿(mào)易路線向地中海北部沿海地區(qū)轉(zhuǎn)移，并在一定程度上向中亞轉(zhuǎn)移（Bronstein 2005: 27）。與喀爾巴阡山盆地外的庫曼人相似，花剌子模人也出現(xiàn)在黎凡特；幾十年前，他們曾統(tǒng)治過外索薩尼亞的大部分地區(qū)，但在蒙古人的威脅下，他們被迫向東南遷移。他們的活動范圍轉(zhuǎn)移到了西里西亞和敘利亞北部，并開始建立新的國家，但這一進程因國王Djalāl al-Dīn于1231年去世而停止（Hamilton 1980: 263; France 2005: 192; Berkovich 2011: 34-35）。

盡管蒙古人的進軍始于黎凡特，但他們的第一次直接進攻就直抵中歐。1241年春，蒙古人進攻并入侵了波蘭（庫亞維亞、小波蘭、西里西亞）和匈牙利的部分地區(qū)，當年4月9日和11 日在萊格尼察（利格尼茨）和穆希發(fā)生了兩場決定性戰(zhàn)役。對這一系列事件的主要內(nèi)容的研究早已汗牛充棟（例如，從 1893 年的 Strakosch-Grassmann 到 2018 年的 Laszlovszky 等人），因此本研究僅試圖總結(jié)諸軍事修會在其中所發(fā)揮的作用。國際學術界對圣殿騎士團和條頓騎士團在萊格尼察戰(zhàn)役中的存在已有研究，而關于穆希戰(zhàn)役中圣殿騎士團的貢獻卻未有定論。圣殿騎士團部隊的重要性長期以來一直為該領域的學者所討論，以前的歷史學家認為圣殿騎士團發(fā)揮了重要作用，但最近的批評（Borchardt 2001 年）認為騎士團成員在軍事上發(fā)揮的作用微不足道。資料中提到圣殿騎士團在1241年向萊格尼察派遣了500名戰(zhàn)士與蒙古人作戰(zhàn)，但這些戰(zhàn)士都是來自騎士團土地莊園的農(nóng)民，而不是熟練的騎士（Borchardt 2001: 237）根據(jù)法國大導師龐塞·德·奧邦（Ponce d'Aubon）致法國國王路易九世的信件稱，在萊格尼察戰(zhàn)場上，騎士團只損失了三名騎士陣亡和兩名軍士（Irgang 1977: 133 no. 219; Chambers 1979: 99; Jasiński 1991: 122; Weber 1991: 130; G?adysz 2012: 266）。信中還提到了三名從戰(zhàn)斗中幸存的騎士。事實上，圣殿騎士團當時既沒有在中歐東部與異教徒作戰(zhàn)，也沒有為當?shù)氐能娛滦袆幼龊脺蕚?。圣殿騎士團不得不依靠駐扎在西里西亞的弟兄（Burzyński 2010; G?adysz 2012），那里很可能只有少量騎士。此外，與匈牙利國王貝拉四世（1235-1270 年）相比，西里西亞公爵亨利二世（1238-1241 年）對蒙古進軍的嚴重性知之甚少。他并無機會為此事動員足夠部隊，該地區(qū)的圣殿騎士也是如此。

更成問題的是條頓騎士團在萊格尼察戰(zhàn)役中的存在以及該騎士團在抗擊蒙古人的戰(zhàn)斗中所扮演的任何角色。根據(jù)一些歷史學家的說法，條頓騎士團在普魯士大團長波波·馮·奧斯特納（Poppo von Osterna）的率領下，在萊格尼察戰(zhàn)役中為亨利二世公爵提供了軍事援助（Chambers 1979: 98; Morton 2009: 97）。Morton認為波波于 1241 年被任命為普魯士地區(qū)的團長，據(jù)說他曾率領騎士團成員與入侵匈牙利和波蘭的蒙古人作戰(zhàn)。根據(jù)Morton所言，波波在慘敗后被廢黜，但在普魯士人起義后，他又在1244年官復原職。波波于1252年于阿卡就任騎士團大團長，他隨即前往波羅的海地區(qū)，直到1256去世都未曾返回。但早先Tomasz Jasiński的研究證明，盡管15世紀的騎士團編年史和同時期的波蘭-西里西亞地區(qū)史料都稱條頓騎士團參加了萊格尼察戰(zhàn)役，但卻沒有任何當時史料能證明這一點，這一觀點（指條頓騎士參與了萊格尼察）直到1827年才受到質(zhì)疑(Jasiński 1991: 117)。可以確認的是，波波·馮·奧斯特納在 1244-1246 年間擔任普魯士騎士團團長，多年后，他在1253-1256年間成為大團長（Sarnowsky 1994: 254–255; Militzer 2005: 27）。在萊格尼茨戰(zhàn)役期間，條頓騎士團很可能沒有代理大團長，因為大團長康拉德·馮·圖林根（Konrad von Thüringen）在 1240 年夏天去世，而大團長格哈德·馮·馬爾貝格（Gerhard von Malberg，1241-1244 年）是在 1241 年底左右當選的?？傊?，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結(jié)論：有關波波·馮·奧斯特納的編年史并不是嚴格基于當時的資料來源編寫的，而是基于他的埋葬地就在亨利二世公爵旁邊這一事實，以及條頓騎士團與西里西亞公爵保持著密切關系的固有認識寫成的（Jasiński 1991: 127; Sarnowsky 1994: 254?255）。

對當代和 15 世紀資料的研究揭示了另一個嚴重問題，即對 "cruciferi "和 "crucesignati "這兩個術語的混淆：十字軍還是軍事修會成員？從問題的背景來看，這似乎是一個中歐術語問題（Laszlovszky，2001 年）。如果不做進一步深入的話，在我看來，那些認為cruciferi指軍事修會成員，而crucesignati指代十字軍的學者似乎更有說服力（Jackson 1991: 6-7; G?adysz 2012: 264-268）。一些學者傾向于將這些術語作為同義詞使用，但這顯然是不對的。誠然，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些術語的含義或所指可能會發(fā)生變化，但這些術語對當時的社會成員來說很可能有著眾所周知的固定含義。十字軍發(fā)誓要為他們的信仰而戰(zhàn)，無論是對抗穆斯林、異教徒、異端還是教會的其他敵人；這是一項具有宗教和法律約束力的義務（Bird，2006 年：1233）。教皇通常在詔書中規(guī)定十字軍前往圣地的期限，從一年到三年不等。到13世紀初，十字軍的誓言逐漸變得不那么嚴苛——無論十字軍是否已前往圣地。一般只有一年服役期。另一方面，cruciferi——醫(yī)院騎士團、圣殿騎士團和條頓騎士團的成員則立下了虔誠修士的三重誓言：服從、貞潔和（個人）貧窮。這一誓言自動禁止軍事修會成員立下十字軍誓言。然而，從本研究的角度來看，這一點非常重要：與蒙古人的戰(zhàn)斗改變了教皇的態(tài)度，即為軍事修會的成員及其附庸（佃戶、士兵等）提供全大赦（十字軍戰(zhàn)士已經(jīng)獲得了全大赦）。這一過程始于 1241 年夏季，當時教皇為包括匈牙利國王貝拉四世在內(nèi)的與蒙古人作戰(zhàn)的人提供了第一次十字軍大赦（Fejér IV/3: 216-17; Theiner 18631: no. 337: 183; Cf. Veszprémy 2003： 388; G?adysz 2012: 258）。英諾森四世于 1243 年確認了全大赦，（Purcell 1975: 68）并將這一問題提交給里昂大公會討論（Tanner 1990: 297）。1248 年，為了敦促匈牙利的醫(yī)院騎士團抵御蒙古人，教皇再次明確了里昂公會議的結(jié)果，他向在匈牙利與蒙古人作戰(zhàn)的醫(yī)院騎士提供了與圣地十字軍相同的全大赦：“Praeceptorem et fratres Hospitalis Hierosolymitani in Hungaria rogat et hortatur ut ad gentem Tartarorum saevissimam conterendam . . . familiae eorum ac omnibus aliis qui assumpta cruce in Hungariam contra Tartaros processerint illam indulgentiam elargitur quae transeuntibus in subsidium Terrae Sanctae in generali concilio concessa est ”(Fejér CD 4/1: 465–467; MVH 1: 206; Wenzel 1860 2: 205?206; Delaville le Roulx 1896 no. 2477. Luttrell 2001: 29. Bronstein 2005: 118; Hunyadi 2010: 40).為了更好地理解匈牙利醫(yī)院騎士團在擴大十字軍定義范圍中的作用，我們應該再次回顧1241-1242年前后的蒙古入侵。

匈牙利圣殿騎士在穆希戰(zhàn)役中的存在是史學界公認的事實（Stossek 2001, Stossek 2006）。斯巴拉托的托馬斯大執(zhí)事對圣殿騎士參加戰(zhàn)役的情況作了簡短但非常翔實生動的描述： "圣殿騎士團團長和他的拉丁騎士伙伴們在敵人中間進行了大屠殺。但他們也無法克服壓倒性的人數(shù)劣勢，科洛曼和大主教都身負重傷，好不容易才回到友軍身邊。圣殿騎士團團長和他的所有同伴（tota atie Latinorum）都被殺死了[...]"（Karbi? 2006: 266?267）。由于這一時期的原始資料非常零散，關于參加戰(zhàn)斗的圣殿騎士人數(shù)沒有可靠的估計，但肯定與萊格尼察戰(zhàn)役中的人數(shù)非常相似：只有少數(shù)騎士和軍士。他們的團長很可能是 Rembaldus de Carono 或 Carumb，他從 1235 年開始領導匈牙利的圣殿騎士，他最后一次被史料提及是在 1240 年 4 月（Stossek 2001: 247; Stossek 2006: 184)。

由于貝拉四世國王事先非常謹慎地集結(jié)了軍隊，我們只能推測，在穆希戰(zhàn)役中，醫(yī)院騎士也曾與蒙古人作戰(zhàn)。但在這一時期，醫(yī)院騎士向貝拉四世提供了何種軍事支持尚不得而知。羅杰烏斯團長的報告可能并不完全可靠，因為其中寫道 "蒙古人撤退后，貝拉國王在羅得島騎士的幫助下從沿海地區(qū)來到匈牙利： ...rex Bela marittimis de partibus per cruciferos de insula Rodi [...] de recessu Tartarorum in Hungariam venit... (Jackson 1991: 16-17; Bak-Rady 2010: 224-225; Hunyadi 2010: 38)。將圣殿騎士與13世紀中葉的羅得島聯(lián)系在一起非常奇怪的，因此這顯然是后人的插敘。但不能排除在 "原始 "版本中，沒有使用 "de insula Rhodi "一詞，但cruciferos仍指向醫(yī)院騎士的可能，因為醫(yī)院騎士團在1309/1310年之前并不在羅得島。這類似于 Jan D?ugosz 在15世紀將 cruciferi 和 crucesignati 這兩個詞混淆的錯誤的做法（D?ugosz 1975: 33-34；G?adysz 2012）。不過，其他同時期資料也表明，騎士團也參與了這一系列事件。貝拉四世在給教皇的信中抱怨說（很可能是在 1247 年）（Senga 1987: 606-609），在蒙古人的威脅出現(xiàn)時，他沒有得到任何歐洲基督徒的幫助，只有耶路撒冷醫(yī)院騎士團應我們的請求提供了武裝。在蒙古入侵幾年后，匈牙利國王甚至沒有提到圣殿騎士團的任何努力和損失?？赡艿那闆r是圣殿騎士團隨國王從蒙古人手中逃到了達爾馬提亞海岸的特勞（Trau，今克羅地亞特羅吉爾）（Sweeney 1994: 46-48）。這一假設得到了兩個間接信息的支持。第一份現(xiàn)存的 Székesfehérvár 戒律院文件（1243 年）可作為地點印證： "由于對蒙古人的恐懼（propter metum tartarorum），我們的修會來到了沿海"（Wenzel 1860 7: 144-145）。另一份文件顯示，至少在1243年11月之前，匈牙利-斯洛文尼亞的一位小隱修院院長，Voczon 的 Raimbaud仍留在特勞打官司（Smi?iklas 4: 205-206）。

如上所述，貝拉四世在1247年的想法很可能是試圖復現(xiàn)其父安德魯二世國王在1211至1225年間邀請條頓騎士團來到布爾岑蘭時所設想的類似的防御計劃。他試圖將醫(yī)院騎士團安頓在奧爾特河沿岸的塞韋林地區(qū)。根據(jù)1247年11月簽發(fā)的一封書信，醫(yī)院騎士部分控制了該地區(qū)： quos [fratres] iam partim collocavimus in loco magis suspecto, videlicet in confinio Cumanorum ultra Danubium et Bulgarorum（我們的一些兄弟已經(jīng)在一個相當可疑的地區(qū)安定了下來，即多瑙河和保加利亞的庫曼人邊境地區(qū)）（Fejér CD 4/1: 447-454；Jakó 1997 1: 191；Delaville le Roulx 1896 no. 2445 ). 然而，騎士團在 1250 年后不久離開該地區(qū)的原因仍不清楚（作者注：教皇英諾森四世于1250年確認了貝拉四世的契約）(Fejér CD 4/2: 75-76; MVH 1: 208-211; Jakó 1997 1: 195），從而破壞了國王的防御計劃。值得強調(diào)的是，這不是真正的贈與，而是占領該地區(qū)并為其提供人口的特許權，其中包括對未來定居者的常規(guī)豁免。它類似于一份合同，因為它明確規(guī)定了醫(yī)院騎士團的軍事義務，包括在王國受到攻擊時，他們應在哪里提供武裝人員以及提供多少武裝人員。為了抵御蒙古人的進攻，醫(yī)院騎士團應為邊境防御提供60名兄弟。
然而，盡管對蒙古人卷土重來的恐懼從未停止過，東歐還是躲過了1241-1242年間的那場浩劫。1248年至1254年間，教皇曾多次計劃組織由條頓騎士團領導的反蒙古十字軍，但最終都沒有實現(xiàn)（Sarnowsky 1994: 256; Bárány 2009: 252; G?adysz 2012: 303）。真正的威脅，即所謂的第二次蒙古入侵，從 1259 年開始醞釀，當時別兒哥威脅著包括匈牙利在內(nèi)的中歐東部地區(qū)，并在發(fā)給貝拉四世國王的最后通牒中警告他的計劃（Bárány 2009: 253）。教皇亞歷山大四世組織了一個看起來很有希望的聯(lián)盟，但條頓騎士團的領導并不足以將這一事業(yè)變成一場真正的戰(zhàn)爭（G?adysz 2012: 328）。金帳汗國的解體和戰(zhàn)爭的不斷擴大使現(xiàn)狀變得更加復雜：蒙古人進攻了黎凡特。但這一連串事件的發(fā)生時間要更早一些。

入侵東歐后，蒙古人于 1243 年夏天迫使花剌子模人離開故土（Jackson，1987 年：55；Berkovich，2011 年：20），并引發(fā)了一場長期沖突，這場沖突于 1260 年在艾因賈魯特結(jié)束（Amitai-Preiss，1992 年，2006 年）。雖然蒙古人在 1243 年成功地組織了一場針對安納托利亞塞爾柱人的軍事行動（Berkovich 2011: 20），但在短期內(nèi)，流浪的花剌子模人被證明對敘利亞和巴勒斯坦的拉丁人更具影響?！疤油?"中的花剌子模人很快與薩利赫·阿尤布結(jié)盟，轉(zhuǎn)而針對黎凡特的法蘭克人（Bulst 1966: 220; Richard 1999: 329）。結(jié)果令人震驚：1244 年 8 月，基督徒失去了耶路撒冷（作者注：自從1229年腓特烈二世通過談判控制圣城后，這里九就一直在基督徒控制下）?（Tyerman，2006 年：771），10 月，拉丁軍隊在加沙戰(zhàn)役（La Forbie）中被擊敗并全軍覆沒（Berkovich，2011 年；Hunyadi，2016 年）。軍事修會的大部分軍隊都死在了戰(zhàn)場上，而蒙古人在歐洲的肆虐也阻礙了及時有效的征兵工作。然而，蒙古人在 1244 年進攻阿勒頗時就已出現(xiàn)在敘利亞（Jackson，1987 年：56-57），但穆斯林已足夠強大去阻止他們：1246 年，阿勒頗埃米爾在沒有法蘭克人幫助的情況下?lián)魯×嘶ㄘ葑幽Ｈ耍ㄌ柭?006 年：771）。與此同時，教會在歐洲采取了主動，于 1245 年召開了第一次里昂公會議，如上所述，十字軍東征和抗擊蒙古人的斗爭在這次會議上占據(jù)了重要地位。遺憾的是，軍事修會很難從 1240 年代的損失中恢復過來（Lotan，2012 年）。條頓騎士團的活動重心轉(zhuǎn)移到了波羅的海和中東歐，而留在圣地的醫(yī)院騎士團、圣殿騎士團和條頓騎士團之間產(chǎn)生了激烈摩擦，并升級為一場嚴重的沖突，史稱圣薩巴斯戰(zhàn)爭（Militzer 2005: 27-28; Bronstein 2006: 32; Sarnowsky 2012: 79-80）。這場沖突于 1258 年以和解告終，諸騎士團得以再次集中力量打擊異教徒。
1260年1月，忽剌古率軍摧毀了沿海城市西頓的城墻（作者注：大馬士革兩個月后淪陷），即使是圣殿騎士團的復興也不足以挽救這座城市（Bronstein 2006: 32, 59; G?adysz 2012: 346). 這對拉丁王國的首都阿卡造成了直接威脅，但最終并未發(fā)生。原因也許很明顯：埃及馬穆魯克對蒙古人發(fā)動的艾恩賈魯特（Ayn Jālūt，1260 年 9 月 3 日）和霍姆斯（Homs，1260 年 12 月 10 日）戰(zhàn)役最終阻止了入侵者。他們離開了敘利亞和伊拉克，再也沒有回來。然而，從長遠來看，這并不能拯救拉丁王國或軍事修會。因此，1274年里昂第二次公會議的議程之一就是對騎士團進行深入改組。

總之，可以肯定地說，蒙古人的威脅嚴重影響了軍事修會的活動。天主教信仰的 "新型"敵人（異教徒）導致他們改變了最初的目標，這可以從 12 世紀 40 年代十字軍全大赦的擴大中找到蛛絲馬跡。此外，條頓騎士團在東歐抗擊蒙古人的斗爭中發(fā)揮了決定性作用，這加強了 "長期遠征（perennial crusade）?"這一概念的發(fā)展，而這一概念最初是針對波羅的海地區(qū)的異教徒提出的。幾十年來，這一運動一直非常重要，但對其進行分析顯然需要另一項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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