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s":[{"insert":"關于胡適的《水經注》研究\n時間:2021/02/05 07:05\n\n以下文字資料是由(歷史新知網www.lishixinzhi.com)小編為大家搜集整理后發(fā)布的內容，讓我們趕快一起來看一下吧！\n\n胡明\n\n"},{"attributes":{"class":"normal-img"},"insert":{"native-image":{"alt":"read-normal-img","url":"https://b1.sanwen.net/b_article/af51d47732b1710a0ccf9146240cb043ac6cfd52.jpg","width":445,"height":600,"size":168848,"status":"loaded"}}},{"insert":"\n《水經注》研究是胡適晚年重點的專攻項目，也是他后半生最大的學術工程。他逝世后出版的《胡適手稿》十集三十冊之中有六集十八冊是關于《水經注》的論述、函札、序跋、考識等文字，其中不少還附錄有不同時間的批語。胡適在《水經注》研究上到底做了些什么工作，有些什么成績與教訓，以及他究竟為什么要研究《水經注》——耗費十七八年綿長的時間、投入如此艱巨浩繁的工作量——也一直是后人感興趣但又不十分理解的。本文試圖貫穿這些問題，就筆者自己的理解做一個簡明扼要的詮述。\n\n胡適研究《水經注》的直接切入點便是《水經注》研究史即所謂酈學史上轟動了一百多年的“戴趙《水經注》案”。胡適曾公開說過，他之所以重勘“戴趙《水經注》案”是為他的同鄉(xiāng)戴震“申冤”“打抱不平”（《水經注考》），并標榜明朝哲學家呂坤的一句話“為人辯冤白謗是第一天理”。事實上，重勘“戴趙《水經注》案”不僅是胡適《水經注》研究的切入點，而且是貫穿他全部研究工程的核心內容，可以說他的所有《水經注》研究工作都是圍繞著這個核心內容而展開的。他自稱在重審案子中不僅扮演法官，而且扮演律師與偵探，一身三任，工作量便不能不繁劇。盡管胡適很早就宣布過這個案子重審完了，判決出來了，但心底里似乎還不肯完全相信自己的判決，這個案子判決的“清理”“善后”以及旁行斜出的枝節(jié)糾纏，實際上一直忙到他生命的終了。\n\n胡適很早就留意《水經注》這本奇書以及圍繞著這部奇書的?？背煽兌l(fā)生的戴震、趙一清——有時也牽涉進另一個大學者全祖望——誰偷了誰的研究成果的“離奇公案”。但他正式卷進這樁公案的審勘、全身心地投入《水經注》研究則是1943年11月5日王重民的一封請教這個問題的信引發(fā)的。這個起點有他自己的兩段話佐證：（1）1947年11月9日日記：“四年前的今天早晨一點鐘，我寫了一封長信給王重民先生……這封信是我討論《水經注》問題的第一封信——批評重民的一篇文章里說的戴襲趙書已成定讞的話，我指出這個問題不是那么簡單……后來重民力勸我擔任重審《水經注》百年疑案。我十一月二十日到美京看了國會圖書館里的幾種《水經注》，我很高興地擔任了此案的復審。在這四整年里，我做了不少的偵查工作，收集了全部證件，寫了幾十篇大小題目的文字。案情已大致明白了，判決書還沒有寫成”。（2）1950年3月14日胡適在王重民當日原信上的一段批語：“重民此信與此文作于民國三十二年十一月，寄到后，我寫了長信答他，表示此案并不是‘已成定讞’，后來我費了五六年工夫重審此案，都是重民此文惹出來的?！薄踔孛竦奈恼聻椤栋馅w一清校本〈水經注〉兼論趙戴、全趙兩公案》，王氏的信中提到，清儒的《水經注》校本，“戴本最先出，趙本次之。乾嘉間學者以趙本多同于戴本，遂謂趙攘戴書，莫之能辨。道光、咸、同以來，始反其案，至今日已成定讞”。胡適復信（8日夜寫到9日凌晨一點鐘）中指出，趙戴一案總覺其中有許多不近情理處，近世孟森、王國維等人跟著指斥戴震，成見很深，其中或有別情。表示很想搜集此案的全部材料，重加審理。他當日的日記中也說：“私心總覺此案情節(jié)太離奇，而王國維、孟森諸公攻擊戴震太過，頗有志重審此案?！盶n\n\n這里應當指出的是，胡適至少在六年前還是相信戴震偷趙一清書的“定讞”的。有兩條證詞：\n（1）1937年1月11日日記：“讀孟森先生論文二篇，均論戴震偷了趙一清的《水經注》，據為己有，妄言從《永樂大典》各水條輯出。今《永樂大典》全部印出了，學人皆知戴實未用此本，其作偽實可惡！”\n（2）同年1月19日有給魏建功的信，魏氏對孟森的“戴震偷趙”的結論“頗有點遲疑”，胡適勸魏“不必遲疑”，并說：“我談心史兩篇文字，覺得此案似是已定之罪案，東原作偽似無可疑?！薄m這里顯然是受了孟森（心史）的兩篇文字的影響，當時他自己還沒有認真研究過《水經注》以及《水經注》的公案。有的論者說胡適有擁戴的“素志”，“為戴翻案是他早有打算的”；有的說胡適1936年僅有“為東原撰冤詞”的打算，看來都不能站得住。何況胡適在1943年11月8日的日記又還承認：“我生平不曾讀完《水經注》，但偶爾檢查而已，故對此大案始終不曾發(fā)一言?！盶n\n現在再回頭來看看所謂《水經注》戴趙公案的始末?！端涀ⅰ肥潜蔽横B道元“注”三國時無名氏《水經》的一部書，全書約三十四萬五千字。從北魏至北宋一直是朝廷秘藏，北宋景佑后開始在民間流傳，但已發(fā)現有五卷亡佚。元祐前后才有刻本，但經注混淆，舛謬連篇，字句之訛，層出迭見，還有不少的脫簡與錯葉。明代嘉靖至萬歷間流行有三個重要的刻本：黃省曾（五岳）本（公元1534年）、吳管（中珩）本（公元1585年）和朱謀瑋（郁儀）本（公元1615年），其中只有朱謀瑋本（《水經注箋》）因為比勘了一部較好的謝兆申（耳伯）鈔雩宋本，在很大程度上恢復了《水經注》的本來面目，在《水經注》的版本史、研究史上都是劃時代的。入清，在朱謀瑋《水經注箋》的基礎上，出現了孫潛（潛夫）、何焯（義門）、沈炳巽（繹占）的三種更進步的本子。加上胡渭、黃儀、閻若璩、顧祖禹等大學者對“地理之學”的熱衷更直接助成了乾隆年間的全祖望（謝山）、趙一清（東潛）、戴震（東原）三大家并立，開創(chuàng)出酈學全面鼎盛的局面，而《水經注》的官司也正是這三家（主要是趙戴兩家）之間誰偷了誰的轇轕與糾纏。\n\n三家之中，戴震死得最晚而成果出得最早。他三十七、八歲在揚州時就與沈大成同?！端涀ⅰ罚ㄓ眉緶嫒?、何焯的校本），乾隆三十年六月至八月之間他從胡渭的《禹貢錐指》中受到啟發(fā)，輾轉推求，悟得了《水經注》中“經”與“注”的四種辨別的標準。遂考訂了《水經注》里混淆的經文與注文，寫定《水經》一卷，這個自定的《水經》的“附考”十章記錄了戴震校訂《水經注》的許多重大意見。乾隆三十七年戴震又有陸續(xù)修改后的“定本”——主要是修訂各水次序，并以這個次序的排列為綱目核定他的“自刊本”?！白钥尽痹谡銝|付刻，但未及竣工便奉詔入四庫館，這是乾隆三十八年八月的事。戴震在四庫館里奉命整理《儀禮》和算經花了兩個多月時間，其余最大的工作便是整理《水經注》。一年后（乾隆三十九年十月）《水經注》校訂完畢，以總纂官紀昀、陸錫熊和纂修官戴震的名義“恭校上”，《提要》說：“今以《永樂大典》所引，各按水名，逐條參?！疟仍?，與近本鉤嵇?？??！鼻∫娏舜藭?，大為欣賞，一面命用武英殿聚珍版刻?。ü史Q“殿本”又稱“聚珍本”），一面自題《題酈道元水經注六韻》。末四句云：“悉心編纂誠宜獎，觸目研磨信可親，設以《春秋》素臣例，足稱中尉繼功人。”——幾乎將戴震之功比埒酈道元了。戴震死于乾隆四十二年（公元1777年），殿本刊行后三年。\n\n趙一清的校訂本稱《水經注釋》，有乾隆十九年（公元1754年）趙的自序，但刊刻卻在乾隆五十一年（公元1786年），比戴之殿本晚了十二年，以后還續(xù)刊有修訂本?！端涀⑨尅房袝r，趙一清已經死了二十二年了。這個刊本是經過梁履繩、梁玉繩兄弟整理修潤過的，梁氏兄弟在整理修潤時曾與當時已經問世的殿本相對勘，用戴震弟子段玉裁的話來說，即是“趙書經梁處素（履繩號）?？?，有不合者，捃戴本以正之?！保ā洞鳀|原年譜》）故段玉裁曾致書梁玉繩質詢（時履繩已亡故）。后來堅稱“戴之襲趙在當躬”的楊守敬（惺吾）也承認“趙之襲戴在身后”。\n\n第一個起來翻其案，并正式指控戴襲趙的是道光年間著名學者魏源（默深）。他在《趙校水經注后》一文中反駁了段玉裁的趙書襲戴說后，指出：“考趙氏未刊書以前，先收入《四庫全書》，今‘四庫書’分貯在揚州文匯閣、金山文宗閣者與刊本無二，是戴氏在四庫館時先睹預竊之明證。”按，在四庫開館之前，朝廷曾下諭各省采集遺書進呈，趙書是浙江省呈進的四千五百余種遺書之一。魏源認為戴震在四庫館內工作時見到趙書并偷竊了趙書的成果。道光二十一年（公元1841年），另一學者張穆（石舟）自稱在翰林院內看到了《永樂大典》本的《水經注》并指出戴震依據大典本校訂《水經注》的說法不實，所謂“勘驗戴書，始覺其詐”。后來王國維在《聚珍本戴校水經注跋》中肯定并佐證了張穆的說法；“余曩以大典本半部校戴聚珍本，始知戴校并不據大典本，足證石舟之說?！蓖鯂S還在大典本上發(fā)現四處刮補痕跡，遂認定為戴震所為，據他推測，戴震唯恐大典本日后為他人所見，故不借刮補涂改為之預防。后來孟森更在這一點上作了誅心的發(fā)揮：“唯大典究為中秘之書，后人安必無能讀中秘之遇。既為如此欺心之事，驕人白日，未免衾影難安。思惟毀滅大典真相，以絕人指摘，乃為至計?！素M刮補涂改之所能為功，計非盡毀本書不可。投諸水火，篡其出外，諒皆在思索之中?！保ā渡虅沼坝”居罉反蟮渌涀⒁呀洿鳀|原刮補涂改弊端隱沒不存記》）根本懷疑是戴震偽托《大典》，并斷言；“戴所云《永樂大典》本，皆直無其事”的亦大有人在，如光緒年間的葉浩吾與楊守敬。楊守敬還為葉浩吾的“直無其事”說恍然悟出了許多條“確證”，并一口斷定；戴襲趙無疑。當然后來隨著大典本的影印問世，這一論點也就煙消。但楊守敬“戴之襲趙在當躬，千百宿贓，質證昭然”的說法實際上對后來的王國維、孟森起了相當大的影響?！獜奈涸础埬碌綏钍鼐吹胶髞淼耐鯂S、孟森，“戴襲趙”似乎已鑄成鐵案，孟森宣布的戴震“欺盡一世，上自帝王，下至百余年承學之士”的罪狀亦幾成定讞。其間盡管有王先謙的抗辯、梁啟超的調和，但總敵不過一百多年來這一班時賢的口碑，一直到胡適四十年代宣布“并未定讞”為止。\n\n"},{"attributes":{"class":"normal-img"},"insert":{"native-image":{"alt":"read-normal-img","url":"https://b1.sanwen.net/b_article/c4c00fb4b5eb15c75af553c54e51370c4bd4b97e.jpg","width":596,"height":500,"size":203902,"status":"loaded"}}},{"insert":"\n胡適重勘此案，他先做偵探，探尋證據，核實案情；次做律師，為戴震辯護、申訴；最后自己做法官，作出終審判決。不過，他在這個過程里倒為這案子尋到了最早的“原告”。據胡適《戴震校水經注最早引起的猜疑》說，就在乾隆四十五年——殿本刊行后六年，戴震死后三年——四庫館內便有人如趙一清的杭州同鄉(xiāng)朱文藻已疑心戴震曾“參用”過趙一清的校本《水經注釋》（這部書后來也列入《四庫全書》），“然戴太史無一言及之”。這條訴詞是相適1949年2月在上海會眾圖書館藏的孫灃鼎?！端涀ⅰ返陌衔闹邪l(fā)現的。這里胡適提出的看法很可注意：猜疑起始于四庫館發(fā)現趙一清書的時候，即乾隆四十五年夏間，當時總纂官紀昀及朱筠、周永年等都還在館內，戴震校書的全部過程都講得清楚、也瞞不過去，所以這個猜疑當時實際上沒有發(fā)生影響。胡適說：“他們都沒有留下記載這種懷疑的文字，大概他們后來都不信此說了。”這一點也可為胡適《跋楊守敬論水經注案的手札兩封》中的一節(jié)活作一個佐證，楊守敬“獨怪當時紀文達（昀）、陸耳山（錫熊）并為總纂，曾不檢大典本對照，遂使東原售其欺”，胡適反駁道：“何以紀文達、陸耳山同四庫館的一千多人都那么愚笨，都沒有葉浩吾、楊惺吾那樣聰明機警呢？”結論只能是：（1）出于“覺悟”，紀昀等絕不會允許（更何況伙同）戴震“欺盡一世”。（2）出于職責，紀昀等也絕不會不檢閱核對大典本而糊里糊涂在戴震擬的給皇帝看的“校上說明詞”尾簽上大名。（3）真是出于取巧，戴震參用趙一清校本一年，四庫館內一千多人真的一點都沒察覺么？而非要到六年之后才生起疑心。王先謙在他的《合校水經注例略》中為戴震辯護的三句話：“然圣明在上，忠正盈廷，安有此事”大致是站得住的。\n\n胡適正面為戴震作的重要辯護詞即是1944年寫的《戴震未見趙一清水經注校本的十組證據》（1948年7月26日部分修改，1949年1月10日改定）。按?？睂W上的規(guī)矩，兩本對勘或多本合勘，?？弋斠浴皬膬?yōu)”為原則，在勤檢古籍的基礎上改正明顯的訛誤，作出合理的判斷、見前人有提出重要校訂意見和懸疑意向處，無論校者同意與否，必須作出自己的反應，不能置若罔聞。戴震果真是攘奪了趙本的成果，必然要擷取趙本明顯屬于優(yōu)點和正確的地方，同時修改自己原來不正確的和不高明的地方。所謂“十組證據”是胡適細心比勘了戴趙兩書后找出的不同之處，編為十組，他說：“這十組證據全是趙書里的特別優(yōu)點而都是戴書里全沒有的。這十組或是校改了毫無可疑的錯誤，或是解決了不能不解決的問題，都是研究《水經注》的學者平日‘寤寐求之’的好寶貝，專治《水經注》的人，見了這些好寶貝，若不采取，那就成了‘如入寶山空手回’的笨漢了?！@就是說，這十組都是偷書的人決不肯不偷的，都是抄襲的人決不肯放過的。若單舉一二件，也許還有偶然遺漏的可能，多到了幾十件，其中并且有幾百字幾千字的校語，決不會被《水經注》專門學者忽略或遺漏的。”——這十組證據大抵分四個類型：（1）趙本已改正了的歷史常識性錯誤，戴本未改，留下了笑柄。如第一組的（卷三十九）“初平二年吳長沙桓玉立廬陵郡”“初平”應為“興平”；如（卷十一）“質帝本初元年繼孝沖為帝”“繼孝沖為帝”之上應加“蠡吾侯劉志”，否則沒有主語。又“沖”為“質”之誤。（2）脫漏的注文，趙本依古籍補足了，戴本仍缺如。如第四組（卷五）碻磝城注文“宋元嘉”與“二十七年以王玄謨?yōu)閷幩穼④姟敝g依《通典》可校增“七年，到彥之北人，拔之，后失至”十二字；如第五組（卷一）提到“河水赤水洋水”后轉說“凡此四水”，顯然脫漏一水。趙本據《淮南子》在“洋水出其西北陬”之下補脫文“弱水出自窮石，至于合黎”十字，戴本卻未補。（3）第二組（卷七）戴震沿朱謀瑋之誤，認此卷脫葉可補以《玉?！匪端涀ⅰ?；趙一清則指出《玉?！匪膽鹧a二條，一條可補“濟水”，另一條應補卷二十二“渠水”注的脫文，戴震全補在了卷七“濟水”，故妄增了六十六字（從“浚儀縣”至“河南流”）。——鬧出一個“大笑柄”，留下一個“極謬的漏洞”。（4）戴氏忽略了趙本摘發(fā)訛誤的長文考證。如第九組（卷三十八）趙一清就“瀧中碑”作了二千一百字的考證，戴則“置若罔聞”，以至注文脫漏，語意不貫?！m認為這“十組證據”足以證明戴震未見趙書，未偷趙書。如果他見了并偷了，決不會留下這“十組證據”的大缺憾，暴得出自己功力上的短處與弱點。戴震才高氣矜，名重一時，主觀上絕不愿在后人眼里留下自己學術上的笑柄。\n\n胡適在1949年1月10日最后改定這“十組證據”時寫了一個“補記”：\n\n當時我沒有看見東原在乾隆三十年和乾隆三十七年寫定的“自定《水經》”。一九四六年我回國之后，看見了東原“自定《水經》”兩本（北大本與周暹本），看他到乾隆三十七年夏（四庫開館的前半年）還沒有校補“渭水”中篇的脫葉，還沒有改好“穎水”篇的錯葉，還沒有覺得“渠水”篇有錯葉：這三件大證據可以抵得千百條瑣碎證據了！趙東潛在乾隆初年早已從孫潛過錄柳僉本改正這三大缺陷了。故這三件最可以證明東原決沒有得見趙氏的校本。（《胡適手稿》第一集中冊）\n\n關于戴震“自定《水經》”中的“三件大證據”可參見胡適的專文《戴震自定水經一卷的現存兩本》中的“附考”和《再跋戴震自定水經的“附考”》，兩文均刊載于《中華文史論叢》1979年第二輯的署作“胡適遺稿”的《水經注校本的研究》中，也收入《胡適手稿》第一集上冊。\n\n其實，胡適這里“渭水”篇、“穎水”篇、“渠水”篇的“三件大證據”只能證明戴震在乾隆三十七年夏，即進四庫館之前還沒有見到趙一清的校本，與他三十八年八月進四庫館之后至殿本三十九年十月完成之前的“神秘活動”沒有關系。即戴震進四庫館后見了趙一清的校本仍有可能偷了放進他校的官本即殿本里去，而酈學界擁趙派們指罵責斥的也只是三十八年八月戴震進四庫館后的活動。因此這所謂“三件大證據”非但不能“抵得千百條瑣碎證據”；在學術上——鞫審戴趙公案上——也遠不如那“十組證據”來得重要，這也就是胡適一直強調的所謂“切題”，所謂“相干性”。但這“三大證據”卻有一個巨大的作用：它們粉碎了王國維對戴震的一個相當大膽冒進的指控，即王國維在《聚珍本戴校水經注跋》里“余疑東原見趙書尚在乾隆戊子（三十三年）修直隸《河渠書》時”的大膽猜測。王國維說，“《水經注》為纂《河渠書》的第一要書”，而“東原修此書實承東潛之后”。戴之《河渠書稿》一百十卷（寫本）也完成于趙氏《河渠書稿》一百三十卷（寫本）之后。趙一清修《河渠書稿》時必然隨身攜帶了他乾隆十九年前完成的《水經注釋》，即是說修《河渠書》的保定“官局”中必存有趙書，因此“東原見之，自必在此時矣”?，F在我們可以問：如果戴震在乾隆三十三年時就見到了趙一清的校本，他為何不偷呢？即是說，他在乾隆三十七年的“自定《水經》”中為何還留下那“三大缺憾”呢？要知道他從乾隆三十年至三十七年間正在苦苦校勘修訂《水經注》！如果戴震真是偷他人書的人，恐怕此時早下手了，將趙書的優(yōu)異成果—一竄入他乾隆三十七年的“自定《水經》”里并進而修定校本在浙東刻出全版了。他乾隆三十三年不偷趙的書，又何必到乾隆三十八年十月后再去偷了充實官本呢？另有學者認為，趙書雖是乾隆五十一年由畢沅在開封首刻，但乾隆十九年時恐怕趙家已有了“家刻本”。假使確實存在過乾隆十九年的趙氏家刻本，那么戴震在乾隆三十七年之前應有相當大的可能見到，他乾隆三十七年的最后“定本”都未采擷趙書中如此多的明顯優(yōu)點和絕勝之處，不是更可證明戴震不是一個攘奪他人學術成果的人嗎？\n\n胡適為證實戴震進四庫館后并未見著趙一清本，還特地調查了四庫館內的規(guī)章制度。他在《水經注考》里說：“四庫全書館，分東西兩院，東院三十個翰林，西院也是三十個翰林。西院整理各省進來的遺書，《永樂大典》是東院整理的。東西兩院互相妒忌，東院不知道西院干些什么事，西院也不知道東院干些什么事?！壁w一清的書由浙江呈進，存在西院，戴震在東院當然“無從看到”。東院的《永樂大典》中的《水經注》也是他經過一番爭取并得到紀昀的支持才讓他校訂的。如果胡適的這個東西兩院的說法得到更有硬度的佐證，戴震未見趙書的結論當然可以成立。但還得弄清兩個重要的問題：1.到底趙一清的“四庫本”與他死后的刻本有沒有不同？2.到底戴震的殿本與大典本關系如何？\n\n現在一般論者都喜歡沿用《水經注匯校序》一個叫周懋琦的人說的一句話：“十同九九”，殿本與趙本在內容上真是“十同九九”嗎？這句話其實有很大的隨意性，胡適的那“十組證據”本身就證明兩本并非“十同九九”，何況趙本用的是“四庫”本。楊家駱《水經注四本異同舉例》曾以《水經注》中篇幅最小的卷十八“渭水”對勘趙本、殿本、大典本、楊守敬熊會貞“注疏”本（此本無關戴趙公案），結果在其統計出的一百一十處異文中，“大典、戴校、趙釋三本有異同者凡九十處。其中戴同于趙者四十三處，戴同于大典十二處，戴異于二本者三十一處，三本互違者四處。”單就戴本同趙本四十三處，異趙本三十一處來看，兩本也不是“十同九九”?。‘斎弧巴帯北取爱愄帯倍?，那是不足為怪的。胡適在《考據學的責任與方法》中曾說過：“?？睂W是機械的工作，只有極少數問題沒有古本書可供比勘，故須用推理。絕大多數的?？笨偸且罁疟九c原書所引的古書。如果趙戴兩公校訂一部三十多萬字的《水經注》而沒有盈千累百的相同，那才是最可驚異的怪事哩?！绷簡⒊苍f過，趙戴們“皆好學深思，治此書各數十年，所根據資料又大略相同，則閉門造車，出門合轍，并非不可能之事?！敝匾氖强此鼈兊南喈愔幖捌湫再|，趙戴公案的“十組證據”根本意義在相異之處的性質，而這相異之處的性質是很能說明校勘學上的根本問題的。舉一個例子：《水經注》第二卷“河水”第一條經文：“又南入蔥嶺山”。趙一清的本子下面沒有了，戴震的殿本是：“又南入蔥嶺山，又從蔥嶺出而東北流?！倍喑龅木艂€字，是戴震根據唐杜佑《通典》引《水經》文補正的。趙本未補正，大典本也未補正，這個異處顯然見出了戴震的高明。我們再查：戴震的“自定《水經》”，乾隆三十年的周暹本為“又南出蔥嶺山”，但三十七年的北大藏李氏本已改為“又南入蔥嶺山，又從蔥嶺出而東北流”（與殿本相同）?？梢娺@一條經文是戴氏七年之中改定的，并用到了殿本中。有趣的是后來的趙一清刻本這一句竟也作“又南出蔥嶺山”，與乾隆三十年的戴氏自定本相同。酈學界長期來似乎沒有人很注意到這些異同的意義，也忽略了其性質。但胡適這里懷疑趙刻本（修訂本）這一句、這一個“出”字是依殿本改的，似也未當。再問，趙一清的“四庫本”與“刊刻本”到底有沒有不同？魏源說，他曾看到過揚州與鎮(zhèn)江的《四庫全書》，內里趙書的四庫本“與刊本無二”。胡適已指出他的說謊。孟森說他曾拿“四庫本”與“刊刻本”對了五條，“一字沒有改易”，胡適說，一部三十幾萬字的大書，只查對五條，便輕下結論，“也太隨便了”。到如今似乎也沒有聽到、看到這方面下過笨功夫的書面報告和結論意見。殿本與大典本的關系也如此，王國維說是曾校對過“半部”，便倉促提出“戴校并不據大典本”的判斷。也幾乎沒有一個有力的例證。（見胡適《與鐘鳳年先生論水經注書》）商務大典本影印出版后，鄭德坤也曾以大典本與殿本對勘過，他也只校對了一卷多一點便匆匆公布了《水經注戴趙公案之判決》，說，偽托大典的罪名可以成立。值得我們重視的倒是與楊守敬共同完成《水經注疏》巨作的熊會貞的意見，他專門核對過殿本與大典本的異同，結論是殿本“多從大典，或自訂”。如果熊說不誣，那么戴趙公案，以及其中“偽托大典”的是非的判決詞及該如何寫呢？\n\n如果我們在上述兩個問題上能夠得出精確的、嚴肅的數據量化結論，戴趙公案才會有一個明白無誤而昭信后世的最后判決。從這個意義上來說，胡適重審戴趙公案實際上只做了一半的工作，用一位學者的話來說：“沒有獲得全局勝利，或者說只對了一半或一大半?！辈贿^，還有一點應引起我們的重視，胡適已注意到了戴震本人對殿本的態(tài)度。許多人說戴震在四庫館內參用了趙書的成果而“無一言及之”，所謂“諱莫如深”。事實上戴震對這部署上了自己名字的殿本倒真是“無一言及之”。胡適在《水經注考》里說戴震“《四庫全書》里的《水經注》始終不承認是他弄的”。在《戴震自定水經一卷的現存兩本》中又說：“戴震自己對于這部官本《水經注》好像頗不高興，頗不滿意，他自己的《水經注》序里沒有一個字提到這部官本?！薄@個態(tài)度也許可以說明戴震不愿將殿本的成果記在自己的名下。四庫館內校官書，制度允許的參考律例，規(guī)定到什么程度，限制到什么尺寸，所謂“格于館例”，所謂“體例宜爾”，怎樣理解？或許在戴震自己看來，這部官書本來便不是他的成績，那么后世的紛紛攘攘，對他來說恐怕又是多余的了。胡適還考出殿本“不全是戴氏的校語，其中保留了原派的一位翰林纂修的校記”。已經有人——如臺灣學者費海璣——查證“武英殿本《水經注》真正寫上去的人是吳焯的兒子吳玉墀”，那么戴震的問題——他在“趕完一件官中工作”中到底扮演了什么角色——或許真能查考清楚了。\n\n胡適研究《水經注》的另一個重要課題就是《水經注》的版本問題和歷代重要酈學家的成績與貢獻。由于胡適在舊中國學術文化界的優(yōu)越地位與崇高聲望，他一開口說自己“這幾年干《水經注》這個案子”，藏存于上海、北平、天津的幾乎所有《水經注》的本子都集中到了他的手中，別處——如西安——發(fā)現有新的本子也立刻報告他，胡適可以說是有幸看到過最多《水經注》版本的人。正因為他認真審檢、爬梳過了這許多盡收眼底的版本，他的《水經注》版本研究和對酈學家的評估也具有較高的權威性，我們這里不妨做一個大略的介紹。\n\n首先當然說一說趙一清與全祖望。胡適雖說是個擁戴派，但他從來不貶低趙一清，他贊美趙一清的書香門第與早慧天才，他對趙一清校訂《水經注》的成績更是十分欽佩，尤其是當他確定了天津圖書館藏的“全祖望五校《水經注》”的底本即是趙校的“第一次寫定本”時，更是高度評價了趙校的學術價值與歷史地位。胡適在《天津圖書館藏的趙一清全祖望水經注校本》的“第一跋”（《記趙一清的水經注的第一次寫定本》）和“第二跋”（《記全祖望的五校水經注》）著重論定了全、趙關于《水經注》校訂上的真正關系：趙一清在乾隆九年至十一年間主要利用吸收了柳僉（大中）鈔宋本、趙琦美（清常道人）三校本的一系列重大成果的孫潛校本搞出了“第一次寫定本”，他親筆將這部近四十萬字的大書鈔眷了出來，送請他平生最佩服的全祖望先生看?！扒∈迥?，全祖望在杭州養(yǎng)病，他把趙一清的本子拿來仔細地看，以他最高的天才來看趙一清花了幾年工夫?？钡谋咀樱l(fā)現許多問題，就在原本上加了許多批?！薄叭嫱掩w一清的寫本?？绷宋宕?，經過五年，到乾隆二十年死的時候還在改。”（《水經注考》）這個乾隆十五年八月大致完成但沒有最后定稿的本子即后來所謂的“全氏五?！端涀ⅰ贰?。全氏死后這個“五校本”被一個抱經不讀的姓盧的藏書家秘藏，后又賣至直隸省天津圖書館，前后埋沒達一百九十二年，直到1947年4月胡適成了全祖望、趙一清合作的這部作品的第一個讀者。胡適將這個本子“一字一字的細細的?？绷艘槐椤敝螅岢隽恕叭禋w趙”的判決。他說：“謝山用這部趙東潛《水經注》第一次定稿作底本，在這個基礎之上建筑起謝山本人最有創(chuàng)造性的貢獻?！薄粌H根本上廓清了張穆開始散布的“戴襲趙，趙襲全”的歷史迷霧，而且坐定了全祖望侵占趙一清重要學術成果的罪名。胡適在一些重要文章和給洪業(yè)、楊聯升的多封信中都反復論述了全祖望有意“吞沒”趙之校本，“坐占不歸”，“掩沒”趙校之功，“據為己有”的為人治學“頗不忠厚”的具體細節(jié)。胡適還有《跋北平圖書館藏的朱墨校本水經注箋》《跋趙一清水經注釋鈔刻本四種》等文章對趙本系統作了精細的審定，《論趙一清的水經注釋稿本的最后狀態(tài)》是胡適關于趙本研究的一篇力作。（在《胡適手稿》第三集中占了三十八頁，1946年3月19日夜半寫成，3月23日夜大改，24日又改寫一部分）此文是對趙一清乾隆二十九年逝世時的全部學術工作的一個總結性考索：《水經注釋》《水經注箋刊誤》兩部大書沒最后寫定，《北史·酈范酈道元列傳》的“注釋”未定稿，已經總結出來的《水經注》中經注義例也沒正式寫出，對自己學術成果自我評估與說明的最后序跋也沒有動手……趙一清死前曾留下“地理之學，真談何容易”的慨嘆。胡適——自認作趙一清的一個千古知己——也禁不住為之喟嘆：“讀者之難得，會心讀者之難得，知己之難得，真可慨嘆！”\n\n胡適很大一部分《水經注》版本研究是圍繞著全祖望校訂《水經注》的問題展開的。他1943年11月下定決心研究《水經注》后的第一篇文章即是《全校水經注辨?zhèn)巍?，約三、四萬字。不過包括這篇《全校水經注辨?zhèn)巍吩趦鹊暮髞硪幌盗形恼?，如《全氏七校水經注四十卷的作偽證據十項》《證明全校水經注的題辭是偽造的》《與鐘鳳年先生討論水經注疑案的一封信》《偽全校本誣告沈炳巽并且侮辱全相望》《跋合眾圖書館藏的論林頤山編輯全校酈書的函稿》等在立足點上均是錯誤的，他把1888年（光緒十四年）薛福成、董沛刊刻之《全氏七校水經注》認作為“一個妄人主編的，一個妄人出錢刊刻刊印的一部很不可靠的偽書?！边@部書明顯留有參考殿本的痕跡，但它確是依據王梓材傳鈔的“全氏七?！敝匦戮幙痰?，被胡適稱為“妄人主編”的王梓材是全祖望的同里后學。胡適還認定全氏七校本的“序目”與“題辭”也是偽造的。當胡適在1947年看到了全祖望《五校水經注》鈔本后，才發(fā)現“五?！迸c“七?！钡囊话俣涡蛲耆嗤酥雷约阂郧暗呐袛噱e了（跟著林頤山、王先謙們錯），并進而承認“五校”的“序目”與“題詞”也是真的，并非王梓材的偽造。為之他在前面那些錯誤的文章序跋上都注明了“錯的”“有錯”“大部分錯的”等字樣，他開始轉而為全祖望的“題詞”考定寫成年月，并用心研究全校系統《水經注》的各種版本，如“奉化孫鏘原校的薛董刻本”“黃友補錄本”“重校本（六卷）”“陳勱重校鈔本”等。盡管胡適相信全趙兩人的真摯友誼以及兩人在《水經注》校訂上的切磋合作，（如全祖望轉贈趙一清其先世校本的成績；如趙一清接受全祖望“雙行夾寫”“注中之注”的技寫形式）但胡適總不放過全祖望許多不老實的地方。如在《所謂全氏雙韭山房三世校本水經注》中指出全氏自稱其三世先人據所見宋本?！端涀ⅰ分皇羌偻?，其先人創(chuàng)獲的“注中有注”說乃是全氏自己的見解、自贈其三世先人，以榮其親。在《記孫潛錄的柳僉水經注鈔本與趙琦美三校水經注本并記此本上的袁廷梼校記》的長文中又查出全祖望學術態(tài)度上的許多不老實之處，如他根本沒有見過柳僉本、趙琦美本、孫潛本，只是從趙一清的那個“第一次寫定本”上讀到這三家的校語，便虛張聲勢做了柳、趙、孫三本的“跋”，胡適認為這是極不老實的欺詐行為。他說：“我總疑心謝山分寫這三篇跋的用意是要洗刷他用趙東潛親筆寫定的四十多萬字的《水經注》新校本為底本的痕跡，要表明他自己曾用柳僉、趙琦美的原本做?？?。他的用意是不太忠厚的。”另外，全祖望還有不可原諒的常識性錯誤，如全相望在“五校本”的“題詞”中說：“明中葉有柳大中者，首有功于是書，以宋本校正渠水、穎水二篇錯簡，又補渭水篇脫文一頁，凡四百二十余字?！焙m指出，渠水、穎水篇的錯簡和渭水篇的脫葉都是嘉靖十三年黃省曾刻本的缺陷，柳僉（大中）在正德年間如何能知道后世刻本有這些錯簡和脫葉而預為校正補缺？——以上是胡適專門關于趙一清、全祖望兩大家問題的討論文字與研究心得。\n\n胡適還為《水經注》版本史上有名的宋刻殘本、柳僉鈔宋本、趙琦美三校本、何焯校本、沈炳巽“集釋訂訛”、馮舒校柳僉本、海鹽朱希祖家藏明鈔本、常熟瞿氏藏鐵琴銅劍樓明鈔本、天津圖書館藏明鈔殘本、歙縣項絪校刻本、鐘惺“注鈔”、朱之臣“注刪”、楊希閔過錄的何、沈校本，等等作了科學的考索與客觀的評價，寫下了一批很有權威性的序論識跋。胡適還曾建議以大典本為底本，用殘宋本、兩個全本明鈔本及孫潛校本為基礎，弄出一部最完全的《水經注》宋本來。胡適的《水經注版本考》（《胡適手稿》第四集）對二十三種《水經注》版本的流傳概況、內容大要、現存卷數的考訂正是在眾多版本研究之上的集大成的碩果。1948年12月北京大學校慶（也是北大五十周年紀念）前夕，胡適在北大舉辦了一次《水經注》版本展覽，展出各本除胡適自藏者外，皆由國內各圖書館、藏書樓借出，從宋刻本、明鈔本到乾隆三大家，計分九類四十一種，蔚為壯觀，是《水經注》版本文、研究史上一次規(guī)?？涨暗氖⑴e。\n\n在《水經注》版本研究的同時，胡適對近代的重要酈學家也大都發(fā)表了評判意見?！斎辉S多是圍繞戴、趙、全三家公案的有關人物而發(fā)的，如對楊守敬、孟森、王國維。胡適在《跋楊守敬論水經注案的手札兩封》《論楊守敬判斷水經注案的謬妄——答盧慎之先生》《考據學的責任與方法》等文章中對楊守敬頗多非議之詞。胡適把楊氏看作是鑄成戴震冤案的關鍵人物，他說：“道光中葉造謗的人如張石舟，如魏默深，都不是專治《水經注》的學者，所以他們的謗語不曾引起多人的信仰?！薄耙驗闂钍显谀莻€學術衰落的光緒時期頗負盛名，因為他號稱地理學專家，又曾自己宣傳他著有《水經注疏》八十卷，所以后來的學者如王靜安、如孟心史，都信任楊惺吾的謬說，以訛傳訛，至于今日?！倍覘钍鼐磳Υ髡鸬恼_告只憑一部王先謙的合校本得出的印象，并又把話說得那樣絕對：“不得為攘奪者曲護”“雖百喙不能為之解?！彼院m把楊守敬列為重要的攻擊對象，并用了許多相當激烈而尖刻的詞語。胡適還發(fā)現了楊守敬在宣傳他的《水經注疏》時頗不老實，書稿未寫出，提前發(fā)廣告。并考證出了潘存肉麻吹捧楊守敬的“敘語”（所謂《水經注疏要刪》卷首的題詞）是他自己捏造的。相對而言，胡適對孟森、王國維——都是他的朋友——的批評態(tài)度溫和多了，但辭色似乎仍相當嚴峻?！睹仙壬鷮徟兴涀傅腻e誤》《評論王國維先生的八篇“水經注跋尾”——重審趙戴水經注案之一次審判》《評論王國維先生的聚珍本戴校水經注跋》等文章實際上都是對他們“誣告”戴震的反駁?！阌怪M言，胡適的《水經注》研究是以審勘戴趙公案為中心內容的，他對卷入這場官司的酈學家的評價當然也難脫因立場的不同而導致的偏執(zhí)。\n\n胡適對酈學本身也有不少積極的貢獻，如他的《試考水經注寫成的年歲》：酈氏在東荊州刺史任上免官還京，至起復為河南尹的九年中，即北魏宣武帝延昌四年（公元515年）至孝明帝正光五年（公元524年）為最閑暇的時期，《水經注》當寫成于這九年中——這個推斷大體是不錯的。又如《北宋時的水經注已不完全了》《水經注里的南朝年號》等均是精審求實、令人信服的考證文章。另外，《水經注古本現存卷數總表》《全祖望、戴震改定水經各水次第的對照表》等文都有科學的數量分析的學術價值。胡適傳播的酈學知識（主要在版本研究上），恐怕至今仍沒有一個人可以與之相比。再，胡適在四十年代掀起的“《水經注》熱”中，卷進了一批優(yōu)秀研究人才，《水經注》研究史上許多懸而未決的問題都幾乎重新被他們整理爬梳過一遍，其中很大一部分也獲得了滿意的解答。胡適無心酈學本身，但由于他的努力，廓清了近兩百年的酈學迷霧，整理了現存的全部酈學家當，把酈學推向到了一個新的階段，提高到了一個新的層次，他對酈學是有巨大功績的。\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