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聲

后冷戰(zhàn)時代的爭論

40|路標

后冷戰(zhàn)時代的世界秩序

1989年柏林墻倒塌，1991年蘇聯解體，美蘇兩大陣營持續(xù)了40多年的冷戰(zhàn)就此結束。從1991年至今的歲月，被稱為后冷戰(zhàn)時代。因為它還在“進行之中”，尚且無法蓋棺定論。 那么，如何理解我們身處其中的這個時代呢？這是所有人都面臨的新問題，也是本書尾聲的主題。 這里出場的思想人物只有兩位：弗朗西斯?福山和塞繆爾?亨廷頓。或許會有人質疑，為什么只選他們兩位？在當代那么多重要的西方思想家當中，難道他們的水平最高、觀點最正確嗎？ 學術水準高低，觀點是否正確，當然可以爭論。但在我看來，福山和亨廷頓的著述論說有一種難以爭議的重要性。因為他們是后冷戰(zhàn)時代西方思想辯論的議程設定者一于如何理解全球秩序這個大問題，福山與亨廷頓各自提出了新的理論模式。 有趣的是，亨廷頓和福山原本是一對師生，但他們的理論是相互沖突的，對應著后冷戰(zhàn)時代的兩種世界趨勢。什么趨勢呢？我們可以從一個故事說起。 全球化與逆全球化

1997年8月31日，西方許多媒體都報道了一個大新聞，就是“戴安娜王妃之死”。你可能知道，那一天，戴安娜王妃因為車禍在巴黎去世。 這可能是一條令人悲傷的消息，但美國有一位著名的經濟學家，賈格迪什?巴格沃蒂教授卻從這個事件中看到了另外的東西。他說，戴安娜之死是“全球化的縮影”。 何以如此呢？他是這么解釋的：

英國的王妃，帶著埃及的男友，在一個法國的隧道里撞車，開的是一輛德國車，安裝著荷蘭的發(fā)動機。司機是一個比利時人，喝多了蘇格蘭的威士忌。追趕他們的是意大利的狗仔隊，騎著日本的摩托車。為她治療的是一位美國醫(yī)生，用的是巴西的藥品。這個消息是一個加拿大人傳出的，使用的是比爾?蓋茨的技術。而你可能是從一臺電腦上讀到了這個消息，電腦用的是中國臺灣制造的芯片，韓國生產的顯示器，在新加坡組裝，運到硅谷，最后由一個墨西哥非法移民送貨給你……我的朋友，這就是全球化。

是的，隨著冷戰(zhàn)的結束，曾經分裂的世界開始融合，開始了新一輪的全球化，這正是后冷戰(zhàn)時代最顯著的特征。全球化不僅是一種宏觀趨勢，它還廣泛地滲透了人們的生活細節(jié)。我們每個人的生活都越來越密切地與異國他鄉(xiāng)的生活聯系在一起。 但在另一面，越是緊密的關系未必就越是友好融洽。日常生活的經驗告訴我們，彼此保持一定的距離比較容易做朋友，至少能相安無事。如果相互的距離太近，比如住在一起做了室友，或者戀人同居了，也可能更容易出現摩擦和沖突。 世界也是如此。不同的國家、民族、宗教和文化之間總是存在差異，隨著相互之間的距離越來越近，一些原本容易彼此包容，或者至少可以漠不關心的問題越來越凸顯，甚至爆發(fā)出難以想象的沖突。2001年的“9·11”恐怖襲擊就是一個例子。你看，與全球化浪潮一同到來的，還有反全球化的浪潮。 最初興起的反全球化力量，大多來自國際秩序中的一些弱勢國家或群體，它們感知到需要抵御來自西方的沖擊。但在最近幾年，西方發(fā)達國家也出現了強勁的反全球化勢力，民粹主義和民族主義崛起，體現為排外、反移民和脫歐等現象。 如果我們把視角拉開，俯瞰這個世界，就會發(fā)現兩種相互抵觸的大趨勢：一個是全球化，世界不斷走向相互依賴與融合，強調人類的共同性；而另一個趨勢在抗拒這種全球化，可以叫作“逆全球化”，也有學者稱之為“部落化”。 “歷史終結論”與“文明沖突論”

和全球化和逆全球化這兩種現實趨勢相對應的，是兩種相互競爭的論述。福山提出了“歷史終結論”，而亨廷頓則提出了“文明沖突論”，這兩種理論甚至在格式上都很相似。我曾開玩笑說，這對師生好像是給大家上了一副對聯。 福山先寫了上聯，他在1989年發(fā)表的文章是《歷史的終結？》，標題末尾打了個問號。三年之后，他去掉這個問號，把文章擴展成了一本書，書名就叫《歷史的終結與最后的人》，給之前的標題加了一個尾巴。 亨廷頓則對了下聯，他在1993年發(fā)表的文章是《文明的沖突？》，標題末尾也有一個問號，三年之后他也去掉這個問號，把文章擴展成了一本書，書名就叫《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給之前的標題加了一個尾巴。 你看這對師生：學生福山寫了上聯，老師亨廷頓對了下聯。但其實亨廷頓是在批評福山——他1993年發(fā)表的文章，雖然沒有直接點福山的名字，但文章第一句就提到了“歷史終結論”，整個文章的意思就是，不同意。 為什么他們提出的兩種理論會引起熱烈的討論呢？他們之間的分歧究竟何在呢？這需要回到歷史情景中才能理解。 福山在冷戰(zhàn)的末期提出了“歷史終結論”。他的觀點用最簡單的方式來概括就是，西方的自由民主政治是最好的制度選項，歷史發(fā)展到這一步就抵達了終點，在這之后不管發(fā)生什么，意識形態(tài)的競爭已經結束。他的文章發(fā)表兩年之后，蘇聯解體了，西方贏得了冷戰(zhàn)?！皻v史終結論”成為這種勝利的理論解釋，福山也被視為先知般的思想人物。 但此后不到十年，就發(fā)生了“9·11”事件，幾乎像是當頭一棒，敲醒了沉醉在喜悅中的勝利者。西方思想界開始追問：為什么會出現這樣的悲劇，又要如何理解新的沖突？于是，“文明沖突論”走到了臺前。 “文明沖突論”的要點是什么？最簡單的概括就是，世界上有七種主要的文明類型，西方文明只是其中的一種，還有中華文明、印度文明、伊斯蘭文明等。亨廷頓認為，在意識形態(tài)的沖突結束之后，“文明之間的沖突”會成為世界沖突的主要形態(tài)。“文明沖突論”最早發(fā)表在1993年，2001年的“9·11”事件發(fā)生后，它也被看作對歷史發(fā)展的準確預言。 你看，福山和亨廷頓，一個說歷史終結了，一個說并沒有終結，還有文明的沖突。師生兩人的觀點針鋒相對，爭議自然也不可避免。但僅僅著眼于觀點的對立，只是觸及了雙方分歧的淺表層面。 那么，他們之間更深層的爭論焦點是什么呢？ “制度”與“文化”之爭

在我看來，福山與亨廷頓的爭論，重新開啟了我們對政治學領域一個經典議題的討論，那就是“制度”和“文化”之——度的選擇在多大程度上依賴文化？究竟是文化決定制度，還是制度改變文化？ 福山認為，政治上的自由民主制和經濟上的市場資本主義是現代的政治經濟制度，并不專屬于任何特定的文化。它們只是因為起源于西方，就被誤以為是西方特有的制度。但實際上，這種制度選擇，雖然會受到文化因素的影響，但文化并不是決定性的。福山相信，這種制度在本質上是現代化的結果，而現代化是全人類發(fā)展的普遍邏輯。 這就好像是說，咖啡樹這種植物最早出現在非洲，但其實種植咖啡樹也可以在其它地方，只要這些地方具備一定的光照、熱量和水分條件就可以。如今，美洲和亞洲都能夠種植咖啡樹、生產咖啡，咖啡已經成了全球性的飲料。這時候，如果你反復強調咖啡是一種“非洲飲料”，才讓人感到奇怪。 當然，文化也會對制度產生影響。但福山強調，文化不是一成不變的，制度也可以轉變文化，也許轉變的過程漫長而曲折，但不同的民族國家終究會在制度選擇上越來越相似，同時仍然能保留自己文化的特色。福山是日裔美國人，而日本就是能夠印證福山觀點的一個典例——它既有最現代的政治經濟制度，又很好地保留著自己的傳統(tǒng)文化。 但亨廷頓不同意，他認為福山低估了制度對于文化和宗教傳統(tǒng)的依賴。在他看來，自由民主政治和市場資本主義都高度依賴于西方文明，尤其是民主政治，它是基督教文化的特定產物。所以，非西方文明很難接受西方文明的制度，日本只是一個例外。 如果制度是特定文化的產物，那么它就只能適用于特定的文化。但如果制度本身可以塑造和改變文化，那么即便文化傳統(tǒng)不同的國家也可以采用大致相似的現代制度。 亨廷頓與福山的爭論，導致師生二人相互疏遠了很久。直到老師生命的最后幾年，他才與弟子和解。不過，感情修復了，他們的思想分歧依然存在。 “正在進行時”的問題

那么，后冷戰(zhàn)的世界會發(fā)生什么呢？福山與亨廷頓都同意，冷戰(zhàn)時代的那種意識形態(tài)的沖突結束了。他們的分歧在于，福山認為世界各國的制度會趨同，變得大同小異。而亨廷頓主張沖突不會結束，只是改換了類型，轉變?yōu)槲拿髦g的沖突。 不同文化之間會在制度選擇上越來越相似嗎？紛爭甚至沖突是必然存在的嗎？這是后冷戰(zhàn)時代的西方思想界深切關注的重大問題，也是現實世界正在面臨的嚴峻問題。 對此，我們還沒有最終的確切答案。但我們應該去了解，觀點相左的思想家如何觀察、解釋和論述這個問題，在此之后，你可以展開自己的思考。 思考題 我們在上文講到經濟學家用“戴安娜王妃之死”來解釋全球化，在具體事件中折射出全球化的大趨勢。你能想到類似的例子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