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說

民國時期（1912—1949），中國近代史學的發(fā)展取得了新的成就。從1912年中華民國成立至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前的三十余年的史學，是中國近代后期史學。它一方面與“新史學”思潮以及辛亥革命前后的史學相銜接，一方面逐步顯示出自身的獨特面貌。這時期史學的特點是：在新文化運動的影響下，治史者追求“科學”的歷史學。西方史學的引入強化了史學學科獨立意識，歷史研究中對“科學方法”的提倡、對新史料的重視與利用、對史學“求真”觀念的強調，使民國時期史學的發(fā)展以歷史考證為主流。唯物史觀史學也在這個時期產生和發(fā)展起來。

第一節(jié)? ?史學觀念的轉變與西方史學的引入

一、新文化運動與史學觀念的轉化

?新文化運動的思想主流是民主與科學。提倡民主，帶給中國史學的是啟蒙。提倡科學，帶給中國史學的是理性。

·新文化運動促使歷史學在史學觀念和史學方法上的轉化。辛亥革命至新文化運動前后，經學的衰落與終結，使得史學有可能進一步擺脫經學的羈絆；民主與科學的深入人心，使得史學以主動的姿態(tài)要求學科的獨立。

二、各種西方史學觀念的引入

?五四新文化運動使中國的思想文化領域進入了一個空前開放、活躍的時期，中國史學又迎來了一個引進、學習西方史學的高潮。

?“五四”時期西方史學輸入途徑是多樣的。

?被輸入的西方史學理論與方法，無論日本的還是歐美的，在中國都產生了影響。新史學中的唯物史觀，同客觀主義、實證主義一樣，成為科學史學觀念的重要內容。

三、新的史學體制的形成

?史學作為獨立的學科門類，在高等院校中被設置為專門的教學系或研究院，成為新的歷史教學與史學研究體制中的重要組成部分。

?歷史教學體制中的課程設置的建立健全，不僅使各級歷史教學內容得以規(guī)范和豐富，也成為現代史學的學科研究格局的基本框架。

·史學刊物的創(chuàng)辦與發(fā)行，也成為及時傳播史學研究成果、發(fā)布史學研究動態(tài)的新方式。

第二節(jié)? ?新歷史考證學的成就?

一、新史料的發(fā)現?

?甲骨文、敦煌寫經、漢晉簡牘、明清內閣大庫檔案20世紀初的四大史料發(fā)現，以及史前遺址的發(fā)掘、用少數民族或域外文字書寫的各類文字史料、上古時代的金石銅器等器物和鐫刻其上的銘文等，都大大擴展了史料范圍。新史料的發(fā)現和使用，改變了舊的史料觀念，促進了中外史學交流，開拓了歷史研究的新領域。因新史料而出現的甲骨學、敦煌學、簡帛學等新學科成為國際顯學。

二、王國維的古史考證成就及其“二重證據法”

?用新史料和新方法研究中國古史，影響最大的是被譽為中國近代新史學的開山的王國維。

?王國維的古史考證研究直接受益于殷墟卜辭等新發(fā)現的史料。

?王國維的古史研究涉及商周史、西北史地、蒙古史、漢唐史、宋元史、歷史文獻學等領域，大部分成果匯集在《觀堂集林》中。王國維在研究中實踐并總結出“二重證據法”。

吾輩生于今日，幸于紙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種材料，我輩固得據以補正紙上之材料，亦得證明古書之某部分全為實錄，即百家不雅馴之言亦不無表示一面之事實。此二重證據法惟在今日始得為之。雖古書之未得證明者不能加以否定，而其已得證明者不能不加以肯定，可斷言也?！鯂S《古史新證》

三、胡適、傅斯年的史學方法論

?胡適：研究問題、輸入學理、整理國故、再造文明

?從胡適的“整理國故”的思路出發(fā)，他在哲學、文學、史學諸領域均有涉獵。

?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上）是對中國近代學術產生影響最大、開史學新風氣的著作之一。

?胡適一生不斷地宣傳倡導“科學方法”。

·胡適所提倡的“整理國故”“科學方法”等號召，在當時也存在一定爭議，在今天亦須客觀地給予評價。?

?傅斯年：籌備成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史語所的研究成績和人才培養(yǎng)，與傅斯年的組織與領導密不可分，也與傅斯年的學術主張直接相關。

·如果從方法論的角度理解“史學只是史料學”的主張，可以看出其回歸歷史學實事求是基本功能的訴求，是將歷史學研究方法“科學化”的努力，也反映了現代考古學的迅速興起使史料范圍的擴大和史料觀念轉變對歷史學的影響。然而，史料和史料學畢竟是歷史學研究的基礎，而不是歷史研究的全部，“史學只是史料學”的提法本身也有其偏頗之處。

四、陳垣、陳寅恪的史學成就?

?陳垣：“古教四考”“宗教三書”

?陳垣在目錄學、年代學、史諱學、史源學和?？睂W等方面均有開創(chuàng)性成就。

?陳寅恪痛惜中國學術的落后狀況，認為這是關系到“吾民族精神上生死一大事者”。

?研究歷史、評價古人及其著述，陳寅恪強調“了解之同情”。

陳寅恪自謂“平生為不古不今之學”，當為中國中古史時期。他在佛教史考證、唐史研究、詩史互證、六朝史論四個方面的研究成果，均屬中國中古史范疇。

五、新歷史考證學的貢獻與局限??

?第一，新歷史考證學以史學“求真”為學術目標，以整理、運用新史料為主要特點，以“科學方法”為串聯中西史學的紐帶，以歸納、闡發(fā)考證方法和學術理念為顯著特色，在中國近代史學轉型的歷程中率先邁出堅實的一步。

?第二，開辟了歷史研究的新領域和新學科，擴大了歷史考證學的研究范圍。

?第三，精湛的考證成果為歷史撰述打下了基礎，歷史考證與現實也有一定關系。

·第四，一批以歷史考證見長的史學家成為民國時期史學的重要研究力量。

歷史考證學以其嚴謹、扎實、廣征博引、實事求是的研究手段而成為歷史研究的基礎性工作。但是，歷史考證畢竟只是歷史研究的一個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對史料的考證、弄清史實也只是歷史研究的基礎部分“不應以部分之研究，而忘卻整個之貫通”。僅憑歷史考證還難以做到對宏觀歷史發(fā)展的理論概括，還難以上升到對客觀歷史的一般性認識的層次。歷史考證是歷史研究的基礎，但不是歷史研究的全部。

第三節(jié)? ?史學變革中的多種趨向?

一、梁啟超后期的史學建樹?

?以1918 年底至1920 年3月梁啟超游歷歐洲諸國為界，可以將他的一生分為前期和后期兩個部分。

?《清代學術概論》（1920年）從宏觀的角度梳理了清代學術的發(fā)展過程，評價了三百年間眾多主要學者的學術成就和歷史地位，既勾勒出了學術思想演變的脈絡，又對重要學者和論著作了深入具體的分析。

·在《中國歷史研究法》和《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中，基本的學術理念是西方史學思想，而論述內容則是中國古代史學資源。在各種學問中，梁啟超最重視的是史學。

二、顧頡剛的“層累”說與古史論戰(zhàn)?

?從根本上說，顧頡剛疑古思想的形成，是受到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深刻影響使然。顧頡剛的疑古學說，打破了長期以來被人們奉為信史、實則充滿了歷代的傳說、神話和杜撰成分的古史系統，在思想文化領域產生了巨大反響。

?顧頡剛的疑古學說引發(fā)了古史論戰(zhàn)。

·顧頡剛因考辨古史而清理《尚書》的《堯典》《禹貢》時，深感問題太多，幾乎牽涉到中國古代全部地理。在教授“中國上古史”時亦感古代地理研究的不足極大地限制了史學的發(fā)展。

三、柳詒徵、呂思勉、錢穆的史學

?柳詒徵：《歷代史略》《國史要義》。所謂“國史”，專指傳統意義上的史或史學，全書以歸納傳統史學理論范疇、闡釋國史要義為主體，雖難掩西方史學觀念的影響，但通篇以中國史學資源為素地。

?呂思勉的史學，既具有傳統史學的著史特征，又反映出近代史學的諸多特點，在著述體裁、史料運用、治史方法、歷史觀點等方面合新舊史學于一體，以淹博的學識，完成了數量宏富的歷史著作。

·錢穆：《劉向歆父子年譜》《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國史大綱》

第四節(jié)? ?新視野下的少數民族史學

一、少數民族史的田野調查和史料整理?

?民國時期，“五族共和”成為處理民族關系的原則，邊疆危機則使人們認識到建設和扶持少數民族地區(qū)的必要性。

?政府機構的調查，如內政部發(fā)放《現有土司調查表》《現有盟旗及其他特殊組織調查表》《西南邊民調查表》進行調查，對川、康、滇、黔四省當時所存土司進行調查。

·占主導地位的是大學和學術研究機構進行的調查。

民國時期的少數民族社會歷史調查研究，在20世紀民族史學發(fā)展史上具有重要的意義：

?第一，調查都是按照現代民族學的調查規(guī)范進行的，撰寫的調查報告和學術論文，詳細地記述了各少數民族的經濟生活、社會組織等；

?第二，培養(yǎng)了大批民族學、民族史研究人才；

·第三，民國時期的少數民族社會歷史調查為20世紀民族史學的繁榮奠定了基礎。

民國時期學者對少數民族的文獻也進行了搜集與初步的整理研究：

?一是對傳世的有關少數民族歷史的文獻進行輯佚、匯編、校勘、考釋；

?二是對調查所得的少數民族文獻進行整理研究；

?三是對少數民族碑銘進行譯釋；

·四是對國外有關中國少數民族的史料進行了評介、編譯

二、多種少數民族史撰述

?梁啟超、王國維是20世紀較早以新觀念、新方法從事民族史研究的學者。

?關于各少數民族研究的論著。

·隨著民族史研究的深入，出現了十余種綜合的民族史專著，反映了這一時期史學家對中國民族史的認識和研究水平。（王桐齡《中國民族史》、呂思勉《中國民族史》、林惠祥 《中國民族史》、呂振羽 《中國民族簡史》）?

思考題：

?１、民國時期歷史考證學興起的原因是什么？有何主要成就？

?２、如何評價胡適、傅斯年的史學建樹？

?３、顧頡剛“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說的主要內容和學術意義是什么？

·４、簡述陳垣在歷史考證學方面的主要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