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易吉·達拉皮科拉（Luigi Dallapiccola，1904年2月3日－1975年2月19日）是一位意大利作曲家，以其抒情的十二音作品而聞名。

達拉皮科拉出生于伊斯特拉半島（當時屬于奧匈帝國的一部分，現(xiàn)克羅地亞帕津），父母是意大利人?。

與許多出生在高度音樂環(huán)境中的作曲家不同，他早期的音樂生涯充其量是不規(guī)則的。關(guān)于他的出生地伊斯特拉（當時屬于奧匈帝國的一部分）的政治爭端導致了不穩(wěn)定和頻繁的搬遷。他的父親是一所意大利語學校的校長，該學校是該市唯一一所學校，該學校在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開始時被關(guān)閉。這個被認為具有政治顛覆性的家庭被關(guān)押在奧地利格拉茨，在那里，這位嶄露頭角的作曲家甚至沒有機會接觸到鋼琴，盡管他確實參加了當?shù)馗鑴≡旱难莩觯@堅定了他追求作曲作為職業(yè)的愿望。戰(zhàn)后回到家鄉(xiāng)皮西諾后，他經(jīng)常旅行。

達拉皮科拉于 20 年代在佛羅倫薩音樂學院（現(xiàn)稱為路易吉·凱魯比尼音樂學院）獲得鋼琴學位。他還跟隨維托·弗拉齊學習作曲。1931年，他成為音樂學院教授；[1]直到 1967 年退休之前，他一直在那里教授鋼琴作為輔助樂器，并接替了他的老師埃內(nèi)斯托·康索洛 (?Ernesto Consolo)，因為后者因病無法繼續(xù)教學。達拉皮科拉的學生包括亞伯拉罕·扎爾曼·沃克、盧西亞諾·貝里奧、伯納德·蘭德斯、唐納德·馬蒂諾、哈利姆·埃爾-達巴、朱莉婭·佩里、埃內(nèi)斯托·魯賓·德·塞爾文、阿琳·扎爾曼、羅蘭·特羅根、諾埃爾·達·科斯塔和雷蒙德·威爾丁-懷特。

達拉皮科拉在貝尼托·墨索里尼法西斯政權(quán)（1922 年 10 月至 1943 年 7 月期間統(tǒng)治意大利）的早期經(jīng)歷影響了他余生的觀點和作品。他曾經(jīng)相信宣傳而支持墨索里尼，直到1930年代他才開始熱衷于自己的政治觀點，抗議阿比西尼亞戰(zhàn)役和意大利卷入西班牙內(nèi)戰(zhàn)。墨索里尼對阿道夫·希特勒的種族觀點的同情，威脅到了達拉皮科拉的猶太妻子勞拉·盧扎托，這只會讓他的立場變得更強硬。普里吉奧尼亞之歌和普里吉尼埃羅是這種熱情關(guān)懷的反映；前者是他第一部真正的抗議作品。[1]

二戰(zhàn)期間，他處于反對納粹的危險境地；盡管他試圖像往常一樣繼續(xù)他的職業(yè)生涯，并且在有限的程度上做到了。有兩次他被迫躲藏了幾個月。達拉皮科拉繼續(xù)以獨奏家的身份進行巡演——但僅限于未被納粹占領(lǐng)的國家。[1]

盡管他的作品直到戰(zhàn)后才進入公眾視野（他的歌劇《Il prigioniero》使他名聲大噪），但從那時起，他的生活變得相對平靜。他經(jīng)常前往美國，包括 1951 年和 1952 年夏天在坦格爾伍德露面，以及從 1956 年開始在紐約皇后學院教授作曲課程的幾個學期。他是整個西歐和世界各地廣受歡迎的講師。美洲。達拉皮科拉 1968 年的歌劇《尤利西斯》（Ulisse）成為他職業(yè)生涯的頂峰，此后他的創(chuàng)作作品寥寥無幾。他的晚年主要花在寫散文上，而不是音樂上。

1972年之后，由于健康狀況不佳，他再也沒有完成任何作品，并于1975年因肺水腫在佛羅倫薩去世。然而，這一時期的作品草圖和片段很少，包括他去世前幾個小時未完成的聲樂作品。

理查德·瓦格納的音樂激發(fā)了達拉皮科拉開始認真作曲，克勞德·德彪西的音樂則讓他停下來：在流亡到奧地利時聽到《漂泊的霍蘭德》，讓這位年輕人相信作曲是他的使命，但在第一次聽到德彪西之后1921 年，17 歲的他停止作曲三年，以便讓這一重要影響有時間深入人心。費魯吉奧·布索尼 (Ferruccio Busoni)的新古典主義作品在他后來的作品中占有重要地位，但對他影響最大的是第二世紀的思想。他在 20 世紀 30 年代遇到了維也納學派，特別是阿爾班·伯格 (Alban Berg)和安東·韋伯恩 (Anton Webern)。達拉皮科拉 1920 年代（他堅持法西斯主義的時期）的作品已被撤回，并指示它們永遠不會被表演，盡管它們?nèi)匀惶幱谑芸氐难芯糠秶鷥?nèi)。

他的作品廣泛使用了他的偶像所發(fā)展和擁護的序列主義；事實上，他是第一個用這種方法寫作的意大利人，也是這種方法在意大利的主要支持者，他發(fā)展了序列主義技巧，以實現(xiàn)更加抒情、音調(diào)的風格。在整個 20 世紀 30 年代，他的風格從帶有爆發(fā)性半音階的全音階風格發(fā)展到有意識的序列主義觀點。他從使用十二音行作為旋律材料，轉(zhuǎn)變?yōu)橥耆B續(xù)地構(gòu)建他的作品。隨著序列主義的采用，他從未失去對旋律線的感覺，許多第二維也納學派的批評者聲稱現(xiàn)代十二音軌中缺乏這種感覺。音樂。他對墨索里尼政權(quán)的幻滅導致了他風格的改變：阿比西尼亞戰(zhàn)役之后，他聲稱自己的寫作不再像以前那樣輕松、無憂無慮。雖然后來也有例外，特別是穆里爾·庫夫勒（Muriel Couvreux）的短笛協(xié)奏曲，但大部分情況都是如此。

Liriche Greche（1942-45），為樂器獨唱而作，將是他第一部完全以這種十二音風格創(chuàng)作的作品，與他最后一部原創(chuàng)的純?nèi)綦A作品芭蕾舞劇《Marsia》（1943）同時創(chuàng)作。接下來的十年顯示了他的技術(shù)的完善和韋伯恩作品的影響力與日俱增。此后，從 20 世紀 50 年代開始，他的作品呈現(xiàn)出精致、沉思的風格，這與他年輕時更為原始和熱情的作品形成鮮明對比。他的大部分作品都是獨唱和器樂伴奏的歌曲。他對樂器的接觸以其印象派而聞名感性和柔軟的質(zhì)感，木管樂器和弦樂（特別是中音樂器，如單簧管和中提琴）的持續(xù)音符很重。

合唱團和合奏團的充滿政治色彩的《Canti di prigionia》是關(guān)于監(jiān)禁和不公正的高度個人化主題的松散三聯(lián)曲的開始；獨幕歌劇《優(yōu)先》和清唱劇《解放之歌》完成了三部曲。其中，Il prigioniero（1944-48）已成為達拉皮科拉最著名的作品。它講述了一名政治犯的令人毛骨悚然的故事，他的獄卒以一種明顯的兄弟情誼的姿態(tài)允許他逃出牢房。然而，在他獲得自由的那一刻，他發(fā)現(xiàn)自己成了一個殘酷惡作劇的受害者，他徑直沖進了大審判官的懷里，大審判官微笑著把他帶到了火刑柱上，他將被活活燒死。這部歌劇的悲觀前景反映了達拉皮科拉對法西斯主義的徹底幻滅（墨索里尼剛上臺時他天真地支持法西斯主義），其中的音樂既優(yōu)美又令人極度不安。

他的最后一部歌劇《尤利西斯》以及《奧德賽》之后的自己的劇本是他一生作品的巔峰之作。它的創(chuàng)作歷時八年，包含并發(fā)展了他早期作品的主題，是他最后的大型作品。

約翰·塞巴斯蒂安·巴赫以意大利同時代的維瓦爾第、托雷利、亞歷山德羅·馬塞洛和貝內(nèi)代托·馬塞洛為基礎(chǔ)創(chuàng)作了他的16首協(xié)奏曲 BWV 972-987，在兩個多世紀后，意大利音樂界的領(lǐng)軍人物也向他致敬。

1952 年，意大利十二音符序列主義的主要支持者路易吉·達拉皮科拉 (Luigi Dallapiccola) 創(chuàng)作了《Quaderno Musice di Annalibera》（《安娜利貝拉的音樂筆記本》），這是一套包含十一首微型鋼琴獨奏曲的合集，獻給他的女兒安娜利貝拉八歲生日。 雖然它的扉頁立即讓人想起巴洛克大師巴赫送給第二任妻子的禮物《安娜·瑪格達萊娜·巴赫的筆記》，但這一十二音作品并沒有立即喚起作曲家的家庭情感。 這是達拉皮科拉最不妥協(xié)的十二音技術(shù)的音樂代表。 同樣，它也明確向巴赫致敬：第一樂章“Simbolo”（“符號”）以巴赫音樂密碼的陳述開始——音符 B-A-C-H（德語記譜法 B 降-A-C-B 自然）——在一個振蕩的斷奏低音線。 這個主題在整個令人難忘的樂章中反復出現(xiàn)。

隨后的樂章在超表現(xiàn)主義的小插曲之間交替——棘手的“Accenti”； 寬闊的“Fregi”（“Friezes”），標記為 dolcissimo，ma intenso——以及對位獨創(chuàng)性的短暫展示，其名字讓人想起巴赫的《Die Kunst der Fuge》：“Contrapunctus primus”、“Contrapunctus secondary”、“Contrapunctus tertius”（ 最后一個是 canon cancrizans，其中主旋律由第二個相反的聲音占據(jù)）。

粗略地聽一下，《安娜利貝拉的音樂日記》在性格上顯得嚴肅，但花在書頁上的時間卻揭示了其男子氣概外表下的抒情和溫柔。 此外，與巴赫的音樂一樣，四重奏音樂劇的優(yōu)點是將嚴謹?shù)募夹g(shù)與富有表現(xiàn)力的深度相結(jié)合。 在這方面，達拉皮科拉創(chuàng)作了一部既尊重他的藝術(shù)血統(tǒng)又深愛他自己的后代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