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完這本書也過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我不是很清楚推到現(xiàn)在才做這件事還是否可以稱之為合適，不過確實在這些時間里一些當初讀時所縈繞腦際又無處安放的想法沉淀了下來，甚至可以說又有了新的體悟。

情不自禁想先說些題外話。我看魯迅的時間很早了，一開始大概是一些隨筆，初一時按學校要求讀了他的散文集《朝花夕拾》，隨后一發(fā)不可收拾，陸陸續(xù)續(xù)地讀他的小說《吶喊》、《彷徨》、《故事新編》，散文詩集《野草》，?到初二終于讀完全部。仍不知足，便又找來雜文集讀，于是我又見到了魯迅先生的另一面——和讀小說時不同的一面。

我讀過不少小說的書評，但要給一本雜文集寫的書評實在不常見。我想是因為難以去提綱挈領地評價，缺乏整體性的把握。我斗膽去進行這個嘗試，也一定有無法周全的地方。姑妄言之，姑妄聽之吧。

魯迅先生是公認的反封建斗士，“反抗”這個詞貫穿了他的寫作生涯。關于這一點，我想說點一己之見。很多人都會覺得魯迅寫的小說如何如何鞭撻了社會黑暗，揭露了國民性的弊端之類，因此喚醒了國人，為中國革命做出貢獻云云?？墒窍壬芏嘈≌f在我讀來更多是絕望，仿佛馬上就要窒息而亡，要是當時的人讀，黑暗看得是更清楚了，但也平添一份無可奈何的痛苦，如此革命的意志逐漸消磨，你又怎能說這不是一劑令人沉淪的毒藥？其實他們這樣的想法不能算錯，可是沒有很清楚地認識到文學與革命之間的聯(lián)系。文學家對社會不滿，在這不滿里孕育了社會改革的先聲，這不滿的聲勢壯大起來，便與有權力者起了沖突，于是有了革命。革命是革命家用槍炮搞起來的，絕不是文學家寫了幾句“孫傳芳呀，我們要趕掉你呀”搞起來的，這也是魯迅的意思。我認為就此意義上，很多人高估了文學對于現(xiàn)實的作用（甚至包括魯迅先生自己）。至于很多后來人所附加的東西，文學是不必也沒有能力做到的。

我想，魯迅真正反抗的武器，還是雜文。魯迅一生絕大部分的時間可以說都投到了雜文上。用魯迅的話說，它是“感應的神經(jīng)，是攻受的手足”。錢理群也說，魯迅的主要價值還是在雜文上，只知道作為文學家的魯迅而不認識雜文家的魯迅，對魯迅的認識是不夠全面的。讀過之后，我對這話深以為然。

我又想起初一時初讀《吶喊》的時候，幾乎是每讀一篇就要上網(wǎng)去查寫作背景，去了解作者的意圖。查完后當然覺得魯迅寫的簡直絕了，佩服的五體投地。按道理來說，雜文這東西可比小說要與時代聯(lián)系密切得多，可是讀完整本雜文集，我硬是一次也沒有去翻背景資料，為什么呢？我想一方面是我對近代史已有了一定的了解，另一方面則是這些雜文并不是簡單的時評，而是為著一些目的，比如駁倒論敵、思想啟蒙而寫的，借由一些時事引到國民性上來，通過魯迅自己的目光，我們看到的事情便與中國悠遠的五千年歷史有了聯(lián)系。這就有了其超越時代的意義。聽聞雷峰塔的倒塌，就想到中國人的“十景癖”；覺著夏意，突然記起了故鄉(xiāng)的細腰蜂，根據(jù)其習性，又想到古代“圣君”的理想世界等等。錢理群認為，魯迅是當代媒體文學的先驅(qū)，當代媒體較之魯迅寫的雜文又差了一種前瞻性和長遠性。我想他兩相比較，所看到的就是這個。

還有一點我一定要說，就是魯迅的幽默。感受最為直觀的，就是那篇《論“他媽的！”》，一句國罵，帶出來很多深層的社會問題。“正人君子”所不取的東西，魯迅給它寫出來，將它的內(nèi)在赤裸裸地暴露，就輕而易舉達到了諷刺幽默的效果。就如他的另一篇雜文《論諷刺》里說的，現(xiàn)實里極為常見的事寫在小說里就會被人另眼相看，認為是諷刺。他就認為所謂諷刺作品倒是寫實，非寫實決不能成為所謂“諷刺”，即使有也不過是造謠和污蔑。由此看，魯迅幽默諷刺的功底是來源于他對社會的觀察。我想，這也是整本雜文集的基調(diào)（如果它有的話）。

其實我們真正要去關注的，是今日的魯迅。這些日子，我偶爾看社會事件時會回想起魯迅的一些雜文，一百多年過去，很多事真的可以說是在反反復復地發(fā)生。發(fā)掘今日的魯迅，將他的目光作為一把鑰匙，能發(fā)掘出很多當下現(xiàn)象的緣由。

我不喜歡有些人將魯迅捧得太高，尊他為“至圣先師”什么的，在我看來這對這樣一位反抗舊秩序的斗士是一種冒犯。我們都知道推崇魯迅在那段時間里是種政治正確，虛假的光環(huán)掩蓋了其真正的價值。久而久之，被塑造成了“無害的神像”。所以我也能理解余華說他小時候最討厭的作家是魯迅，而在他長大后重讀又被魯迅的文字給驚到。

今日的互聯(lián)網(wǎng)浪潮下魯迅再次光輝燦爛的登場，這令我有些許不安。我并不知道他們眼中的魯迅是否和我一樣。一些對魯迅崇拜的目光里，也許會不同于我所看到的魯迅之精神?？晌矣终f不清這種精神到底是什么。我只模模糊糊感到這種精神“冷得發(fā)燙，熱得像冰”；這種精神告訴我們“茍活者在淡紅的血色中，會依稀看見微茫的希望；真的猛士，將更奮然而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