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禹貢》中記載了一種“五服”制：五百里甸服，五百里侯服，五百里綏服，五百里要服，五百里荒服。

　　 大意是：在王居住的京城往外，第一等是甸服（以農業(yè)為主的直接統(tǒng)治區(qū)），第二等是侯服（諸侯統(tǒng)治區(qū)），第三等是綏服（必須加以綏撫的地區(qū)），第四等是要服（邊遠地區(qū)），第五等是荒服（蠻荒地區(qū)）。

　　宋代的儒家學者蔡沈在給這段作注釋時指出：“堯的都城在冀州，冀州的北界在今河北北部和內蒙古南部，恐怕不會有二千五百里。即使算到這么遠，也都是沙漠不毛之地了。而東南最富庶的地區(qū)反而被列入要服和荒服（離冀州一千五百至二千五百里），根據(jù)地勢來考察，簡直弄不明白是怎么回事！”

　　 我們細心的思考，卻發(fā)現(xiàn)五服制反映了這樣一個事實：在生產力低下、運輸相當困難的情況下，王（天子）對臣民的貢品的征收不得不隨距離的遠近而改變。例如在天子直屬區(qū)“五百里甸服”的范圍內就規(guī)定了五種不同的納貢標準：一百里內割下來的作物連穗帶稈起交，二百里內只交谷穗，三百里內交谷子，四百里內交粗米，五百里內交精米。實際實行的制度雖不可能如此刻板，但運輸能力顯然是必須考慮的因素。

　　五服制大約是對過去的理想化。因為在西周和以前雖然采用類似的分等級統(tǒng)治體制，卻并沒把每一等級固定為五百里，實際上也不存在這樣的可能。所以五服制雖見于《禹貢》，卻從來沒有哪一個君主或政治家有意實行過，只能胎死腹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