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兩篇完全在對線的歷史論文，請務必全文閱讀，都是當時參考的資料，你會在讀完后有很多的感慨?，F(xiàn)全文轉載，資料匯成的視頻為：列寧到底是不是間諜？【我的蘇聯(lián)第六集】突破謊言 BV1VE411a7de

第一篇：一部顛覆性著作：《二十世紀俄國史》?

作者：李玉貞，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員

安德列·鮑里索維奇·祖波夫主編的《二十世紀俄國史（1894—2007）》出版后引起了不小的轟動，不到一年就再版數(shù)次。2010年6月17—27日俄國史學家潘佐夫到北京做學術訪問，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所著名專家陳鐵健，北京市委黨校黨史研究室前主任吳家林夫婦和本文作者等6人曾兩次與之品茗敘談。本文實為李、陳、吳所做的采訪記錄。

祖波夫1952年生于莫斯科，畢業(yè)于國立莫斯科國際關系學院，著名歷史學家，現(xiàn)任俄羅斯東正教大學宗教研究室主任。據(jù)祖波夫介紹，參與《二十世紀俄國史》這部書寫作的40余名專家都感覺到20世紀俄國歷史上有太多的“空白點”，“不明白的地方”，因“政治化詮釋”而嚴重失實的地方。向社會說明從尼古拉二世即位到2007年這一個多世紀俄國社會的全貌，是正直的歷史學家的良心和責任。

這部書的寫作是普京任總統(tǒng)時倡議的。普京于2006年提出了為11年級（相當于我們高二、三年級）的學生寫一部歷史教科書的動議，原希望索爾仁尼琴完成這一大業(yè)。但索氏年事已高，覺得祖波夫憑其學養(yǎng)定能組織編寫一本“非蘇聯(lián)味”的教科書，便推薦了他。普京的秘書蘇爾科夫邀請祖波夫等人到克里姆林宮討論并確立了寫作計劃。索爾仁尼琴在身體狀況還好的時候，審閱并修改了相當大的一部分書稿。但書的篇幅過大，已不可能作為教科書使用。阿斯特（ACT）出版社將其印行。書名為《二十世紀俄國史（1894—2007）》。

一 列寧是否利用了德國資助

雖然十月革命在《二十世紀俄國史》中是以“政變”一詞出現(xiàn)（順便指出，這幾乎成了大部分教科書的觀點），本文作者為敘述方便，依然使用“十月革命”。

在革命期間，列寧是否接受德國的資助，以進行反對俄國政府的活動？該書作者認為“是”。他們引用一些學者據(jù)德國外交部公布的檔案詳細敘述德國威廉皇帝的計謀：設法從俄國內部尋找代理人，利用這支別動隊，從俄國內部瓦解沙皇的力量。列寧從1915年開始得到德國當局資助在俄國進行革命活動，實際上充當了德國的秘密代理人。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開始就主張俄國失敗，堅持變帝國主義戰(zhàn)爭為國內的階級戰(zhàn)爭。二月革命后，1917年4月3日，列寧和一些政治流亡者，得由德國特種兵幫助順利經德國回到彼得格勒。（《二十世紀俄國史》上冊，127頁）。

潘佐夫教授解釋說，這件事并沒有什么大不了的，我并不是說列寧是德國特務。歷史上利用外國資助在本國進行政治活動的事例很多。潘佐夫的朋友Г·契爾尼亞夫斯基認為，列寧不過是想利用德國援助達到在俄國掌權的目的。

關于二月革命后列寧對待臨時政府的態(tài)度，書的描述是：列寧于1917年3月6日從蘇黎世向彼得格勒發(fā)電報：“完全不得相信新政府，一絲一毫也不支持……武裝無產階級才是唯一的保證……不得謀求與其他政黨的任何接近”。他提出：“通過武裝起義推翻臨時政府”，建立布爾什維克的“一黨專政”（同上，405頁）。

同月，列寧在瑞士提出旨在進行社會主義政變的計劃。這個計劃得到德皇和德國總參謀部的“堅決支持”。3月22（公歷4月4）日，德國駐伯爾尼公使向柏林發(fā)電稱，社會民主黨的書記，以俄國社會主義者及其領袖列寧和季諾維也夫的名義提出要求，請盡快允許他們從德國過境。此公使的電報最后說：“應予照準放行，使其盡快回到俄國……這符合我們的最高利益，盼急復”。威廉頒旨稱，如果瑞士拒絕他們過境，就讓這些俄國社會主義者穿過火線過境（同上，405頁）。

德國撥出5000萬金馬克（約合9噸多黃金）資助俄國革命者。書中詳細描述這些錢如何分批交到俄國革命者手中（同上，405～406頁）。4月8日，德國總參謀部向威廉皇帝報告稱：“列寧順利回到俄國。他干的確如我們所愿”（同上，406頁）。1917年夏季就有英、法、俄反間諜機構探明這個情況，臨時政府掌握了這個動態(tài)，但是沒有能力立即予以處理。4月16日列寧一回到俄國便宣布了其著名的《四月提綱》，其中宣布俄國第一階段的資產階級革命已告結束，現(xiàn)在的任務是立即做好向革命的第二階段——社會主義革命的過渡做好準備。

二 關于十月革命

如何估價這場“革命”？它“開辟”的新時代“新”在何處？對于俄國乃至世界政治發(fā)展它起了什么作用？《二十世紀俄國史》的作者們對這場“革命”的評價：1，傳統(tǒng)的俄國社會教誨人們孝敬父母，尊老愛幼。布爾什維克要徹底砸爛祖輩父輩創(chuàng)造的“舊世界”。2，對于人們熟知的“熱愛祖國”，布爾什維克說“無產階級沒有祖國”。3，一般人們總是講不要貪圖錢財，特別是不要向親友謀不義之財，布爾什維克說要徹底消滅私有制。4，布爾什維克反對人們常常說的不要偷竊和搶掠這種公認的社會道德，布爾什維克主張并實行讓窮苦人“把被搶走的東西搶回來”。5，人們普遍認為通奸是不道德的，布爾什維克認為必須摧毀資產階級家庭，取消資產階級道德，主張甚至實行“共妻”。6，布爾什維克否定“行善”、“和為貴”、“積德”等對于社會和諧的重要作用，認為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階級斗爭，就是要你死我活，這才是最基本的人際關系。主張并實行的是“敵人不投降，就叫他滅亡”。上帝不會讓人們擺脫苦難，只有依靠和指望共產黨及其領袖，它們才是“勞動人民智慧、正直和良心”的體現(xiàn)者（同上，478頁）。

三 關于羅曼諾夫皇族的命運

列寧認為，“在‘無產階級’勝利后，被打敗的階級應當受到奴役和肉體上的消滅”（同上，129頁）。

書中說，革命后的蘇維埃政權對于羅曼諾夫皇族，實行的是斬盡殺絕的做法。因世界史上有過法國大革命20年后波旁王朝復辟的先例。尼古拉二世等被殺的經過如下：

俄國二月革命后克倫斯基臨時政府成立了一個委員會審理羅曼諾夫家族特別是尼古拉二世的問題，沒有找到什么“叛國”的證據(jù)，便宣布其無罪。1917年8月決定把他們送到葉卡特林堡州的托波爾斯克市的原伊帕季耶夫的別墅軟禁。在那里這一行人遇上了十月革命。1918年7月7日，鑒于這些人的命運“關涉極其重大事務”，列寧安排烏拉爾蘇維埃主席與之保持直線聯(lián)系。作者們引用1918年5月19日俄共中央委員會的記錄說“關于尼古拉二世皇族人等今后的命運，交由雅科夫·斯維爾德洛夫辦理”（同上，532頁），到7月16日夜17日凌晨，尼古拉二世夫婦，其4個女兒（17—22歲），皇子（14歲），醫(yī)生和仆人等4名，計11人，另有3條狗，在關押地被槍殺。女尸受到侮辱，一條波隆卡名犬被絞死。

原羅曼諾夫家族的親王4人于1919年1月27日被槍殺于圣彼得堡彼得保羅要塞，反抗者遭活埋。他們的尸體投到附近的動物園。

尼古拉二世及皇后、子女等人的遺骨在上世紀80年代被發(fā)現(xiàn)。1998年7月18日，也就是遜帝及其他10人被殺的70周年之際，俄羅斯政府決定按照宗教儀式將其安葬于圣彼得堡的彼得保羅大教堂，時任俄羅斯總統(tǒng)葉利欽在安葬儀式上說：

“多年以來，我們一直隱瞞著這起令人毛骨悚然的罪行。但是應該說出真相，葉卡特林堡的這樁迫害案成了我國歷史上最恥辱的一頁。我們安葬遭到無辜殺害的人，是為了替我們的先人贖罪。固然，直接行兇者是罪人，幾十年里為這樁血案辯護的人也是罪人。我們大家都是罪人”（同上，532、541頁）。

四 關于“紅色恐怖”

殺害尼古拉二世皇族案僅僅是蘇俄全國范圍內“紅色恐怖的開始”。布爾什維克通過政變手段奪權，強行沒收人民的私有財產遇到抵抗，只能依靠討伐隊維護其政權，因此“紅色恐怖是必然的現(xiàn)象”（同上，544頁）。早在1917年12月2日，即十月革命過后不到一個月的時間，托洛茨基說：“無產階級徹底消滅沒落的階級，沒有什么不道德可言。這是無產階級的權力。你們說我們手軟……告訴你們吧，過不了一個月這種恐怖就將采取極其嚴厲的形式，像偉大的法國革命者一樣。對于我們的敵人來說，不是把他們關起來，而是把他們送上斷頭臺”（同上，544頁）。12月20日成立“全俄特別委員會”（即有名的“契卡”，是這兩個俄文詞的第一個字母），它是對付“反革命”、“投機倒把”和“消極怠工”者的。其領導人是赫赫有名的捷爾任斯基。1918年6月18日列寧寫道：“要鼓勵人們的干勁和大恐怖”（同上，頁545）

捷爾任斯基的塑像在莫斯科盧比揚卡廣場矗立了許多年，1991年蘇聯(lián)解體時，人們將其掀倒，在旁邊寫了一個大牌子：“全世界無產者，原諒我吧！”這是后話。

1918年1月列寧在蘇維埃第3次代表大會上說：“歷史上還沒有任何一個階級斗爭的問題是用非暴力手段解決的。為了保衛(wèi)蘇維埃共和國的安全，一場大規(guī)模的反對‘階級敵人’的斗爭開始了”。然而布爾什維克對“階級敵人”、“反革命”并沒有什么界定，最簡單的辦法便是看他對待蘇維埃政權的態(tài)度。于是遍地設立公堂，就地“正法”。契卡們奉有的指示是“你們審問被告時不用找什么證據(jù)，只消讓被捕者回答他是什么出身，受什么教育或職業(yè)。靠這個就能決定此人的死活。這就是紅色恐怖的實質”。列寧稱“契卡在直接行使無產階級專政，這對于我們是很重要的，在這方面契卡的功勞之大無法估量。除了用暴力鎮(zhèn)壓剝削者，沒有別的辦法解放人民群眾。契卡就是這樣做的”（同上，546頁）。列寧寫過“專政的定義不是什么別的東西，就是不受任何法律約束的，不受任何絕對的法規(guī)限制的，直接依靠暴力的政權”。這是維護布爾什維克的一黨專政必不可少的保證（同上，561頁）。到1921年“契卡”已經遍及86個州，16個特區(qū)和508個縣（同上，549頁）。

書中還介紹了另外一個鮮為人知、令人驚愕的觀點，“共產主義理論家們設想，紅色恐怖的目的，不僅僅是恐嚇，還要人為地選擇適合于為社會主義的‘明天’傳宗接代的人”。布哈林明確闡述紅色恐怖的目的：“從槍殺到服勞役，用各種方法強制無產階級，這樣做的目的，不管聽起來多么荒唐，卻就是用資本主義時期的人當材料，來塑造共產主義新人類”（同上，555頁）。

當時全俄各地有610個契卡工作委員會，1000多個革命法庭。1918—1922年2月被殺的人不少于200萬。但是沒有精確的統(tǒng)計，因一些部門的檔案嚴密封存；正式文件多半經過篡改，官方公布的死亡人數(shù)僅僅可能是實際數(shù)量的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一（同上，552頁）。

五 “星期六義務勞動”

這是蘇俄實行勞動軍事化和戰(zhàn)時共產主義過程中的事。書中介紹說，列寧和托洛茨基1918年就認為真正的社會主義在六個月內便能到來，這段時間里就要完全消滅商品生產。他們同樣對于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勝利前景懷抱強烈的期待，認為至少德國可以受俄國影響很快取得革命成功。十月革命后俄國所有五人以上的企業(yè)悉被沒收。生產凋敝，“只有印鈔機”在工作，政府沒有了財源。托洛茨基向列寧建言：

“要強迫所有工人吃苦受罪，讓他們尋找活路，但不能單獨地一個一個地去做，而要集體進行”。要想達到這樣的目的，就必須“把日常生活條件社會化；消滅家庭，掀掉一家一戶的鍋灶，吃大鍋飯……不實行軍事化，這樣的社會化是做不到的……軍事化加上一天兩頓熱飯，大家都一樣。吃大鍋飯的做法定能為社會監(jiān)督創(chuàng)造必須的條件”。作者們認為恰恰是這樣的革命“急性病”導致了一系列嚴重錯誤?！皣鴥葢?zhàn)爭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爆發(fā)的”（同上，496～498頁）。在作者筆下，勞動，根本無“自愿”和“熱情”可言，多達1500萬—1600萬人被迫每天工作12—16小時，吃的是大鍋飯。僅圣彼得堡一地，到1921年死亡率便高于出生率3—4倍。從1917到1920年該市有三分之一的人因饑餓疾病和政治上的原因而死亡，這里1917年的46名科學院院士，死亡5人，流亡8人，1923年僅有23名。其他如俄國中部省份在1916年人口總數(shù)為6800萬，到1920年僅剩下3800萬（同上，498頁）。

六 “全盤農業(yè)集體化”

書中把20—30年代之交蘇聯(lián)的農業(yè)集體化稱為“第二個農奴法”（同上，883頁），說它是蘇共開展的一場對付農民的斗爭，當時估計有200萬富農，150萬中農，800萬貧農。而富農乃是滋生資本主義的勢力，所以要消滅之。對富農實行了“區(qū)別對待”的政策：第一類，頑固反革命分子予以槍決；第二類，予以流放或強制遷移至邊遠地區(qū)；第三類，則將其掃地出門，趕出原住地。1930年1月30日蘇共中央記錄顯示，僅僅在第一期一個多月的時間里就有20萬富農被剝奪財產，60萬被槍殺或遣至集中營，15萬被強制遷移至邊遠地區(qū)（同上，884頁）。蘇共中央派出了25萬名共產黨員工作組分赴各地，兩個月內就有全體農戶的58%加入了集體農莊，其家產包括雞鴨和日用品也要全部充公。許多農民屠宰牲口，已經被充公的“富農”的牲口由于無人照管而死亡。1928—1933年牲口總存欄數(shù)劇減，直到蘇聯(lián)解體，牲畜總數(shù)也沒有恢復到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前1913年的水平（同上，885頁）。群體性抗議事件不斷發(fā)生，也不斷遭到鎮(zhèn)壓，1930年一年就有179,620人被國家安全部門抓獲，其中18,966人被槍決。這一年13，754例群體性案件中7382件因農業(yè)集體化而起（同上，890頁）。難怪有人將其稱為第二次國內戰(zhàn)爭（同上，889頁）。農業(yè)集體化后1932—1933年出現(xiàn)了大饑餓，遠遠超過1921—1922年列寧時期的嚴重程度。這次國外援助沒有一粒糧食到達饑民口中，歸“聯(lián)共中央，國家安全總局，紅軍和‘在農村工作的人’受用了。1933-1934年間餓死的人數(shù)是650萬，其中有400萬在烏克蘭，因那里反抗最力”（同上，900頁）。對于一個國家來說，影響更加深遠的是出生率明顯下降，1926-1937年出生率下降達10‰。但斯大林依然堅持出口糧食換取工業(yè)化所需的機器。總計“第二次國內戰(zhàn)爭期間（1930—1933年）死的人數(shù)是930萬。哈薩克斯坦共和國有20萬人逃到中國”（同上，頁901）。軍隊士兵大多來自農村，1933年35萬余名官兵被發(fā)現(xiàn)對蘇維埃制度“不滿”，“鬧事”隱患多達4000起（同上，896頁）?？梢哉f這是造成1937年斯大林大規(guī)模清洗“階級敵人”的伏線。

七 蘇聯(lián)的文化革命，造神氣氛中的高爾基

書中說，由于俄國的精英要么被驅逐出境，要么遭殺戮，蘇共便利用相當大部分國民不諳國是而實行愚民政策：不許人民與國外親友聯(lián)系，不許閱讀外國報刊。廣大群眾完全與外部世界隔絕，根本不了解世界上發(fā)生的事情（同上，932—933頁）。列寧、斯大林的名字開始被廣泛用來命名街道工廠城市等，帕米爾有一個高7495米的山峰改名為斯大林峰，另一處高7134米的山峰被稱為列寧峰，馬克思峰高為6726米。

對于歷史研究，斯大林強調學者們與布爾什維克黨保持一致，時刻牢記“要有正確的方針”，史料并不重要，那是“沒用的官僚們才去做的事”（同上，933頁）。

于是人人自危，對于黨的正確方針，只能舉手“贊成”，今天開會決定批判或槍斃某人，你不舉手，晚上就可能進班房，命運難卜。

至于對待知識分子，蘇共實行的是培植一批忠于黨的人，通過他們“貫徹”黨的意圖。高爾基是其中之“佼佼者”。30年代蘇聯(lián)著名的哲學家、造詣很深的洛謝夫（А·Ф·Лосев）出版了一本《神話的辯證法》。在蘇共高壓政策下這是一大奇事，令斯大林十分反感，于是忠于“斯大林同志”的高爾基便撰寫批判洛謝夫的文章，稱其“大字不識幾個”（同上，933頁），還要著書立說。

高爾基被該書作者認為是知識分子墮落的典型，并且舉出了幾個例證。1932年4月蘇聯(lián)取締了所有文學藝術聯(lián)合會，官辦的“蘇聯(lián)作家協(xié)會”成了唯一“合法”的組織。而文學藝術創(chuàng)作中唯一合法的流派，便是所謂的革命現(xiàn)實主義。高爾基在1934年蘇聯(lián)第一次作家代表大會上的發(fā)言淋漓盡致地表述了他對親愛的“斯大林同志”的擁護和無限忠誠。

此后蘇聯(lián)各地便據(jù)作家協(xié)會的運作模式建立了一系列官僚化協(xié)會，如作曲家協(xié)會、藝術家協(xié)會、舞蹈家協(xié)會等，其領導人一概由蘇共指定。在這種高壓和限制中，到30年代出現(xiàn)了嚴重扭曲歷史的《列寧在十月》、《列寧在1918》等影響深遠的“經典作品”。

作者引用高爾基參觀索洛維茨（即古拉格）集中營的表現(xiàn)，說明他對他親愛的“斯大林同志”的忠誠。一個男孩子據(jù)高爾基過去的作品把他當做“受壓迫者的庇護神”，向他講述了自己在集中營受到的非人待遇，高爾基眼睛里閃著淚花聽了孩子的講述。但是并沒有“庇護”他，男孩子很快就被處決了。

蘇聯(lián)利用各地古拉格的勞力修建了白海—波羅地海運河，并以斯大林的姓氏命名，通航儀式上高爾基發(fā)表講話，歌頌奴役般的勞動，高度贊揚斯大林的功績。

高爾基“不僅參加了興師問罪者的大合唱，他還為這個大合唱譜曲”，一位姓尼瓦的瑞士作家這樣描述高爾基的作用。為建樹對斯大林的個人崇拜，高爾基不遺余力。

八 蘇聯(lián)與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

英法代表團于春天到了莫斯科，同蘇聯(lián)商討如何對付希特勒。作者引用斯大林1939年8月19日在蘇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的講話：

“戰(zhàn)爭還是和平的問題，對于我們來說已經到了關鍵時刻。如果我們同法、英簽訂互助條約，德國將放棄波蘭而開始尋求接近西方大國的辦法。那么戰(zhàn)爭可以避免，但后來的事態(tài)發(fā)展對蘇聯(lián)會十分危險。如果我們接受德國建議，德國當然會進攻波蘭，英、法勢必干涉……那我們參戰(zhàn)就對我們有利了。

近20年的經驗證明，在和平時期，歐洲不可能發(fā)生強大到足以奪權的共產主義運動，只有打一場‘大戰(zhàn)’，才能建立起一個黨的專政。我們要做出自己的選擇，選擇什么，這是清楚的。我們應該接受德國的建議并且禮貌地把英法代表團打發(fā)回去。波蘭的亡國將是我們得到的第一個大好處。”（《新世界》（Новыймир）雜志，1994年第12期，230—237頁）?！抖兰o俄國史》第2卷，9頁）

2009年8月20日這本書的主編祖波夫和作者之一的潘佐夫就此接受電視臺采訪。

祖波夫說，發(fā)動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的人，不僅僅是希特勒，還有斯大林。潘佐夫再次引用了斯大林的上述談話。他說，結果已經清楚了，斯大林明知，任何一個國家都不能接受他提出的損害波蘭等國利益的條件，也還是讓伏羅希洛夫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出這樣的建議。這壁廂英法代表團同波蘭商洽，那壁廂是斯大林利用這段時間同德國人商洽。潘佐夫說：“實際上是斯大林需要戰(zhàn)爭”，一是通過戰(zhàn)爭可以占領一些國家并擴大蘇聯(lián)共產主義制度的勢力范圍，另一方面又能促進歐洲的共產主義運動。正是斯大林需要同希特勒簽定這樣一個條約。潘佐夫認為，這部書中關于蘇德條約的論述足以確切說明“就其本質來說，作為兩個社會思潮，納粹主義和斯大林主義有許多共同點”。祖波夫說：那些在1937年殺害本國人民的人，對待其他國家的人民也是一樣的殘酷，這話無論對于希特勒，還是對于斯大林，都一樣適用（可參見：www.radiorus.ru）。正是基于這樣的看法，這本書的作者才摒棄了蘇聯(lián)“偉大的衛(wèi)國戰(zhàn)爭”的用法，而使用“蘇聯(lián)——納粹戰(zhàn)爭與俄羅斯”。

這本書的作者們釋放著愛國主義情愫，“二十世紀俄國經歷了可怕的悲劇：它好像丟失了自我和獨特的精神面貌”。那些流亡國外的人“把俄國的精神財富保留了下來，但是條件極其艱苦，他們離開了祖國的土壤”。作者們自認是在表達史學工作者的責任感?！?917—1952年這35年的歷史是極其悲劇性的，研究這段歷史讓人撕心裂肺。所以許多人寧愿佯裝不知。然而如果后人不能與先輩產生共鳴，那么先輩的痛苦經歷就毫無意義了”。他們寫下這部巨著，期望著俄羅斯的復興，期望著人類的普世價值在富饒的俄羅斯大地實現(xiàn)。

第二篇：譯介國外作品要準確—祖波夫主編《二十世紀俄國史》一書相關情況查證

作者：鐘 實

炎黃春秋)2010 年第 10 期發(fā)表了一篇署名李玉貞的文章， 題目為 《一部顛覆性著作：<二十世紀俄國史>》(以下簡稱“李文”)，介紹俄羅斯安·祖波夫主編的

《俄羅斯史(1894～2007)》一書。“李文”刊發(fā)后，借助網絡迅速傳播。 有人斷章取義、以訛傳訛，借機攻擊和否定列寧和十月革命，抹黑社會主義。 最近我們查閱了俄羅斯有關材料，并詢問了前不久來訪的俄羅斯學者，發(fā)覺實際情況與“李文”所言有很大出入。 經過進一步對比俄文原書，發(fā)現(xiàn)“李文”中引用的數(shù)字與原書不符之處竟有 6、7 處之多。譯介國外作品要準確，否則會傳播錯誤信息，誤導國人。 下面我們將最近查詢到的一些情況介紹給國內讀者，以正視聽。

一、祖波夫一書的基本情況

《炎黃春秋》刊登的“李文”一開頭便講，此書在俄羅斯社會“引起轟動”、“一年內就多次再版”，稱此書是普京總統(tǒng)授意的，是索爾仁尼琴推薦的，是一部高年級歷史教科書等等，給祖波夫一書戴上了不少“冠冕”。

1.?經查證并詢問俄羅斯有關專家，我們發(fā)現(xiàn)沒有任何證據(jù)表明此書是直接由 “普京任總統(tǒng)期間授意編寫的”。 實際情況是，普京在擔任總統(tǒng)期間，曾多次下令整頓歷史教材和歷史教育領域的混亂情況。 在普京的直接關心下，2007～2008?年間俄羅斯編寫和出版了一些“官樣”教材。 但思想和觀點與祖波夫一書大相徑庭， 不能混為一談。 期間，俄羅斯政府還取消了某些“抹黑歷史”教材的教科書資格。 2009?年 5?月，新任總統(tǒng)梅德韋杰夫曾下令成立一個由總統(tǒng)辦公廳主任掛帥的國家 歷史委員會，意在“反擊篡改歷史、維護俄羅斯利益”。

2011 年 4 月，據(jù)莫斯科大學歷史系副主任列奧諾娃對來訪的中國學者講，這本書是作者自行出版行為， 并沒有國家授意。 目前也沒有聽說有大學老師將其作為大學生歷史教材。

經查證，祖波夫所編之書既非大學歷史教材，更不是中學高年級正式歷史教科書。 在俄羅斯，歷史教科書須經過教育科學院和俄羅斯科學院組成的專家委員會評審。 然后再經教育部認可后方能成為教科書，并在書的顯著位置標注批準文號。 而我們查閱祖波夫一書， 書中沒有任何顯示教科書內容的信息， 只是一本由多人編寫的普通性、探討性歷史類書籍。 此書標注的印數(shù)為 5000 冊，版權頁和俄羅斯其它材料并沒有顯示該書在“一年內就再版數(shù)次”。 實際上，不計眾多正式出版的歷史教材，俄羅斯每年都出版大量歷史類書籍，僅俄羅斯科學院歷史學家每年每 3 人就出版 1 部學術專著。而每年印刷的各類回憶性、政論性、通俗性的非專業(yè)歷史類書籍多達幾百種，可謂不勝枚舉。

1.?經查閱，在俄文維基百科網站中的“祖波夫”欄目中有一句俄文顯示，此項目原本屬于索爾仁尼琴。 而俄羅斯有關材料進一步透露， 在逝世前索爾仁尼琴對祖波夫“極端的反蘇立場”表示不滿，還撰寫了揭發(fā)祖波夫的材料，此后便不再參與，與其分道揚鑣。

2.?另外，文中提到來華轉交此書的亞·潘佐夫并非著名的“俄國史學家”，而是一位長期定居美國，曾研究和講授 20?年代中蘇關系問題的俄裔教師。

二、關于該書作者及思想背景

1．祖波夫主編的《俄羅斯史》一書于?2009?年出版，分上下兩卷，1900 多頁。 除主編祖波夫外，還有來自美國、德國、英國、意大利、捷克、拉脫維亞等 10 個國家的境外作者，總共 43 位。 眾多境外作者參與編寫俄羅斯歷史， 這在俄羅斯歷史編纂領域十分罕見。 從書后的作者簡介上看，其中鮮有俄羅斯權威學者和有影響的歷史學家， 多是年輕的準博士和副教授。 況且作者的專業(yè)領域五花八門：除歷史專業(yè)外，還有藝術、語言、工程技術甚至森林保護方面的。2．有關該書主編祖波夫的一些背景材料。?祖波夫生于 1952 年，歷史學博士，博士論文題目為“議會民主與東方政治傳統(tǒng)”。 此人長期在科學院東方學所工作， 同時在東正教學院、 莫斯科國際關系學院的宗教或哲學教研室兼職， 近些年來積極從事東正教的研究和宣傳。 俄語維基百科顯示， 他與俄境外宗教團體聯(lián)系密切，?長期擔任俄境外流亡人士創(chuàng)辦刊物——《播種》雜志的主編。 2003~2008 年一直是 “俄羅斯團結分子聯(lián)盟”組織的成員和主要領導人。

? ? ? ?祖波夫是十月革命勝利后那些流亡境外的舊 “白俄”勢力的代表，屬于?；逝?。 他們的政治目的就是聯(lián)合境內外俄裔力量，進行“反蘇、反共”宣傳活動，主張恢復沙皇制度。 編寫此書正是他們思想宣傳的一部分，除此之外，他們還利用東正教講壇進行自己的政治活動。

3．關于該書的思想與立意。?從該書對歷史分期也可以看得出作者的思想立意。 該書故意區(qū)別蘇聯(lián)歷史書，不是從 1917 年十月革命寫起，也不像現(xiàn)在俄羅斯歷史書那樣從 1900 年寫起， 而是選擇 1894 年沙皇尼古拉二世登基之日。 書中一開始便用大量篇幅贊美俄國沙皇的親民和英明，美化十月革命前舊的沙皇制度。全書內容惡意攻擊列寧和十月革命。 該書提出，蘇聯(lián)歷史是“悲劇”，蘇共歷史充滿“罪惡”……特別是?1917?年至 1952 年的 35 年間是俄羅斯歷史上最悲慘篇章。 該書將布爾什維克黨描寫成是“ 惡魔、暴徒”， 與墨索里尼、希特勒領導的納粹法西斯無異。 該書大肆貶低蘇聯(lián)社會主義制度的成就。 在該書作者眼里，蘇聯(lián)社會主義制度背離了歷史的正確軌道，推翻了沙皇政權，給俄羅斯人民帶來“災難”。 蘇共在歷史上的所作所為與歐美民主國家格格不入，背離了文明社會。 該書貶低蘇聯(lián)在二戰(zhàn)中的作用， 強調是蘇聯(lián)通過英美的大量物資援助才取得了勝利。

祖波夫聲稱，他憎恨蘇聯(lián)這段歷史，他不想寫“蘇聯(lián)的歷史”，而是寫“俄羅斯人的歷史”。 祖波夫提出： “如果不激發(fā)起對蘇聯(lián)制度的仇恨， 不割斷與其聯(lián)系， 就不能接續(xù)革命前沙俄的歷史，俄羅斯便沒有前途。 ” 可見， 從主編的政治背景和作者的組成及思想傾向等方面，不難看出此書的“仇蘇、仇共”立場。

三、俄羅斯輿論對該書及其作者的評價

1.?俄羅斯輿論對此書的評價。 俄羅斯共產黨網站曾轉載文章對此書強烈的“反蘇、反俄”立場進行批評， 將其視為 20?年來詆毀蘇聯(lián)歷史又掀起的一輪濁浪。2010?年?4?月，?普京所倚重的智囊機構——“俄羅斯社會規(guī)劃研究院”發(fā)行的《專家》雜志，在第 16—17?期刊登了一篇題為《造假者的歷史》的文章，批判此書故意 將“偉大的衛(wèi)國戰(zhàn)爭”寫成“蘇聯(lián)一納粹戰(zhàn)爭”，污蔑“蘇聯(lián)政權比納粹政權還要血腥和殘酷，等等”。 這篇文章的副標題為“今天想教育我們歷史‘真相’的那些人，正是在衛(wèi)國戰(zhàn)爭中與希特勒合作的那些人”。 文章揭露道， 該書主編祖波夫曾擔任境外異見人士創(chuàng)辦的 《播種》雜志的主編。 除此之外，前幾年祖波夫曾擔任反蘇組織——“團結聯(lián)盟(HTC)”的領導人。?該組織的前身是 1924~1930?年流亡歐洲的白俄青年恐怖組織。 二戰(zhàn)前夕，他們的成員積極從事反蘇、反共的破壞活動。 二戰(zhàn)爆發(fā)后，他們與納粹合作，深入到俄僑和被俘的蘇聯(lián)戰(zhàn)俘中做策反工作。 俄羅斯政治自由化之后，1996?年該組織在俄羅斯境內得以注冊， 之后還多次參加各級議會的選舉。 除此之外，“團結聯(lián)盟”還利用東正教講堂開展反共的宣傳工作，號召立法禁止共產主義意識形態(tài)， 宣布過去的蘇維埃制度是罪惡的、非法的。

《專家》 雜志是當今俄羅斯發(fā)行量很大的主流雜志， 雜志的主編法捷耶夫是俄羅斯社會院下屬的一個委員會的主席，是當今俄羅斯十分有影響的智囊人物， 2007 年和 201 1 年曾應邀來華訪問， 與我國學術界保持交流聯(lián)系。 該文刊登后，祖波夫雇請律師，要與《專家》對簿公堂，理由是 2008 年以后他便不在該組織任職。 2010 年 7 月 19 日，莫斯科市薩維洛夫區(qū)法院通過審理，完全駁回了祖波夫的訴訟。

《專家》雜志的代表在庭審中舉證說：一是祖波夫在書中稱“反對蘇聯(lián)制度的許多人，其生命要感謝德國的入侵”；二是祖波夫作為該書的主編曾在互聯(lián)網上撰文稱“共產黨—布爾什維克是比納粹還可怕的敵人，因為他們統(tǒng)治了俄羅斯幾十年，而納粹只是在 2—3 年的短時間里占領過俄羅斯的一部分， 等等。 法院采納了

《專家》雜志的證據(jù)和申訴理由認定：該書有 20 多處結論表明，作者的一些論斷缺乏史實根據(jù)；此書非學術性著作，屬于政論類出版物。

1.?2010?年， 白俄羅斯歷史學家希什科夫在俄羅斯歷史類刊物——《祖國》雜志第?6?期、第?7?期發(fā)表了題為《祖波夫教授的另類歷史》一文，將祖波夫稱為“舊貴族遺少”和“未被革命的舊地主”的代表。 希什科夫寫道，專業(yè)歷史學家對祖波夫這部“隨意性”書籍不屑一顧。 此中一些論斷多有主觀臆斷之處，不少數(shù)據(jù)多是西方陳舊報刊材料拼湊而來。 作為該書的顧問，美國有影響的俄國史專家派珀斯吹捧說 “引用境外的材料和同意國外的歷史觀點是該書最大的兩個亮點， 也是該書與過去俄國史書籍的不同之處”。 希什科夫指出，祖波夫主編的此書在寫作風格上“亦真亦假，或虛或實”，書中有不少主觀妄斷或斷章取義之處。

例如， 祖波夫等人為了證明斯大林準備發(fā)動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 書中引用斯大林 1939 年 8 月 19 日在蘇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的講話。實際上對此次講話內容的真?zhèn)?，俄羅斯史學界存在爭議。 祖波夫等人為了證明“斯大林與希特勒一樣， 他們共同發(fā)動了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 的論斷，還是引用這段存疑的“講話”。 引用完畢后，祖波夫在原書中特別用一行小字號的俄文標注道： 很可能， 這不是原始速記稿，而是一段轉述材料，但與斯大林的觀點是一致的(見祖波夫俄文原書下冊第 9 頁)。 用一份轉述的材料來佐證重大歷史判斷有欠嚴謹和認真。 接下來閱讀，我們還發(fā)現(xiàn)這份材料來源也十分可疑。 祖波夫書中轉述的材料竟來源于 1994 年第 12 期的 《新世界》雜志，原文題為《一邊詛咒、一邊試著明白》。 熟悉俄羅斯情況的人都知道，《新世界》雜志既非學術性、也非歷史專業(yè)研究刊物， 而是一本自由化傾向的右翼文藝類刊物。 以如此可疑而輕薄的材料去推斷重要史實是不嚴肅的。 由此該書的嚴肅性和可靠性也可見一斑。

3．2009?年?12?月?15?日，?祖波夫供職的莫斯科國際

關系學院在其官方網站上特別刊登了該校兩位評審專 家阿·波德別廖茲金和亞·謝廖金教授的聲明。 ??在這份聲明中， 兩位著名教授稱 “他們不準備向學生推薦該書”， 因為該書中的一些論斷影響理性地思考歷史問題。 鑒于俄羅斯學術界對此書有不同意見，因此他們認為，“將一部有爭議的出版物向大學生推薦將犯大錯”。

四、“李文”一些譯介錯誤

《炎黃春秋》刊發(fā)的“李文”中摘錄了幾組祖波夫原書的數(shù)據(jù)。 經對照俄文原著，我們發(fā)現(xiàn)，這幾組數(shù)據(jù)中有多處錯誤，與祖波夫原書不符。

例如，為證明十月革命是一場“災難”，“李文”中引述說“1917 年的 46 名科學院院士， 死亡 5 人， 流亡 8 人，1923?年僅有?23?名……”，?而祖波夫原書為———死亡 15 人。 接下來，“李文”中寫道，“其他如俄國中部省份在 1916 年人口總數(shù)為 6800 萬， 到 1920 年僅剩下3800 萬”， 而祖波夫原書中兩個數(shù)字分別為 680 萬和

380 萬(以上見祖波夫原書上冊第 498 頁)。 此處兩組數(shù)據(jù)相差 10 倍，而若據(jù)此兩組不同數(shù)據(jù)，讀者計算俄羅斯中部地區(qū)損失人口將會相差 2700 萬人之巨！ 這不就是時下常講的“學術硬傷”嗎？ 至此，讀者不禁要問，出現(xiàn)如此巨大的人口數(shù)字錯誤，是翻譯錯誤，還是原書版本問題，還是有其它考慮？

接著“李文”寫道，“蘇共開展的一場對付農民的斗爭，當時估計有?200?萬富農，150?萬中農……”，而祖波夫原書此處為“1500 萬中農”。

為表現(xiàn)蘇聯(lián)集體化的殘酷，“李文” 摘抄說，“1930 年 1 月 30 日蘇共中央記錄顯示，僅僅在第一期一個多月時間里就有 20 萬富農被剝奪財產，60 萬被槍殺或遣至集中營……。 ”此處俄文準確翻譯應為：1930 年 1 月 30 日蘇共中央做出秘密決議， 初期計劃將 20 多萬富農“非富農化”(通常譯為“剝奪生產資料”，而非剝奪全部財產)，其中 6 萬(而非 60 萬)可以槍決或遣至集中營(見祖波夫原書下冊第 884 頁）。

又如，“李文”寫道，蘇共中央派出了 25 萬名共產黨員工作組分赴各地， 兩個月內就有全體農戶的 58％ 加入了集體農莊，此處俄文原書為“2.5 萬名共產黨員奔赴各地農村”。

“李文”接下來寫道，“對于一個國家來說，影響更加深遠的是出生率明顯下降，1926～1937?年出生率下降達千分之十”。 而祖波夫原書中有這樣的段落： 據(jù)1937?年人口統(tǒng)計，?除列舉的部分地區(qū)下降外，1926~1937??年蘇聯(lián)總人口增加了 10％(見祖波夫原書下冊第900—901 頁)。

對照原文，可以發(fā)現(xiàn)在篇幅不長的“李文”中還有不少欠準確之處。 例如，“李文”講“第二次國內戰(zhàn)爭期間(1930~1933 年)死亡(原書為‘減少’)人數(shù)是 930 萬； 哈薩克斯坦共和國有 20 萬人(原書為‘ 牧民’)逃到中國”(見祖波夫原書第 901 頁)。

類似的錯誤或欠妥的表述在幾千字的“李文”中還有。 例如，“李文”在摘引“末代沙皇的命運”內容時，引用了祖波夫書中描寫 1918 年 7 月的一個深夜羅曼諾夫皇族被處決的情形。 從祖波夫原書可以看出，此處為引述他人“繪聲繪色”的回憶，以小號字體印刷，準確與否有待考證。 而“李文”在編譯時卻添枝加葉：“女尸受到侮辱，一條波隆卡名犬被絞死”。 查對祖波夫原書，文字中沒有“女尸受到侮辱”這樣的表述，只是有這樣一句話 “試圖用刺刀將一個女孩致死”(見祖波夫原書上冊第 534 頁)。

五、俄羅斯歷史迷局與現(xiàn)實矛盾

20 多年前，蘇聯(lián)解體在即，歷史虛無主義思潮、激進自由民主思潮、民族分離主義思潮相互交織，積聚膨脹。 在戈爾巴喬夫“公開性、民主化、新思維”口號的推動下，催生了空前的“政治競爭熱”與“歷史反思熱”。 上世紀 80 年代末期，蘇聯(lián)文化領域和新聞輿論領域烏云翻滾、濁浪滔天，“細說歷史”、“戲說歷史”盛行一時，專業(yè)嚴肅的歷史研究沉默啞口。 一些非歷史專業(yè)文人寫手常常將統(tǒng)一完整的歷史進程加以解構、 然后 “碎片化”，報紙雜志也以各種來源不明、聳人聽聞的“解密檔案材料”來吸引眼球。 這樣的做法很快搞亂了蘇聯(lián)人的思想，動搖了人們的信念。 短短 2—3 年的時間，境內外反共、反蘇勢力里應外合，最終搞垮了蘇共，瓦解了蘇聯(lián)。20 多年過去了，俄羅斯社會中歷史教育領域的矛盾和圍繞歷史問題的爭論依然激烈， 各種針鋒相對的思想雜陳，思潮紛繁復雜，反蘇、反共、去蘇聯(lián)化、去紅色化的書籍也不時出現(xiàn)。 不難看出，俄羅斯社會歷史觀的對立是現(xiàn)實政治矛盾的反映。 當今俄羅斯歷史觀的分歧常常伴隨著激烈的政治對抗，時常引發(fā)民族之間、宗教之間的糾紛。 歷史領域已經成為俄羅斯境內外各種民族勢力和宗教勢力爭斗的戰(zhàn)場。 這種情況從祖波夫之書的思想傾向也可略見一斑。

2011?年 2?月，俄羅斯總統(tǒng)下屬的人權委員會向梅德韋杰夫提交了一份建議案，名義上是“牢記極權主義歷史記憶、促進民族和解"，實質上是“去蘇聯(lián)化、去蘇共化、去紅色化”。 這份被俄羅斯媒體稱為“非斯大林化” 的文件最先由新任總統(tǒng)人權顧問米·費多托夫披露， 旋即在俄羅斯社會上下引發(fā)軒然大波。 據(jù)俄共反映，如果此文件得以批準并實施，意味著俄羅斯不僅在“歷史和思想”方面與蘇聯(lián)決裂，而且會像原東歐國家 一樣，引發(fā)新一輪的“政治清算”。 據(jù)透露，該文件規(guī)定， 不同意譴責蘇聯(lián)極權主義歷史的官員將要被追究政治 責任并將禁止擔任公職。 對此，俄共領導人曾當面向總理普京提出異議。 據(jù)今年 4?月來華的俄共中央書記德· 諾維科夫講，普京私下表示，他對此不會同意。 至今，梅德韋杰夫還未簽署此文件。

歷史是一個民族的寶貴財富， 歷史傳統(tǒng)關乎民族大義的存廢。 俄羅斯在歷史領域的教訓頗深。 可以預見， 未來俄羅斯在歷史思想領域的斗爭和混亂情況還會持續(xù)下去。 對此我們將認真觀察、密切跟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