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傅斯年的《夷夏東西說》將上古華夏世界分為東、西兩個集團，以夏為西方集團，主要活動于河南、山西、陜西地區(qū)，這一學(xué)說對古史重建和夏商考古的影響有目共睹，由于豫西、晉南、陜北等地多處大型龍山文化聚落遺址的發(fā)現(xiàn)，夏居西方幾成學(xué)界共識。夏居西方說的一個重要根據(jù)，是《左傳》叔虞封于夏墟的記載，周成王滅唐，封晉祖叔虞于夏墟，因晉居河?xùn)|，故可推定叔虞所封的夏墟必在河?xùn)|，漢魏以來，學(xué)者皆承此說。實際上，這一推定并不成立。詳考古書所載周成王時期封國格局、唐杜氏及其后裔晉國范氏的世系、遷徙和祭祀傳統(tǒng)，可知周成王滅以封叔虞的唐國，不在河?xùn)|，而在魯西。叔虞始封的夏墟，實在魯西河、濟之間，其子燮始遷于河?xùn)|。既然夏墟在魯西而不在河?xùn)|，則“夷夏東西說”以及基于這一學(xué)說的夏墟考古和古史重建，都有重新審視的必要。

作? 者?|?劉宗迪，北京語言大學(xué)人文學(xué)院教授
原? 載?|《文史哲》2020年第6期，第51-72頁
原? 題?| 三星在天：夏墟地理與傳說考辨

夏為古史傳說中開啟華夏世襲王朝歷史的第一個朝代，古人論華夏道統(tǒng)，往往“三代”并稱，而夏居其首。夏的歷史，關(guān)乎華夏歷史的起點，因此，夏墟所在，一直是現(xiàn)代古史學(xué)、考古學(xué)揮之不去的熱點話題。

據(jù)古書記載，山西河、汾之間為“夏墟”，而豫西伊、洛之間則為“有夏之居”，故自來考夏地者，最關(guān)切兩處地方，一為晉南，一為豫西。豫西“有夏之居”一說，出自《逸周書·度邑解》，牽扯伊、洛地名的變遷和牧野之戰(zhàn)的地理，頭緒紛繁，請俟另文詳論。河?xùn)|“夏墟”之說，本自《左傳》晉祖叔虞封于夏墟的記載，而為漢晉間學(xué)者所祖述，至今猶為考古史者引為典據(jù)，深信不疑。然而，詳考此說源流，其中實隱藏一巨大的誤解，而前人俱未留意。

夏墟所在，關(guān)乎古史重建的地理基礎(chǔ)和華夏歷史的空間起點，不得不為之詳辨，故筆者不揣淺陋，略布管見，以就正于學(xué)界同道。

一、河?xùn)|夏墟

堯、舜、禹都于河?xùn)|之說，本自《左傳》，正因此故，自古迄今，言古史者對于堯、舜、禹皆都河?xùn)|，大都深信不疑。在傅斯年“夷夏東西說”的宏論發(fā)表之前，早在1926年，中國第一代考古學(xué)家李濟及其同仁，就已經(jīng)根據(jù)古書中關(guān)于河?xùn)|夏墟的記載，到晉南一帶進行“夏墟”調(diào)查和考古，1949年后的山西考古也長期以夏墟考古為重要宗旨。著名的山西襄汾縣陶寺龍山文化遺址，正是在尋找夏墟的考古活動中發(fā)現(xiàn)的。由于夏墟已經(jīng)被河南偃師二里頭遺址占了先機，且在考古年代學(xué)上，陶寺遺址早于二里頭遺址，既然自古相承有堯都平陽之說，而陶寺遺址正在古平陽附近，因此就被順理成章地指定為堯都。

叔虞封于夏墟，夏墟在河?xùn)|，其說出自《左傳》，漢晉學(xué)者祖述而不疑，又有考古遺址為之見證，可謂證據(jù)確鑿如板上釘釘，難道還有什么值得討論的余地嗎？

然而，正如王國維、楊向奎、沈長云等主張夏為東方民族的學(xué)者所指出，不僅古書所言上古帝王之都均在東方河、濟之間，而且古書所見夏人的同姓和夏人所交涉諸族，以及有夏一代史跡所涉地理，幾乎全在東方，尤其是大禹治水的傳說，更只能發(fā)生于常遭水患的黃河下游，凡此種種，若以夏為西方民族，則終無法說通。至于河?xùn)|地區(qū)，則除《左傳》定公四年“夏墟”及昭公元年“大夏”兩條記載外，先秦古書中罕見這一地區(qū)有與夏有關(guān)的記載，夏墟若果在河?xùn)|，則古書所見河?xùn)|的夏代史跡不當(dāng)如此寥落。另一方面，若主張夏在東方，河?xùn)|夏墟又該如何處置？王國維、楊向奎為自圓其說，以河?xùn)|夏墟為夏人因遭洪水暫時西遷而留下的遺跡，憑空立論，并無史料支持，終難讓人信服。

前人相信夏墟在河?xùn)|，是因為《左傳》說唐叔封于夏墟，而唐叔為晉國之祖，既然晉國在河?xùn)|，故夏墟必在河?xùn)|，司馬遷《晉世家》、班固《地理志》、服虔注《左傳》、鄭玄箋《唐風(fēng)》以及后來的地理書如《括地志》《元和郡縣志》等言堯都、夏墟所在和唐叔之封，無非是據(jù)晉國封域而推求。

前人一味在河?xùn)|晉國封域?qū)で筇剖逅夂拖男?，他們都理所?dāng)然地相信叔虞所封的唐國即后來的晉國所在。他們都忽視了一個可能性，即唐叔所封與后來晉國所封，可能根本就不是一個地方，唐叔封地可能根本就不在河?xùn)|。

那么，叔虞所封之“唐”，究在何地？

二、叔虞封唐

綜觀《春秋》《左傳》所記諸“唐”地，無一在晉境者。唐為晉祖之初封，必為晉人宗廟所在，若其地在晉都附近，以《左傳》記晉事之詳，不當(dāng)對近在咫尺的故國舊都一字不提?？梢?，唐叔虞所封之唐，很可能不在晉境，而當(dāng)求諸晉境之外。

《春秋》《左傳》所記四“唐”中，成周、楚地、齊境之唐，都不可能是唐叔初封之唐：成周之唐既在王城附近，顯然不可能是叔虞封地；楚地之唐為國名，春秋早期其國猶存，顯然不會是成王所滅之唐；至于齊國之唐，《左傳》僖公四年載管仲之言曰：“昔召康公……賜我先君履，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則黃河以東，皆屬齊封，必非唐叔之封所在。然則成王所滅以封叔虞之唐國，很可能為魯西之唐。

成王所滅之唐國當(dāng)即魯西的唐邑所在，此可由數(shù)見史書記載的“唐杜氏”的歷史得以證明。

唐杜氏為位于宗周京畿附近的一個附庸小國，為成王所滅唐國的遺民所徙居。

范宣子稱唐杜氏“在商為豕韋氏”，《國語·鄭語》載史伯之言，以大彭、豕韋并為商伯，并稱彭祖、豕韋皆為彭姓，可見豕韋氏舊墟必與彭國相近，而大彭舊墟在今徐州，其地正與魯國相接。唐杜氏既為豕韋氏之后，則其故土必去魯?shù)夭贿h。

綜合《左傳》關(guān)于唐杜氏和范氏源流的記載，可見范氏確為源遠流長的古國舊族，范宣子以“不朽”標(biāo)榜其族，可謂名副其實。范氏為唐國之后，據(jù)范氏一族的世系源流和遷居之地，又足以證明范氏祖居魯?shù)兀數(shù)卦刑茋?。?jù)此可以為唐國一族在西周至春秋的變遷勾畫出一條清晰的線索：唐國原為東方古國，春秋時位于曲阜以西今魚臺縣的唐邑當(dāng)即其古墟所在；周成王時，周公東征商奄，唐國亦同時被滅，周遷其遺民至宗周附近的杜邑，是為唐杜氏；周成王將魯?shù)氐奶茋实胤饨o叔虞，稱為唐叔，是為周初的唐國；周康王時，東土初平，唐叔虞之子移封于晉，是為晉侯；周宣王殺唐杜氏之君杜伯，杜伯之子隰叔逃往晉國，四世至于士會，魯宣公十六年，士會率師伐滅占據(jù)衛(wèi)土的赤狄，晉封士會于衛(wèi)土范邑，以繼唐國之后，故稱范氏，而晉人則稱其地為魯縣。唐國，這一東方古國的香火，竟借去而復(fù)歸的范氏一脈而得以延續(xù)。

三、三星在天

《史記·封禪書》關(guān)于唐杜氏的記載還說明，這一由魯?shù)剡w于關(guān)中杜邑的唐國，與《左傳》所載成王滅以封叔虞的唐國，有著相同的宗教傳統(tǒng)，兩者皆主參星之祀。

《史記·封禪書》記述秦始皇整頓祀典，謂“于杜亳有三杜主之祠、壽星祠”，《索隱》云：“壽星，蓋南極老人星也，見則天下理安，故祠之以祈福壽?！眽坌且幻先诵牵次鞣叫菆D中的船底座α星(Canopus α)。老人星非常明亮，為全天恒星中僅次于天狼星的第二大亮星(視星等-0.72)，不過，老人星盡管明亮，但赤緯甚低(當(dāng)前赤緯為-52°41′44″)，位置非常偏南，因此在北方中原地區(qū)很難見到，一年之中只有有限的幾天能看到它低低地升起于正南方的地平線上。正因為老人星只能見于正南方，而不可能在其他方位出現(xiàn)，故古人據(jù)其出現(xiàn)的方位以定南極，從而名之為“南極老人星”。后世稱壽星神為南極仙翁，即源于此。

老人星緯度極低，因此在北方中原地區(qū)，可觀察到老人星的時間甚短，一年之中，只有在春分前后的黃昏和秋分前后的拂曉，老人星才從南方地平線上低低地升起，升起不久即墜入地平線下不復(fù)可見。老人星不容易觀察，但與老人星相鄰的參宿卻十分醒目，故古人很自然會借助參星以觀察老人星。當(dāng)參宿升上南中天時，老人星必然會隨之升上地平線，因此，每當(dāng)春昏或秋曉，只要看到參宿到了正南方，就很容易在參宿下方(南方)的地平線附近捕捉到老人星的身影，《夏小正》所謂“正月，鞠則見，初昏參中”，說的就是老人星和參星同見南方的現(xiàn)象。既然參星與老人星形影不離，以參星在古人觀象授時和宗教神話中的重要地位，唐杜氏既祠老人星，必不會置參星于不顧，《史記·封禪書》云“于杜亳有三杜主之祠、壽星祠”，“三杜主”一說頗為費解，前人對此均無解說，區(qū)區(qū)杜邑一地，何以竟至于有三處杜主祀？“三”“參”音義俱同，參星共有三星，頗疑此處的“三”字即指參星，《封禪書》此句當(dāng)斷為“于杜亳，有三、杜主之祠、壽星祠”。

《夏小正》和《大荒經(jīng)》關(guān)于鞠星的記載表明，華夏先民觀察和祭祀老人星的歷史十分久遠。神祠歷年愈久，民愈虔信，其神愈靈，故古人雖滅人之國，卻不廢其祀，秦人祀壽星于杜縣，表明杜縣壽星祠必有久遠的歷史，必為唐杜氏世代所守之神祠。唐杜氏世代祠祀而不輟的壽星之神，必為唐國遺民被迫西遷時從東方故土攜來。子產(chǎn)稱唐人“服事夏、商”，則唐當(dāng)為一個由夏入商的古老方國，至周公東征時始為周所滅，唐人對參星和老人星的祭祀亦必定經(jīng)歷夏商，源遠流長。

唐杜氏與老人星、參星之祀的淵源，證明唐杜氏與子產(chǎn)所講傳說中“主參”的唐國有著相同的宗教傳統(tǒng)，叔虞所封的唐或“參虛”即唐杜氏在魯?shù)氐墓市?，老人星、參星崇拜?dāng)是唐這個東方古國世代相傳的古老風(fēng)俗，這再一次讓我們回到了子產(chǎn)講述的“參商不相見”的故事。

四、魯西大夏

子產(chǎn)為晉侯講述唐人主參、居于大夏的掌故，旨在說明晉國初祖叔虞封唐、稱唐叔的來歷，前人均據(jù)此認為大夏在河?xùn)|，并因而斷定夏墟在河?xùn)|。實際上，這個故事恰恰證明，晉祖唐叔所封的唐國、唐國所因的大夏，不可能去商丘太遠，因此不可能在晉地，而只能在東方。在天文學(xué)內(nèi)涵之外，這一傳說的還蘊含了明確的地理學(xué)訊息。

傳說故事最初唯憑口耳相傳，大多與本鄉(xiāng)本土的地理、風(fēng)俗、地名等有關(guān)，因此，傳說中的地理知識所能涵蓋的空間廣度大都是十分有限的，不會超出本鄉(xiāng)本土及其周邊地區(qū)，這也就意味著，出現(xiàn)在同一個傳說中的地名，必定相去不遠。子產(chǎn)講述的故事中，提到“商丘”和“大夏”兩個地名，大夏與商丘肯定不會相距太遠，也就是說，大夏之所在，只能求之于商丘附近、魯豫之間，而不當(dāng)求諸千里之外的山西。

子產(chǎn)稱“遷實沈于大夏，主參，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祝佗稱叔虞“封于夏虛”，兩說相關(guān)而有別。唐人“服事夏、商”，說明唐是一個歷經(jīng)夏、商一直存在的古國，它與夏王朝并存，則其所因的大夏，不可能是夏墟，至周初叔虞封唐之時，則夏亡已久，由于唐人原本與夏人毗鄰而居，且系夏之屬國，故周人徑稱其地為“夏虛”。是知“夏虛”與“大夏”，其地雖同，其義則別，“大夏”蓋為地域之稱，“夏虛”則為都邑之名，夏王朝之稱“夏”，當(dāng)因其都于大夏之地。夏墟在魯西，則“大夏”其地必在魯西。

《呂氏春秋》《新書》《淮南子》《史記》諸書將大夏與三危、扶木、雕題、交趾、流沙、幽都、狗國、人身鳥面、焦僥等四裔地名相提并論，很容易被理解為異域荒遠之地，其實，這些地名大都出自《大荒經(jīng)》。古人不了解《大荒經(jīng)》的地域范圍，因見《大荒經(jīng)》屢言海外大荒，博載殊方異類，誤以《大荒經(jīng)》為異域職方志，因此賦予其中地名以宇宙論意義，用以想象和標(biāo)示非我族類的四方異域。實際上，《大荒經(jīng)》世界觀與山東地理相表里，大荒四方所及，不出今山東省周邊。諸書將“大夏”與出自《大荒經(jīng)》的四裔地名并列，意味著“大夏”當(dāng)與《大荒經(jīng)》屬于一個共同的世界觀和地理學(xué)傳統(tǒng)，則大夏其地亦當(dāng)由山東周邊求之。諸書或以“大夏”為北裔之地(《呂氏春秋·為欲》、瑯邪刻石)，或以“大夏”為西裔之地(《新書·修政語》)，而《淮南子·墬形訓(xùn)》則謂西北方曰“大夏”，則大夏當(dāng)為綿延于山東西北方的一片廣大地域。

昆侖之所在，是學(xué)術(shù)史上一個眾說紛紜的懸案，或以為在新疆，或以為在青海，或以為在甘肅，皆以其為某座中國西部大山，實際上，昆侖最早出自《山海經(jīng)》，由《山海經(jīng)》不難定其所在?！段魃浇?jīng)》云：“昆侖之丘，是實惟帝之下都，神陸吾司之?！薄逗?nèi)西經(jīng)》：“海內(nèi)昆侖之墟，在西北，帝之下都?！薄洞蠡奈鹘?jīng)》云：“西海之南，流沙之濱，赤水之后，黑水之前，有大山，名曰昆侖之丘?！彼詾橥簧裆?。如上所述，《大荒經(jīng)》版圖實與今山東版圖相表里，《大荒西經(jīng)》《海內(nèi)西經(jīng)》《西山經(jīng)》所述即為魯西大野澤周邊山川與方國。這座被視為帝之下都、眾神所在的魯西神山，只能是泰山?！渡胶＝?jīng)》中，昆侖為“帝之下都”，實為古人祭祀上帝之所，后世帝王登封泰山以祭天，即源于此。

阮隃或昆侖既然就是泰山，則“伶?zhèn)愖源笙闹?，乃之阮隃之陰”云云，表明大夏就在泰山附近?/p>

《史記》之《秦始皇本紀(jì)》《李斯列傳》載二世引韓非子說，稱“禹鑿龍門，通大夏，決河亭水，放之?！保^大禹開辟龍門，疏通大夏，將積水排泄至大海，大夏為龍門上游的積水之域。那么，龍門何在？“龍門”又見《禹貢》“導(dǎo)河章”，前人皆指為西河龍門，即今陜西省韓城市與山西省河津市之間的黃河禹門口。其實，黃河在西河龍門上下，行于兩山夾峙之間，山高谷深，水流湍急，周圍地形溝壑縱橫，既不可能有亭水(壅水)之虞，更不會有泛濫之患。明乎此，則知禹鑿龍門的傳說必不會發(fā)生于西河，最初的龍門必不在西河。

大禹鑿以泄洪的龍門，在黃河下游，《淮南子》亦可為證，其《時則訓(xùn)》云：“龍門、河、濟相貫，以息壤堙洪水之州，東至碣石?！焙印鸀樗?，龍門為河水所經(jīng)，所謂“龍門、河、濟相貫”，其義謂河、濟經(jīng)龍門而貫通，則龍門不可能在與濟水遙不相涉的黃河上、中游，而只能在與濟水會通的黃河下游，據(jù)此實不難考見龍門之所在。

茌平黃河以東不遠即為濟水，其地古有石門。這座位于今濟南長清區(qū)西南的石門，在春秋時就已存在，其始建則不知在何時。石門為濟水上的水門，與位于茌平、長清之間的四瀆口相去甚近，當(dāng)即上古時期溝通黃河與濟水的瀆口所在，亦即四瀆口的故址，由于黃河水道移徙，到北魏時，四瀆口已北移，但石門故址猶存。

茌平、長清間這條溝通河、濟的渠道除有運河功能外，應(yīng)當(dāng)還有分洪功能。河、濟之間為兗州，兗州西為大河，東為泰山，黃河一旦決口，東為泰山所阻，排泄不暢，兗州之域即成泛濫之區(qū)，兗州自古多水患，正緣于此。長清石門作為溝通河、濟的渠道，正可在黃河洪水時分流濟水，借此減輕洪水對黃河的壓力。明乎此，則知傳說中“通大夏，決河亭水，放之海”的龍門非此石門莫屬，而禹辟龍門以泄洪水的傳說，也只能產(chǎn)生于這一地理背景，石門以上、河濟之間、泰山以西的洪水壅積之區(qū)，即《禹貢》兗州之地，當(dāng)即所謂“大夏”。

黃河由西而來，至東阿、茌平一帶遇到泰山阻擋不得不折而北流，濟水則沿泰山西麓而北流，故河、濟二水在茌平、長清間相去最近，溝通最易。茌平、長清之間溝通河、濟的水道，不管是洪水沖決，還是人工開鑿，其為禹辟龍門傳說的誕生地，都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了解了龍門、呂梁的真正所在，大禹治水傳說的地理背景也就昭然若揭了。魯西平原地處黃河下游，其東則為泰山，豫東河道一旦決溢，魯西平原即成一片汪洋，洪水東流無路，只能由魯中南丘陵的南北兩翼排泄，龍門與呂梁，一在泰山西麓的河、濟之間，一在徐州東南泗水之上，正為魯西洪水排泄所必經(jīng)，故欲排泄洪水，必北導(dǎo)龍門、南辟呂梁，方能導(dǎo)水入海。《墨子》《尸子》《呂氏春秋》所述大禹鑿龍門、辟呂梁之說，皆以龍門、呂梁為治水之要害，當(dāng)即以此為地理背景，墨子、尸子當(dāng)猶知此意。相傳既久，后世之人則早已不知龍門、呂梁之真實所在，故《禹貢》置之于西河，而龍門、呂梁之所在以及大禹治水之真義遂不復(fù)可聞。

古史傳說猶如現(xiàn)今的地方傳說，都是在特定的地域內(nèi)流傳，以特定的地理環(huán)境為背景，因此，傳說中的人物和事跡盡管多出杜撰，其中的地名卻往往有著真實的地理環(huán)境為依托。大禹治水傳說只能流傳于洪水泛濫之地，其中的地名也只能求諸洪水泛濫之地。夏墟所在的“大夏”之地，為洪水傳說中位于龍門以上的黃河洪水潴積之區(qū)，只能是指魯西北泰山西麓、河濟之間及其周邊易遭黃河洪水泛濫波及的古兗州之域。這一帶相對于山東地區(qū)，在西北邊緣，故在東方人的宇宙觀中“大夏”被視之為西裔或北裔之地；其地洪水浩蕩，大澤廣布，有如汪洋大海，故《淮南子·墬形訓(xùn)》謂之西北方“大夏”曰“海澤”；其地為河、濟水路交通樞紐，經(jīng)濟水入河可通中原，經(jīng)泗水南下可入江、淮，來自齊地的海鹽經(jīng)此可以運往天下四方，故《呂氏春秋·本味》有“大夏之鹽”。

總之，泰山西麓、河濟之間的古兗州，既是殷商早期之所都，亦是夏墟之所在，殷因于夏，殷早期之所都亦必為夏的故墟，誠如王國維所說，夏“與商人錯處河、濟間蓋數(shù)百歲”，所以夏墟肯定不會在與殷墟遙不相及的河?xùn)|，這本是很簡單的道理。

子產(chǎn)不愧“博物君子”之稱，所講的參、商兄弟分家的故事一定非常古老。不過，他雖然講述了一個蘊含著古老歷史記憶的傳說，卻不知道故事中的大夏和唐并不在晉地，因此錯誤地把這個傳說安插到了晉地，致使自古迄今的學(xué)者皆深信夏墟在河?xùn)|，從而給后來的歷史認知造成巨大的麻煩。其余波所及，尤其是經(jīng)傅斯年“夷夏東西說”的放大，竟至于從根本上誤導(dǎo)了現(xiàn)代的古史研究和考古發(fā)掘。

現(xiàn)既知古書中記載的夏墟不在河?xùn)|，而在魯西，則夏墟考古就應(yīng)該將目光轉(zhuǎn)向魯西地區(qū)。傳說中的夏代，在年代學(xué)上相當(dāng)于龍山文化時期，考古學(xué)者在魯西的聊城、菏澤、濟寧等地區(qū)發(fā)現(xiàn)了多處龍山時期的古城遺址和眾多大汶口、龍山、岳石、殷商時期為避洪水而筑造的丘居遺址，考古學(xué)界念念不忘的夏墟，可能就在這些考古遺址中。

結(jié) 語

尋找夏墟，是古史重建的基本問題，也是考古學(xué)的熱點問題。要尋找夏墟，必須以古書中關(guān)于夏墟的記載為依據(jù)?！蹲髠鳌范ü哪晔逵荨胺庥谙奶摗敝f，是先秦文獻中唯一一次關(guān)于夏墟的明確記載，這一記載又有同書關(guān)于叔虞封于唐國、居于大夏的記載相印證，故素為考古史者所重。叔虞為晉祖，而晉居河?xùn)|，因叔虞封于夏墟而推定夏墟在河?xùn)|，可謂順理成章，故漢晉間學(xué)者即據(jù)此而斷定堯、舜、禹之都皆在河?xùn)|，河?xùn)|夏墟之說因此著為定論，難以動搖?，F(xiàn)代學(xué)者盡管不再像古人那樣輕信古書，對古書中所載上古史跡不加辨析、照單全收，但對于河?xùn)|夏墟之說卻深信不疑，古史學(xué)者據(jù)其論夏王朝的地望，考古學(xué)者據(jù)其求夏都之遺址，李濟在1920年代發(fā)起夏墟調(diào)查，即從晉南開始。

本文的研究表明，河?xùn)|夏墟之說，盡管淵源有自、世所公認，久已被學(xué)界視為定論，卻是一個徹頭徹尾的誤解?！蹲髠鳌烦赏鯗缣贫馐逵萦谙男娴挠涊d，確實保存了周人關(guān)于夏墟、唐國和周初封國歷史的真實記憶，子產(chǎn)所述商居商丘主辰星、唐居大夏主參星的傳說，尤其蘊含了豐富的歷史和文化記憶。但是，前人疏于考證，不了解叔虞一族先封于魯西(唐國)后遷往晉南的歷史，想當(dāng)然地認為叔虞所封之地就是晉國后來所居的河?xùn)|，因此斷定叔虞所封的唐國、夏墟即在河?xùn)|。隨著唐國、夏墟以及叔虞初封被從魯西誤置于河?xùn)|，很多與之相關(guān)的古史人物、地理和事跡也被先后安插到了河?xùn)|。于是，堯都在平陽，舜都在蒲坂，禹都在安邑，堯、舜、禹禪讓的歷史都是發(fā)生在山西，甚至連只能發(fā)生于黃河下游的洪水傳說也被搬到了山西，禹為宣泄洪水而鑿的龍門、辟的呂梁、通的大夏、疏的底柱，都一一被安置到了山西周邊的黃河，而全不管山西黃河根本就沒有發(fā)生洪水傳說的地理條件，與此同時，這些歷史掌故中所蘊含的古老而真實的歷史記憶則遭到了埋沒。

古史悠遠，史事浩瀚，上古歷史原本主要靠口耳流傳，得以著于文字、載于簡帛、傳諸歷史記憶的史跡僅是滄海一粟，這些古彩斑斕的古史碎片因為缺乏完整的歷史編纂學(xué)作為依托，被裹挾于時間的洪流中隨波逐浪，中間不知輾轉(zhuǎn)經(jīng)過多少人的口與手，疊經(jīng)轉(zhuǎn)述、闡釋、剪裁甚至改竄，才流傳至今。我們看到的古史傳說和古書記載，已非其最初的模樣。即使文字保持原樣，后世之人也不可避免地帶著歷史造成的成見看待和理解這些文字，有意和無意的誤解幾乎是不可避免。一個地名的誤解，可能導(dǎo)致對歷史空間的全盤誤置，從而使全部古史重建工作都誤入歧途。正是有鑒于此，顧頡剛先生發(fā)起的古史辨運動，主張為了重建古史，首先需要辨析史料，只有將古往今來附加于古書史料上的誤解謬說清洗干凈，還古書史料以本來面目，才有可能在可靠的基礎(chǔ)上重建古史，也才可能為科學(xué)考古學(xué)提供可靠的線索。

對于辨析古書、重建古史，顧頡剛先生提出了一系列極具理論性的思想原則。比如說，針對中國疆域疊經(jīng)變遷，而古代學(xué)者因為缺乏歷史地理學(xué)眼光，據(jù)后世大一統(tǒng)的中國地理想象上古方國地域，從而造成對古史地理和古書地名的誤解，顧頡剛先生提出打破地理自古一統(tǒng)的觀念，并主辦《禹貢》雜志，親自講求古史地理學(xué)；針對古史傳說原本多憑口耳相傳，即使著于簡帛以后仍不可避免地會因為因時因地而變改，顧頡剛先生提出用故事的眼光看待古史，并親自搜集、研究孟姜女故事，試圖通過這一研究，揭示傳說故事發(fā)生、流傳、播遷、演變的機制，作為辨析古書史料、清除層累造成的偽史說之鏡鑒。本文對河?xùn)|夏墟之說來龍去脈的考辨表明，河?xùn)|夏墟以及與之相關(guān)的一系列古史說，正是因為歷代學(xué)者忽視古史地理的變遷和古史記載的傳說特征而層累造成的古史說，最初僅僅是一個地名的誤解而導(dǎo)致“夏墟”的誤置，隨后卻像滾雪球一般，錯誤的古史認識越滾越大，直到現(xiàn)在，連考古學(xué)也被裹挾進去，古史層累造成的進程仍在繼續(xù)。

只要人，包括歷史學(xué)者，還置身于歷史的洪流之中，他們就不可能擺脫歷史的局限性，歷史被層累造成的進程就不會自動終止，歷史學(xué)就不可能走出疑古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