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時間的網課爆破事件一石激起千層浪，輿論沸騰，群情激奮。

人們再一次意識到普通人與“惡”之間的距離，比我們想象的要近。

社交網絡讓人們之間的關系更加復雜，也出現了更加多的變量。人們的善意和惡意可以在極端的時間內釋放在一個精確、渺小的個體身上。

事情雖然已經過去一段時間，但反思永遠不應該停止。我們需要知道普通人為何可以變成面目可憎的施害者，也要知道在傷害發(fā)生之后，如何應對。

?作者?| 楊若琳

?編輯?| 程遲

11月2日，河南省新鄭市第三中學的劉老師上網課后在家中不幸去世。她的女兒發(fā)微博稱，劉老師在上網課時，有人入侵直播間擾亂課堂，故意播放刺耳音樂、進行語音辱罵。

這一事件把“網課爆破”一詞帶入了公眾視野，也讓人們重新關注網絡暴力。

“網課爆破”是指入侵網絡課堂并以極端方式擾亂教學秩序的行為。入侵者也被稱為“網課爆破手”。他們組成社交群組，“接單子”、交流入侵技巧、分享搗亂快感。一些學生向網課入侵群發(fā)送“求爆破，下午X點”等網課信息后，群里的爆破手便準備“干活”。

他們口中的“活”更類似于一場以終結課堂為得分點的游戲。有爆破手曾向媒體表示，自己這么做并沒有報酬，只是為了好玩。

面對惡性事件，人們會問：怎么有人能夠如此殘忍地對待他人？在網課爆破相關報道的評論區(qū)里，人們聲討邪惡行徑、批斗爆破團。

只是，除了唾棄并懲罰惡，我們還能做什么來終止惡？

也許先將群情激憤放在一邊，探究惡的機制、反省每個人身上惡的種子，才是那扇能帶我們走得更遠的窄門。

邪惡是他們的，我只覺得可惡？

威廉·布萊克說：“殘忍長著一顆人心，嫉妒長著一張人臉”。我們習慣了把惡放在“惡的他人”這樣的語境里討論，卻忘記惡亦是一種存在于自身的普遍人性。

《我們與惡的距離：關于邪惡的哲學思考》中，哲學家拉斯·弗雷德里克·H.史文德森從道德的范疇討論邪惡，歸納了人的道德本性及幾種類型的邪惡。

史文德森認為，人的本性既不善良也不邪惡，“歸根結底我們是自由的，所以不能立場明確地站在善良或邪惡的陣營里”。

邪惡存在于每個人身上，因為我們都是自由、道德的人。根據行惡的動機，邪惡可以被分為四種：惡魔般的邪惡、工具性的邪惡、理想主義的邪惡、愚昧的邪惡，它們可以共存于一個惡行上。

“惡魔般的邪惡”——愛上沉淪本身、為了行惡而行惡，很符合網課爆破手們玩樂的心態(tài)。入侵網課、決定網課的存亡，令爆破手享受到了掌控感。有爆破手稱爽感來自于“隔著屏幕能感覺到老師想打死你，卻碰不到你，甚至不知道你是誰?！绷顚Ψ酵纯嗖⒉皇潜剖值哪繕耍瞧淙〉弥錂嗪妥⒁饬Φ氖侄?。

然而，將他人視作享樂工具并非惡魔所為。妖魔化作惡者，仍是在重復其“物化他人”的罪惡。

網課爆破事件中，我們也能看見“愚昧的邪惡”。這類行惡者不屑于反思其行為善惡與否，或是遵循了錯誤的思考模式、缺少了解的路徑。一個最廣為人知的例子應當是《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份關于平庸的惡的報告》中漢娜·阿倫特對阿道夫·艾希曼的分析。

依阿倫特所言，艾希曼雖然是“猶太人問題的最終解決方案”的主要設計者之一，但并不是一個瘋子，而是一個普通人。納粹的殺人鏈條上有許多類似的普通人，他們不假思索地執(zhí)行命令，最終共同導致了可怕的災難。

“德國社會的八千萬人，曾以完全相同的方式，以相同的自欺欺人、謊言和愚蠢隔絕于真相和現實之外，所有的這些自欺、謊言和愚蠢也都深深根植于艾希曼的頭腦?！?/span>

區(qū)分真?zhèn)慰简炛胀ㄈ诵畔z索和批判思考的能力。在信息爆炸的后真相時代，確認何為正確、正義的立場已是個升級的難題。當泄露網課信息、“引狼入室”的學生們開始感覺到爆破的殘暴時，他們的叫停聲尷尬地夾在笑聲與哭聲之中。

這給所有人上了重要一課——要對自己作惡的可能性保持敬畏而謹慎的態(tài)度。有一種“惡”是潛藏在所有行為中可能擦槍走火、傷及無辜的不周全思考。如果我們輕率地把“惡”打包為獨立的概念并與之劃清界限，我們就看不見身邊的一個個陷阱。

把惡人當做靶子的角斗場上一次又一次揚起審判的狂風，不應讓落下的塵埃掩蓋住“正義者”心中惡的種子。

被隨意吹散的沙粒，帶來了狂暴

在群體中，個體容易淪為無意識的提線木偶。

人多勢眾，個體相信群體能夠勝利；隱姓埋名，個體相信可以免于負責。獲取了力量和掩護的人性本能，在群體中得到了釋放。在強烈的暗示和情緒感染下，人們可以不費吹灰之力地變成劊子手，也可以輕而易舉地化身殉道者。

爆破手們肆意地辱罵教師、將罪責栽贓給無辜的同學、設立對內不罵臟話的群規(guī)，這些實際上并不是什么太陽底下的新鮮事。網絡爆破群體的特征，恰恰是烏合之眾共有的：易受暗示、瘋狂、善變、情緒化、標榜道德……

在勒龐看來，狂熱偏執(zhí)的群體信念瓦解了個體的智慧，即便是最微小的反駁也立刻會招致抨擊。在這種“思群體之所思”的模式下，思想只有簡單化、形象化才得以被接受和傳播。“制造出一個驚人的形象，這個形象便會充斥群體的頭腦?！?/span>

以網絡爆破取樂，放在個體身上荒唐無比，但若是烏合之眾，倒也正常。

美國社會學家蘭德爾·柯林斯在《暴力：一種微觀社會學理論》一書中，分析了這種作為娛樂的暴力——“狂歡區(qū)內醞釀了一種群體共享的興高采烈的氣氛，而暴力則使得一切達到高潮?！?/span>
通常，一場網課爆破由三到五名入侵手引爆，剩余的人要么在群里叫好、要么在會議室里沉默?？铝炙怪赋觯骸氨┝Σ⒉皇怯晒铝⒌膫€體制造的，而是在整個情緒注意力空間中產生的。”這場暴力中，助推者、旁觀者貢獻出的情緒與注意力共同構筑了一個巨大的擴音器，讓施暴者更為猖狂。

個體在群體中會感到自己被保護著，于是大膽地做著平日里的禁忌行為，享受著”道德假期”。柯林斯援引了杰克遜—雅各布斯提出的“敘事滿足感”來解釋這類尋釁滋事的文化。以娛樂為目標的暴力幫派多數時間都在演練或回憶暴力，在敘事中一遍又一遍地共享“脫韁”的興奮感。

在爆破群中，能夠發(fā)現暴力敘事比暴力本身更為豐滿。如果說暴力本身是景點，那暴力敘事則是這段“道德假期”里人們津津樂道的奇遇。加入這種討論，亦是對群體身份的不斷確認。正是群體內的種種互動將個體心理凝聚成了集體心理，解放了潛意識中的共有本能。

而一旦群體紐帶過于緊密，群體認同戰(zhàn)勝了個人道德反思時，個體就消失在了相互掣肘的群體之中。我成了我們，他成了他們，都不把彼此當做獨特的人。于是，缺少了共情力的勸阻，施暴的路格外平坦。

網絡爆破群，映射著萬千群體最原始的樣貌，也讓我們看見烏合之眾在數字時代的變體。

《黑鏡 第三季》劇照。

被吞噬的哭喊，喂不飽的沖動

愛倫坡的短篇小說《泄密的心》中，“我”殺害了一位老人，僅僅因為無法忍受老人那只邪惡的鷹眼。老人并沒有其他不好之處，但對他眼睛的憎恨卻使得“我”把眼睛從老人的其他品行中抽離出來?！拔摇辈辉倏匆娡暾娜耍豢匆娔侵谎劬?。

在網絡世界里，我們很難看見完整的人。個體的碎片被展示、拼接，變成了一只只被我們審視的“鷹眼”。網絡爆破手們看不見鮮活的生命，看不見溫柔耐心、愛穿深色連衣、講起歷史故事滔滔不絕的劉老師。

網絡爆破手只看見一個無人的洞穴，往里投擲利劍，便能聽見刺激的回響聲。他人在此消失了，就連同伴也不過是相似的自我。

《在群中：數字媒體時代的大眾心理學》一書中，韓炳哲將數字交流描述為“目光缺乏的交流”。這里的目光是指“凝視我、感動我、迷住我的他者”。人們面對著鏡子般的數字設備，錯把虛擬的自我當作真實，將自己包裹在一個被點贊等積極暗示充斥著的自戀空間里。

在這種數字交流中，所有的參與者都同時是信息的發(fā)送者和接收者，打破了傳統媒介中單向交流的秩序。權威和尊重原本能使信息自上而下地順暢傳播，如今卻遭遇了逆流。在權威和尊重式微之處，網絡暴力就容易膨脹，成為一種妨害交流的噪音。

在網絡課堂中，師生間的地位差距被技術壓縮。教師講臺與學生座位的區(qū)分不復存在，變?yōu)榱艘粋€個平等的小方格。許多教師因不善于使用電子產品而需要請教學生，其權威被進一步削弱。網課給予了爆破手們顛覆秩序、掌握支配權、享受自我表演的機會。

除了群體對物化個體的圍獵，網絡暴力還多以一種群體間相互撕咬的姿態(tài)出現。今年7月發(fā)布的《網絡暴力現象治理報告》中提到，網絡暴力的態(tài)勢之一是將個人攻擊上升到群體話題。

凱斯·桑斯坦在《網絡共和國：網絡社會中的民主問題》中提出，社交媒體迫使人們進入一種控制體系，人們不再利用網絡拓寬眼界，反而根據自己的利益和偏見創(chuàng)建了和志趣相投者的回音室，將不同的意見排斥在自己的體系之外。

如今，技術的發(fā)展讓回音室的生成速度加快。2019年，有學者提出三重過濾氣泡模型。信息分別經過了由個人信息處理、社群效應、算法推薦三層過濾，不斷重復，深深烙印在人們腦海之中。

不斷強化自己的信念、拒絕認識其他觀點，這就容易造成群體極化（group polarization）。群體間的沖突升級，而傷痕累累的個體卻只好隱匿于聲勢浩大的群體之中。

挪威哲學家拉斯·史文德森（Lars Fr.H.Svendsen）總結了五種讓普通人接納邪惡的要素：呈現方式（比如讓受害者淪為害蟲等）、拉開距離、勞動分工、逐步升級和社會化。

從這一視角來看，網絡空間無疑是催生普通邪惡的溫床。在這里，人人都可以被物化、景觀化，人人都可以化作傳播鏈條上的一顆螺絲釘，人人都遠離受害現場，人人都能成為被群體裹挾的人。

當人們宣泄情感和參與行動的成本大大降低，當道德真空在去人性化的過程中被制造出來，哭喊聲便被吞噬，而狩獵的本能只會在無節(jié)制的啃食中不斷變強。

我們離施暴，遠比我們想象的要近。

不要溫和地走進那良夜

除了改善立法和平臺管制，我們每一個人能做些什么呢？

愛默生在《論自助》一文中寫道：“人群中，遵循世俗的生活是容易的；孤寂時，心隨己愿地生活也是容易的。但偉大的人是那些在人群中依舊可以從容不迫地保持獨立思考的人?！?/span>

對抗內心的邪惡，意味著對抗思考之惰性、從眾之盲目、獨斷之偏執(zhí)。網絡時代里，我們更普遍地面臨著“過于喧囂的孤獨”——寧可將自己置于噪音中，也不愿獨自浸泡在濃郁的思想中。

如博胡米爾.赫拉巴爾在書中所寫：“你得逼著自己到人群中去，你得自己找樂趣，自己演戲給自己看，直到你離開自己，因為從現在起，你永遠只是繞著一個令人沮喪的圓圈兒轉，你往前走卻意味著回到原處?！睘榱颂鹈鄣臍w屬感，我們甘愿上繳獨立思考的能力，化作在原地打轉的思想搬運工。

但同時，閉門造車也是危險的。如果切斷與他人、社群的聯系，我們的共情能力就會面臨腐蝕的危險。允許異議存在、審視自己的偏見，最重要的是不畏艱難地對話。如此，我們才能主宰網絡沖浪，而不是被躁動的信息浪潮卷走。

邪惡是不會被驅散的，因為它恰恰植根于每個人的心中。糾偏后的自我反思，必不可少。

參考資料：

1、張宇然《全網公敵：數字全景監(jiān)獄中的網絡霸凌》；

2、人類命運共同體研究院《網絡暴力現象治理報告》；

3、觸樂網《是誰在爆破網課教室？》；

4、南方周末《網課女老師之死和賽博爆破者之謎》；

5、人物《網課被“入侵”之后》；

6、姚琦《時代變遷中的“烏合之眾”：集體行動的社會心理學解讀》，上海教育出版社；

7、西蒙·巴倫-科恩《惡的科學：論共情與殘酷行為的起源》，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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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丨楊若琳

編輯丨程遲

校對 | 向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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