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法院承認和執(zhí)行已被撤銷國際商事仲裁裁決
美國法院承認和執(zhí)行已被撤銷國際商事仲裁裁決
原創(chuàng)?環(huán)中爭議解決團隊?環(huán)中商事仲裁?2023-06-14 16:20?發(fā)表于北京
全文共約1,1000字，閱讀時間20分鐘。
導言
一直以來，關于已被撤銷的國際商事仲裁裁決能否在執(zhí)行地法院得到承認和執(zhí)行這一問題在實踐中爭議不斷。近期，美國聯(lián)邦第十巡回上訴法院對CIMSA訴GCC案[1]作出審理。本案的核心爭議點為，上訴法院是否應當承認已被下級法院承認但后來被仲裁地法院撤銷的國際商事仲裁裁決。本案中，法院詳細梳理了美國法針對上述問題的處理思路，其延續(xù)先前案例中對類似案件的裁判觀點，對《紐約公約》第5條、美國公共政策以及《聯(lián)邦民事訴訟規(guī)則》第60條第b款5項作出解讀?；诜ㄔ翰枚?，案涉仲裁裁決在美國得到承認和執(zhí)行。
01
案情簡介
2011年11月，基于雙方合同約定的仲裁條款，玻利維亞公司Compa?íade Inversiones Mercantiles S.A.（下稱
“CIMSA”
）向墨西哥公司Grupo Cementos de ChihuahuaS.A.B. de C.V.（下稱
“GCC”
）提起商事仲裁，仲裁地位于玻利維亞。
2015年4月，仲裁庭作出關于損害賠償?shù)牟脹Q（下稱
“本案裁決”
）?；诒景覆脹Q，GCC應賠償CIMSA 3600萬美元及相應利息。GCC遂向玻利維亞的一家法院（下稱
“下級法院”
）申請撤銷本案裁決，其請求得到支持。然而，經(jīng)過幾輪上訴，玻利維亞的最高法院（Plurinational Constitutional Tribunal，下稱
“PCT法院”
）于2016年12月撤銷了下級法院作出的撤銷本案裁決的決定（下稱
“2016PCT決定”
）。隨后，CIMSA請求下級法院承認本案裁決，而GCC以提起附帶上訴的方式中止了下級法院對本案裁決作出新的認定。
2015年9月，CIMSA根據(jù)《紐約公約》向美國科羅拉多聯(lián)邦地區(qū)法院（下稱
“地區(qū)法院”
）申請承認和執(zhí)行本案裁決。2019年3月，地區(qū)法院對CIMSA的請求予以支持。隨后，GCC向玻利維亞當?shù)胤ㄔ禾崞鹦碌纳显V。2020年10月，在GCC的請求下，PCT法院重新組庭并裁定撤銷原PCT法院作出的2016PCT決定。隨后，玻利維亞下級法院恢復了其先前作出的撤裁決定。
基于2020年間玻利維亞法院作出的一系列命令（下稱
“撤裁命令”
），GCC援引《聯(lián)邦民事訴訟規(guī)則》（Federal Rulesof Civil Procedure,下稱
“FRCP”
）第60條第b款5項之規(guī)定向地區(qū)法院申請撤銷其承認本案裁決的判決。地區(qū)法院拒絕了GCC的動議，并命令GCC交出其位于墨西哥的財產(chǎn)以履行本案裁決。GCC將本案上訴至美國聯(lián)邦第十巡回上訴法院（下稱
“本案法院”或“第十巡回法院”
），其上訴請求得到受理。
02
爭議焦點
地區(qū)法院認為，若撤裁命令本身違反美國公共政策，
或者
執(zhí)行該撤裁命令將違反美國公共政策，地區(qū)法院可以拒絕執(zhí)行該撤裁命令。依據(jù)上述法律標準（Legal Standard），地區(qū)法院認定，執(zhí)行玻利維亞法院作出的撤裁命令將危害基本司法準則（basic standards of justice），因此，不應對該裁定給予國際禮讓（comity）[2]。此外，基于“公平性考慮”（equitable considerations），GCC在玻利維亞和美國法院的行為決定了其無法獲得FRCP第60條第b款5項下撤銷先前承認的特殊救濟。綜上，地區(qū)法院拒絕了GCC的動議。
GCC主張，地區(qū)法院適用的法律標準錯誤。其認為，
只有
在撤裁命令本身——而非執(zhí)行該裁定的后果——違反美國公共政策的情況下，法院才可以依據(jù)公共政策例外（public policy exception）承認已被仲裁地法院撤銷的仲裁裁決。換言之，地區(qū)法院僅應審理撤裁命令本身是否與美國體面（decent）和正義（just）的基本價值理念相違背，而不應考慮該命令的執(zhí)行后果。此外，GCC還指出，地區(qū)法院未能正確評估有關適用FRCP第60第b款5項的相關因素。
03
法律依據(jù)及相關案例
（一）??《紐約公約》
《紐約公約》第5條第1款e項與第2款b項規(guī)定，執(zhí)行地法院可以（may）拒絕承認和執(zhí)行“經(jīng)裁決地所在國或裁決所依據(jù)法律之國家之主管機關撤銷或停止執(zhí)行”或者“承認或執(zhí)行裁決有違該國公共政策”的國際商事仲裁裁決。實踐中，為鼓勵國際商事合同項下的仲裁協(xié)議得到承認和執(zhí)行，美國法院通常對上述抗辯采取狹義解釋。[3]主張不予承認和執(zhí)行外國仲裁裁決的一方當事人負有舉證義務。此外，美國法院認為，當仲裁地法院撤銷仲裁裁決后，執(zhí)行地法院需在給予仲裁地法院所作命令國際禮讓與維護本國公共政策之間作出權衡，[4]以此決定是否承認和執(zhí)行已被仲裁地法院撤銷的仲裁裁決。
（二）??FRCP
除《紐約公約》外，F(xiàn)RCP同樣適用于承認和執(zhí)行外國仲裁裁決的案件。根據(jù)FRCP第60條第b款5項之規(guī)定，若一項最終判決（final judgement）系基于先前已被推翻或撤銷的判決作出，法院可以（may）豁免一方當事人履行該最終判決。[5]上述規(guī)定是一項僅限于特殊情況下的非常規(guī)救濟措施，也是一項“公平救濟”（justifies remedy），法院在審理該動議時需評估動議方是否公平行事，以決定是否給予其救濟。請求撤銷最終判決的一方當事人需提供“高度令人信服的”（highly convincing）證據(jù)證明其有權獲得上述救濟。[6]
（三）??相關判例
以下六起巡回法院判例討論了美國法院是否可以承認已被仲裁地法院撤銷的仲裁裁決。其中，僅有Thai-Lao案涉及FRCP第60條第b款5項的適用問題。需注意的是，下述判例對本案法院僅具有指導意義而不具有約束力。
1. Baker Marine案[7]（1999年）
雙方當事人將爭議提交至某仲裁庭，仲裁地位于尼日利亞。仲裁庭作出裁決后，雙方當事人分別向尼日利亞法院申請承認/撤銷該項裁決，尼日利亞法院最終決定撤銷該項裁決。隨后，仲裁勝訴方向美國聯(lián)邦地區(qū)法院申請承認該項裁決，該地區(qū)法院基于尼日利亞法院的先前決定拒絕了其請求。本案被上訴至美國聯(lián)邦第二巡回上訴法院（下稱
“第二巡回法院”
）。第二巡回法院在該案中提出，基于美國公共政策，法院可以不對外國法院所作撤裁命令給予禮讓。但本案項下，承認尼日利亞法院作出的撤裁命令并不違反美國的公共政策。據(jù)此，第二巡回法院裁定維持原判。案涉仲裁裁決未在美國得到承認。
2. TermoRio案[8]（2007年）
雙方當事人將爭議提交至某仲裁庭，仲裁地位于哥倫比亞。仲裁敗訴方向哥倫比亞法院申請撤裁，哥倫比亞最高行政法院撤銷了案涉裁決。同時，仲裁勝訴方在美國申請承認和執(zhí)行案涉裁決?；诟鐐惐葋喎ㄔ鹤鞒龅某凡脹Q定，美國聯(lián)邦地區(qū)法院駁回了該勝訴方的請求。該勝訴方將該案上訴至美國哥倫比亞特區(qū)巡回上訴法院（下稱
“特區(qū)巡回法院”
）。特區(qū)巡回法院認為，《紐約公約》第5條第1款e項涵蓋一項狹義的公共政策含義（anarrowpublicpolicygloss），即外國法院作出的撤裁命令如果與美國體面與公正的基本價值理念相抵觸，則該撤裁命令會因違反美國公共政策而無法得到執(zhí)行。[9]本案項下，鑒于上訴人沒有提供任何證據(jù)表明哥倫比亞法院作出的撤裁命令違反了美國的基本正義觀念，特區(qū)巡回法院裁定維持原判。案涉仲裁裁決未在美國得到承認。
3. Pemex案[10]（2016年）
雙方當事人將爭議提交至某仲裁庭，仲裁地位于墨西哥。仲裁庭作出裁決后，仲裁勝訴方向美國聯(lián)邦地區(qū)法院申請承認和執(zhí)行該項裁決；同時，仲裁敗訴方向墨西哥法院申請撤裁。最終，墨西哥法院撤銷了該項裁決，但美國聯(lián)邦地區(qū)法院決定承認和執(zhí)行該項裁決。仲裁敗訴方遂將該案上訴至第二巡回法院。第二巡回法院認為，根據(jù)《巴拿馬公約》（Panama Convention）[11]之規(guī)定，盡管執(zhí)行地法院可以承認一項已被仲裁地法院撤銷的仲裁裁決，但其也必須對國際禮讓原則予以考量。一般來說，外國法院作出的撤裁命令是終局性的，除非執(zhí)行該裁定會損害執(zhí)行地國家的公共政策。若一項撤裁命令明顯會危害到美國的公共利益、公眾對司法的信心、人身自由權或私有財產(chǎn)安全，那么基于公共政策例外，該項命令就不能被執(zhí)行。[12]經(jīng)分析，法院認定，執(zhí)行案涉撤裁命令將違反美國的基本正義觀。據(jù)此，第二巡回法院裁定維持原判。案涉仲裁裁決在美國得以承認和執(zhí)行。
4. Thai-Lao案[13]（2017年）
雙方當事人將爭議提交至某仲裁庭，仲裁地位于馬來西亞。仲裁庭作出裁決后，仲裁敗訴方向馬來西亞法院申請撤裁，勝訴方向美國聯(lián)邦地區(qū)法院申請承認案涉仲裁裁決。美國聯(lián)邦地區(qū)法院先是對案涉裁決予以承認，隨后，由于馬來西亞法院撤銷了案涉裁決，美國聯(lián)邦地區(qū)法院也撤銷了其對案涉裁決的承認。該案被上訴至第二巡回法院。第二巡回法院認為，根據(jù)《紐約公約》之規(guī)定，國際禮讓原則使得法院無法忽視仲裁地法院對仲裁裁決的撤銷決定。但是，該撤裁決定并非一定是終局性的，法院亦可以維護美國體面和公正的基本價值理念為由拒絕給予該撤裁決定國際禮讓。同時，F(xiàn)RCP第60條第b款項下規(guī)定的救濟均為“公平救濟（equitable remedy），法院可以基于動議是否在合理時間內提出，動議方是否公平行事，以及支持該動議是否能在維護公平正義與判決終局性之間取得適當?shù)钠胶?，以確定其是否有權基于上述條款獲得相應救濟，[14]且上述條款亦未禁止美國聯(lián)邦地區(qū)法院撤銷其先前對案涉裁決的承認。[15]最終，第二巡回法院裁定維持原判。案涉仲裁裁決未在美國得到承認。
5. Getma案[16]（2017年）
雙方當事人將爭議提交至非洲統(tǒng)一商法協(xié)調組織（CCJA）進行仲裁。仲裁庭作出裁決后，仲裁敗訴方向仲裁地法院請求撤銷裁決，仲裁勝訴方向美國地區(qū)法院請求承認裁決。隨后，仲裁地法院撤銷了案涉裁決，據(jù)此，美國聯(lián)邦地區(qū)法院拒絕承認案涉裁決。仲裁勝訴方將該案上訴至特區(qū)巡回法院。特區(qū)巡回法院認為，基于國際禮讓原則，其拒絕在沒有“特殊情況”的情況下對初級管轄地（primary jurisdiction）法院裁定廢除的仲裁裁決進行第二次審理。[17]只有在撤銷決定與美國體面和公正的基本價值理念相抵觸的情況下，才會執(zhí)行已被撤銷的裁決，鑒于本案不存在上述情形，特區(qū)巡回法院遂維持原判。案涉仲裁裁決未在美國得到承認。
6. Esso案[18]（2022年）
雙方當事人將爭議提交至某仲裁庭，仲裁地位于尼日利亞。仲裁庭作出裁決后，敗訴方向尼日利亞法院申請撤裁，勝訴方向美國聯(lián)邦地區(qū)法院申請承認案涉裁決。尼日利亞上訴法院對案涉裁決的一部分予以撤銷，美國聯(lián)邦地區(qū)法院對尼日利亞法院的上述決定給予禮讓。該案被上訴至第二巡回法院。第二巡回法院延續(xù)了其在Pemex案中的觀點，并認為在權衡是否對外國撤銷命令給予禮讓時，法院應考慮與特定案件情況有關的因素。[19]該地區(qū)法院的決定系基于其自由裁量權作出，案涉撤裁命令并未違背美國的公共政策。據(jù)此，第二巡回法院裁定維持原判。案涉仲裁裁決未在美國得到承認。
04
本案法院觀點
（一）適用的法律標準
本案法院多數(shù)意見對地區(qū)法院適用的法律標準予以認可，即若撤裁命令本身違反美國公共政策，
或者
執(zhí)行該撤裁命令將違反美國公共政策，地區(qū)法院可以拒絕執(zhí)行該撤裁命令。主要理由如下：
第一，地區(qū)法院適用的法律標準與第二巡回法院在現(xiàn)有判例（Pemex案與Thai-Lao案）中所采取的法律標準一致。Pemex案中，第二巡回法院認為執(zhí)行案涉撤裁命令將違反美國公共政策，進而維持了該案地區(qū)法院承認和執(zhí)行案涉裁決的決定。Thai-Lao案中，盡管第二巡回法院決定對外國撤裁命令予以禮讓，但其亦將執(zhí)行撤裁命令是否會違反美國公共政策作為判決的考慮因素之一。本案亦是如此。
第二，地區(qū)法院適用的法律標準符合《紐約公約》之規(guī)定。TermoRio案中，特區(qū)巡回法院認為，結合《紐約公約》第5條第1款e與第2款b項之規(guī)定，《紐約公約》明確允許執(zhí)行地法院以公共政策為由拒絕執(zhí)行外國仲裁裁決，其亦允許執(zhí)行地法院也以公共政策為由拒絕執(zhí)行仲裁裁決的撤銷命令。[20]本案法院對上述解釋予以認可。
第三，GCC的主張與其動議相互矛盾。正如CIMSA基于《紐約公約》申請承認和執(zhí)行仲裁裁決，GCC亦在申請承認和執(zhí)行玻利維亞法院作出的撤裁命令，即意味著地區(qū)法院可以對撤裁命令作出以下審查：（1）該命令本身是否違反公共政策（是否應當?shù)玫匠姓J）；（2）該命令的執(zhí)行是否會違反公共政策（是否應當強制執(zhí)行）。因此，GCC主張公共政策例外不適用于撤裁命令的執(zhí)行問題實際上是對其動議的否認。
第四，GCC的主張是不合邏輯且不切實際的。首先，對外國撤裁命令的執(zhí)行是可能會危害到美國公共政策的。其次，如果地區(qū)法院支持了GCC的主張，則意味著若執(zhí)行該命令將危害到美國公共政策，地區(qū)法院將對此無能為力。
（二）裁判理由及結果
1. 公共政策方面
基于上述適用的法律標準，本案法院認定執(zhí)行玻利維亞法院作出的撤裁命令違反了以下三項美國公共政策：
第一，維護法院判決的終局性。美國最高法院認定，判決的終局性是法律的重要利益所在。[21]本案與其他先例有所區(qū)別的地方是，GCC是在玻利維亞最高法院——PCT法院已經(jīng)對其撤裁申請予以駁回的前提下，再次向該法院尋求救濟，并最終獲得勝訴。在此之前，地區(qū)法院也已經(jīng)對本案裁決作出承認決定。地區(qū)法院認為，若對撤裁決定予以認可，則會損害其先前判決的終局性，并助長GCC在本案項下這種無休止上訴的行為，進而違反上述公共政策。本案法院多數(shù)意見對此予以認可。
第二，保護當事人對合同的期待，包括仲裁裁決的終局性。美國最高法院認定，《紐約公約》的立法宗旨以及美國加入《紐約公約》的主要目的即是為鼓勵承認和執(zhí)行商事仲裁協(xié)議，[22]這亦是美國《聯(lián)邦仲裁法》（FAA）的立法宗旨。當解釋和執(zhí)行仲裁協(xié)議時，法院應保障當事人的合同權利及其對合同的期望。特別是，本案項下，雙方當事人在合同中明確約定，仲裁裁決是終局的，且雙方當事人放棄對仲裁裁決的所有撤銷、反對或上訴的行動。[23]因此，地區(qū)法院的決定尊重了當事人關于仲裁裁決終局性的約定，本案法院多數(shù)意見對其觀點予以認可。此外，上述觀點也與Chromalloy案[24]（1996年）中法院觀點類似。
第三，支持承認和執(zhí)行仲裁裁決。美國最高法院承認，強有力的聯(lián)邦政策支持仲裁解決爭端，該政策特別適用于國際商事領域。[25]這一政策要求法院不僅要執(zhí)行仲裁協(xié)議，還要執(zhí)行由此產(chǎn)生的仲裁裁決。[26]
基于上述，本案法院多數(shù)意見認為，執(zhí)行玻利維亞法院作出的撤裁命令將違反美國公共政策，進而無法對該命令給予禮讓。
2. 公平行事方面
本案項下，GCC基于FRCP第60條第b款5項提出動議，地區(qū)法院認為GCC未能公平行事，其諸多行為表明其“睡在了其權利上”（“slept on its rights.”），因此，GCC不能獲得上述條款項下的“公平救濟”。該等行為包括：（1）GCC在僅美國反對執(zhí)行本案裁決失敗后，方才向玻利維亞法院提起新的上訴請求其撤銷本案裁決。（2）GCC通過阻撓訴訟文書送達拖延美國訴訟程序近三年之久，并拒絕履行仲裁裁決。本案法院予以認可。
3. 裁判結果
綜上所述，本案法院多數(shù)意見認為，地區(qū)法院基于其自由裁量權對本案作出的認定并無明顯不合理之處，故裁定維持原判。
環(huán)
中
觀
察
（一）承認和執(zhí)行已被撤銷仲裁裁決的實踐
本案為讀者呈現(xiàn)了美國法院在審理承認和執(zhí)行已被撤銷仲裁裁決案件時的裁判規(guī)則與思路。在該案中，第十巡回法院認定：（1）《紐約公約》允許執(zhí)行地法院承認和執(zhí)行在仲裁地已被撤銷的外國仲裁裁決。若撤裁命令本身違反美國公共政策，或者執(zhí)行該撤裁命令將違反美國公共政策，執(zhí)行地法院可以拒絕執(zhí)行仲裁地法院作出的撤裁命令；（2）對于已被仲裁地法院撤銷的裁決，基于國際禮讓原則，美國法院原則上對該撤裁命令予以承認，但是若該撤裁命令違反美國公共政策，美國法院可以基于自由裁量權對該命令不予禮讓；（3）相關公共政策包括：維護法院判決的終局性、保護當事人對合同的期待以及支持承認和執(zhí)行仲裁裁決等；（4）當事人援引FRCP第60條第b款5項提出動議的，法院將基于其是否公平行事來決定是否給予其上述條款下的“公平救濟”，如其提出動議是否及時等。
值得一提的是，本案法院還指出，先前的每起判例中，動議人在美國申請承認仲裁裁決以前都曾向仲裁地法院申請撤裁。而該案特殊的地方在于，在2019年3月地區(qū)法院對本案裁決予以承認的多年以前，玻利維亞的最高法院就已經(jīng)對地區(qū)法院的撤裁決定予以撤銷（2016PCT決定）。而在美國法院準許承認本案裁決之后，GCC才又向玻利維亞法院提起新的上訴。GCC的上述行為致使法院認為GCC未能及時行權，故基于對美國法院判決終局性的維護，其無法對玻利維亞法院隨后作出的撤裁裁決給予禮讓。這一認定也提醒了當事人，在美國申請承認和執(zhí)行已被撤銷仲裁裁決前，應及時在本國尋求撤裁救濟，否則其主張將可能被駁回。
本案法院列舉了六起美國巡回法院裁判的相關案件。事實上，美國法院首次對已被撤銷仲裁裁決予以承認和執(zhí)行是在著名的Chromalloy案中。1988年，美國公司Chromalloy與埃及政府簽訂了一份軍事采購合同，并由此發(fā)生糾紛。Chromalloy根據(jù)合同約定的仲裁條款對埃及提起仲裁。仲裁庭于1994年8月作出了有利于Chromalloy公司的裁決。隨后，Chromalloy向美國哥倫比亞特區(qū)聯(lián)邦地區(qū)法院（下稱
“特區(qū)地區(qū)法院”
）申請執(zhí)行該項裁決，埃及則向當?shù)胤ㄔ荷暾埑蜂N該項裁決。1995年12月，開羅上訴法院宣布案涉裁決無效，埃及據(jù)此向特區(qū)地區(qū)法院提出動議駁回Chromalloy執(zhí)行裁決的申請。
特區(qū)地區(qū)法院認為，根據(jù)《紐約公約》第5條之規(guī)定，法院在審查已被仲裁作出地國法院撤銷的仲裁裁決時享有自由裁量權。同時，根據(jù)《紐約公約》第7條之規(guī)定，法院擁有依據(jù)美國法律對上述問題作出判斷的權利。此外，與本案情況類似的是，特區(qū)地區(qū)法院認為，Chromalloy案中的雙方當事人在仲裁協(xié)議中已經(jīng)明確約定仲裁裁決具有最終約束力，并且放棄了在埃及法院上訴的權利，基于美國支持對商事糾紛進行終局性和具有約束力的仲裁的公共政策，該案裁決可以得到承認和執(zhí)行。最后，特區(qū)地區(qū)法院還援引“任何國家都沒有持續(xù)性的義務去執(zhí)行從根本上損害本國利益的外國利益”[27]，并認為“禮讓對美國法律不具有也不可能具有決定性的影響”。[28]基于上述理由，特區(qū)地區(qū)法院對案涉裁決準予執(zhí)行。該案在美國影響深遠，法院在此案中確立的原則在此后的案件中也得到認可。
除美國法院外，法國、荷蘭、德國等地的法院也曾對已被仲裁地法院撤銷的國際商事仲裁裁決予以承認和執(zhí)行，該等法院適用的法律依據(jù)及理由與美國法院略有不同。法國最高法院在Norsolor案[29]（1984年）、Hilmarton案[30]（1994年）以及Putrabali案[31]（2007年）中均對已被撤銷仲裁裁決予以承認。法國最高法院的觀點一脈相承，其認為一項國際仲裁裁決是獨立于任何國家法律秩序之下的，其有效性須由裁決執(zhí)行地國的準據(jù)法來確定。同時，根據(jù)《紐約公約》第5條和第7條相關規(guī)定，執(zhí)行地法院有權適用本國法來判斷已被撤銷仲裁裁決的效力。此外，上述Chromalloy公司同時也向法國法院申請執(zhí)行該案裁決，最終巴黎上訴法院亦裁定對該案裁決予以執(zhí)行，理由為該項裁決效力依然存在，且在法國執(zhí)行該項裁決不違反國際公共政策。[32]Yukos案[33]（2009年）中，俄羅斯法院撤銷了在俄羅斯作出的一項仲裁裁決。在該項裁決的執(zhí)行過程中，荷蘭法院認為，《紐約公約》并未對其是否應當拒絕承認被俄羅斯法院撤銷的仲裁裁決作出規(guī)定，該問題應當依據(jù)荷蘭的國際私法判斷，故其對俄羅斯法院所作撤裁決定采取忽略態(tài)度。此外，由于俄羅斯法院的撤裁決定很可能并非基于公平公正作出，荷蘭法院因此拒絕執(zhí)行俄羅斯法院的撤裁裁定。
（二）承認和執(zhí)行已被撤銷仲裁裁決的理論爭議
盡管近年來已出現(xiàn)多起已被撤銷仲裁裁決在他國得到承認和執(zhí)行的案件,但絕大多數(shù)法院仍然會對這類裁決不予承認和執(zhí)行。關于執(zhí)行地法院是否享有承認和執(zhí)行已撤銷仲裁裁決的自由裁量權，學界存在不同觀點：
第一，對《紐約公約》第5條第1款的理解。一些學者認為，從字面上看，該條款規(guī)定的是執(zhí)行地法院可以（may）拒絕承認和執(zhí)行仲裁裁決的情形，”而非“必須”（must or shall）?！翱梢浴保╩ay）的使用意味著執(zhí)行地法院有權決定是否承認和執(zhí)行已被撤銷裁決。另一些學者，如著名的《紐約公約》研究學者范登伯格教授（van den berg），則認為，“可以”（may）一詞應作“必須”（shall）解釋，鑒于《紐約公約》第5條第是以窮舉的方式規(guī)定了七種抗辯情形，對于是否承認和執(zhí)行仲裁裁決，執(zhí)行地法院不具有剩余自由裁量權。頗為有趣的是，盡管英文、中文、俄文與西班牙文版本的《紐約公約》均使用的是“可以”的表達，《紐約公約》的法文文本使用的卻是法語中的“必須”（seront）。但是，根據(jù)上述案例，法國法院卻并未嚴格按照法語版《紐約公約》之規(guī)定，拒絕承認和執(zhí)行已被撤銷仲裁裁決。[34]
第二，對《紐約公約》第7條第1款的理解。該條款規(guī)定，“本公約之規(guī)定不影響締約國間所訂關于承認及執(zhí)行仲裁裁決之多邊或雙邊協(xié)定之效力，亦不剝奪任何利害關系人可依援引裁決地所在國之法律或條約所認許之方式，在其許可范圍內，援用仲裁裁決之任何權利?！币恍W者認為，該條款為“更優(yōu)權利條款”，即如果適用一國法律對承認與執(zhí)行外國仲裁裁決比相關公約存在更優(yōu)機制，那么該國法院應適用本國法律來審理外國仲裁裁決在該國的承認與執(zhí)行。另一些學者則認為，上述條款僅針對有效的仲裁裁決，而執(zhí)行地法院審查被撤銷裁決時不能援引該條規(guī)定。[35]
第三，對《紐約公約》立法宗旨與撤裁制度的考量。著名學者保爾森教授（Paulsson）認為，執(zhí)行地法院應考慮撤裁的具體理由，如果是基于“當?shù)貥藴省保磁c國際普遍做法相左的撤裁情形），那么該撤銷僅在仲裁地當?shù)鼐哂蟹尚Я?，?zhí)行地法院可以運用其自由裁量權對裁決被撤銷事實不予理會。在這種觀點下，裁決作出地若基于非公平公正，甚至腐敗原因撤裁，在執(zhí)行地法院的監(jiān)督下，當事人仍可獲得救濟機會。該做法亦支持了仲裁裁決的承認和執(zhí)行；而范登伯格教授則認為，對一項仲裁裁決的撤裁具有普遍效力，一旦某項裁決在裁決作出地國被撤銷，該項裁決就失去了基于《紐約公約》獲得承認和執(zhí)行的資格，以保證法律的確定性。[36]
2015年，在新加坡舉辦的紀念英國皇家特許仲裁員協(xié)會成立一百周年的一次會議中，就法院應如何處理已在裁決作出地被撤銷的仲裁裁決的執(zhí)行申請這一問題，新加坡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梅達順先生（Sundaresh Menon）與國際仲裁領域著名專家加里·博恩先生（Gary Born）進行了一場著名的辯論。
在辯論中，梅達順先生主張，采取“裁決作出地原則”（意味著裁決作出地法院對裁決的撤銷具有對世效力）可以最大限度地保護仲裁的國際化特征，防止執(zhí)行地法院將定義含混的國內規(guī)范性價值滲入到仲裁中。反之，如不采用“裁決作出地原則”等于是為已經(jīng)對此前的選擇感到后悔的當事人進行“開脫”。他也同時強調，“裁決作出地原則”并不意味著執(zhí)行地法院可以完全不顧撤銷程序的整個過程而徑直承認外國法院做出的撤銷仲裁裁決的裁定。執(zhí)行地法院仍然可以基于傳統(tǒng)的禮讓原則和普通法上的沖突法原則拒絕承認該外國裁定。
博恩先生則認為，《紐約公約》第7條之規(guī)定表明《紐約公約》并沒有為承認仲裁裁決設定上限。其只不過是設置了一個最低下限而已。他同時主張，《紐約公約》第7條對于《紐約公約》第5條第1款的理解至關重要，綜合上述條款來看，《紐約公約》明確無誤地表明，當出現(xiàn)各締約國有權拒絕承認仲裁裁決的情形時，他們也有權承認該仲裁裁決。同時，由于第5條第1款e項處于第5條第1款和第7條的范圍之中，這些情形就包括仲裁裁決在裁決作出地被撤銷。
（注：環(huán)中爭端解決團隊曾于2016年4月29日在“環(huán)中商事仲裁”微信公眾號發(fā)布《爭鳴丨已被仲裁地法院撤銷的裁決，能否在其他地方執(zhí)行？》一文，該文詳細介紹了梅達順先生與博恩先生的辯論細節(jié)，感興趣的讀者可以閱讀。）
現(xiàn)如今，國際上對于執(zhí)行地法院是否具有承認和執(zhí)行已被撤銷仲裁裁決的自由裁量權問題尚存爭議，未來涉及該問題的案例也將持續(xù)受到關注。
（三）啟示
根據(jù)《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執(zhí)行我國加入的<承認及執(zhí)行外國仲裁裁決公約>的通知》第4條之規(guī)定，我國有管轄權的人民法院接到一方當事人的申請后，應對申請承認及執(zhí)行的仲裁裁決進行審查……如果根據(jù)被執(zhí)行人提供的證據(jù)證明具有第5條第一項所列的情形之一的，應當裁定駁回申請，拒絕承認及執(zhí)行。據(jù)此，當事人若舉證證明仲裁裁決已被仲裁地法院撤銷，中國法院應當對該項裁決不予承認和執(zhí)行?，F(xiàn)如今，實踐中已有越來越多的法院承認執(zhí)行地國法院在《紐約公約》項下具有決定是否執(zhí)行已撤銷裁決的自由裁量權，我國可據(jù)此在實踐中對這一問題進行進一步探索，或嘗試對《紐約公約》第5條或第7條之規(guī)定采取新的解釋。對于當事人來說，若一項國際商事仲裁裁決在仲裁作出地被撤銷，裁決勝訴方也可基于《紐約公約》第5條及第7條相關規(guī)定，嘗試向外國法院申請承認和執(zhí)行該項裁決，爭取獲得新的救濟機會。
注釋
：
[1]參見Compa?ía de Inversiones Mercantiles SA v. Grupo Cementos de Chihuahua SAB de CV, 58 F.4th 429 (10th Cir. 2023).
[2]“[Comity] is the recognition which one nation allows within its territory to the legislative, executive or judicial acts of another nations, having due regard both to international duty and convenience, and to the rights of its own citizens, or of other persons who are under the protection of its law.” MacArthur v. San Juan Cnty., 487 F. 3d 1057,1066-67(10th Cir. 2007).
[3] “Courts construe [these] defenses narrowly, to encourage recognition and enforcement of commercial arbitration agreements in international contracts.”Compa?ía I, 970 F.3d at 1276-77.
[4] “When a primary jurisdiction has annulled an arbitral award, a secondary jurisdiction must balance comity to the foreign annulment order against its country’s public policy.” Corporación Mexicana de Mantenimiento Integral, S. de R.L. de C.V. v. Pemex-Exploración y Producción, 832 F.3d 92, 106 (2d Cir. 2016).
[5] Federal Rule of Civil Procedure 60(b)(5)：“On motion and just terms, the court may relieve a party or its legal representative from a final judgment, order, or proceeding for the following reasons:…(5) the judgment has been satisfied, released, or discharged; it is based on an earlier judgment that has been reversed or vacated; or applying it prospectively is no longer equitable;or(6) any other reason that justifies relief.”
[6] “When seeking relief under Rule 60(b)(5), the moving party must provide “highly convincing” evidence that it is entitled to this extraordinary remedy and that its conduct as a matter of equity should allow vacatur.”Jackson v. Los Lunas Cmty. Program, 880 F.3d 1176, 1191 (10th Cir. 2018).
[7]參見Baker Marine (Nig.) Ltd. v. Chevron (Nig.) Ltd., 191 F.3d 194 (2d Cir. 1999).
[8]參見TermoRio S.A. E.S.P. v. Electranta S.P., 487 F.3d 928, 935 (D.C. Cir. 2007).
[9] “There is a narrow public policy gloss on Article V(1)(e) of the Convention and that a foreign [annulment] is unenforceable as against public policy to the extent that it is repugnant to fundamental notions of what is decent and just in the United States.” Id.
[10]參見Corporación Mexicana de Mantenimiento Integral, S. de R.L. de C.V. v. Pemex-Exploración y Producción, 832 F.3d 92, 106 (2d Cir. 2016).
[11]《美洲國際商事仲裁公約》（Inter-American Convention on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Arbitration，又名“《巴拿馬公約》”）與《紐約公約》同為關于承認和執(zhí)行外國仲裁裁決的國際公約。美國法院認為，由于上述兩個公約中關于不予執(zhí)行承認和執(zhí)行仲裁裁決的抗辯規(guī)定沒有實質性區(qū)別，法院對其的解釋也是可以通用的。
[12] “[An annulment is unenforceable on public policy grounds if it] tends clearly to undermine the public interest, the public confidence in the administration of the law, or security for individual rights of personal liberty or of private property.” Corporación Mexicana de Mantenimiento Integral, S. de R.L. de C.V. v. Pemex-Exploración y Producción, 832 F.3d 92, 106 (2d Cir. 2016).
[13]參見Thai-Lao Lignite (Thailand) Co. v. Gov’t of Lao People’s Democratic Republic, 864 F.3d 172, 176 (2d Cir. 2017).
[14]?“It should consider whether the motion was made within a reasonable time, whether the movant acted equitably, and whether vacatur would strike an appropriate balance between serving the ends of justice and preserving the finality of judgments.” Id.
[15] “It concluded that the district court did not abuse its discretion by vacating its confirmation judgment because vacatur did not violate U.S. public policy and Rule 60(b)(5) considerations did not bar vacatur.”Id.
[16]參見Getma International v. Republic of Guinea, 862 F.3d 45 (D.C. Cir. 2017).
[17] “For reasons of international comity, [it has] declined to ‘second-guess’ a competent authority’s annulment of an arbitral award absent ‘extraordinary circumstances.’” Id.
[18]參見Esso Expl. & Prod. Nigeria Ltd. v. Nigerian Nat’l Petroleum Corp., 40 F.4th 56, 62 (2d Cir. 2022).
[19] “It explained that in weighing comity to a foreign annulment order, courts should ‘consider… factors relevant to the circumstances of a particular case.’” Id.
[20]“That is, because the Convention explicitly permits a secondary jurisdiction to ref·use to enforce an arbitral award on public policy grounds, a court may also refuse to enforce the annulment of an arbitral award on public policy grounds.” TermoRio S.A. E.S.P. v. Electranta S.P., 487 F.3d 928, 935 (D.C. Cir. 2007).
[21] “[T]he law’s important interest in the finality of judgments.” Sanchez-Llamas v. Oregon, 548 U.S. 331, 356 (2006).
[22] “[T]he goal of the Convention, and the principal purpose underlying American adop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it, was to encourage the recognition and enforcement of commercial arbitration agreements.” Scherk, 417 U.S. at 520 n.15.
[23] “Arbitral awards ‘shall be final and of mandatory compliance’ and ‘waive[d] all actions for annulment, objection, or appeal against that award.’”Compa?ía de Inversiones Mercantiles SA v. Grupo Cementos de Chihuahua SAB de CV, 58 F.4th 429 (10th Cir. 2023).
[24]參見?Chromalloy Aeroservices v. Arab Republic of Egypt,?939 F. Supp.907 (D.D.C.1996).
[25] “…emphatic federal policy in favor of arbitral dispute resolution” that “applies with special force in the field of international commerce.” Mitsubishi, 473 U.S. at 631.
[26] “[C]ourts must not only enforce the agreements to arbitrate but also enforce the resulting arbitration awards.”Bowen v. Amoco Pipeline Co., 254 F.3d925, 935 (10th Cir. 2001).
[27] “No nation is under an unremitting obligation to enforce foreign interests which are fundamentally prejudicial to those of the domestic forum.” Laker Airways Ltd. v. Sabena, Belgian World Airlines, 731 F.2d 909, 937 (D.C.Cir.1984).
[28]“However, comity does not and may not have the preclusive effect upon U.S. law that Egypt wishes this Court to create for it.” Chromalloy Aeroservices v. Arab Republic of Egypt,?939 F. Supp.907 (D.D.C.1996).
[29]參見Société Pablak Ticaret Limited Sirketi v.Norsolor SA，F(xiàn)rench Cour de Cassation, 9 November,1984．
[30]參見Société Hilmarton Ltd v. Société Omnium de traitement et de valorisation(OTV),French Cour de Cassation,23 March,1994．
[31]參見 Société PT Putrabali Adyaumlia v. Société Rena Holding et Société Moguntia Est Epices, French Court de Cassation, 29June,007.
[32]參見傅攀峰：未竟的爭鳴：被撤銷的國際商事仲裁裁決的承認與執(zhí)行，載《現(xiàn)代法學》，2017年1月。
[33]參見Yukos Capital SARL v. Oao Rosneft, Third Court of Appeal, civil section, Amsterdam, 28, April,2009.
[34]參見傅攀峰：未竟的爭鳴：被撤銷的國際商事仲裁裁決的承認與執(zhí)行，載《現(xiàn)代法學》，2017年1月。
[35]參見孫靜曲：被撤銷國際商事仲裁裁決的承認與執(zhí)行，載《汕頭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9年1月。
[36]參見傅攀峰：未竟的爭鳴：被撤銷的國際商事仲裁裁決的承認與執(zhí)行，載《現(xiàn)代法學》，2017年1月。
參考文獻
>>
[1] Gary B. Born, Russell B. Childree, Claudio D. Salas (Wilmer Cutler Pickering Hale and Dorr LLP), Recognizing Annulled Awards in the U.S. Court of Appeals for the Tenth Circuit， Compa?ía de Inversiones Mercantiles SA v. Grupo Cementos de Chihuahua SAB de CV, April 16, 2023.
[2] John M. Barkett, Frank Cruz-Alvarez, Sergio Pagliery (Shook, Hardy & Bacon LLP) and Marike R. P. Paulsson (Albright StoneBridge Group), Perspectives on the New York Convention under the Laws of the United States: The US Public Policy as a Gloss of Article V(1)(e),September 14, 2016.
[3] 傅攀峰：未竟的爭鳴：被撤銷的國際商事仲裁裁決的承認與執(zhí)行，載《現(xiàn)代法學》，2017年1月。
[4] 孫靜曲：被撤銷國際商事仲裁裁決的承認與執(zhí)行，載《汕頭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9年1月。
[5] 郭施雯：已撤銷國際商事仲裁裁決的承認與執(zhí)行問題研究，載《東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2年12月。
[6] 肖永平、廖卓煒：已撤銷仲裁裁決在美國的承認與執(zhí)行，載《經(jīng)貿(mào)法律評論》，2019年4月。
[7] 桑遠棵：超越屬地主義：已撤銷仲裁裁決的承認與執(zhí)行，載《武大國際法評論》，2020年8月。
[8] Aceris Law LLC, Enforcement of an Annulled Arbitration Award: Société PT Putrabali Adyaumlia v. Société Rena Holding French Court de Cassation(2017), https://www.acerislaw.com/enforcement-of-an-annulled-arbitration-award/（訪問時間：2023年6月13日）。
[9] 環(huán)中爭端解決團隊：《爭鳴丨已被仲裁地法院撤銷的裁決，能否在其他地方執(zhí)行？》，載“環(huán)中商事仲裁”微信公眾號，2016年4月29日。
北京市環(huán)中律師事務所成立于1993年，是中國司法部最早批準設立的合伙制律師事務所之一。自成立以來，一代又一代的環(huán)中人立足于專業(yè)，謙慎樸誠，精益求精，在國際貿(mào)易、國內外商事訴訟與仲裁、國際投資仲裁等領域為客戶提供了優(yōu)質法律服務，贏得了業(yè)界高度贊譽，屢次榮登國際權威法律評級機構頂尖律所排行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