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II.the social symptom

1.征兆是某種裂隙、不對稱和病理性失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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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這種失衡能夠證明資產(chǎn)階級的普遍原則是虛假的，即使是“不完美實現(xiàn)”（雖然實現(xiàn)過程中充滿了不充分性，但這些不充分性總能被進一步發(fā)展消滅）也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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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這種失衡充當著這些普遍原則的“構成性時刻”：“征兆”是一個特殊因素，它顛覆了自身的普遍基礎；“征兆”是“種”，它顛覆了自己的“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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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tài)批判程序是“征兆性”的：尋找某個“崩潰點”，該崩潰點雖然異質于一個既定的意識形態(tài)場域，但卻是該場域閉合、完成自己所必不可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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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這種批判程序暗示了某種“例外邏輯”：每一種意識形態(tài)的普遍原則都是“錯誤的”，它必然包含一個具體的案例，而該案例將破壞意識形態(tài)普遍原則的統(tǒng)一性，暴露其內在不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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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一個人在市場上自由地出賣勞動力反而會失去自由，這種“悖論性的自由”終結了“資產(chǎn)階級自由”的循環(huán)。它帶來了征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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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平等地購買、使用勞動力會創(chuàng)造剩余價值，資本家對剩余價值的占有會帶來剝削而壓迫，而剝削和壓迫會損害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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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量”的發(fā)展（商品生產(chǎn)的普遍化）帶來了新的“質”，即“勞動力”這一新商品的出現(xiàn)。新商品代表著“等價交換”這一普遍原則在自身內部對自己的否定。它帶來了征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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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空想社會主義之所以是烏托邦，正因為它相信可能建立這樣一種社會：交換關系已經(jīng)普遍化，以市場為導向的生產(chǎn)也居于主導地位，但工人依然是生產(chǎn)方式的所有者，因而不被剝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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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烏托邦”傳達了這樣的信仰：沒有自身征兆和“崩潰點”的普遍性是可能的。也就是說，存在著一種永遠不會從內部自我否定、自我消解的普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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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馬克思在批判黑格爾的社會觀時就使用了“征兆”的邏輯：一旦試圖把現(xiàn)存社會秩序設想為理性的整體，我們就必須向該整體添加一個悖論性因素。這個因素要不停地作為該整體的內在的構成因素，發(fā)揮征兆的作用，顛覆這一整體的普遍理性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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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在馬克思看來，現(xiàn)存社會中的這個“非理性”因素就是無產(chǎn)者，即馬克思所謂的“理性自身的非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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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commodity fetishism

1.商品拜物教雖然是“人與人之間確定的社會關系?！钡谶@些人眼中，這種社會關系采取的是“物與物之間的關系”這種怪誕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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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某一商品的價值本應是生產(chǎn)多樣的商品的生產(chǎn)者們之間的社會關系網(wǎng)絡的一個標記，卻采取了另一種“物品-商品”的“準自然”性質的形式——貨幣：某一商品的價值就是某種數(shù)量的貨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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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商品拜物教的本質特征并不在于“人與人的關系采取了物與物的關系這種形式”，而在于涉及下列兩者的誤認：(1)某個有結構的網(wǎng)絡；(2)這個網(wǎng)絡中的一個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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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不同因素之間的關系網(wǎng)絡所產(chǎn)生的真正的結構性效應卻表現(xiàn)為眾多因素之中的某一個因素的直接性質。仿佛在該因素與其他因素的關系之外，這一性質也屬于它。

<“價值”明明是商品生產(chǎn)者之間的社會關系的標記，卻表現(xiàn)為“商品”這一個因素的直接性質，被“貨幣”所標識。仿佛“商品”可以完全脫離它們生產(chǎn)者之間的社會關系而獨立地擁有“價值”這一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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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這種誤認還會發(fā)生在“物與物的關系”中。馬克思在談及“價值表現(xiàn)”的形式時對此表述得很明確：

商品A只有把自己與商品B進行參考，它才能表現(xiàn)自己的價值。商品B成了商品A的等價物。換言之，商品B的軀體成了商品A的“鏡子”，這種“反射”使商品A能從商品B中看到自己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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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這種物之間的“反射”預見了拉康的“鏡像階段”理論：只有先在另一個人身上反射自己，只有另一個人為自我提供一個自身統(tǒng)一性的形象時，自我才能獲得它的同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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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身份和異化具有同源性：只有當商品A和商品B聯(lián)系在一起，就像商品A和它自身價值的表象形式聯(lián)系在一起時，商品B才是商品A的等價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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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拜物教特有的顛覆效果：仿佛商品B早已天然地成為了商品A的等價物，仿佛即使在與商品A的關系之外，“成為商品A的等價物”這一性質也屬于商品B。這一性質與它其他具體的、有效的、構成它使用價值的性質處于同一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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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某人之所以是國王，是因為其他人處于臣服于他的關系之中。其他人之所以想象著自己是他的臣民，是因為他們處在被國王統(tǒng)治的關系中?！俺蔀閲酢笔恰皣酢焙汀俺济瘛敝g的社會關系網(wǎng)絡產(chǎn)生的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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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但是，國王和臣民的統(tǒng)治關系只有在顛倒的形式才能表現(xiàn)其有效性：他們認為自己是給予國王以國王待遇的臣民的原因在國王與臣民的關系之外：國王早已自在地成為了國王，國王就是國王；仿佛“成為國王”是國王這個人“天然的”性質。拜物教式的誤認，就這樣出現(xiàn)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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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我們不能說，在以市場為導向的生產(chǎn)占支配地位的社會（資本主義社會）里，“人就像商品”。與此相反，資本主義社會中雖然出現(xiàn)了商品拜物教，但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卻沒有“物神化”——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是“自由”的，他們各自追逐自我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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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這種相互關系的支配性的、決定性的形式不是統(tǒng)治和奴役，而是自由人之間的契約關系。從法律角度看，自由人之間是完全平等的。市場交換中，自由人之所以對其他自由人有興趣，只是因為他擁有某個能夠滿足自己需求的商品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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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交換關系和人際關系的拜物教模式是不可兼容的。在商品拜物教盛行的社會中，“人與人的關系”完全被“去物神化”了；而在商品拜物教尚未出現(xiàn)的前資本主義社會里，拜物教則出現(xiàn)在“人與人的關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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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人與人的關系”的“去物神化”被出現(xiàn)在“物與物的關系”中的商品拜物教所補償。拜物教的位置僅僅是從“主體間的關系”轉移到了“物之間的關系”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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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這些關于生產(chǎn)的社會關系在“統(tǒng)治和奴役的人際關系”這種形式中已經(jīng)不再顯而易見；它們在物與物之間的關系，即勞動產(chǎn)品與勞動產(chǎn)品之間的關系這一外形之下把自己偽裝了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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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我們僅僅關注那些所有人際關系的拜物教都被卸除了的自由的主體；但“統(tǒng)治和奴役的持續(xù)存在”這一被壓抑的真相在一個顛覆了平等、自由等意識形態(tài)表象的征兆中浮現(xià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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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這個征兆就是社會關系之真相的“浮現(xiàn)點”，恰恰就是“物與物的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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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個體在其勞動表現(xiàn)中組成的社會關系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表現(xiàn)為他們自己相互的個人關系，而是會在物與物之間的關系，即勞動產(chǎn)品與勞動產(chǎn)品之間的關系這一外形之下把自己偽裝起來?！?/strong>這就是“癔癥征兆”以及資本主義特有的“轉移征兆”的精確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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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totalitarian laughter

1.翁貝托·艾柯的小說《玫瑰之名》的底層命題：極權主義源于對官方詞語的教條式依附，源于笑聲以及“諷刺性超然”的匱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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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對“善”的過度獻身本身會成為最大的“惡”：真正的惡是狂熱教條主義，特別是在“至善”名義下實施的狂熱教條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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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這個論點已經(jīng)成為了啟蒙版的宗教信仰的一部分：如果我們過度迷戀善，迷戀對世俗的憎恨，那我們對善的迷戀會轉化為一種對所有不符合我們的善的觀念之物的“毀滅性仇恨”，會成為最大的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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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真正的惡是純真的凝視。在這個世界上，純真的凝視除了惡以外什么也看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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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玫瑰之名》深信笑聲、反諷性疏離是具有解放性的、反極權主義的力量。而現(xiàn)實情況與這部小說的底層前提完全相反：在當代社會（無論民主社會還是極權社會）中，反諷性疏離、笑聲恰恰是極權主義游戲的一部分。

<現(xiàn)代意識形態(tài)的統(tǒng)治策略是狗智性的。而《玫瑰之名》提出的方法只能應對前現(xiàn)代的傳統(tǒng)意識形態(tà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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