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析典籍之舜-《商君書》里的舜

王照倫

『原文』今則不然。世主之所以加務(wù)者，皆非國之急也。身有堯、舜之行，而功不及湯、武之略者，此執(zhí)柄之罪也。臣請語其過。夫治國舍勢而任說說，則身修而功寡。故事《詩》《書》談?wù)f之士，則民游而輕其君；事處士，則民遠而非其上；事勇士，則民競而輕其禁；技藝之士用，則民剽而易徙；商賈之士佚且利，則民緣而議其上。故五民加于國用，則田荒而兵弱。談?wù)f之士資在于口，處士資在于意，勇士資在于氣，技藝之士資在于手，商賈之士資在于身。故天下一宅，而圜身資。民資重于身，而偏托勢于外。挾重資，歸偏家，堯、舜之所難也。故湯、武禁之，則功立而名成。圣人非能以世之所易勝其所難也，必以其所難勝其所易。故民愚，則知可以勝之；世知，則力可以勝之。臣愚，則易力而難巧；世巧，則易知而難力。故神農(nóng)教耕而王天下，師其知也；湯、武致強而征諸侯，服其力也。今世巧而民淫，方效湯、武之時，而行神農(nóng)之事，以隨世禁。故千乘惑亂，此其所加務(wù)者，過也。（《商君書 列子》第25～26頁）

『譯文』如今卻不是這樣。國君更加賣力做的事情，都不是國家的當務(wù)之急。他們身上雖然有堯、舜一樣的品德，但是他們所建立的功績卻寥寥無幾，別說和堯、舜相比了，就是與商湯和周武王相比也有天壤之別。之所以出現(xiàn)這樣的局面，是因為他們在掌握和使用權(quán)力如何治理國家方面的所作所為都是錯誤的。請讓為臣我說說他們到底錯在哪里。在治理國家方面假如放棄權(quán)力而任用那些夸夸其談、坐而論道、紙上談兵的鼓吹儒家說教的游說者，那么，會導致的結(jié)果必然是自身品德高尚但是業(yè)績很小甚至沒有業(yè)績。原因在于，如果放任使用《詩》《書》里面里的那些蠱惑人心的空談游說之士大放厥詞，那么民眾就會變得四處游蕩不把君主放在眼里；如果重用那些隱逸之士，那么民眾就會變得疏遠君主并且喜歡批評、議論、誹謗君主；如果重用勇士，民眾就會變得爭強好勝不重視君主的禁令恣意妄為；如果重用手工業(yè)者，那么民眾就會變得輕浮好動而喜歡遷徙到容易掙錢的地方產(chǎn)生自己的產(chǎn)品；如果讓有錢的商人的生活過得瀟灑安逸而且錢掙得比較容易，那么民眾就會變得依靠商人并且喜歡批評、議論君主。如果這5種人被國家重視，那么田地就會荒蕪，軍隊的戰(zhàn)斗力也會削弱，國家就離滅亡不遠了。善于游說的人的資本就是他的嘴，隱士的資本就是他的高潔的心志，勇士的資本就是他的勇氣，手工業(yè)者的資本就是他的那雙靈巧的手，商人的資本就是他自身。所以，這些人以四海為家，資本是可以隨身攜帶的，民眾把自己謀生的資本看得比生命還重要，而且他們到了國外之后都能投靠外國挾帶借以安身立命的本事歸附于權(quán)貴的門下，在1個國家里有這樣的人存在，國君就是像堯、舜這樣賢明也難以將國家治理好。有鑒于此，商湯和周武王下令禁止這些人的自由發(fā)展，從而建立了功業(yè)，奪取了天下。圣明的君主的基本原則是，不用世上容易得到的東西，勝過他們難以擁有的東西；必須用他們難以具備的東西，來超過容易獲得的東西。如果讓民眾變成愚昧無知的傻瓜，那么帝王就可以用智慧戰(zhàn)勝這些愚昧無知的傻瓜，讓這些傻瓜聽從帝王的命令，叫他們干什么他們就會干什么，而對于世上有智慧的聰明人帝王就可以使用武力消滅他們。由于傻瓜愚昧無知，那么這些傻瓜就不會吝惜自己的力氣為帝王賣命，而且這些傻瓜也學不會技巧成為靠技能謀生的人，這樣的人只能依附帝王才能生存而成為帝王的附庸；如果讓世人有技巧，這些有技巧的人就容易靠自己的智慧謀生，他們不愿靠出賣自己的力氣去做體力活謀生。在古代神農(nóng)教會黎民百姓耕田而成為天下帝王，這是因為老百姓要學習神農(nóng)的智慧為提高自己的生存質(zhì)量服務(wù)。商湯和周武王創(chuàng)造了強大的軍隊依靠武力征服了天下的諸侯，諸侯們之所以屈服于他們的武力是因為各個諸侯為了自己保存性命不得不屈服?，F(xiàn)在，世上的人很多都投機取巧而且民眾多游手好閑，正是仿效商湯和周武王使用武力征服老百姓的大好時機，可是君主們卻反其道而行之，大做神農(nóng)當年做的事情，順從世俗的禁忌，放棄了法治，拋棄了武力。所以，在擁有1000輛兵車的國家里也喪失了前進的方向而導致了動亂。這是因為這些國家里的國君特別認真去做的事情是行仁政，他們沒有把使用武力鎮(zhèn)壓老百姓作為重中之重的緣故，因此他們的所作所為都錯誤的??！

『評析』這段文字雖然贊揚了舜的美德，但是，公孫鞅在這里卻反其道而行之，向秦孝公推銷舜深惡痛絕的愚民思想，用心險惡、十分反動。秦之后的歷代中國統(tǒng)治者對公孫鞅的愚民思想趨之若鶩，成為統(tǒng)治的不二法門。這是秦之后的中國病根，這就是柳宗元在《封建論》中為什么說“秦王掃六合，百代皆秦政”的緣由。

『原文』圣人不法古，不脩今。法古則后于時，脩今則塞于勢。周不法商，夏不法虞，三代異勢，而皆可以王。故興王有道，而持之異理。武王逆取而貴順，爭天下而上讓；其取之以力，持之以義。今世強國事兼并，弱國務(wù)力守，上不及虞、夏之時，而下不脩湯、武。湯、武塞，故萬乘莫不戰(zhàn)，千乘莫不守。此道之塞久矣，而世主莫之能廢也，故三代不四。非明主莫有能聽也，今日愿啟之以效。（《商君書 列子》第30～31頁）

『譯文』圣人既不會效法古代食古不化，也不會拘泥于現(xiàn)狀隨波逐流。因為圣人知道如果效法古代就會落后于當今的時代，拘泥于現(xiàn)狀就會不利于社會的發(fā)展和民眾的需求。周朝沒有效法商朝的所作所為，夏朝也沒有效法虞舜時代的做法。這3個時代的統(tǒng)治方式各有不同，卻都能夠稱王天下。所以說，建立帝王的大業(yè)是有一定的原則的，但是，守住帝王的大業(yè)的辦法卻各有各的不同。周武王靠叛逆的方法造了商紂王的反奪取了政權(quán)，卻又要求別人必須順從君主，并且把服從國君作為治理國家的基本原則，用武力奪取天下自己造反，又崇尚謙讓的仁德思想不允許別人造自己的反，這就是周武王的統(tǒng)治模式；周武王奪取天下靠的是暴力，統(tǒng)治天下靠的卻是禮制，也就是靠馬上得天下不靠馬上治天下?，F(xiàn)在的強國致力于用武力吞并別的國家，而弱小的國家所能做的事情只能是盡力防守保住自己的國家。這種情況，從遠古來說趕不上虞舜、夏禹2個時代，而近古時代遜色于商湯、周武王的治國原則。像商湯、周武王那樣統(tǒng)一天的方法被徹底拋棄了，致使有10000輛兵車的國家沒有不打仗的，有1000輛兵車的國家沒有不防守的。商湯、周武王統(tǒng)一天下的方法已經(jīng)被遺棄很久了，可現(xiàn)在的君主沒有誰能使用這些方法，因此，沒有出現(xiàn)第4個像夏、商、周3代那樣的朝代。如果不是英明的君主，就不會明白我的這番話是什么意思。今天，我愿意用歷史上的事實來說明這個道理。

『評析』在這段文字里公孫鞅把舜作為治理國家成功的范例開導秦孝公，在這個時候公孫鞅還認為仁德是治理天下的充分必要條件。

『原文』公私之分明，則小人不疾賢，而不肖者不妒功。故堯、舜之位天下也，非私天下之利也，為天下位天下也；論賢舉能而傳焉，非疏父子親越人也，明于治亂之道也。故三王以義親，五霸以法正諸侯，皆非私天下之利也，為天下治天下。是故擅其名而有其功，天下樂其政，而莫之能傷也。今亂世之君、臣，區(qū)區(qū)然皆擅一國之利，而管一官之重，以便其私，此國之所以危也。故公私之交，存亡之本也。（《商君書 列子》第48頁）

『譯文』只要公私界限分明，平庸的人就不會忌妒有才干的人，無能的人也不會忌妒有功之臣。所以堯、舜統(tǒng)治天下的目的，不是想從治理天下的過程中獲取個人利益，而是為了天下人的福祉去治理天下；堯、舜選擇有才能人把帝王的位子讓給他，不是為了疏遠自己的親生兒子而去親近沒有血緣關(guān)系的外人，而是站在天下人的角度去思考治理國家的道理。所以，三王是靠仁義道德取得對天下的統(tǒng)治權(quán)力，五霸靠的是法律制度去控制諸侯從而達到治理天下的目的，他們都不是為了在治理天下的過程中掠取自己的私利，而是為了天下的黎民百姓的安危和利益去治理天下。所以他們都是有功名的萬世贊譽的君主，在統(tǒng)治天下的過程中建立了豐功偉績。因此，天下的人都滿意他的統(tǒng)治，沒有誰能動搖他的統(tǒng)治。如今亂世的君、臣都鼠目寸光，沒有遠大的理想，只注重1個國的利益和自己所掌管的官府的權(quán)力，從而在管理這個國家或者管理這個部門、這個領(lǐng)域的過程中謀求自己的私利，因而導致國家陷入危機之中。所以說，是否公私分明，是關(guān)乎國家存亡的根本大事。

『評析』這段文字把堯、舜作為天下為公的典范，用以說明公私分明是關(guān)系國家生死存亡的根本原因。

『原文』齊人有東郭敞者，猶多愿，愿有萬金。其徒請赒焉，不與，曰：“吾將以求封也?！逼渫脚ブ?。曰：“此愛于無也，故不如以先與之有也?！苯駮x有民，而秦愛其復，此愛非其有以失其有也，豈異東郭敞之愛非其有以亡其徒乎？且古有堯、舜，當時而見稱；中世有湯、武，在位而民服。此三王者，萬世之所稱也，以為圣王也，然其道猶不能取用于后。今復之三世，而三晉之民可盡也。是非王賢立今時，而使后世為王用乎？然則非圣別說，而聽圣人難也。 （《商君書 列子》第52頁）

『譯文』齊國有個叫東郭敞的人，他有很多遠大的理想，希望自己能擁有極多財富是他的理想之一。他有個徒弟請求他的經(jīng)濟援助，他不給，說：“我打算用錢財購買1個官職?！彼耐降芎軕嵟x開他到宋國去了。針對東郭敞的所作所為有人評論說：“這個人如此愛惜還沒有獲得的官職這樣的東西，還不如先將已經(jīng)有的錢先送給他現(xiàn)有的幾個徒弟呢。”現(xiàn)在韓、趙、魏3國有很多的民眾而秦國還為了幾個小錢兒不愿意免除他們的徭役和賦稅，這也是如同齊國人東郭敞愛惜他還沒有的官職而失去自己已經(jīng)擁有的徒弟一模一樣！在上古的時候有堯、舜，其仁德當時被人稱頌；在中古時候有商湯、周武王處在君主的位置上，因為行仁政而讓當時的民眾都信服。這4位帝王，世世代代受到人們的稱贊，被當作圣人一樣看待，但是，他們治理國家的方法卻不能被以后的統(tǒng)治者拿來使用?，F(xiàn)在如果能免除三晉地區(qū)老百姓3代人的徭役和賦稅，那么韓、趙、魏3國民眾就能夠蜂擁而至，三晉的老百姓就變成秦國的老百姓了。這樣一來，招來三晉民眾的事情如果成功了，大王您的賢明的地位也就確立了，讓三晉人變成秦國人之后他們子子孫孫都成了大王的子民，大王就可以隨便驅(qū)使了。由此可見，不是圣人有沒有說什么，而是人們聽了圣人的教導之后怎么去做是很困難的事情啊！

『評析』這段文字首先揭示了當時的秦國被冠以“虎狼之邦”這一史實——秦國的軍隊占領(lǐng)了三晉之后，當?shù)氐睦习傩找驗楹ε虑貒臍埍┙y(tǒng)治而紛紛逃亡到別的地方生活，造成了秦只得其地、不得其民的尷尬局面。為了解決這一難題，公孫鞅以齊國人東郭敞愛惜錢財而失去徒弟為例，向秦王提出建議免除三晉地區(qū)老百姓3代的稅費和徭役以便留住當?shù)氐木用?，使三晉人成為秦國人。

盡管公孫鞅視儒家提倡的仁義道德為大敵，但是，他不得不承認作為儒家推崇的堯、舜、商湯、周武王等是受人尊敬的圣人。

『原文』古者未有君臣上下之時，民亂而不治，是以圣人列貴賤，制爵位，立名號，以別君臣上下之義。地廣民眾，萬物多，故分五官而守之。民眾而奸邪生；故立法制為度量以禁之。是故有君臣之義、五官之分、法制之禁，不可不慎也。處君位而令不行，則危；五官分而無常，則亂；法制設(shè)而私善行，則民不畏刑。君尊則令行，官修則有常事。法制明則民畏刑，法制不明而求民之行令也，不可得也。民不從令而求君之尊也，雖堯、舜之知，不能以治。明王之治天下也，緣法而治，按功而賞。凡民之所疾戰(zhàn)，不避死者，以求爵祿也。明君之治國也，士有斬首捕虜之功，必其爵足榮也，祿足食也；農(nóng)不離廛者，足以養(yǎng)二親，治軍事。故軍士死節(jié)，而農(nóng)民不偷也。（《商君書 列子》第74頁）

『譯文』在古代還沒有君、臣、上、下之分的時候，老百姓任意而為、社會沒有秩序。為了建立社會秩序，于是圣人制定了標準用以劃分什么樣的人高貴、什么樣的人低賤，同時確定了爵位，設(shè)立了名號來區(qū)別君、臣、上、下的等級關(guān)系。由于國土廣闊，老百姓眾多，加之物產(chǎn)豐富，所以分別設(shè)立五官來分門別類地進行管理。因為民眾多就會產(chǎn)生出某些奸邪的事情來，所以必須創(chuàng)立法制、作為行為標準來限止奸邪的產(chǎn)生。所以，有了君、臣、上、下的等級關(guān)系，有了五官的分工負責，有了法律的限制，人們做事情就不能不慎重。身為國君地位高貴而命令卻行不通、法令無法執(zhí)行，那就很危險了；五官已經(jīng)分工負責，卻沒有建立秩序，那就亂套了；在法律制度已經(jīng)建立起來的情況下，說情之風盛行，徇私枉法的事情時有發(fā)生，那么老百姓就不會把法律當回事了。只有國君有尊嚴，法令才能行得通；只有官吏遵紀守法，社會秩序才能建立起來；只有賞罰分明，老百姓才懼怕法律。在法制不明確的情況下，要求老百姓聽從法令，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在老百姓不把法律當回事的情況下，別希望國君有尊嚴，這樣即使國君有堯、舜那樣的智慧，也是不能統(tǒng)治好國家的。圣明的國君治理天下，是遵照法度來處理政事的，是按照功勞進行獎賞的。老百姓之所以奮勇作戰(zhàn)、不畏死亡，是為了獲得官職和經(jīng)濟獎勵。明智的國君治理國家，當戰(zhàn)士有了斬得敵人的頭顱、捉得俘虜?shù)墓诘臅r候，一定讓他所獲得的爵位足以使他自己和別人感到榮耀，一定要讓他得到的報酬能夠過上豐衣足食的生活。在農(nóng)民不離開鄉(xiāng)村老老實實種地的情況下，他們獲得的收入應(yīng)該足夠奉養(yǎng)自己的父母、足以養(yǎng)育自己的子女、足以支付購買兵器裝備等軍需品。在這樣的情況下，士兵才肯殊死戰(zhàn)斗，農(nóng)民才不會懶惰。

『評析』這段文字公孫鞅把舜作為圣明君王的典范，要求國君嚴格執(zhí)法、賞罰分明，并把法制作為治國安邦的根本。同時，也透露出了秦政的嚴苛和殘暴——士兵必須自己花錢購置為國家打仗用的裝備和兵器，以及拿敵人的頭顱領(lǐng)賞等讓人毛骨悚然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