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載《江西社會科學》，2009年第12期

理學源流著述始于南宋而盛于明清，經(jīng)歷了南宋時期、元到明中期、明末清初期、清中后期民國初期四個不同的發(fā)展階段。其中，朱熹的《伊洛淵源錄》、周海門的《圣學宗傳》、黃宗羲的《明儒學案》、《宋元學案》等成就最為突出。理學源流著作在其發(fā)展歷程中形成了從宋到清理學著述貫通、體例體裁豐富各具特色、內容選材差異而豐富、學術思想發(fā)展多元化與一元化交融以及續(xù)修成風的特點。自從朱熹的《伊洛淵源錄》以后，理學源流著述自覺地將延續(xù)道統(tǒng)為己任，將學統(tǒng)與道統(tǒng)統(tǒng)一起來，以學統(tǒng)體現(xiàn)道統(tǒng)，以學術蘊涵政統(tǒng)，這也是理學源流著作昌盛的一大因素。

一、理學源流著述的歷程與特點

理學流派眾多，異彩紛呈。理學起于北宋之際，而對理學學術作“分其宗旨，別其源流”的工作則緊隨其后，理學源流著述始于南宋而盛于明清。從宋到清，理學著述貫通，形成了不同的發(fā)展階段，明末清初達到高峰。理學著述的發(fā)展歷程大致分為四個階段：

第一階段，南宋時期是理學源流著述起源時期。南宋12世紀中葉無名氏所編《諸儒鳴道集》，稍早于《近思錄》，是迄今為止現(xiàn)存的最早一部關于理學(道學)淵源的著作。《諸儒鳴道集》收入了“道學宗主”周敦頤、涑水學派的司馬光與劉安世、張載與二程、謝良佐、江公望、楊時、劉子翚、潘植、張九成等諸儒小傳與言論選集，屬于語錄體類著作。為反對《諸儒鳴道集》泛寬的道學范疇，特別是其將張九成這樣的思想家也包括在道學內，朱熹編著《伊洛淵源錄》，開始縮小道學的范圍，主要集中周敦頤、二程、張載、邵雍及其弟子、胡(宏)氏、呂(祖謙)氏家族，專門敘述理學的源流，成書于乾道二年(1173)。朱熹《伊洛淵源錄》“記周子以下及程子交游門弟子言行，其身列程門而言行無所表現(xiàn)，甚若恕之反相擠害者，亦具錄名氏以備考?！w宋人談道學宗派自此書始，而宋人分道學門戶，亦自此書始”。朱熹把周敦頤、二程、張載、邵雍及其弟子等的行狀、墓志銘、遺事等傳記資料，排成理學譜系并以二程為中心，溯源探流。陳亮繼承北宋道學，輯周敦頤、張載和二程的哲學著作及言論為《伊洛正源書》。李心傳《道命錄》采用編纂文件與注文論述相結合的體例，以程頤、朱熹為主線，記載宋代140年間道學三起三落的興廢歷程。南宋另有居士李之純(約1187-1234)著《諸儒鳴道集說》。

第二階段，元到明中期是理學源流著述發(fā)展時期。這一時期著作數(shù)量較多，出現(xiàn)了學案體的標志性作品周汝登的《圣學宗傳》，但總體成就尚未達到高峰。著作主要有：元代《宋史·道學傳》、吳澄《道統(tǒng)圖》；明代初中期殷奎《道學統(tǒng)緒圖》、謝鐸《伊洛淵源續(xù)錄》、宋端儀《考亭淵源錄》、林稹《續(xù)朱子伊洛淵源錄》、朱衡《道南源委錄》、薛甲《心學淵源錄》、陳階《道教淵源錄》、鄭良佐《道學統(tǒng)宗內外二傳》、江尚和《紫陽道脈錄》、金賁亨《道南錄》《臺學源流》、劉元卿《諸儒學案》《儒宗考輯略》、王之士《道學考源錄》、楊范《道統(tǒng)言行集》、陳云渠《浙學譜》、劉長卿《浙學心傳》、黎溫《歷代道學統(tǒng)宗淵源問對》、王圻《道統(tǒng)考》、馮從吾《元儒考略》《關學編》、周汝登《圣學宗傳》、徐奮鵬《古今道脈》、魏顯國《儒林全傳》、楊應詔《閩學源流》、劉鱗長《浙學宗傳》、辛全《理學名臣錄》、趙仲全《道學正宗》、劉宗周《圣學宗要》《明道統(tǒng)錄》、程曈《新安學系錄》等。《四庫全書總目》卷五十八《元儒考略》提要說：“明儒喜爭同異，于宋派尤詳，語錄、學案，動輒災梨，不啻汗牛充棟?！?/p>

第三階段，明末清初時期是理學源流著述鼎盛時期。這一時期不僅著作數(shù)量多，而且總體成就高，出現(xiàn)了以黃宗羲《明儒學案》和黃宗羲、全祖望《宋元學案》為代表的傳世之作，還有孫奇逢《理學宗傳》、熊賜履《學統(tǒng)》、萬斯同《儒林宗派》、張伯行《伊洛淵源續(xù)錄》、《道統(tǒng)錄》、魏裔介《圣學知統(tǒng)錄》、《圣學知統(tǒng)翼錄》、魏一鰲《北學篇》、湯斌《洛學篇》、范鎬鼎《理學備考》、《廣理學備考》、《國朝理學備考》、張夏《洛閩淵源錄》、竇克勤《理學正宗》、錢肅潤《道南正學編》、朱搴《尊道集》、汪佑《明儒通考》、王維戊《關學續(xù)編本傳》、王心敬《關學編》、朱顯祖《希賢錄》、耿介《中州道學編》、王植《道學淵源錄》、張恒《明儒林錄》等。

第四階段，清中后期民國初期是理學學術史著述延續(xù)時期。代表性著作主要有：江藩《國朝漢學師承記》、《國朝宋學淵源記》、唐鑒《國朝學案小識》、《朱子學案》、劉廷詔《理學宗傳辨正》、羅澤南《姚江學辨》、黃嗣東《道學淵源錄》、成孺《國朝學案備忘錄》、《國朝師儒論略》、何桂珍《續(xù)理學正宗》、王檢心《圣學淵源錄》、民國徐世昌《清儒學案》、李元度《國朝先正事略》等?！端卧獙W案》、《明儒學案》與《清儒學案》合稱為《四朝學案》。

除了具有從宋到清著述貫通這一特點外，理學源流著述還形成了以下特點：

一是體例體裁豐富、各具特色。從宋代《伊洛淵源錄》、明代《諸儒學案》、《元儒考略》、《圣學宗傳》、明末清初《理學宗傳》等著作看，既有只反映學派源流，撰寫學者人物傳記，而不反映各家各派的學術宗旨的著作，也有全面反映學派源流、各家各派的學術宗旨的理學著述。從體裁上看，既有年譜傳記如《濂溪志》等，也有學案體如《明儒學案》、《宋元學案》等，又有類傳體如《理學宗傳》等，還有雜考如《元祐黨籍碑考》等。

二是內容選材差異而豐富。從內容上看，既有概括性理學的著述，尤其是正史中的《道學傳》、《儒學傳》等反映各朝各代儒學研究和發(fā)展的概況總合類著述；又有著述中部分內容為性理學源流的著述，如《諸儒學案》、《圣學宗傳》、《儒林宗派》、《漢學師承記》、《宋學淵源記》；從起止期限看，既有通史性的理學著述，如講述先秦至明代的《學統(tǒng)》、《圣學知統(tǒng)錄》和《圣學知統(tǒng)翼錄》、《希賢錄》、《尊道集》，講述先秦至宋代的《道統(tǒng)錄》，講述漢代至明代的《理學宗傳》、《理學備考》、《理學正宗》、《道南正學編》等，又有斷代性的理學著述，如《宋元學案》、《元儒考略》、《明儒學案》、《清儒學案》、《清學案小識》；從學派學術看，既有多學派混雜的理學著述《理學宗傳》、《諸儒學案》、《北學編》、《國朝宋學淵源記》以及《清儒學案》等，又有地域性專一學派的理學著述，如《伊洛淵源錄》、《閩中理學淵源考》、《江西理學考》、《關學編》、《洛學編》、《道南源委》、《皖學編》、《中州道學編》、《臺學統(tǒng)》等。

三是體現(xiàn)宋明理學學術發(fā)展多元化與一元化的交融。有著述程朱理學為正宗的著作，如《學統(tǒng)》以正統(tǒng)儒學的系觀點大體勾勒出了儒家主流：以孔子、顏子、曾子、子思、孟子、周子、二程子、朱子九人為正統(tǒng)；以閔子以下至明羅欽順二十三人為翼統(tǒng)；以冉伯牛以下至明高攀龍等一百七十八人為附統(tǒng)；以荀卿以下至王守仁等七人為雜統(tǒng)。有以陸王心學發(fā)展演變?yōu)橹骶€的著作，《理學宗傳》、《明儒學案》就是其中的代表。孫夏峰把由周敦頤朱熹到王陽明，視為宋明理學的必然發(fā)展過程，斷言：“接周子之統(tǒng)者，非姚江其誰與歸？”而黃梨洲亦以陽明學為明代理學大宗，其《明儒學案》以王守仁心學發(fā)展演變?yōu)橹骶€，全面系統(tǒng)地反映明代學術發(fā)展的全貌。有以朱陸合流與分異為主線的著作，如明儒周汝登的《圣學宗傳》，自程頤后分二支，一支以朱熹為首，一支以陸九淵為首，其下至王守仁，貫穿宋以后學術發(fā)展多元化與一元化。

四是續(xù)修成風。有《伊洛淵源錄》與《伊洛淵源續(xù)錄》、《續(xù)朱子伊洛淵源錄》、《伊洛淵源續(xù)錄》；有《關學編》與《關學續(xù)編》；有《洛學編》和《洛學編續(xù)編》；有《宋元學案》與《宋元學案補遺》；有《理學宗傳》與《理學宗傳辨正》等。

二、理學源流著述中的學統(tǒng)與道統(tǒng)

儒家把自己看成是中國文化的傳承人。《尚書》及《論語》中有言：“天之歷數(shù)在爾躬，允執(zhí)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边@段話據(jù)說是堯對舜、舜對禹的垂訓?？鬃觾叭灰哉y(tǒng)的文化繼承者自居。他在《論語·堯曰》中引堯之語說到：“堯曰‘咨！爾舜！天只歷數(shù)在爾躬，允執(zhí)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匆嘁悦怼！笨鬃映醪近c化了堯——舜——禹圣賢的道統(tǒng)譜系，為后世學人道統(tǒng)思想的發(fā)揚鋪墊了基石，當然，孔子并沒有把這個譜系進一步系統(tǒng)化。孟子倡導王道仁政，首先提出了圣人傳道的路徑：“由堯、舜至于湯，五百有余歲，若禹、皋陶，則見而知之。若湯，則聞而知之。由湯至于文王，五百有余歲。若伊尹、萊朱，則見而知之。若文王，則聞而知之。由文王至于孔子，五百有余歲。若太公望、散宜生，則見而知之。若孔子，則聞而知之。由孔子而來至于今，百有余歲。去圣人之世若此其來遠也。近圣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4]這表明了孟子心中所向往的圣人傳授次第。孟子理出的古典儒家的譜系就是道統(tǒng)觀的雛形。

漢唐之際，董仲舒《賢良對策》：“禹繼舜，舜繼堯，三圣相受而守一道?！表n愈則以維護儒學正宗為己任，為了和佛教的佛祖?zhèn)鞣ㄊ老迪嗫购?，編制了儒教的道統(tǒng)觀，倡導堯舜孔孟一脈相傳的道統(tǒng)論：“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以是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彼麑④髯优懦诘澜y(tǒng)相傳之外，卻將自己列入圣賢之道傳授譜系中，認為“其道由愈而粗傳”。由唐而宋，孫復、石介、范宗淹、歐陽修、王安石等重振儒學，再續(xù)道統(tǒng)。程頤在為其兄程顥逝世時所作的墓表中稱：“周公沒，圣人之道不行；孟軻死，圣人之學不傳?！壬陌倌曛?，得不傳之學于遺經(jīng)，志將以斯道覺斯民?！ト酥赖孟壬竺?，為功大矣。”。

理學集大成者朱熹更多地捏合和發(fā)展了前人的思想，具有明顯的繼承性和創(chuàng)新性。朱熹肯定了韓愈關于“軻之死，不得其傳”的說法，同時又將韓愈排出到圣賢之外。朱熹在繼承中有發(fā)展，極力推崇周敦頤、二程，視周敦頤為理學之開山，使周敦頤成為道統(tǒng)譜序中重要一環(huán)，并且效法前儒將自己列入圣賢傳道之序中。朱熹的道統(tǒng)糅合先儒典籍《尚書·大禹謨》“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zhí)厥中”的人心道心思想、二程《中庸》的“孔門傳授心法”及“人心私欲，故危殆；道心天理，故精微”三者思想，首創(chuàng)“十六字傳心訣”，確立了新儒家的道統(tǒng)思想體系。為表明其道統(tǒng)的傳承，朱熹特作《伊洛淵源錄》，這是一部采錄人物的生平事跡，以明其師友授受關系的學術史著作。

與其同時的陸九淵對于孟子以前的道統(tǒng)譜系沒有大的分歧，確立了孟子的正宗地位，肯定曾子、子思、孟子一脈為儒學正宗，其他則為別宗。陸九淵標榜孟子之學為儒學之正統(tǒng)，實際上也是含蓄地表明自己正學的地位，因為他自己就是以繼承孟子之學自居的。象山心學正是取源于孟子心的思想，注重“發(fā)明本心”。

自從《諸儒鳴道集》、《伊洛淵源錄》以后，以儒學道統(tǒng)為主線撰述學術史的著作紛紛而出，自覺地將延續(xù)道統(tǒng)作為著述己任，而且將學統(tǒng)與道統(tǒng)統(tǒng)一起來，以學統(tǒng)體現(xiàn)道統(tǒng)。理學源流著作亦無不承續(xù)這一思想，從李心傳的《道命錄》到元代吳澄《道統(tǒng)圖》，從明代黎溫《歷代道學統(tǒng)宗淵源問對》、楊廉《皇明理學名臣言行錄》到清初劉元卿《諸儒學案》、李清馥《閩中理學淵源考》、周海門《圣學宗傳》、孫奇逢《理學宗傳》、熊賜履《學統(tǒng)》、張伯行《道統(tǒng)傳》以及黃宗羲《明儒學案》《宋元學案》，無不如是。李心傳在《道命錄·序》中說：“故今參取百四十年間道學興廢之故，萃為一書，謂之《道命錄》。蓋以為天下安危、國家隆替之所系者，天實為之，而非(章)惇、(秦)檜、(韓)侂(胄)之徒所能也。雖然，抑又有感者，元祐道學之興廢，系乎司馬文正之存亡；紹興道學之興廢，系乎趙忠簡之用舍；慶元之興廢，系乎趙忠定之去留?！彼终f：“道學之興廢，乃天下國家安危之所關系?！眳浅巫鳌兜澜y(tǒng)圖》，以朱子之后道統(tǒng)的接續(xù)者自居。對于“道統(tǒng)”，他有自己的道統(tǒng)承傳譜系：“道之大原出于天，神圣繼之。堯、舜而上，乾之元也；堯、舜而下，其享也；洙、泗、鄒、魯，其利也；濂、洛、關、閩，其貞也。分而言之，上古則羲皇其元，堯、舜其亨，禹、湯其利，文、武、周公其貞乎。中古之統(tǒng)，元其仲尼，亨其顏、曾，利其子思，貞其孟子乎！近古之統(tǒng)，元其周子，亨其程、張，利其朱子，孰為今日之貞乎？”

陶望齡在《圣學宗傳》序中指出：“天位尊于統(tǒng)，正學定于宗。統(tǒng)不一則大寶混于余分，宗不明則圣真奸于曲學?！彼J為“然圣非學而不傳，宗非圣而何系？”(陶望齡序)。呂留良指出：“道之不明也，幾五百年矣。正嘉以來，邪說橫流，生心害政，至于陸沉，此生民禍亂之原，非僅爭儒林之門戶也。”(卷一.復高匯旃書)孫奇逢編著《理學宗傳》時也認為辨圣學、分正統(tǒng)是影響國家世道盛衰的要事，指出：“學之有宗，猶國之有統(tǒng)，家之有系也。系之宗有大有小，國之統(tǒng)有正有閏，學之宗有天有心。今欲稽國之運數(shù)，當必分正統(tǒng)焉?！?孫奇逢自序)張夏則認為：“世之學者往往陽儒陰釋，以進釋退儒，始而薄程朱，繼而卑孔孟。由是道術凌雜，世教日衰?！彼J為：“學者居今日而尚論前人，或聞其名未睹其實，或習其言未考其行，茍無記錄，何以詳議本末始終，而知其為足以砥衰還盛也乎。況邪匿流殃，設吾黨不早論定，得無有紊亂先型以迷惑后生者乎？”這些論說反映出了宋明道統(tǒng)所遇到的困境。可以說，恢復與振興道統(tǒng)成為宋以來理學家們一直努力的目標。清王新命《學統(tǒng)·序》指出：“然人心之不正。由于道統(tǒng)之不明；道統(tǒng)之不明，由于學術之不端?！毙苜n履著《學統(tǒng)》，就是為“繼正脈而扶大道，闡千圣之真諦，正萬古之人心，直與日星河岳同垂不朽”(卷首王新命序)。熊賜履《學統(tǒng)》推崇理學，提出“非《六經(jīng)》、《語》、《孟》之書不讀，非濂、洛、關、閩之學不講”?！秾W統(tǒng)》一書就是“自洙泗，暨於有明，為之究其淵源，分其支派，審是非之介，別同異之端，位置論列，寧嚴勿濫?！?卷首·自序)而唐鑒也在《學案提要》中說到：“傳何由而得其道乎？曰：孔孟程朱。道何由而得其人？曰：述孔孟程朱。述孔孟程朱何由而速謂之傳乎？曰：孔孟程朱之道晦，而由斯人以明，孔孟程朱之道廢，而由斯人以行?！碧畦b明確地指出要通過辨別非道來明確圣道之所在。

同時，理學源流著述的大量出現(xiàn)，很多是基于理學志士以強烈的社會危機感進行歷史反思，尤其在明清之際，以學術隱射政治思想意識，從學術層面對社會治亂進行深層次的思考和總結，普遍認為要拯救天下、拯救人心，必須明辨學術。顧炎武認為學者的使命在于“明學術，正人心，撥亂世以興太平”。李颙在《匡時要務》中指出：“夫天下之大根本，莫過于人心；天下之大肯綮，莫過于提醒天下之人心。然欲醒人心，惟在明學術。此在今日，為匡時第一要務?！蔽阂峤?、熊賜履的論述更是傳達了統(tǒng)治者對學術界現(xiàn)狀的不滿和試圖實行學術控制的信息。魏裔介在《圣學知統(tǒng)錄·序》中流露出強烈的學術危機感：“自孟軻氏既歿，圣學晦蝕，火于秦，雜霸于漢，佛老于六朝，詩賦于唐，至宋乃有濂溪、程朱繼起，伊洛淵源粲然可睹。其后，為虛無幻妄之說，家天竺而人柱下，知統(tǒng)遂不可問矣。”鑒于此，他“不揣固陋，亦欲存天理，遏人欲，息邪說，放淫辭，稍有助于國家化民成俗之意也”(圣學知統(tǒng)錄序)，遂著《圣學知統(tǒng)錄》。熊賜履《學統(tǒng)·序》強調：“魯鄒而降，歷乎洛閩，以逮近今二千余年其間，道術正邪與學脈絕續(xù)之故，眾議紛挐，迄無定論，以至標揭門戶，滅裂宗傳，波靡沈淪，莫知所底。”(卷首自序)萬斯同即以此宗旨編寫《儒林宗派》，時世人認為：“明以來，談道統(tǒng)者揚己凌人，互相排軋，卒釀門戶之禍，流毒無窮。斯同目擊其弊，因著此書?！?strong>以孫奇逢為首的北學、洛學群體同樣注重反思學術。孫奇逢的高弟湯斌對“近世”“異說”擾亂“正學”的情況甚為憂慮，說：“近世學者或專記誦而遺德性，或重超悟而略躬行，又有為儒佛舍一之說者。不知佛氏之言心言性，似與吾儒相近，而外人倫、遺事物，其心起于自私自利，而其道不可以治天下國家?！?湯斌序)這道出了孫奇逢撰寫《理學宗傳》的真實用意。可以說，這也正是明末清初理學著述盛行的重要原由。

三、理學源流著述的地位

就理學史源流著述而言，朱熹《伊洛淵源錄》、萬斯同《儒林宗派》、周海門《圣學宗傳》、孫奇逢《理學宗傳》、黃宗羲《明儒學案》《宋元學案》等，成就最為突出。

雖然《諸儒鳴道集》是現(xiàn)存最早一部關于理學(道學)淵源的著作，但是依然屬于語錄體類著作，通過語錄編輯反映道學的淵源，不為后人所重視。而《伊洛淵源錄》開創(chuàng)了以燈錄體與紀傳體相結合體裁敘寫理學史淵源的先例。明、清以來不少學術史著作者沿襲這一體裁。這是它對中國古代歷史編纂學的一大貢獻?！兑谅鍦Y源錄》的每一卷從結構上大體可分成三個部分：一是傳主的生平資料，如行狀、家傳略、墓志銘等，這些材料一般放在篇首。二是學術著作內容的摘錄，如文集、語錄等。三是傳主的交游、逸聞、逸事或師友間的評論。從內容上可分為兩部分：一方面記述傳主之生平行事及學術好尚，論其得失的“行”；另一方面為傳主及他人稱述，各家名下之“遺事”、“門人朋友敘述”等的“言”?！兑谅鍦Y源錄》在編纂上的重要特點體現(xiàn)在“淵源”二字上，也就是展示學派的學術淵源與流變。當然，《伊洛淵源錄》也只是匯集史料而已，并沒有獨立列有傳主分析評述部分。朱熹對于所有立傳的人物依然采用“述而不作”或者“寓論于述”的傳統(tǒng)治史方法。可以說，通過記述言論事跡以彰明學術要旨是這部著作的重要特點。因此，謝國楨認為該書“立論以傳道，非以傳學，而其編纂之法，亦甚簡略”。梁啟超也指出：“朱晦翁《伊洛淵源錄》一類書……然大率借以表揚自己一家之宗旨，乃以史昌學，非為學作史，明以前形勢大略如此。”

由于《明儒學案》本身傳播的影響所及，如今的明代儒學研究，多以黃宗羲《明儒學案》中的選錄作為治明代學派思想史的經(jīng)典和文獻依據(jù)，論者又每每取黃宗羲案語，而不及周海門、孫夏峰等著述學案，忽略了《圣學宗傳》、《理學宗傳》等的研究價值與歷史地位。從目前史籍留存看，雖然周汝登的《圣學宗傳》不能算作是成熟之作，但的確是最早具備學案體史書體裁標準的史著，不屬于紀傳體史書的范疇，將周汝登《圣學宗傳》作為為古代學案體史書的形成標志是妥當?shù)?。黃宗羲在《明儒學案發(fā)凡》開首便說：“從來理學之書，前有周海門《圣學宗傳》，近有孫鐘元《理學宗傳》，諸儒之說頗備。然陶石簣《與焦弱侯書》云：‘海門意謂深居山澤，見聞狹陋，嘗愿博求文獻，廣所未備，然非敢便稱定本也?！腋骷易杂凶谥?，而海門主張禪學，擾金銀銅鐵為一器，是海門一人之宗旨，非各家之宗旨也。鐘元雜收，不復甄別，其批注所及，未必得其要領，而其聞見亦猶之海門也。學者觀羲是書，而后知兩家之疏略。”(P5)又“周海門作《圣學宗傳》，多將先儒宗旨湊合己意。埋沒一庵，又不必論也”(P856)，說明周海門作《圣學宗傳》中有自己的議論。研讀后，可以看出，黃宗羲只是批評周海門以禪學著述《圣學宗傳》，對各家宗旨雖有評述，卻是“擾金銀銅鐵為一器”，“多將先儒宗旨湊合己意”而不能準確反映各家之宗旨，以至于“疏略”，但他并沒有否定周海門《圣學宗傳》本身具備“對各家宗旨評述”的內容。

《圣學宗傳》一書列有自伏羲到羅汝芳80人傳記，中有語錄，每傳后有按語。《圣學宗傳》的每一卷大體可分成三個部分：一是思想家的生平資料，如行狀、家傳略、墓志銘等，這些材料一般放在篇首。二是學術著作內容的摘錄，如文集、語錄等。三是議論性按語及其他材料，包括思想家的交游、逸聞、逸事或師友間的評論。而《明儒學案》的編撰是在《圣學宗傳》、《理學宗傳》等的基礎上完成的，在處理按語、評述的時候，《明儒學案》則對《圣學宗傳》稍加改變，在各個學案之前多有小序，評述每個學案的特點，闡明立案的宗旨。《圣學宗傳》一書在體裁結構上具備史學上的學案體史書體裁標準。

相比較而言，周海門的《圣學宗傳》在成書時間上早于其他具備學案體體裁標準書籍，該書成于萬歷三十三年乙巳(1605)。陶望齡《歇庵集》卷三《圣學宗傳序》云：“今以功利之俗學，架訓詁之膚詞，而欲闡緯圣真，彌綸大道，不亦遠乎？是以四蔽未祛，一尊奚定？此海門周子《圣學宗傳》所由作也?！蔷幊捎谌f歷乙巳冬十月年，殺青壽梓，王子世韜弟實有其費，功亦偉云?！?陶望齡序)

周海門的《圣學宗傳》、孫奇逢的《理學宗傳》是我國較早的有特色的系統(tǒng)的學術思想史專著，為學術史研究提供了豐富資料。應當認識到，《明儒學案》的著作是深受《圣學宗傳》、《理學宗傳》影響的，《明儒學案》之體例是問取《圣學宗傳》、《理學宗傳》之形式，他們之間存在一個后先相承的關系。

《明儒學案》的學術價值是不容否定的?！睹魅鍖W案》在收集資料、闡述各家學術觀點、分類系統(tǒng)性、編纂的方法等方面，較之前學案體著作更具全面性、獨到性，因而成為古代第一部最完整的學案體史書體裁的學術史著作。然而，我們也應該看到它的不足，錢穆先生就提出了中肯意見：“余少年讀黃梨洲《明儒學案》，愛其網(wǎng)羅詳備，條理明晰，認為有明一代之學術史，無過此矣。中年以后，頗亦涉獵各家原集，乃時憾黃氏取舍之未當，并于每一家之學術淵源，及其獨特精神所在，指點未臻確切。乃復時參以門戶之見、意氣之爭。”“故其(梨洲)晚年所為學案，亦僅可為治明代儒學者之一必要參考書而止?！边@指明：《明儒學案》不足以作為研究明代儒學的最終文獻依據(j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