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文學給自己找到兩大無可辯駁的輟學理由：

理由一：嚴重的偏科基本上封死了他的高考出路。

主科之一的高考數(shù)學卷有150分，他現(xiàn)在能不能考50分都要看運氣。從初中熬到高中，他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熬過來的。中考他以優(yōu)異的文科成績和極差的理科成績慘敗，只收到幾大包各種亂七八糟的技?！颁浫⊥ㄖ獣?。最后他決定上二中，因為他從小到大最親近的一個姑娘也上了二中，那是他心目中的“小芳”——慶狗子的堂姐，叫王芳。

以馬文學的總分成績哪怕是上二中都只能算是差生，是要收很高學費的。好在慶狗子的舅舅是二中的畢業(yè)班語文老師，他得知馬文學的作文從小學開始就一直是滿分，他從報紙上也看到過馬文學的文章。再加上有慶狗子的一層關系，而且二中一直被人看作差生收容所，他覺得錄取一個有文學特長的學生有助于提升二中的名氣。于是就說服校領導對馬文學的學費靈活一次，馬文學得以半價入學。

馬文學沒有讓二中失望，雖然他的總成績?nèi)匀缓懿?，孤僻又清高的作派也不招大多?shù)老師和同學的喜歡。但是他通過與高三復讀生朱光榮辦校園小報和文學社確實為二中爭了一些榮譽。而這一年，韓寒的《長安亂》剛剛出版，郭敬明的《幻城》已經(jīng)風靡校園。校園里面的韓寒和郭敬明粉絲一時多了起來，模仿他們文風的作文越來越多，甚至連一些語文老師也拿他們的文章來當范文。這惹得馬文學逆反心理作怪，他寫了一篇尖銳的批評韓、郭二人的文章要發(fā)表在校園小報上，遭到主編朱光榮的強烈反對，因為他不允許馬文學犯“文人相輕”的毛病去批評他的偶像。

馬文學曾經(jīng)在學校的一次征文活動中寫出一篇雄文震驚了學校全體師生，讓大家見識到他一個高中生的寫作水平。文章名字叫：《從顧炎武批判陽明心學說起》——

近日正課之余讀了些課外書，開始粗淺學習明末清初哲學史。這一時期的三大杰出人物：王夫之、顧炎武、黃宗羲是我無法避開的，其學術影響之大稍微有點歷史常識的人都已經(jīng)知曉。

就明朝而言，甚至整個中國古代，我最崇敬之人非“陽明先生”一人莫屬。王陽明在活著時就已達到古代中國成為圣賢的三大標準：立德、立功、立言。成為公認的繼孔子、孟子以來的第三大圣人，人稱“真三不朽”。要知道，孔、孟二圣雖在死后極盡殊榮，生前混得實在不如意，更不能“說到做到”。若不是在后世的漢朝出了一個叫董仲舒的儒生，在漢朝開國之初推崇“黃老之學”的逆境下，費盡口舌才說服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孔、孟二人能否有今天的圣賢頭銜也未可知。

當然，王陽明也是孔門弟子。不同的是，他不像其他的書呆子們，一生只把時間和精力放在與考試相關的四書五經(jīng)上，而是讀了非常多的課外書，比如自學了兵法。為后來平定“寧王之亂”、“思田、諸瑤叛亂”、“贛南滅賊”打下基礎。

有趣的是，明朝朱元璋開國一個碗，“討下”大明國。他雖然覺得自己“崛起布衣”非常之光榮，私下還是想給自己找一個出身高貴的祖先，于是他想跟宋朝的大理學家朱熹攀親戚。雖然因為年代離得太近，人家知道他祖宗十八代都是貧農(nóng)，但他還是因此偏愛朱熹，把朱熹注的儒家經(jīng)典當作官方惟一指定考題出處。

朱熹的理學由此在明朝成為顯學。

少年王陽明受朱熹“格物致知”的啟發(fā)，有一次他下決心窮竹之理，“格”了三天三夜的竹子，什么理都沒有發(fā)現(xiàn)，人卻因此病倒。大概就是因為這次格竹子，讓他得了肺病，終身未愈，最后還死在這上面。帶著這僅有的一點“革命的本錢”，他還是成就了傳奇?zhèn)I(yè)，使他的“陽明心學”取代了“程朱理學”成為明朝最具影響力的學說。

晚明以來，“陽明心學”乃至整個宋明理學已日趨衰頹，思想學術界出現(xiàn)了對理學批判的實學高潮，顧炎武順應這一歷史趨勢，在對宋明理學的批判中，建立了他的以經(jīng)學濟理學之窮的學術思想。

顧炎武對宋明理學的批判，是以總結明亡的歷史教訓為出發(fā)點的，其鋒芒所指，首先是陽明心學。他認為，明朝的覆亡乃是王學“空談誤國”的結果。

? ??“以明心見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實學，股肱惰而萬事荒，爪牙亡而四國亂，神州蕩覆，宗社丘墟?！薄度罩洝肪砥?。

? ??他對晚明王學末流的泛濫深惡痛絕，認為其罪“深于桀紂”。他進而揭露心學“內(nèi)釋外儒”之本質(zhì)，斥其違背孔孟本意。他認為儒學:

? ??“其行在孝悌忠信”，“其職在灑掃應對”，“其文在《詩》《書》《禮》《易》《春秋》”，“其用之身在出處、去就、交際”，“其施之天下在政令、教化、刑罰”。

? ? ?并引用宋元之際著名學者黃震對心學的批評以為旁證：“近世喜言心學，舍全章本旨而獨論人心道心，甚者單摭道心二字而直謂心即是道，蓋陷于禪學而不自知，其去堯舜禹授天下本旨遠矣?！?/span>

我并不懷疑顧炎武的偉大，也并非不讓他批判我的偶像王陽明。

顧炎武提出“明道救世”?的經(jīng)世思想，還萌發(fā)了對君權的大膽懷疑。他在《日知錄》的“君”條中，旁征博引地論證了“君”并非封建帝王的專稱，并進而提出反對“獨治”，主張“眾治”：

? ??“人君之于天下，不能以獨治也。獨治之而刑繁矣，眾治之而刑措矣”——《日知錄》卷六。

? ? ?又強調(diào)：

? ??“以天下之權寄之天下之人”——《日知錄》卷九。

? ? ?他雖然并未直接否定君權，未能逾越封建時代的局限性，但他這種懷疑君權、提倡“眾治”的主張，卻具有反對封建專制獨裁的早期民主啟蒙思想的色彩。顧炎武“明道救世”的經(jīng)世思想，更為突出的是他喊出了“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口號。

但是，在面臨以什么學術形態(tài)去取代陸王心學和程朱理學時，卻受到時代的局限，他無法找到更科學更新穎的理論思維形式，只得回頭在傳統(tǒng)儒學的遺產(chǎn)中尋找出路，從而選擇了復興經(jīng)學的途徑：“以復古作維新”。

關于顧炎武著重批判的“以明心見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實學，股肱惰而萬事荒，爪牙亡而四國亂，神州蕩覆，宗社丘墟?！薄度罩洝肪砥?，指責明末的“陽明心學”的“空談誤國”一事，我先說說“空談”。

“空談”之風其實是在春秋戰(zhàn)國時代就已經(jīng)形成，百家爭鳴中有“名家學派”，該學派分為“合同異”和“離堅白”，“離堅白”的代表人物趙國人公孫龍整天跟人爭論“白馬非馬”、“堅白石二”等無實際意義問題，于治國安民毫不沾邊，用他治國，豈能不誤國？

到了魏晉時代，貴族名士生于東漢末年﹐統(tǒng)治集團分裂﹐社會危機日益尖銳。在意識形態(tài)上居于支配地位的儒家思想開始動搖。以曹操為代表的一批人敢于擔當拯救國民之大任，卻被罵成“亂臣賊子”；而另一批所謂“名士”，他們高官厚祿衣食無憂，卻無恥地堅持“邦無道則隱，邦有道則仕”的原則，玩起了“清談”或“玄學”。

下面我再說說“誤國”一事。

滿清取代明朝是不是歷史必然我不敢斷定，我敢斷定的是，明朝到那時已經(jīng)是無藥可救了。然而顧炎武把明朝滅亡的罪名歸結于王陽明的“心學”對士人的禍害，未免有失公允。強大的大明帝國會衰敗，正如光明的“心學”會暗淡一樣，實在是后世子孫不肖，學藝不精。孔子有弟子三千，賢良者不過七十二人，且這七十二賢人雖是親傳，卻遠不及其不賢弟子之再傳弟子，如玉子與旬子，以及千年后同為孔門再傳弟子的顧炎武。

? ? 春秋戰(zhàn)國時代，《孫子兵法》與《鬼谷子》皆為熱門顯學，從鬼谷子學縱橫術者據(jù)說大有人在，然而有大成就者僅孫濱、龐涓、蘇秦與張儀四人；《孫子兵法》人人可讀，千百年來百戰(zhàn)百勝者多，屢戰(zhàn)屢敗者更是比比皆是。

武術界也同此理。

管你是少林還是武當，亦或是西洋拳術、東洋劍道，開山祖師再霸氣側(cè)漏，也保不了后世徒弟的不長進。且武術一行并不存在高低之分，只是練武者用功有深淺，因而技藝有高低。李連杰電影《精武英雄》中，演大反派武藤剛的周比利是世界拳王，練的卻不是被神話了的中國功夫，也沒見哪個國術高手敢于去向他挑戰(zhàn)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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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以來，貌似哲學家都有“空談誤國”的嫌疑，因為他們一不為執(zhí)政者出謀劃策，二不直接替老百謀福利。這兩點王陽明也沒做，如果他做了，他就不是哲學家，而是“偉大領袖”或者“勞動模范”了。

但是，王陽明的心學提倡“致良知”，從自己內(nèi)心中去尋找“理”，“理”全在人“心”，“理”化生宇宙天地萬物，人秉其秀氣，故人心自秉其精要。在知與行的關系上，強調(diào)要知，更要行，知中有行，行中有知，所謂“知行合一”，二者互為表里，不可分離。知必然要表現(xiàn)為行，不行則不能算真知。

上面這一段的說法似乎還是太玄乎，哲學嘛，始終是“世界觀”和“方法論”的結合體?！爸泻弦弧?，“知”是世界觀，“行”是方法論。

比如說，“我很窮，我要發(fā)財”就是“知”的體現(xiàn)；“為了發(fā)財，我要奮斗，向善于經(jīng)商的人學習”、“為了發(fā)財，我去坑蒙拐騙撈偏門”這是“行”的體現(xiàn)。

簡單來說，“知行合一”就是要把自己想到的落到實處，不空想。同時，達到目的有多種途徑，有的是違法犯罪的。因此王陽明提倡“致良知”，并非教唆他的門人為達目的不擇手段。他的德行也為當世及后世人所稱道。

? ??然而成功并非易事，“陽明心學”也絕對不像“手機使用說明書”一樣，讓你看了照做就能學會使用手機。它是當今“成功學”的祖宗，是教會你修煉強大內(nèi)心的神奇智慧。若有所悟，必有益處，縱使不能事業(yè)成功，也不會因為事業(yè)不成而感覺生活無望。

在顧炎武眼里“空談誤國”的王陽明“心學”，明末清初傳到日本后卻促進了日本的明治維新，影響深遠。贏得日俄戰(zhàn)爭的日本大將東鄉(xiāng)平八郎刻有一方“一生低首拜陽明”的印章隨身攜帶以示崇敬；日本近代著名哲學家，研究中國學代表學者高瀨武次郎(1869-1950)則著有《日本之陽明學》、《陽明主義的修養(yǎng)》，他曾說：

“我邦陽明學之特色，在其有活動的事業(yè)家，乃至維新諸豪杰震天動地之偉業(yè)，殆無一不由于王學所賜予?！?/span>

如此來說，顧炎武批判的“空談誤國”根本不能成立。那么是顧炎武犯了“文人相輕”的毛病了嗎？這種可能性非常小，因為“作為‘人師’的顧炎武，在道德理想和文化實踐兩方面，都為后代讀書人樹立了不朽的人格典型。（?郭英德《明清文學史講演錄》?）”，梁啟超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里曾說：

? ? ?“我生平最敬慕亭林先生為人……但我深信他不但是經(jīng)師，而且是人師。”

由此可見，顧炎武的人品與其作品是一樣卓越的。

依我之所見，顧炎武批王陽明及其“心學”，大概跟魯迅批“吃人的禮教”一樣，因為“喜新厭舊”，為了“破舊立新”。魯迅在痛批萬惡的舊社會的同時，不也收藏了不少舊社會流傳下來的玩物嗎？

總之，無論在文藝界還是學術界，有批判總是好的，總比互相吹捧更有利于進步。

馬文學這篇文章雖然被有的老師批評為過度引用，炫耀自己的閱讀量和知識面，卻還是讓他名噪一時，成為學校的風云人物。原來捧朱光榮的同學很多人開始圍著馬文學轉(zhuǎn)，甚至愿意花錢請他代寫作文和情書。朱光榮因此更加排擠馬文學，不再采用馬文學的任何文章。經(jīng)此一鬧，馬文學憤而退社，加上被病痛折磨，讓他有了悄悄退學的念頭。

他心想：你們這些盲目崇拜的門外漢知道什么是文學？我與你們道不同不相為謀！我不僅會悄無聲息地退學，我還會悄無聲息地去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