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icia Moreau de Justo于1885年出生于英國倫敦市。她的父親阿曼德·莫洛（Armand Mureau）在1871年的起義期間是法國巴黎公社的成員，1890年，她的家人被迫移居阿根廷。她遇到了伊波里托·伊里戈延（Hipólito Yrigoyen），后者在她的學校擔任道德和公民指導教授，在那里與伊里戈延（Yrigoyen）開創(chuàng)了友好的關系，以激勵這位年輕婦女走向政治行動主義。 1906年，她創(chuàng)立了阿根廷女權運動，加入了社會黨，隨后于1907年就讀于“布宜諾斯艾利斯大學醫(yī)學院”，幾年后她以醫(yī)師的身份畢業(yè)。然而，戰(zhàn)爭持續(xù)進行，無政府主義者起義，她的觀點開始與PS中更為激進的巴爾多梅洛主義者產生沖突。當對于紅色的恐慌橫渡全國時，她被迫進入地下狀態(tài)。莫洛一直重視民主和和平主義，她勢必將使該國朝著建立一個新的，平等和和平的阿根廷的愿景邁進。

艾麗西亞·莫洛·德·胡斯托（Alicia Moreau de Justo）

生卒年：1885.10.11～1986.5.12

派系：阿根廷社會黨（Partido Socialista，PS）

女權先驅

艾麗西亞·莫洛（Alicia Moreau）于1885年10月11 日出生于倫敦，是三個孩子中最小的一個。她的父親阿曼德·莫洛（Armand Moreau）被定義為“自由思想家”，是一位法國革命者，于1871年參加了巴黎公社。在他加入后，由于隨后的流血鎮(zhèn)壓，他首先流亡到比利時，后來在英國定居。

艾麗西亞（Alicia）和她的母親瑪麗亞·丹南蓬（María Denanpont）于1890年移居阿根廷，定居在Sansinena。莫洛后來說：“我到鄉(xiāng)下的時候，就像我經(jīng)常說的那樣，我很高興學會在從未離開過的這片土地上行走?！币患胰硕ň釉诓家酥Z斯艾利斯之后，艾麗西亞的父親（無政府主義者和社會主義思想家）于1896年成立了一家書店，并加入了當時開始興起的社會主義團體，以組織阿根廷工人運動。 他的女兒曾經(jīng)陪他參加這些會議和活動。就阿曼德而言，他正竭盡全力地向法國醫(yī)院的病人提供書籍。

她在衛(wèi)生工程大樓前的第一師范學院完成了中學課程，在那里遇到了激進公民聯(lián)盟的伊波里托·伊里戈延（Hipólito Yrigoyen），后者在那里擔任道德和公民教學教授。莫洛后來回想起他們之間的親密關系，他曾經(jīng)借給她有關法律問題的書。1900年，莫洛嚴厲質疑伊里戈延（Yrigoyen）是否參加了激進公民聯(lián)盟（Radical Civic Union）推動的軍事起義。后來，伊里戈延成為阿根廷首位無記名普遍強制投票產生的總統(tǒng)。

1902年，她與婦女社會主義中心的創(chuàng)始人切爾科夫（Chertkoff）姐妹取得了聯(lián)系，后者傳播了當時的哲學和社會學知識。莫洛（Moreau）陪同他們參加了1903年在莫?。∕orón）組織的教育協(xié)會，其任務是開設受歡迎的圖書館和幼兒園。

1906年，當她21歲時，她創(chuàng)立了女權運動。在布宜諾斯艾利斯舉行的國際自由思想大會的慶?；顒又?，西班牙共和黨人Belénde Sárraga在會上發(fā)表了題為《教育與革命》的報告，建議阿根廷人組織一場運動，以支持婦女的政治權利。在那里，她會見了阿根廷社會黨的主要領導人。莫洛隨后與薩拉·胡斯托（Sara Justo）等其他婦女一起創(chuàng)立了阿根廷女權主義中心和婦女贊成選舉權委員會。

代表大會開始時，在吉梅內斯的敦促下，社會黨開始召集該會議，以通過位于巴拉克拉斯附近的社區(qū)來與各社會主義中心的同情者舉行會議。該協(xié)會在其章程中規(guī)定，需要“在人們中間傳播科學的觀念和方法，并以口頭，書面和藝術表達方式對他們進行教育，以及完善的技術教育?！?1906年，由進步共濟會在布宜諾斯艾利斯舉行了國際自由思想大會。莫洛發(fā)表了有關教育的論文，該論文發(fā)表在《國際社會主義者》雜志的第一期上。作為一名普通的老師，她在大會上主張應采用基于實驗科學知識的方法進行教學。

然后，她去了工人中心進行演講，討論了諸如結核病，酒精中毒，梅毒，社會衛(wèi)生和健康預防等話題。1907年，在學習了一年的心理學之后，她進入了布宜諾斯艾利斯大學醫(yī)學院，當時社會普遍拒絕承認女性在讀大學學位。艾麗西婭·莫洛（Alicia Moreau）屬于這六名女性的組合，她們最初是在阿根廷學習醫(yī)學的。當她在克利尼卡斯醫(yī)院工作時，她開始確認社會主義者的身份，她在布宜諾斯艾利斯市的埃斯梅拉達大街上開設了婦科診所，在那里免費照顧低收入婦女和妓女。

此外，她冒險參加所謂的“房客罷工”，抗議由修道院（一種城市房屋，也稱為租賃）征收的高租金，并支持“掃帚行軍”，即一群家庭主婦的抗議。她的目標是在城市貧困地區(qū)捍衛(wèi)自己的權利。

我一直認為，這個國家應該有所不同。有一天，我們所有人團結一致，命運將會改變。我記得當我們帶著紅旗到達時，在這個城市的工人階級社區(qū)，人們聚集在一起，事業(yè)正在完成。當社會黨是生活的美好部分時，當我們的女人第一次聚在一起，開始爭斗時……

在1906年至1914年之間，除了組織了第一屆國際婦女代表大會并發(fā)起了為移民建立學校的運動外，她還在恩里克·德爾·瓦萊·伊貝盧西亞（Enrique del Valle Iberlucea）執(zhí)導的《國際社會主義者》雜志上寫了幾篇有關教育和政治的文章。其中一些文章的標題為“新學校，公社和教育，國際兒童理性教育聯(lián)盟，學校國際主義和人民大學”。當時，她以“新學校”為題發(fā)表了自己的論文，其中她對阿根廷的公共教育產生了深深的質疑，認為父母，教會和國家本身就是灌輸?shù)墓ぞ?，不應將其信念強加于兒童?/p>

1910年，她與Berta W. de Gerchunoff及其父親Armand Moreau一起創(chuàng)立了Ateneo Popular，以促進中學和大學教育的擴展，從而成為該市最活躍的大眾教育中心之一。同時，她還負責《國際社會主義》雜志的出版，該雜志的名稱為《新人類》，她在其中撰寫了支持婦女權利的文章；在她的眾多文章中，談論的話題有女權主義和知識分子，國際婦女代表大會，家庭的形成方式和社會進化中的女權主義。同年組織了第一屆國際婦女大會，著名代表包括羅莎·盧森堡，克拉拉·蔡特金等人。

1914年，她獲得了名譽大學文憑和一篇名為“卵巢的內分泌功能”的論文，成為拉丁美洲最早從事女性疾病研究的醫(yī)生之一。同時，她出版了《進化與教育》一書，并開始在拉普拉塔國立大學擔任生理學教授。

1919年，《新人類》經(jīng)過十多年的活動后停止出版，但與此同時，《我們的事業(yè)》出現(xiàn)了，莫洛創(chuàng)辦的月刊致力于贊揚婦女在文化，藝術，社會問題等各個領域的行動和貢獻。另一方面，在華盛頓特區(qū)舉行的國際工人大會上，她被阿根廷女權組織指定為阿根廷婦女代表。在同一趟旅行中，她還以阿根廷代表的身份參加了國際醫(yī)學大會，在那里她以對賣淫的批評和對男女獨特道德的辯護而著稱。上次大會的結果是，成立了國際醫(yī)學婦女協(xié)會，并從中選舉產生了其執(zhí)行委員會。

1920年，她是全國女權主義聯(lián)盟（UFN）的創(chuàng)始人之一，目的是統(tǒng)一當時存在的各種女權主義組織，例如婦女社會主義中心，婦女社會主義協(xié)會和全國婦女理事會等。UFN的政治行動對于支持制定許多承認婦女權利和保護婦女工作的重要法律，以及捍衛(wèi)單身母親起著決定性作用。該組織每月出版32期雜志《Nuestra Causa》，傳播其思想并開始在選舉期間組織動員婦女積極活動，以及針對婦女的大規(guī)模請愿活動。該組織除其他婦女外，由當選主席的莫羅領導；其他領袖還包括：朱莉婭·加西亞，安吉拉·科斯塔，伊莉莎·巴霍芬，孔蘇埃洛·G·加西亞，克洛蒂爾德·羅西等。詩人阿方西納·斯托尼（Alfonsina Storni）的作品包括女權主義散文，曾參與該組織的活動。然后，UFN與由Elvira Rawson de Dellepiane主持的婦女權利委員會建立了聯(lián)盟，積極要求承認婦女的投票權，支持促進朱莉·塔蘭特里全國代表候選人的全國女權主義政黨。保守派新聞界開始使用“紅色女士”一詞來指代擁有投票權的婦女。在1920年至1921 年之間，莫洛設法收集了7,000個簽名，以捍衛(wèi)婦女的公民解放法案，在美國以國際勞工和醫(yī)生大會阿根廷代表的身份在美國度過了兩個月的時間，并進行了女性投票模擬。

1921年，盡管被定義為革命和非改革派之一，她仍決定加入社會黨。第二年，她嫁給了黨的創(chuàng)始人和“ El Hogar Obrero”合作社的創(chuàng)始人Juan B. Justo，并與他育有三個孩子：Alicia Marta，Juan Roberto和Luis Justo。Justo是阿根廷社會主義最偉大的代表人物之一，于1928年1月8日因心臟暈厥意外去世。

在那幾十年中，莫洛得以加入社會黨執(zhí)行委員會，成立了社會衛(wèi)生婦女委員會來打擊白人奴隸貿易和賣淫合法化，并成為第一位擔任政治職務的阿根廷婦女。從擔任PS的執(zhí)行委員一職以來，她成功地組織了每個社會主義中心的婦女團體，以促使婦女進行政治活動。一些團體為兒童建立了中心，以增加婦女的政治活動。

1925年，女權主義者通過頒布第11 317號法律（該法律規(guī)范了女性和童工），并確定女性每天不能工作超過八個小時，每周工作不能超過48小時，從而獲得了議會的首場勝利。還規(guī)定禁止夜班、不健康的工作，禁止12歲以下兒童的工作和禁止解雇孕婦，并納入了母乳喂養(yǎng)許可證和公司設立日托中心的義務。1926年，通過了《公民權利法》，確立了男女權利之間的平等關系。她與丈夫一起于1927年成立了人民之家（Casa del Pueblo），這是全國專門從事工人教育的藏書量最大的圖書館之一。

IF路線：玫瑰宮爭端

1932年，她起草了由社會主義議員馬里奧·布拉沃（Mario Bravo）提出的婦女選舉權法案。她得到了眾議員的批準，部分原因是動員了婦女且政府受到了女權組織的壓力。但是，該法案被參議員否決，在那里，保守派人士占多數(shù)。

在1930年至1940年的十年中，她在內戰(zhàn)期間積極參加了阿根廷團結運動，打擊曼努埃爾·卡萊斯領導的國家民粹主義政府，對外則支持CNT-FAI。1936年，泛美外交部長會議在布宜諾斯艾利斯舉行時，作為一種對抗，她并行地在奧古斯都劇院組織了全美和平會議，來自非洲大陸的代表參加了會議。自1943年庇隆主義的興起以及胡安·多明戈·庇隆的前兩個政府以來，莫洛通過批評政府的不民主和專制政體，占據(jù)了明顯的反對立場。盡管如此，庇隆政府在那幾年通過了社會主義人士在眾議院和參議院提出的許多法律，其中女性投票法最為突出。

1947年9月23日，在CGT總部前的一次行動中，庇隆簽署了總統(tǒng)令，賦予了13010號法律以體制上的價值，該法律賦予了全國婦女投票權。總統(tǒng)夫人伊娃·杜阿爾特·德·庇?。‥va Duarte dePerón）自豪地接受了總統(tǒng)令，自1946年司法公正上臺以來，總統(tǒng)一直倡導對該法規(guī)的制裁，因為薩恩斯·佩尼亞（Sáenz Pe?a）法令自1916年生效以來一直在選舉中起著普遍性和強制性的作用，專門針對男性和女性。在那之前最后一次制裁的嘗試發(fā)生在1932年，當時社會主義者馬里奧·布拉沃（Mario Bravo）將這個項目帶到了眾議院，由于1930年的軍政府政變，兩年后由于同樣也是社會主義者阿爾弗雷多·帕拉西奧斯（Alfredo Palacios），該項目得以恢復。婦女的投票權不僅是像莫洛這樣的女權主義者而且是像維多利亞·奧坎波這樣的名人所主張的中心。莫洛認為成就是“一種政治手段，而不是一種社會征服”。

1949年，頒布了一部新的國家憲法，確立了男女的完全平等，并對父母的權力分擔責任。莫洛盡管反對庇隆，但堅決支持這種行動，這有助于她奮斗四十年的目標。社會主義領袖塞西莉亞·萊里奇（Cecilia Lérici）指出，莫洛在聽到這一消息后便脫口而出：“好，即使它來自秘魯政府?！?盡管她確實將總統(tǒng)夫人描述為“一個從不擔心女性投票問題的叛逆女人”，但她從未對伊娃·庇隆（Eva Perón）持有貶低態(tài)度。

1951年，阿根廷婦女首次能夠投票并當選國家職位時，莫洛與其他人一起被選入社會主義代表候選人名單，但她在政治禁令的框架內出乎意料地被拘留。該黨其他領導人，例如帕拉西奧斯或康斯坦察，也因涉嫌蔑視庇隆總統(tǒng)罪而被捕。1953年4月15日，庇隆主義抗議者為響應馬約爾廣場的襲擊，燒毀了當?shù)卣姆磳ε山ㄖ?，其中包括由胡斯托夫婦創(chuàng)建的Casa del Pueblo，被明確的警察同謀完全摧毀。

在Pedro Eugenio Aramburu領導的軍事政變推翻了庇隆之后，社會黨內部分為兩組，一組由Américo Ghioldi領導，后者支持軍政府并強烈鎮(zhèn)壓庇隆主義，另一組由Alfredo Palacios領導，艾麗西亞·莫洛·德·胡斯托（Alicia Moreau de Justo）希望與民主的庇隆主義建立良好的關系。當時，她堅持認為，庇護主義者和反庇護主義者應該團結起來，以經(jīng)濟不平等為基礎改造社會。除了尼古拉斯·雷佩托，埃默里科·格希奧迪和拉蒙·穆尼斯，艾麗西亞·莫洛是在國家咨詢委員會的成員，社會黨的四名代表之一。事實上，軍政府其目的是要打好統(tǒng)治該國的選舉和憲法基礎，其中包括庇隆主義的禁令。埃默里科·格希奧迪的黨的領導集體拒絕示威者為他們的不加批判的堅持后，于1956年辭職，導致莫羅接替他的位置，并導致此后先鋒報，領先的社會主義報紙成為主要斗爭陣地，當時發(fā)行量為90,000份。莫洛給黨報提供了軍政府的重要內容，該黨的其他部門對民粹主義者提出了嚴厲的質疑，指控政府進行了犯罪操縱。

1958年，兩組之間的分歧如此之大，以至于在第44屆國會上造成了社會黨的破裂，從中產生了兩個分支：阿根廷社會黨和民主社會黨（分別由Ghioldi和Repetto組成）。莫洛與Alfredo Palacios，José Luis Romero和Carlos Sánchez Viamonte一起加入了PSA。她繼續(xù)擔任先鋒報（La Vanguardia）的負責人，直到1960年，在那里她促進了對土地改革的迫切需要（這是造成落后和苦難的根本原因），并支持古巴革命。由于PSA內部的反對，她決定辭去報紙管理職務。

1965年阿爾弗雷多·帕拉西奧斯（Alfredo Palacios）逝世后，莫洛擔任了阿根廷社會黨的總書記。1974年，它支持“八黨集團”，該協(xié)會代表不同的反對派政黨組成的聯(lián)盟，那是由于瑪麗亞·埃斯特拉·馬丁內斯·德·庇?。∕aría Estela Martínez de Perón）和其社會福利部長何塞·洛佩茲·雷加的政策。據(jù)莫洛說，馬丁內斯·德·庇隆等人是由“上司”庇隆選出來的，而這與通過女性解放來掌權大相徑庭。

IF路線：最后的黑暗

1975年，莫洛成為常設人權大會（APDH）的創(chuàng)始人，其中包括大量宗教人士，著名人物包括主教Jaime de Nevares，拉比馬歇爾·邁爾，主教Carlos Gatinoni，勞爾·阿方森（Raúl Alfonsín），奧斯卡· 阿倫德（Oscar Alende），蘇珊娜·佩雷斯·加勒特（Susana Pérez Gallart），阿道夫·佩雷斯·埃斯基奎（Adolfo Pérez Esquivel）和阿爾弗雷多·布拉沃（Alfredo Bravo）。APDH 在1976年至1983年的軍事獨裁統(tǒng)治期間，在抵抗國家恐怖主義方面發(fā)揮了重要作用。在那些年里，她陪伴著梅奧廣場的母親，她被視為“勇敢”婦女的榜樣，他們在總統(tǒng)府前的著名抗議中有56名婦女，并向軍政府和法官提出了自由的要求。為了表示感謝，在她99歲生日時，她被送上了一條白色手帕，象征著梅奧廣場的母親和祖母。

民主，正如很久以前所定義的那樣，是人民執(zhí)政的人民政府，對人民而言，也就是說，人民不是向他人賦予他們做自己想要的法律所必需的工具。

另一個相關方面是她與天主教的關系。20世紀初，她與教會某些部門的聯(lián)系是固定的。莫洛和Enrique Iberlucea認為神職人員是造成民眾無知的主要負責人，并批評了Episcopate對庇隆的支持。1945年，圣地亞哥·路易斯·科佩洛樞機主教和該國其他主教簽署的牧人信表明，沒有天主教徒可以投票選舉支持以下原則的政黨，如教會與國家的分離，學校世俗主義，合法離婚（于1986年被禁止）。巴拉那州的樞機主教澤諾比奧·吉蘭（Zenobio L. Guilland）在1946年表示：“天主教徒不能投票贊成被教會譴責的共產主義社會黨。” 然而，從1978年開始，莫洛同情地觀看了安東尼奧·薩莫雷樞機的努力，他的活躍限制了阿根廷與智利在比格海峽的領土問題上的對抗。有一次，有人問莫洛，哪位神是真實的，莫洛回答道：“問教宗，因為我不相信神。” 當她去世時，她確信“我將走向塵世：我不相信天堂或地獄。”

在1982年的阿根廷-巴塔哥尼亞戰(zhàn)爭后，軍政府倒臺，社會主義者建立了新的聯(lián)合政府。

由于她的社會工作，1984年，她被阿根廷國家眾議院評選為“年度女性” ，而布宜諾斯艾利斯大學則授予“世紀醫(yī)學”稱號。1985年，被宣布為社會主義者婦女的第一次會議的名譽主席和指定布宜諾斯艾利斯杰出公民。

好吧，每個人都希望自己比其他人更有能力，找到使自己能夠發(fā)展這種能力的環(huán)境，但是環(huán)境取決于外界，而不是您；然后您可以能或不能，但我已經(jīng)做了我能做的。

1985年，她紀念百年誕辰，并在Unione e Benevolenza致敬，阿根廷的整個政治和社會活動都關注了該活動，在此期間，她作了最后一次公開演講，特別是針對年輕人和婦女的演講。

1985年12月，她的健康狀況惡化后，她的孩子們將她轉移到法蘭西公社慈善組織在當?shù)氐尼t(yī)院。1986年5月，她出現(xiàn)了偏癱，并被送入療養(yǎng)院。幾天后，她的健康狀況再次惡化了，她于1986年5月12日逝世，享年100歲。阿根廷政府出席了葬禮，將她安葬在公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