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536年三月，鄭國的正卿（相當于宰相）子產(chǎn)，將鄭國的刑法鑄在象征諸侯權位的金屬鼎上放在王宮門口，向全國老百姓公布。在此之前，中國從來沒有公布過法律，也沒有公布過其他制度文書。子產(chǎn)的這次“鑄刑鼎”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公布成文法的活動，也是中國政治史、法制史上的里程碑式的事件。

這在現(xiàn)代人看來是一件司空見怪的事情，在當時掀起了軒然大波。

一、子產(chǎn)“鑄刑鼎”的歷史背景

在子產(chǎn)鑄刑鼎事件之前，中國一直實行“刑不可知，則威不可測”的秘密法。胡適在《中國哲學史大綱》一書中說，春秋時期，上層貴族社會認為刑律越秘密越好，決不能讓國人知道。這樣才有利于貴族隨意處置老百姓，增加專制的恐怖和神秘，這當然是一種古老專制時代的遺跡。

子產(chǎn)不顧貴族的極力反對，決心打破這種愚昧，他對已有的刑法加以修改，在這個基礎上主持編訂了三種刑法，并將其公諸于世，讓老百姓明白法與非法的界限，知道犯了法會得到什么樣的處罰，這無疑是進步的“法治”理念。當然，子產(chǎn)公布法律也破壞了當時現(xiàn)有的政治格局，侵害了貴族利益，遭到很多貴族反對。

二、叔向的反對

“鑄刑鼎”后，晉國的大夫叔向?qū)懶磐闯庾赢a(chǎn)：法律應該保密，不應該公之于眾。本來民眾懷著恐懼之心，不敢隨便亂來。一旦平民百姓也知道法律的確切內(nèi)容，就可以知道官員審判案件時是否合理合法，于是便會不俯首聽命于官員貴族的任意擺布，而會維護自己的權益對官府對他人依法進行爭辯，就會造成種種爭端事情的出現(xiàn)，犯法的人也就會多起來，鄭國的敗落也就為時不久了。（《左傳》記載的叔向信件原文：“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為刑辟，懼民之有爭心也......民知有辟，則不忌上。并有爭心，以徽于書，而徼幸以成之，弗可為矣！......‘國將亡，必多制’，其此之謂乎？”）

對于叔向的這一通批評，子產(chǎn)的回復很簡單，只有兩句話。第一句是“若吾子之言，僑不才，不能及子孫，吾以救世也?！弊赢a(chǎn)先是謙虛地表示自己沒有像叔向考慮得那么長遠，只是出于“救世”的目的。因為子產(chǎn)和叔向所處的地位不同，叔向是晉國普通的大夫，而子產(chǎn)是鄭國的執(zhí)政。兩者身份的不同，所遇到的情況也不同。而且當時的鄭國是中原地區(qū)的一個小國，四周都是大國。而鄭國地勢又是一馬平川，無險可守，經(jīng)常成為大國爭霸的戰(zhàn)場。作為鄭國的執(zhí)政，子產(chǎn)必須周旋在各個強國之間，擺事實，講道理，為鄭國爭取生存環(huán)境。鄭國的地理位置決定了它交通發(fā)達，商貿(mào)往來繁密，是一個社會流動性大，商人等新社會階層力量強的國家。鄭國可以通過吸引商貿(mào)、招攬新式人才等方式來提升國力，圖強生存。那為了實現(xiàn)這一點，公布成文法，坦誠地吸引各方力量就是子產(chǎn)的目的了。

第二句話是“既不承命，敢忘大惠！”就是說我不能接受您的意見，我還是要公布刑法，這是現(xiàn)實情況決定的，我非常感謝叔向大夫您的來信。

子產(chǎn)表示要堅定不移公布法律，其結果是社會治理透明度增加，大眾歡迎，犯罪案件減少了。鄭國注重商業(yè)，過去貴族利用刑罰的隨意裁量權，壓榨商人和新起的土地所有者，對國家很不利。子產(chǎn)公布法律，限制了貴族特權，促進了鄭國農(nóng)業(yè)和商業(yè)的發(fā)展。

子產(chǎn)此舉，開啟了中國古代公布成文法的先例。春秋時期，宗法貴族的氣勢減弱了，新的地主階層興起。各利益集團、社會階層以及經(jīng)濟條件都在發(fā)生變化，“鑄刑鼎”這一重大改革措施符合社會發(fā)展的新需求。事實證明，隨著時代潮流的演變，終究是由法治取代了禮治。

公元前513年，晉國趙鞅在子產(chǎn)“鑄刑鼎”之后二十多年，也把刑法鑄在鼎上，向社會公布。

三、孔子的反對

在晉國公布了法律之后，孔子說，晉國大概因此要滅亡了。人民知道了法律，只看鼎上的條文，不看貴族臉色，怎么能顯出貴族的尊貴？孔子一向最重視禮，不看重法律，他甚至認為法律是有害的。所以他對“鑄刑鼎”如此猛貶，并不奇怪?？鬃诱J為，人們一旦知道了法律條文，就會現(xiàn)實地專注于法律，只求免于犯罪，不再看重道德，遵守禮儀，這樣就會漸漸就失去內(nèi)心的廉恥，整個社會的道德水平就降低了。理想社會是人人講仁愛，家家談道德，全社會都有超高的道德水平，沒有違道德的言行和沖突爭斗的情況。在建設這樣的理想社會的過程中，道德、禮法、說教等是主要的手段，法律是次要的，刑罰更是不應該公布于世。

四、“鑄刑鼎”中的法哲學思想

道德與法律的爭論，也許是人類社會的一個永恒話題。子產(chǎn)也承認道德、禮法的重要性，他曾說過：“德，國家之基也?！痹诤痛髧苄倪^程中，子產(chǎn)也多次利用禮法制度來為鄭國爭取權益。但，不同的時代背景，不同的身份處境，對道德與法律兩者的關系的側(cè)重也有所不同。比如，叔向所在的晉國，是當時的超級大國，根本不存在生存壓力問題，所以容易傾向于高揚道德的旗幟；而像鄭國等掙扎在大國面前的小國而言，道德拯救不了自己，只能依靠務實的態(tài)度生存圖強。這是子產(chǎn)和叔向兩位好朋友意見相左的一個現(xiàn)實背景。后世參與道德與法律爭論的很多人，也難免因為所處時代、局勢和身份地位的不同而發(fā)出不同的聲音。

人們可以因為現(xiàn)實情況的不同而產(chǎn)生不同的意見，但是不能忽視一些本質(zhì)的內(nèi)容。比如，叔向等人可以站在道德立場上反對公開法律，但是不能忽視秘密執(zhí)法對平民和奴隸階層的侵害。貴族把法律壟斷在自己的手里，維護了司法權威，保障了貴族階層的利益。但廣大的平民和奴隸就會成為任由貴族官員宰割的羔羊，他們的權益一點都得不到保障，他們對自己言行的是否得體缺少相應的判斷標準，這樣如何讓他們參與到社會活動中去？也許事實正如叔向說的那樣，公布成文法會逐漸降低社會的道德水平，但當時社會上絕大多數(shù)的人的權益得到了保障，這一點絕對是“得大于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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