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后此人，有的人說她上啟貞觀，下之開元，功勞赫赫。但是事實是如此嗎？近人對則天有恕辭，然即使撇去私德不論，總觀其在位二十一年（六八四—七〇四）實無絲毫政績可紀。突厥橫行于北地，吐蕃跳梁于西陲，對外族侵凌，全乏對策。而又居心疑忌，秉性殘酷，來俊臣、周興、索元禮、侯思止、萬國俊、吉頊之流，乘時出現(xiàn)。俊臣“招集無賴數(shù)百人，令其告事，共為羅織，千里響應，欲誣陷一人，即數(shù)處別告”，（《舊書》一八六上）陷人于罪，全憑鍛煉。長壽二年，遣劉光業(yè)等分往劍南、黔中、安南六道鞫流人，眾以萬國俊先在嶺南殘殺，得加榮貴，于是各肆兇忍，唯恐或后，殘殺無辜民眾，被株連者不下萬千，非止殘殺李氏宗支也死傷無數(shù)。

武后大開告密之門，規(guī)定無論貴賤親疏，均可告密，任何人不得干預。凡屬告密之人，國家都要供給驛站車馬和五品飲食。即使是農(nóng)夫樵人，武則天都親自接見。所告之事，如果符合旨意，即可破格升官。如所告非實，亦不追問。與此同時，武則天又先后任用索元禮、周興、來俊臣、侯思止等一大批酷吏，掌管制獄，如果被告者一旦被投入此獄，酷吏們則使用各種酷刑審訊，能活著出獄的百無一、二。這樣，隨著告密之風的日益興起，被酷吏嚴刑致死者不斷增多。于是在朝廷內(nèi)外便形成了十分恐怖的政治氣氛，以致大臣們每次上朝之前，都要和家人訣別，整天處在惶惶不可終日的危難之中。

由于武則天大開科舉，濫任官吏，致使官員充斥，人浮于事。時人編歌謠說：“補闕連車載，拾遺平斗量，把推侍御史，腕脫校書郎?！蔽鋭t天濫施祿位，導致國家財政負擔不斷加大。而有人以“務取實才真賢”為其開脫，似無非側(cè)重姚崇等三數(shù)人，然此只屬偶然性而已。她所的用宰相，絕無表現(xiàn)者占四分之一，無一長可取者數(shù)亦不少（如武三思、宗楚客、、楊再思輩）。薛懷義市井無賴，而三付以討突厥之任（永昌元年五月及九月，又延載元年三月），武攸宜、武懿宗皆裙帶兒，而各使出討契丹（萬歲通天元及二年），張易之、昌宗兄弟更面首之流，而特為置控鶴府，設官屬（圣歷二），此猶可曰務取實才真賢耶？賦民間農(nóng)器立頌德天樞，構(gòu)天堂則日役萬人，采木江嶺，所費萬億，懷義用財如糞土，一無所問，鑄九鼎共用銅五十六萬七百余斤，凡此興建，不知于民生國計，有無絲毫裨益？

至于武后打擊關(guān)隴門閥，關(guān)中本位政策”或稱為“關(guān)隴集團”，以謂則天本家不在此集團之內(nèi)，故蓄意破壞而代以新興進士。殊未知初唐已優(yōu)待太原元從，（參《會要》四五）太原不屬西魏范圍，如當時果持此一政策，是從龍之輩已受排斥，其立說脫離現(xiàn)實甚明。抑武后父士彠武德元年官庫部郎中，實握財政出納權(quán)，且是“恕死”者十六人之一，（同上引）豈武后亦打擊其本家耶？為此論者無非太重視長孫無忌貶死之一事，然無忌之死由于不黨武后，許敬宗非關(guān)隴人，卻獲寵任，可比觀也。

一姓崛起，多破格錄用其輔佐立功之人（唐時稱為“元從功臣”），是任何興朝所必然，非李唐之特有。然而閱時稍久，元佐凋零殆盡，不能不別謀選舉之方，亦事勢應爾。自唐興以至高宗之末（六一八—六八三），歷六十余年，已脫離開國時期，正應用人復上軌道——即循資之日。奈武后任事率情，好惡無定，終其臨朝之日，計曾任宰相七十三人，內(nèi)包三十八姓；除去兩《唐書》未立專傳者約占四分之一、出身非進士、明經(jīng)或不明者約占七分之三外，確知為進士或明經(jīng)出身者只各得十一人。最突出之例厥為韋什方，由嵩岳山人一躍而作相，破格則誠破格矣，然尚未見有偏向進士科之痕跡。抑武后過事殘戮，每欲見好士林，藉圖挽救，故舉人無論賢不肖，咸加擢拜，大置試官以處之（試官者非實官之謂），致當時有“補闕連車載，拾遺平斗量”之諺。中宗復辟，權(quán)落韋后，常用墨敕、斜封除授，有員外、檢校、試攝、判知種種名稱，最多者比原額數(shù)逾十倍，時人稱為三無座處（《通典》十九，指宰相、御史及員外官），仕途之濫已極。

政治不走上軌道則已，如其走上軌道，則泛濫之破格，實不可以經(jīng)久。蓋偶然破格，固任何時代所不免，而一般循資，則為任何時代所不能打破。更析言之，政務上之破格，有時或收效甚宏，常務而破格，勢必引生不良之后果。在封建時代，人人得躐階而進，更無異于獎勵鉆營，姚崇上玄宗十事，其一即請停罷斜封、待闕、員外等官，開元初葉所以致治，未始不由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