嶺南儒峰，白沙子陳獻章(三)認真子詩序。文自南風來。認真子的詩集，有請白沙先生作序。認真子，本名朱英。明朝，正統(tǒng)年間進士，(今)湖南省汝城縣人，官至兩廣總督、都察院右都御史，累封太子太保、榮祿大夫，畢生廉潔奉公、憂國憂民。后被奉為潮州饒平城隍。諡號恭簡。認真子詩集序，其文如下：

詩之工，詩之衰也，言，心之聲也，形，交乎物，動乎中，喜怒生焉，于是乎，形之聲，或疾，或徐，或洪，或微，或為云飛，或為川馳，聲之不一，情之變也，率吾情，盎然出之，無適不可有意乎，人之贊毀，則子虛長楊，飾巧夸富，媚人耳目，若俳優(yōu)然，非詩之教也甚矣。作詩文，卻刻板進行的，就是功能衰弱的現(xiàn)象。人們口上所講的，就是心中所想的。物體的形狀，關聯(lián)心中的想像，交互作用之后，不同的形狀便產生不同的取向。因此聲音，有表情功能?；蛴锌炻笮?，或有如云氣蒸騰的上行，或如水流穿石的下行，不同聲音就有不同表情。感應清楚，認知充足后，再來作抒發(fā)，那就會自然而然，沒有造作，沒有虛假偽裝。有人為的讚美或是詆毀，像是子虛烏有的添加，以造作，裝扮來勾引視聽，那是戲子的行為，并不是詩歌的正教，其中的不同，可是大有差距。

詩之難言也，李伯藥見王通而論詩，上陳應劉，下述沈謝，四聲八病，剛柔清濁，靡不畢究，而王通不答。薛收曰：吾嘗聞夫子之論詩矣，上明三綱，下達五常，于是征存亡，辨得失，小人歌之，以貢其俗，君子賦之，以見其志，圣人采之，以觀其變。講詩歌的整體，很費工夫，論述清楚，并不簡單。隋朝的時候，李伯藥去找王通碰面，談論詩的時候說。揚聲要清楚有呼應和繚繞。抑聲有直接的低鳴和唏噓。四種形聲，八種狀況，硬的軟的，單純的或是交合的，有著許多不能停止探究。然后王通不想回答他。薛收說，我曾經聽老師講，詩歌是這樣的。內容的延展，關涉天地人，落實的地方，終歸于五倫，所以才有取舍的標準，再來分別，要添加或是要減少。不完整的人，歌起詩來，勾引別人粗俗的流弊。端正的人歌起詩來，能夠表明心中的向往。圣人聆聽這些狀況，可以明白風情的狀況。

今子之言詩，是夫子之所痛也，南朝姑置勿論，自唐以下，幾千年，于茲，唐莫若，李、杜、宋莫若黃、陳，其馀作者固多，率不是過烏宓，工則工矣，其皆三百篇之遺意歟？率吾情盎然出之，不以贊毀歟，發(fā)乎天和，不求合于世歟，明三綱，達五常，征存亡，辨得失，不為河汾子，所痛者，殆希矣。李伯藥你現(xiàn)在所說的狀況，就是王通老師，所拒絕的。魏晉南北朝的風氣，先不去談。從唐朝以來，能作樣板的，不過是李、杜。宋朝里的不過是黃、陳。其它的作者雖然很多，傳來傳去，都是些不響亮的東西。方法是方法，但是詩經三百，所要傳的要義呢？真實的言語，不會引起讚嘆或詆毀嗎？順從天真與自然，不會顛復人為的世俗嗎？促進王道的清楚，健全的五倫，再來作取決分別，在這樣的前提之下，不被老師所痛恨的詩文作品，很少。

故曰：詩之工，詩之衰，夫道，以天為至，言詣乎天，曰至。言人，詣乎天，曰至人。必有至人，能立至言，堯舜周孔至矣，下此其顏孟大儒歟，宋儒之大者，曰周、曰程、曰張、曰朱、其言具存，其發(fā)之，而為詩，亦多矣，世之能詩者，近則黃陳，逺則李杜，未聞舍彼而取此也。所以說，詩作得工整，教化就沒有功能。道理是以天為頂點，符合天道，叫作至。人的思想和行為，都符合天道，叫作至人。一定是有道理的人，能夠講出有道理的話。堯舜周孔，都是頂天，再來顏回、孟軻。宋朝時候是周敦頤、程顥、程頤、張載、朱熹。他們的言論都還存在，發(fā)揚的精神，寄寓的詩文，也有很多。世上還能端正詩歌的，近的有黃、陳，遠的有李、杜。沒聽過他們，舍棄要義，偏落毫末的。

學者非歟，將其所謂大儒者，工于道，不工于詩歟，將未至于詣乎天，其言固有不至歟，將其所謂聲口勿類歟，言而至者，固不必其類于世，或者，又謂詩有別材，非闗書也，詩有別趣，非闗理也，則古之可與言詩者，果誰歟，夫詩，小用之則小，大用之則大，可以動天地，可以感鬼神，可以和上下，可以格鳥獸，四時行焉，百物生焉，皇王帝霸之褒貶，雪月風花之品題，一而已矣，小技云乎哉。一些學者，沒有偏差的嗎？說那些大儒，專于道理，不專詩歌嗎？不是這樣的。若是沒能傾聽天心，是做不了真言的。又說他們的作品，和口說的，是不同渠道嗎？天心體會了，就可以不同于世俗嗎？或者說，詩有許多種，不只是書中有記錄的。詩有不同的美感，不一定要有道理，是嗎？如果，真的是這樣？！那古代講詩教的，有什么，具體的東西好講呢？這個詩呀！用在小處就變小，用在大處就變大，可以呼應天地，可以感應明暗動能，穿越階層，可以分別飛禽走獸，順應四時，響動各種生物。過去封建王朝里，對帝王的增減親疏，或對浪漫情景的品味，是其中一種，小的用處。

都憲朱公，以其所為詩，編次成帙題，曰認真子集，授簡于白沙，陳獻章，曰為我序之，公昔語我，于蒼梧，曰詩非吾所長，公豪于辭矣，而未始以為，足認真子名集，公意有所屬，顧覽者，未必知，而吾以是，覘公之晚節(jié)也。詩雖工，不足以盡詩，而況于盡人乎，謂吾不能于詩，而好為大言，不知言者也。公名英，字時杰，郴陽人，由進士歷官，中外節(jié)用而愛人。都憲朱公，所作的詩，收集理會整齊，名為認真子集，拿給(我)白沙陳獻章，邀請寫序。以前在蒼梧那邊，朱公曾經說過，不擅長寫詩，更寄情于辭。沒有想到后來的詩，多到可以集結成冊。這其中當然有朱公的情趣，看的人不一定品味相同。我就自以為是，觀察內容的風情與節(jié)氣。作詩若是只講工法，是沒有講到詩的全面性！更何況，要化育人德呢？說我不能工詩，而喜歡說理，那是門外漢講的門外話呀。朱公，名英，字時杰，郴陽人，進士出身后，經歷官場，對內謹守分度，對外多有功勞，不只懷揣仁義而且愛護眾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