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研究羅馬帝國的土地所有制度，一定要意識到不同地區(qū)之間的差別。很多著作（比如《農業(yè)制》）中記載的大奴隸制莊園都是在描述意大利和北非的狀況。我們知道，從共和末期開始，意大利的土地兼并嚴重，失地農民越來越多。一方面是因為來自西西里和北非的廉價小麥沖擊了意大利市場，另一方面，在戰(zhàn)爭中產生的奴隸主要都流向了意大利和北非（羅馬征服北非較早，而且過程慘烈，原本的迦太基地主皆失去土地，為羅馬貴族拍賣所得），羅馬貴族絲毫不用擔心沒人耕種他們的土地，

? ? 究竟如何判斷羅馬帝國時期中西歐以及東方的土地所有制度，大概有以下幾種依據：1，奴隸流向。2，文獻記載。3，羅馬征服前的社會情況。,4，羅馬的征服和控制方式。5，不同的自然條件。

? ? 上述依據大概能把羅馬帝國分成三個地區(qū)：中西歐；意大利，希臘和北非；東方行省。

? ? 中西歐在羅馬到來前沒有很大程度上進行社會分化，維持著氏族部落的狀態(tài)。蠻族也有他們的貴族，但是氏族貴族在土地問題上和自由民不是沖突的，大多數(shù)的蠻族自由民擁有自己的土地就說明了這一點。在羅馬帝國初期，中西歐以小農生產為主。到了帝國中期，土地的兼并造就了一批大土地所有者，這和行省貴族的崛起是分不開的。

? ? 羅馬奴隸主較早地在意大利和北非建立了奴隸制莊園，除此之外，蘇拉，凱撒和屋大維都在這些北非安置了很多老兵，他們是北非的小土地所有者（這一舉動當然受到了大貴族的反對）。希臘的情況則比較特殊，希臘城邦時期的奴隸制就非常普遍，卻有著其他地區(qū)都不常見的家庭所有，以小土地，小作坊式的生產為主的特點，這恐怕是希臘地形崎嶇所致。不管怎么說，希臘是奴隸主要的流向之一，雖然主要應用于葡萄和橄欖而不是糧食的生產，但這三個區(qū)域奴隸生產占的比重相當大，所以歸為一類。

? ? 東方行省的征服是羅馬軍閥而不是共和國貴族主導的，元老之中在東方有莊園的也較少，所以東方較多的保留了原本的希臘化國家的土地制度。在這里簡要說明一下塞琉古帝國和托勒密王朝的土地制度：這兩個的土地在名義上都歸國王所有，而真正意義上的王田只有王室領地，交與王田農夫耕種，貴族的賜田亦是如此。不論是在埃及還是敘利亞，這種耕種王室或貴族領地的農戶都叫“勞伊”，本質算作隸農，他們被束縛在土地上，隨土地的轉移而更換主人。塞琉古和埃及都有很多希臘人居住的城市，這些希臘公民在城市周圍擁有自己的土地，他們和擁有軍事份地的退伍老兵一同組成了小農。塞琉古帝國的奴隸往往耕種神廟的土地（神田）和作為官員的私人奴婢。埃及的奴隸在農村之中不多見，主要集中于城市，據說亞歷山大里亞的奴隸多達20萬，奴隸被主要應用于礦山和手工業(yè)作坊。羅馬征服敘利亞后，收行省稅（什一稅），征服埃及后，則將其作為元首的私人領地，托勒密王朝的稅收高達50%（而塞琉古只有10%-20%），而且對大量產業(yè)實行壟斷，僅僅是壟斷就能帶來每年16000塔蘭特的收入，如此大量的財富也難怪被元首看中。

? ? 在埃及和敘利亞，我們能肯定隸農作為生產者的比重超過帝國其他地區(qū)不少，帕加馬王國不論是政治還是土地制度都和塞琉古大同小異。但是本都王國山地較多，我沒有查到關于本都詳細的土地制度情況，哪位對此比較了解的同學可以告訴我。我個人的推測，羅馬治本都地區(qū)仍然是以小農和隸農生產為主，小農比例較之敘利亞更高一點。

? ? 以上就是羅馬帝國初期的土地情況。

? ? 希臘歷史學家波利比烏斯曾經把羅馬共和國一系列的社會斗爭歸結為土地所有權的爭奪，這種斗爭在羅馬帝國時期也沒有停止。

? ? 隨著帝國的穩(wěn)定，行省經濟飛速增長，輪梨，割谷器和水磨使用，輪作制也開始普遍。潘諾尼亞，梅西亞和北高盧成為了新的糧倉。但意大利的糧食生產逐漸低迷，與行省的繁榮形成鮮明的對比。

? ? 公元一世紀，意大利的土地兼并愈演愈烈，小農收到排擠，成為無產者。為了應對行省廉價糧食的沖擊，奴隸主紛紛改種葡萄和橄欖，這些莊園興盛一時，但奴隸的來源并沒有增加，使得奴隸用于農業(yè)生產的成本越來越高，到了二世紀，意大利農業(yè)再度衰落，大量土地荒廢，與此同時，授產奴隸和隸農愈發(fā)普遍，科魯麥拉在《論農業(yè)》中提到“大莊園的耕種者有兩種，這些人是隸農（拉丁語colonus）和奴隸,就是帶枷鎖和不帶枷鎖的”。隸農最初是佃戶，失去土地的農民租賃一片土地耕種并交租。他們在經濟上相當脆弱，任何天災人禍都會使他們破產，加重對土地所有者的人身依附性，到了羅馬帝國中后期，隸農的地位越來越低，被束縛在土地上，在經濟上和授產奴隸的區(qū)別幾乎消失（法律上還是不同的）。比如塞維魯王朝法令確定地主對隸農農具的所有權。不論是意大利還是行省地區(qū)，土地兼并、奴隸減少和小農淪為隸農的趨勢是同樣的。

? ? 在西羅馬帝國滅亡后，日耳曼人并沒有改變西歐的生產方式和土地制度，地主對隸農的剝削作為主要的生產方式沒有發(fā)生本質的變化（有些日耳曼人，如法蘭克，甚至沒有奪取羅馬地主的土地）。當日耳曼王國剛剛建立，還有著“日耳曼的富人想成為羅馬人，而羅馬的窮人想成為日耳曼人”的說法，可以看出日耳曼人公社內部分化還不劇烈，而日耳曼自由民的身份高于羅馬的隸農。到了六、七世紀之后，日耳曼人出現(xiàn)了嚴重的貧富分化，大量的破產自由民被迫依附于貴族，他們和羅馬遺留下來的隸農，以及授產奴隸的差別逐漸消失，成為中世紀農奴的前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