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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統(tǒng)治合法性的角度看，古代國家與近代國家，根本性的區(qū)別在哪里？

很簡單，古代國家的君主們通常會宣稱，其治理民眾的權力，是由神授予的。

而近代國家，無論政體如何構建，理念如何沖突。

各派力量一般都會強調(diào)，統(tǒng)治者的權力來自于人民，人民才是國家的主人。

一、古今之變

所以，從“君權神授”到“主權在民”，到底算不算歷史的巨大進步？

這肯定算！但進步，有時候也會帶來新的問題。

我在上篇文章中曾講過，在“君權神授”的古代，多民族的大國是很容易建立的。

試想幾個語言、習俗、文化，天差地別的民族。

他們都皈依同一個宗教，都認為君主生殺予奪的權力，來自于大家共同信仰的神。

于是這些人，很輕易地就能團結在統(tǒng)治者周圍，心甘情愿地供人驅策。

而當“主權在民”的思想擴散開來后，情況就變得完全不同了。

你說統(tǒng)治者的權力來自于人民，首先，“君權神授”之國王，肯定會被推翻。

其次，推翻舊的統(tǒng)治者后，新誕生的國家，必須要解決另一個重要議題。誰是人民？

人民這個詞如此寬泛，總不能全世界隨便來個人，都能成為本國人民吧？

于是近兩百年來，世界各地通常都將民族，作為人民天然的邊界。

這就是民族主義，以及民族國家的基本邏輯。

也是很多幅員遼闊，歷史輝煌的古文明，在近代化轉型中，舉步維艱，乃至分崩離析的重要原因。

總而言之，就是近代化必然激發(fā)民族主義。

以上內(nèi)容，我在前兩個視頻中，已經(jīng)詳細剖析過了。

此處之所以再重新復述一遍，是因為華夏文明，同樣遵循類似的演進過程。

從這個角度入手，晚清史中的很多疑問與謎團，就可以用清晰的邏輯，聯(lián)系起來了。

二、合法性

橫向對比世界各國，面對西方的堅船利炮，清王朝的反應其實并不算太遲鈍。

洋務運動開始于1861年，比明治維新還要略早些。

截止甲午戰(zhàn)爭，30多年里，官僚們以“自強”、“求富”為目標，引進了數(shù)以百計的近代工廠。

那么既如此，幅員遼闊，資源豐富的大清，為什么還會輸給隔壁的蕞爾小邦？

很多人可能會說，因為“船小好調(diào)頭”，天朝上國太自大了，頑固派遍布朝野，根深蒂固。

于是先進的洋務派，不斷被舊勢力拖累，日積月累下，終于被虛心學習的日本反超了。

這種說法當然是沒有錯的，翻開近代史，晚清很多所謂清流，確實扮演了令人厭惡的角色。

其中部分流傳甚廣的案例，甚至直到今天，還被人當成段子來嘲笑。

比如一些大臣反對建造鐵路，理由這東西要動土，會驚擾祖宗，破壞風水。

另一些大臣則不同意架設電報，任人說破嘴皮，咬死了就一句話，驛遞足矣。

類似言行，站在后人視角，是不是非常的愚蠢？

當然，也正因如此，現(xiàn)代多數(shù)人，在回顧清末洋務派與頑固派的爭論時，多少都會抱有一種看戲的心態(tài)。

大致就是覺得，這種交鋒實在太沒意思了，誰對誰錯一目了然。

洋務派眼光長遠，深謀遠慮，頑固派食古不化，榆木腦袋。

雙方能對抗這么多年，果然是再多的智者，也改變不了一個認知層次低下的睿智。

但事實真的就如此簡單嗎？

要知道，頑固派的日常，就是跟李鴻章、左宗棠、張之洞這些洋務大臣過不去。

這是一份很有門檻的差事，非智慧、格局頂尖之人不可勝任。

所以，有沒有這樣一種可能？清末守舊派，其實一點都不蠢。

他們同樣也開眼看了世界，而且，正是因為對近代化的規(guī)律、結果，理解的太深刻了，才會冥頑不靈，抵制變法的？

想要把這個問題說明白，此處又要立足于文章開頭的觀點，談一談清朝統(tǒng)治的合法性了。

作為中國古代最后一個帝制王朝。

現(xiàn)代主流書籍，在評價這段歷史時，無論切入點是什么，基本都離不開四個字：

“多元一體。”

多元很容易理解，清朝的疆域是如此廣闊，其治下民眾的習俗文化，政治傳統(tǒng)，當然也是多種多樣的。

首先在東北，愛新覺羅氏，是八旗子弟天然的領袖。

其次，他們又通過大規(guī)模貴族聯(lián)姻，將蒙古的科爾沁等部，拉入了己方的軍事聯(lián)盟。

1644年入關后，清廷又在內(nèi)地十八省，基本延續(xù)了明制，繼承了與周邊國家的宗藩關系。

隨后，在統(tǒng)一藏蒙的過程中，所謂“一座喇嘛廟，勝抵十萬兵”。

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有意扶持藏傳佛教中的“黃教”，用以安撫邊境民眾的人心。

最后，在故土新歸的西域，清朝也尊重當?shù)刈诮?，將伯克制，納入了帝國的官僚體系中。

看起來是不是很復雜？很難用單一的話術體系，將其中的法統(tǒng)歸納起來？

于是近年來，西方部分學者直接將清王朝，定義為一個多法統(tǒng)國家。

即認為，愛新覺羅氏，同時兼具中原天子、藏傳佛教文殊菩薩、草原博格達汗、東亞保護者等多個平行身份。

這便是新清史學派，簡而言之，就是上帝歸上帝，凱撒歸凱撒。

統(tǒng)治者通過同時擔任不同區(qū)域，多種信仰至高神的方式，以一人維系了龐大帝國之統(tǒng)一。

此類學說當然是很片面的，這里就要提到所謂的“一體”了。

對于自己的法統(tǒng)，康、雍、乾三代帝王，都曾用了很大的篇幅，在眾多文獻中反復強調(diào)過。

比較典型的，如乾隆在《命館臣錄存楊維楨正統(tǒng)辯諭》里所言：

“我朝為明復仇討賊，定鼎中原，合一海宇，為自古得天下最正。”

言下之意，就是明朝不是被清軍消滅的，而是被李自成推翻的，大順才是亂臣賊子。

清朝是因為震驚于叛賊的惡行，才會入關為君父崇禎報仇的。

此時天下已然無主，于是當各地叛軍被陸續(xù)消滅后，大清也就理所當然延續(xù)了前朝大統(tǒng)。

這套說辭，雖然這兩年在互聯(lián)網(wǎng)上，被抨擊得體無完膚。

但起碼由此可知，清朝歷代帝王，都是將統(tǒng)治合法性，維系于中原數(shù)千年之天下秩序的。

那么中原自古以來的法統(tǒng)是什么？根據(jù)儒家經(jīng)典《春秋繁露》的論述，所謂：

“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

講得再詳細點，就是：

“天子受命于天，諸侯受命于天子，子受命于父，臣受命于君，妻受命于夫，諸所受命者，其尊皆天也，雖謂受命于天亦可?！?/p>

上述理論翻譯一下，從宏觀上講，即中原天子，是全世界唯一且至高的天命統(tǒng)治者。

任何政治實體，甚至包括塞外的蠻族部落，也必須在得到其任命后，才具備治國的合法性。

從微觀上講，三綱五常、等級有序，是不變的天道真理。

天子位于等級的塔尖，用這套真理治國，下屬臣民也由此各按其位，尊尊親親。

所以，清朝為什么能維持內(nèi)地十八省的穩(wěn)定？

因為大多數(shù)人都覺得，愛新覺羅氏作為天子是神圣不可置疑的，是上天派來統(tǒng)治大家的。

再看西域，清帝國雖然尊重當?shù)貍鹘y(tǒng)，但也實行嚴格的政教分離制度。

甚至從嘉慶年間開始，伯克連世襲都受到限制，改土歸流的趨勢日漸明顯。

這是很典型的儒家“因俗而治”體系。

即地方的政治傳統(tǒng)可以被尊重，但類似傳統(tǒng)歸根結底，也只是天下秩序的一部分。

今天便于統(tǒng)治，能留下，明天情況變了，皇帝也能合法地將權利收回。

至于蒙藏地區(qū)，情況也基本與之類似，只不過黃教勢力更大，相對更被尊重罷了。

典型案例，根據(jù)《清世祖實錄》記載，清軍剛剛入關時，便已經(jīng)意識到黃教在蒙藏各部中的重大影響力。

于是順治多次邀請喇嘛入京，但等喇嘛真來了，皇帝又開始發(fā)愁了。

自己去迎接吧，就怕把黃教地位抬得太高，危害社稷，不去吧，又怕被對方誤會沒有誠意。

對此，滿洲大臣認為：

“若請而不迎，恐于禮未當，我以禮敬喇嘛，而不入喇嘛之教，有何妨乎？”

而漢族官僚則站在“天下受命于天子”的角度。

勸諫道：

“皇上為天下國家之主，不當往迎喇嘛?！?/p>

最后順治聽從了后者的建議，沒有親自出門迎接。

由此可見，雖然黃教會主動授予清朝皇帝，諸如“文殊菩薩轉世”、“轉輪王”之類的神圣稱號。

但本質(zhì)上，其合法性，是被置于儒家法統(tǒng)之下的，兩者是從屬關系，而非平等關系。

最后還有東亞諸國，他們?yōu)槭裁丛敢鈱Υ笄甯┦滋?，朝貢不斷?/p>

因為類似李氏朝鮮，琉球，國內(nèi)都認可其國王，是由天子任命的。

所以，即便不是直轄，華夏歷朝歷代，在這些邦國的內(nèi)政上，也有著舉足輕重的影響力。

好了，本文花了這么大的篇幅，闡述了“多元一體”中的“一體”。

大家也應該明白，儒家法統(tǒng)對于清帝國的統(tǒng)治，有多么重要，多么不可或缺了吧？

回到本文開頭，近代化、工業(yè)化，必然激發(fā)民族主義。

而民族主義一旦被廣泛接受，首先，天下秩序中最外圍的朝貢國家，很可能紛紛出走。

畢竟他們本來就擁有相對完整、獨立的統(tǒng)治機構，乃至于文化凝結核。

這還不算致命，更糟糕的是，如果帝國本土也開始拋棄儒家敘事。

那么腐朽，殘暴的清帝國，將會醞釀出無數(shù)場革命，人們再也不可能忍受原本的生活。

民族主義思潮下，甚至原本效力朝廷的各族精英，也會變得不能依靠。

革命黨會從一切進步的新組織中，如留洋學生、機器局、新軍中，源源不斷地生長出來。

到最后，也許只有提籠架鳥的八旗子弟，才是皇帝唯一可以依靠的力量。

三、守舊派

明白了這些，洋務運動中，很多頑固派的邏輯，也就能夠理解了，此處摘取部分資料。

劉錫鴻，一個在書本中，以跳梁小丑形象出現(xiàn)的守舊人士。

他在出使西方的過程中，死心踏地的和洋務派人士郭嵩燾過不去，還捕風捉影列舉了對方很多罪狀。

比如，你學外語，意欲何為？是不是想出賣國家？

你天天講大清不變法，就要滅亡，難道是對皇上不滿，對朝政有意見？

還有，外國國君入場時，你居然不顧天朝上國威嚴，起立迎接，意欲何為？

甚至回國后，劉錫鴻還竭力反對修建鐵路，以一己之力，延緩了中國近代化的步伐。

以上零零總總，按現(xiàn)代標準評判，是不是即愚蠢，又自大，簡直不可理喻？

但后來，隨著《劉光祿遺稿》等資料的陸續(xù)流出，我們才知道，此人在接觸西方文明后，便迅速被其繁榮、先進的景象所折服。

劉錫鴻不但認為，以鐵路為代表的技術，是：

“古今之奇觀，絕世之巧術?！?/p>

而且還透過現(xiàn)象看本質(zhì)，對資本主義起源、發(fā)展、運行的邏輯，進行了研究，并總結道：

“洋人之商賈與聞政，官商相保衛(wèi)，資商力以養(yǎng)兵?！?/p>

在此基礎上，他進一步分析西方制度，提出歐洲的統(tǒng)治階層，本質(zhì)上是豪強商人，曰：

“洋人所謂國主，無異鄉(xiāng)里中之首事，國主由公眾舉，承辦一國之事，而不能專斷其事，遇事則集富室大家，及一國之眾而公議既成，按貧富各出財力同為辦理?！?/p>

以上這些文字，即便放在今天，也算是不錯的見解吧？

那么既然劉錫鴻，對世界之現(xiàn)狀是如此之了解，他為什么要反對變革？

對此，《劉光祿遺稿》中也是有解釋的，因為：

“中國天下為家，已更數(shù)千載，政令統(tǒng)于一人，財賦歸諸一人，尊卑貴賤禮制殊嚴，士農(nóng)工商品流各別，逐末之人何得妄參國是？”

言下之意，劉錫鴻認為，西方與大清，官商關系是有根本區(qū)別的。

西方官商一體，同屬統(tǒng)治階層，內(nèi)政外交，自然是以商人和資本利益為主導。

而大清則官尊商卑，社會秩序，乃至朝廷權威，均是建立在壓制商業(yè)的基礎上的。所謂：

“蓋重農(nóng)抑商所以教勤樸，而廣生財之源，重士抑商多以勸德行，立制治之本，其實抑商賈之利權，即以伸朝廷爵位之權?！?/p>

所以，這還怎么向西方學習？生產(chǎn)力的變革必然帶來生產(chǎn)關系的改變。

西方和大清，一個是商業(yè)主導的資本國家，另一個則是地主文人官僚主導的農(nóng)業(yè)國家。

諸如劉錫鴻這樣真正聰明的頑固派，已經(jīng)意識到了，大清一旦開始工業(yè)化。

商人階層的力量必將大幅增長，傳統(tǒng)的官僚地主，將再也無法壓制住他們。

最后，數(shù)千年來，維系天下秩序之儒家意識形態(tài)，也一定會崩潰的。

另一個鮮明的例子，是清末著名大儒，烏齊格里·倭仁。

他之所以出名，是因為主導參與了1867年的同文館之爭。

當時洋務派的領袖，恭親王奕訢認為，西方的先進技術，歸根結底是從天文算學中來的。

因此計劃選拔科甲正途出身的文人，學習自然科學，以培養(yǎng)一批合格的技術官僚。

這項政策看起來很明智，很必要吧？

可是倭仁激烈反對。根據(jù)《籌辦夷務始末》記載，他上奏稱：

“立國之道，尚禮儀不尚權謀，根本之圖，在人心不在技藝?！?/p>

而后又強調(diào)，如果真的這么做，最后一定會：

“正氣為之不伸，數(shù)年之后，將盡驅中國之眾咸歸于夷不止?！?/p>

大清統(tǒng)治的合法性，建立在儒家禮儀之上，而科甲正途人員，又是儒道最核心的后備力量。

一旦西學開始對侵蝕傳統(tǒng)文人的信仰，那么帝國的統(tǒng)治秩序都將被沖擊。

也許倭仁對自然科學的了解，確實比較欠缺。

因為他在奏折的最后提出，國內(nèi)賢才也可教授天文算學，不必從外洋請人，于是被洋務派抓住痛腳，輸?shù)袅苏麍鲛q論。

但是對比清末新政開始后，留學生人人都是革命黨的現(xiàn)象，也不得不佩服此人的敏感性。

類似的案例還有很多，本文篇幅有限，就不多舉例了。

總之，人們常說，守舊派冥頑不靈，食古不化，是一群不太聰明的老頑固。

當然，這種花崗巖腦袋的人，肯定是普遍存在的。

不過仔細再想想，能夠通過科舉重重選拔，又在朝堂上步步高升的大臣，哪個不是人尖？

真正水平低下，沒有學習能力，事到眼前還自說自話的，又會有幾個？

講到這里，大家應該明白，什么叫“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什么叫“裱糊匠”了吧？

內(nèi)部高度均質(zhì)化的日本，在黑船事件后，很快轉型為民族國家。

所以明治維新，官府毫無后顧之憂，每日所思所想，均是如何鼓勵全社會力量，積極投入到工業(yè)化大潮中。

比如《巖倉使節(jié)的研究》一書中就曾記載，當時的大久保利通認為。國家之強弱，取決于：

“是否勉勵人民之工業(yè)?！?/p>

于是在這一邏輯的指導下，殖產(chǎn)興業(yè)政策的要點，被確定為，由朝廷創(chuàng)辦工廠作為示范，積極培育民間企業(yè)。所謂：

“保護其已開成者，誘導其未就緒者?！?/p>

這么做的結果是，根據(jù)《日本資本主義成立史研究》的統(tǒng)計數(shù)據(jù)。

至1880年，明治維新開始僅僅12年，日本民間企業(yè)的數(shù)量，就已經(jīng)遠遠超過官辦工廠。

如工礦產(chǎn)業(yè)，民營銅礦與官營銅礦的產(chǎn)量比值為94.6：5.4。

而相關數(shù)字，在煤炭上是80.3：19.7，在生鐵上則為74.3：25.7。

當然，也許有人會批評，這些所謂的民間企業(yè)，很多都是三菱、安田一類的大財閥。

但有一點我們不能否認，那就是整個日本社會的力量，都被調(diào)動起來了，甚至日本社會的經(jīng)濟結構，也已經(jīng)徹底改變了。

再反觀大清，洋務運動是怎么發(fā)展近代化企業(yè)的？

首先也是由朝廷主導，引進一批先進的生產(chǎn)設備，然后就沒有然后了。

清王朝無法轉型為民族國家，因此絕不能，也不敢鼓勵民眾邁向工業(yè)化。

洋務企業(yè)一開始只允許官辦，后來財政實在吃緊，于是開了個口子，同意官督商辦。

除此以外，任何地方民間力量試圖單獨開設工廠，都會遭到無情打擊。

大家有興趣可以翻看下晚清史料，現(xiàn)存各類文獻，無論從哪個角度入手，一般都會承認，民族資本，在洋務運動時期，是夾縫中求生存的。

而甲午戰(zhàn)爭之后，他們便迎來了快速發(fā)展。

所以，為什么相對穩(wěn)定的同光中興時期，各地士紳商人們?nèi)f馬齊喑，裹足不前？

為什么兵荒馬亂的二十世紀初，民間力量反倒是空前活躍了起來？

原因就在于此啊。

總結一下，大清要抵御列強，就必須制造洋槍洋炮，將自己武裝起來。

而制造洋槍洋炮，便不能不引入機器設備，開啟工業(yè)化進程。

工業(yè)化的進程一旦被開啟，原先以小農(nóng)經(jīng)濟為代表的生產(chǎn)力基礎，肯定會被改變。

當生產(chǎn)力基礎變了，原先尊卑有序的儒家道統(tǒng)，也就很難維系下去了。

偏偏清王朝，又不能像日本一樣，快速轉型為民族國家，建立新的意識形態(tài)與統(tǒng)治合法性。

所以怎么辦？答案是洋務運動。

官府既要建設工業(yè)，又要盡量將工業(yè)和普通民眾隔離開來，以防止其社會結構受到?jīng)_擊。

所謂“這是一場失敗的，由地主階級領導的自救運動”之評價，真是恰如其分。

四、清末新政

弄明白了以上邏輯，甲午之后清末新政的歷史，大家也就很容易能夠理解了。

洋務運動，官府僅派遣少量留美幼童，還命人時刻監(jiān)督他們的言行舉止。

最后發(fā)現(xiàn)苗頭不對，寧可功虧一簣，終止學業(yè)，也要將這些人全部召回國內(nèi)。

清末新政，朝廷鼓勵，甚至是花錢補貼文人外出學習。

結果留學生們大多變成了革命黨，連帶著同盟會等進步組織，也由此迅速成長了起來。

洋務運動，官府對于近代報紙十分警惕，動輒查抄封禁。

清末新政，朝廷迫于各方壓力，先后頒布《大清印刷物專律》、《報章應守規(guī)則》、《報館暫行條規(guī)》、《大清報律》。

然后隨著管制的放松，革命思想也如燎原星火般蔓延開來，此處摘錄部分案例。

資料摘自論文《挑戰(zhàn)與回應，清末合法性危機研究》

還有最重要，也是最致命的變革。

洋務運動，官府雖然引進、制造洋槍洋炮，卻仍依賴傳統(tǒng)武裝，如團練、綠營保衛(wèi)自己。

這些舊式軍隊，雖然對近代戰(zhàn)術、戰(zhàn)法一竅不通，但勝在忠誠可控啊。

哪怕其中獨立性最強的團練，也是地主用儒家宗親理論組織起來的，起碼不會主動造反。

而清末新政，朝廷花大力氣編練新軍，新軍卻最終成了大清的掘墓人。

畢竟真要“仿照西法”練兵，就必須保證士兵具有一定的文化知識。

就像《辛亥革命回憶錄》里提到的，廢除科舉制后，秀才當兵很快成了普遍現(xiàn)象。

1905年黃陂入伍的九十六人中，有：

“十二個廩生，二十四個秀才?！?/p>

南京新軍第九鎮(zhèn)的一個連，則是：

“共有一百二十六個士兵，其中有一個舉人，六個秀才，二十七個學生。”

所以，誰最容易接受新思想，從而變成民族主義者？讀書人。

讀書人一旦接受了民族敘事體系，還會忠于大清嗎？不會。

那么由他們組成的，當時最能打的新軍，最后又會保衛(wèi)誰呢？

先進事物帶來的力量，只能摧毀、改造舊事物，并不能保衛(wèi)、延續(xù)舊事物。

很多人會問，辛亥革命很少發(fā)動普通民眾，為什么能夠輕易摧毀強大的清王朝呢？

的確，清末新政時間短，也有局限性。

工業(yè)時代的新秩序，率先影響了士紳階層，還來不及觸動普羅大眾。

但僅僅是士大夫階層的背離，就已經(jīng)讓大清的秩序搖搖欲墜了。

畢竟如果沒有外來思潮的影響，那些前赴后繼的革命家，大概率是要接受儒家正統(tǒng)教育。

最終成為曾國藩式的，維系帝國統(tǒng)治之支柱人物的。

當然，大清的滅亡，并不是華夏近代化的結束，開始近代化開始的結束。

摧毀舊秩序也許不容易，但建立新秩序，相比之下更困難。

宣統(tǒng)退位后，一個新的混亂時代，孕育著希望，來臨了。

參考資料：

《春秋繁露》

《清世祖實錄》

《劉光祿遺稿》

《籌辦夷務始末》

《辛亥革命回憶錄》

《巖倉使節(jié)的研究》

《日本資本主義成立史研究》

《命館臣錄存楊維楨正統(tǒng)辯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