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自大量的“甲申”文學書寫完成之后，“甲申文學”正以迅猛之勢完成其在文學史中“正典化”地位的確定?！凹咨晡膶W”為向 “甲申文化”的轉換提供動力，而這種文化現(xiàn)象又反過來作用于這些以 “甲申”為題材的歷史文學作品。“甲申”這一時間名詞逐漸成為一種 文化符號。在“整風文件”的大力推動和共產(chǎn)黨人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積極推崇下，形成了 “甲申文化熱”，最終生成一種文化現(xiàn)象。這一文化熱潮在40年代產(chǎn)生了大量具有突出相同性的寫作主題的論述、討論或創(chuàng)作?！凹咨觐}材”作品的轉型使文學整體方向往“警示文學”的形態(tài)靠近?！凹咨晡幕边@一文化概念具有突出的典型性與社會影響和社會意義。 關鍵詞：甲申文學；甲申文化熱；李自成 緒論 1944年3月19日至22日，郭沫若在重慶《新華日報》上發(fā)表了史論文章《甲申三百年祭》。文章發(fā)表后，立即受到毛澤東和中共中央的 高度重視，毛澤東曾在不同場合多次提及對這篇文章的理解：“叫同志 1張筱玲，四川師范大學博士生。 們引為鑒戒，不要重犯勝利時驕傲的錯誤。” [毛澤東：《學習與時局》，《毛澤東選集》第3卷，第948頁，人民出版社1991年 版。]正是在毛澤東的明確指示 下，《甲申三百年祭》作為供黨員干部學習的整風文件，以印制成單行 本的形式下發(fā)全黨。緊隨而來的是，大量描述李自成起義過程的歷史文 學作品蜂擁而至，《甲申記》、《紅娘子》（石天）、《闖王進京》、 《紅娘子》（太岳中學業(yè)余劇社）、《紅娘子》（東川改編（鄧澤原 著））、《魚腹山》、《小蒼山》、《勝敗圖》、《李闖王》、《進長安》、《北京四十天》等等都是其中的代表之作。無一例外的是，這些文學作品與40年代前期的歷史文學特別是同為描述明末歷史的文學作品相比，它們在對歷史的描述上均有轉型，論述的重點一致指向了農(nóng)民起義軍李自成起義階段的起起落落。而關于“甲申”的描述則更為集中地表達著一個主題，這即是對三百年前這場特殊時代背景下的農(nóng)民起義的追根溯源與結果拷問。由此，以《甲申三百年祭》發(fā)表為界限的“甲申文化熱”構成了這一時期完全不同于以前的文化現(xiàn)象。 在郭沫若發(fā)表《甲申三百年祭》之前，也就是在1944年作品發(fā)表之前，作家們已經(jīng)在有意識或無意識之間進行著以明末歷史為題材的文學創(chuàng)作，這些文學創(chuàng)作都在一定程度上與《甲申三百年祭》一起促成了40年代的以甲申三百年為歷史節(jié)點的大量文學作品的噴發(fā)涌現(xiàn)。在“甲申文化熱”逐漸統(tǒng)一內(nèi)涵的生成機制中，最直接的推動力量便是“甲申文學”，通過大量甲申文學的書寫與傳播，積極論述了明末農(nóng)民起義的正 義性，為歷史上將李自成農(nóng)民軍污蔑為“賊、寇”的評價正名，促成了 對這段歷史在歷史觀的統(tǒng)一認識，并且在文化意義上，還使得“甲申” 這一名詞成為一個具有特殊意義的文化符號，迅速地引發(fā)了以“甲申” 為研究、書寫對象的“甲申”熱潮?？梢哉f，在40年代，自大量的“甲 申”文學書寫完成之后，“甲申文學”正以其迅猛之勢完成其文學史中 的“正典化”地位的確定。 關于這種文學類型的形式，我們可以參考學者黃子平在歸納“革命 歷史小說”這一概念時所用的方法“革命歷史小說”即于1942年 《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后創(chuàng)作的“以1921年中共建黨至1949年中 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這段歷史為題材的小說作品”?！案锩鼩v史小說”這 個概念的提出，使得從此后1960-1990年代的多部文學史教科書對此類文 學類型得以論證。值得注意的是，這一類的“革命歷史小說”無論在內(nèi) 容還是性質上都表現(xiàn)出不同于其他類型的一致性，而這種集體共性表現(xiàn) 為一種文學典型化現(xiàn)象，這種典型化現(xiàn)象又成為一種文學參考模式，為 其后的“革命歷史小說”的重新構建樹立了典型與樣板，反過來又將這 種文學形態(tài)樹立成為一種經(jīng)典，為此，黃子平反推出：“所論述的作品 群大致相同，正好證明了這些作品業(yè)已’正典化’(canonized) 了” [黃子平：《遠去的文學時代》，第116頁，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 [黃子平：《"灰闌”中的敘述》，第2頁，上海文藝出版社，2001年版。]。 也就是說，這些作品的“正典化”構建，使得這一類型的作品得以發(fā)揚 并且逐漸演變?yōu)橐环N類型的作品，一定程度上說，每一部“大致相同” 的作品都是“正典化”的樣板，并且為下一部“正典化”作品的創(chuàng)作提 供參考依據(jù)，而同時，這一類型作品的大量復制也使得這一類作品的“正典化”地位得以鞏固與延續(xù)。 "正典化"這個名詞，源自神學詞匯(Canonization of Truth)，在語意 上與“權威性”、“歷史性”等同，后來被廣泛運用在各個領域。關于文 學經(jīng)典的形成、解構、重構問題在近年來普遍受到文學理論、比較文學與 文化批評界的關注。如果要更好地理解“正典化”的意義，我們也可以通 過與之相對的“非正典化”來解釋。法默爾在《公共行政的語言》中，曾 針對“正典化”的異質現(xiàn)象提出“非正典化”( Decolonization)概念 > 并 把它作為一種后現(xiàn)代主義“解構”現(xiàn)代性過程中的行動策略，在后來學者 的解讀中亦用來表達后現(xiàn)代主義思潮中的“去中心化及多元中心主義” 等概念[程倩：《非正典化的典范及啟示一一法默爾“后傳統(tǒng)治理”思想評析》，《公共行政 評論》2001年第2期，第151頁。]。因此，我們在對“正典化”的理解中也可以將其解釋作一種建 構中心意義的行為或思潮現(xiàn)象。 “正典化”是一種“人為化”過程?！罢浠蔽膶W類型的創(chuàng)作必 然是在集體意識相同、認識一致的基礎上產(chǎn)生，而當創(chuàng)作數(shù)量逐漸增 加，并表現(xiàn)出一致的“復制”意義時，這種一致性就開始受到關注，如 此一來，“正典化”類型的作品在寫入文學史范疇時，就逐漸被有意識 或者無意識地歸類，這種歸類使得這一類作品表現(xiàn)出“文學史概念的功 能”的權威化意義，即“劃定某一可能的論述范圍，收納某些作品，張 揚某些作品，使某些作品經(jīng)典化”，這樣，這種類型的權威性就被確定 了下來。與此同時，這種方式也將某些作品拒絕在外，甚至“抹殺”， 使之“消失在既定的視野之外”。而這些被給予“正典化”的作品群， 則更加清晰地“又承擔了將剛剛過去的’革命歷史’經(jīng)典化的功能”， 并把它納入到"制度化的知識(Institutionalized Knowledge)構架中去傳之 后世”。當然，這一系列的演進，是在“國家意識形態(tài)、教育體制、文 化機構、商業(yè)運作和閱讀群體的相互作用下錯綜演進” [黃子平：《“灰闌”中的敘述》，第2頁，上海文藝出版社2001年版。]，“正典化”本 身形成是充滿復雜性的人為干擾下進行，同時，“正典化”文學作品的 構建對歷史“經(jīng)典化功能”是具有決定意義的。 既然“正典化”地位的形成不是偶然的，而是來自于各種綜合因素 的“合力”，那么，它的形成必然也是一個歷史化問題。我們可將黃子 平先生對“革命歷史小說”的“正典化”理解公式放置到1940年代去考 察。在1940年代，“甲申”文學正以一種統(tǒng)一的書寫形式和內(nèi)容構建一 種獨特的文學形式，并且，隨著這一類型互為參考的作品數(shù)量上的增 加，這種文學現(xiàn)象正在逐步形成經(jīng)典，這種文學類型的輪廓越來越明 晰，并且可以納入該范圍內(nèi)的文學作品也參與到互相鞏固彼此的正典化 地位過程中去。 卡爾佛特認為，“政治就是在扮演著不同的定義好角色的人們之間 沖突的一種形式，或者說，一種戲劇。所有政治事件，包括革命，都是 在社會上演出的戲劇。其中許多象征性的戰(zhàn)略都被運用以實現(xiàn)各種目 標：包括團體、賦予程序以意義、煽動激情、激起行動?！?[彼得.卡爾佛特：《革命與反革命》，張長東等譯，第35-36頁，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5年版。]在可以視作 “甲申”文學產(chǎn)生及研究的前期經(jīng)典時期，這一類型的作品無論在內(nèi)部 的書寫構成還是來自外部的宣傳中，都帶有強烈的官方色彩，可以說， 都經(jīng)歷了一些帶有政治色彩的助推、傳播、再創(chuàng)造，此時，促使“甲申 文學”成為了一個具“經(jīng)典”文化效應的文學浪潮，乃至對它們的評論 模式也隨著意識形態(tài)主導的微妙變化，由二元對立的正反方對峙逐漸過 渡為一體化的趨同勢態(tài)，那些曾經(jīng)不和諧的聲音無非只是參與了其“正 典化”地位的建設，擴大了 “甲申文學”作品群的影響。我們可以看 到，以“甲申”為文學主題表達的整個作品群之間在文本的聯(lián)系上是非 常密切的，從一定程度上看，它們事實上，已經(jīng)具備“被理論化”的寫 作傾向，并且，在這之后的繼續(xù)強化“正典化”的過程中，創(chuàng)作于1940 年代前期的“甲申文學”作品又繼續(xù)成為“范式化”藍本，寫入歷史、 參與歷史，以“教科書”的形態(tài)呈現(xiàn)，構成了 “文化熟知化”，完成了 文學經(jīng)典的必經(jīng)途徑。在時隔60年的2004年，又一個“甲申”年，這批 文化經(jīng)典被重新提出，進行再次研究、追溯和再次強調該文學形式的 “正典化”歷史地位，使得“甲申文化”現(xiàn)象被正式納入20世紀文學 史，并且，承認與鞏固它在現(xiàn)代文學史中的地位。 “甲申文學”的“正典化”構建中，最為關鍵的助推它登上“正典 化”中心地位神壇的兩個部分分別為：其一，意識形態(tài)的影響。魯迅曾說過，在文藝傳播過程中，“若是 大規(guī)模的設施，就必須政治之力的幫助” [魯迅：《文藝的大眾化》，《大眾文藝》第二卷，1930年3月版，第3期。]，特別是在1940年代這樣一個 獨特的社會背景之下，政治的作用尤為凸顯，意識形態(tài)是具有強大的影 響力的，因此，一方面，在意識形態(tài)的倡導下，“甲申文學”作品內(nèi)涵 與表達上構成了一致性，使得這種文學形態(tài)具有了特殊的政治意義，被 賦予其現(xiàn)實借鑒的創(chuàng)作使命，另一方面，在“甲申”文學被生產(chǎn)出來之 后，意識形態(tài)又繼續(xù)鞏固這一文學類型，通過外部的宣傳、強化等途 徑，使之“正典化”地位得以建立，并且成為一股熱潮，在這股潮流的 帶動下，迅速以蔓延之勢繼續(xù)發(fā)展。 其二，批評家在“甲申文化”經(jīng)典化過程中扮演著重要角色。經(jīng)典 地位的形成必然是作品與批評共同作用的后果，批評是構成作品影響力 的一種表現(xiàn)形式，無論是持肯定或否定觀點，都為這個文學經(jīng)典的“長 盛不衰”注入新的話題力量，并且，使得“個人經(jīng)驗”轉化為“普遍性 象征”，所以說，無論是“甲申文學”引發(fā)的論爭或思辨，還是“甲申 文學”本身，實際上都促成了 “甲申”文學“正典化”地位的構建。 “古代作品因看時間的汰洗及傳統(tǒng)的積累，在其正典的選擇和建立中較 易獲得民族文化和精神資源的支持，盡管對它們的重排座次與再解釋仍 煞費周章” [黃子平：《"灰闌”中的敘述》，第3頁，上海文藝出版社2001年版。] -也正因如此，以“甲申”為指代對象的所命題的“甲申文 學”，通過這一類型文學題材的重新構建，通過“正典化”的方式，完 成了 “對歷史經(jīng)典化”的使命功能，“甲申”文學作品中的功能性、政 治性、史觀重塑都顯露出重大意義，其“正典化”的構成意義值得我們 去深究。 1940年代，在緊隨《甲申三百年祭》創(chuàng)作的大量的“甲申文學”書 寫創(chuàng)作的過程中，這種文學類型不斷壯大，并且以其迅猛之勢加速它在 文學史中的“正典化”地位的確定，“甲申文學”逐漸成為一種文學經(jīng) 典，不但在文學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并且影響巨大，它的觸角延伸到社 會、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使這種集體性認知逐漸演變?yōu)橐环N文化基 因，進而逐漸演進為一種文化現(xiàn)象，影響到社會、生活乃至于政治的方 方面面?！凹咨晡膶W”為向“甲申文化”的轉換提供動力，而這種文化 現(xiàn)象又反過來作用于這些以“甲申”為題材的歷史文學作品，使得由 “甲申文學”本身滲透出的歷史觀點更加鮮明與集中?！凹咨晡幕療帷?在1940年代以書寫意義與題材相似的“甲申文學”為中心，并將其中的 文化意識傳播至社會、文化領域，同時，隨著這種文化熱勢頭的發(fā)展， “甲申文學”的“正典化”地位得以鞏固，“甲申”這個具有特殊意義 的時間名詞逐漸形成一種固定模式或者是一種固定認知，成為一種文化 符號。 長期以來，關于“甲申”文學作品在1940年代的集中涌現(xiàn)，在學界 一直受到關注，學者們主要聚焦于《甲申三百年祭》，對“甲申文學” 的敘述也主要圍繞《甲申三百年祭》展開，這些主要改編自《甲申三百 年祭》的文學作品，因為展現(xiàn)出無論在創(chuàng)作目的、寫作參考還是作品意 義上的一致性，又由于為“甲申文學”前文本的《甲申三百年祭》在社 會、政治、文化地位上的重要影響及深遠意義，所以，在論述“甲申文 學”這一文學類型時，人們通常將這一類文學作品作為《甲申三百年 祭》的改編或延伸的印證，就這種文學現(xiàn)象本身及其引發(fā)的文化現(xiàn)象并 沒有作詳細的歸納。也就是說，長期以來對“甲申”文學的認識是依附 于《甲申三百年祭》的研究，而不是專門的作為一種文化現(xiàn)象、文學種 類來進行論述的。其實包括《甲申三百年祭》本身也應該歸納于“甲申 文學”范疇 > 它們共同構建了 “甲申文化”的根基，并共同將這種文化 推向一個高潮。 1944年郭沫若在重慶《新華日報》上發(fā)表了史論文章《甲申三百年 祭》之后，由于受到毛澤東和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視，將《甲申三百年 祭》作為供黨員干部學習的整風文件，以印制成單行本的形式下發(fā)全 黨，以求達到全黨學習用以自審的目的。在此基礎上，緊隨而來的是大 量描述李自成起義過程的歷史文學作品蜂擁而至，這些作品均以《甲申 三百年祭》為前文本進行創(chuàng)作，如：阿英的《李闖王》、夏征農(nóng)的《甲 申記》、石天的《紅娘子》、馬少波的《闖王進京》、李一氓的《九宮 山》、王久晨的《李自成》、李健候的《大順帝李自成》（ 1926年動 筆，1942年毛澤東提出修改意見，1944年4月毛澤東審閱修改稿并提出 修改指示，1984年由新華出版社與光明日報出版，更名為《永昌演 義》）等等都是其中的代表之作。甚至還派生出與“甲申”題材相關 的，以李自成農(nóng)民起義過程中的故事為題材的歷史劇一一馬健翎的《魚 腹山》。無一例外的是，這些歷史文學作品寫作的側重點幾乎是一致地 指向自我審視的錯誤發(fā)掘，與1940年代前期的歷史文學特別是同為描述 明末歷史的文學作品相比，它們在對歷史的描述上均有轉型，論述的重 點一致指向了農(nóng)民起義軍李自成起義階段的起起落落。而關于“甲申” 的描述則更為集中地表達著一個主題，這即是對三百年前這場特殊時代 背景下的農(nóng)民起義的追根溯源與結果拷問。 同時，這一主題內(nèi)核又影響到社會、政治、文化的方方面面，成為 這一時期人們最關注的話題與討論，這樣“甲申文學”就以一種“非文 學文本”與“文學文本”的形式結合起來，成為一種攜帶時代文化氣息 與歷史理解風向的物質性傳達，形成一種虛擬性“共鳴性文本”的“互 文”關系。在新歷史主義批評研究中，一般在對文本研究之外，還格外 重視闡釋語境，也就是將產(chǎn)生文學文本的整個歷史語境都納入考察范 圍。這種語境分為三個方面，分別為“寫作的語境”、“接受的語 境”、“批評的語境” [林靜：《聆聽歷史的心聲一一歷史回眸中的“無聲的群落”》，《大眾文藝》2010 年第7期，第70頁。]。因此，必須從郭沫若寫作《甲申三百年祭》的 動機到其他“甲申文學”的寫作推動因素及經(jīng)過他們篩選的歷史文獻參 考去考察“寫作語境”，從這些文學作品及衍生而出的戲劇演出的效果 去了解“接受語境”，從社會對其正反面評價的批評體系去推斷“寫作 語境”，將三者合一，從作者的創(chuàng)作意圖、文化境遇、意識形態(tài)驅動的 考察延伸到作品在被讀者、觀眾認識熟悉的傳播的文化途徑，再到隨之 產(chǎn)生的思想性批評闡釋。實際上這三方面的考察本身就構成了一個文化 漸進的過程，我們可以將“新歷史主義”的研究方法借鑒到研究“甲申 文化熱”現(xiàn)象中去，那就是第一，研究正典的形成過程。第二，對與之 相關的“非文學文本的”研究，比如：政令、報紙文章、慶典禮儀、戲 劇演出場面及其象征意義。第三，“審查作品與話語在塑造意識形態(tài)中 的作用與作品與社會的關系”。第四，“質疑傳統(tǒng)的單項運動而把文本 與社會之間的關系理解為雙向過程?！?[廖炳惠：《新歷史觀與莎士比亞研究》，見張京媛編：《新歷史主義與文學批評》， 第254頁，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通過這四點對作品做全方位的詳 細分析與理解，在方向上，不單單是正向的對“甲申文學”作品的推 動，甚至是反向的批評、質疑都對這些作品的一次次再創(chuàng)作、意識形態(tài) 的強化、宣傳力度的增強起到了作用，同時，在“甲申文學”作品成就 《甲申三百年祭》正典化地位的同時，也使得這些“甲申文學”作品互 為參考互相抱團成為一種文化精神，“甲申”正典化的范圍不斷擴大， 也逐漸更加精準，文本與社會之間的互動使得“甲申文學”逐漸準確地 向“甲申文化”轉型，并且這種文化在形成文化熱潮的推進下不斷前 行、不斷擴大，由此，這些“甲申文學”作品的集體構成形成了以《甲 申三百年祭》發(fā)表為界限的一股“甲申文化熱”，構成了這一時期完全 不同于以前的文化現(xiàn)象。 基于此，在整風文件的大力推動下，先后產(chǎn)生了大量的甲申文學作 品，同時，又在共產(chǎn)黨人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積極推崇下，使得這股文 學風氣逐漸聚集、推廣、擴大，通過戲劇、評價、文學批評、社會觀察 等方式形成一種“文學文本與非文學文本”的共鳴，從而凝聚成為一種 經(jīng)典，這種正典化書寫的范圍最終不單僅僅確立為《甲申三百年祭》， 包括由之衍生書寫的“甲申文學作品”，甚至再在這個意義層面產(chǎn)生的 “非文本形態(tài)”也逐漸統(tǒng)一，形成無可取代、獨具風格與內(nèi)涵的典范， 并最終生成一種文化現(xiàn)象。 “文化” 一詞來源于拉丁文Cultura，有耕種之意。中國歷史學家朱 寰認為，“文化”在原意耕種和栽培的基礎上，“引申為開拓、教化、 培養(yǎng)、修煉之意”。[朱寰：《世界中古史》，第394-395頁，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也有人認為，“文”與“化”是以“復合詞”的形 式組成了 “文化”二字。所謂“文”，按照《說文解字》的釋義乃為 “文，錯畫也，象交紋”，是由各樣紋理的本意演變?yōu)椤拔恼隆?、“?字”、“書籍”等，而“化”同樣按照《說文解字》的注釋乃為“化， 教行也。教行于上則化成于下”，引申為“改造、教化、培訓”之意。 “文化是一定社會生活的精魂，它的歷史呈現(xiàn)以及外涉影響，必須借助 于社會生活的剛性內(nèi)涵”。[朱壽桐：《中國新文化百年通史》，第4頁，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追根溯源，“文化”研究起源于1964年建立 于英國的伯明翰學派，他們認為“文化”是“一種整體生活方式” [李曦：《雷蒙.威廉斯：文化觀念的邏輯重構》，《東岳論叢》2020年第9期。]，而 “文化”研究就是對這種整體生活方式完整過程的描述，文化研究的對 象不僅是傳統(tǒng)的、學術的、想象性的作品，即包括文學、藝術、文化思 想等，還應包括被其他文化定義所排斥的領域，比如日常生活方式、生 產(chǎn)機制、家庭結構、社會機構等。此外，美國與一些西方國家的學者詹 姆遜、賽義德、米勒等則把“文化”研究推向跨文化、跨學科的研究模 式?？偟膩碚f，從文化研究范疇上來看，“文化”研究已然不僅僅局限 在單一文化現(xiàn)象本身，而是應該把現(xiàn)象放置于歷史背景中進行完整的考 察，相應的研究視野也應拓寬到現(xiàn)象周邊。換言之，“文化”有廣義與 狹義之分。廣義的文化指人類所創(chuàng)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包括物質、制度 和觀念或者說經(jīng)濟、政治、思想意識等層次和形態(tài)。狹義的文化則是指 人們所創(chuàng)造出的一切精神性觀念形態(tài)成果，[王鐵鋼：《建國十七年中國共產(chǎn)黨的文化政策及其演變研究( 1949-1965 )》，博士 學位論文，湖南師范大學，2015年。]所以人們通常提及的文化， 即是這種觀念形態(tài)文化，而這種文化常常與經(jīng)濟、政治等概念并列使 用。 關于“文化”的相關論述，在我國歷史上的出處，可追溯到《周 禮》一一《易傳》中的“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周禮正義》卷三 《十三經(jīng)注疏》上冊'中華書局影印本，第37頁。]的表述，是“文”與 “化”最早的聯(lián)用形式，孔穎達在《十三經(jīng)注疏》中將其釋為“觀乎人 文以化成天下。言圣人觀察人文，則詩書禮樂之謂，當法此教而化成天 下也”，即把“詩書禮樂”作為“教化天下”的標準，此時，雖然提及 到“文”與“化”，但主要表述的是用文治以教化的含義，與我們現(xiàn)在 所理解的文化相去甚遠，在此之后的西漢時期，劉向于《說苑?指武》中 把“文化”二字具體組合到一起，稱“圣人之治天下，先文德而后武 功，凡武之興，謂不符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誅”乃是從武力與文化的 角度來詮釋“圣人”治天下之道，強調文治理教化中武力征服并不能徹 底解決問題，應以文化人才為“治天下”的重要手段?？梢姡谥袊?代雖有“文化” 一詞，但是文化與文學、教化實際是具有等同意義的， 它們都同樣屬于文以載道的工具，主要指向的還是一種文治教化的手 段。 與中國古代對“文化”所指不同，西方“文化”由耕種、種植、對 土壤作物培養(yǎng)之意，而后逐漸引申為培養(yǎng)、教育、學問之意，演變?yōu)?8 世紀的對自身心靈素養(yǎng)培育、文化作品的匯集及“一定時代、一定地區(qū) 的社會生活”的描述。[咎加祿，咎旺：《生命文化要義》，第30頁，人民軍醫(yī)出版社2013年版。]1871年，泰勒在《關于文化的科學》中列舉文化 現(xiàn)象，界定了文化的概念，認為文化或文明，就廣泛的民族意義來說， 乃是包括全部知識、信仰、藝術、道德、法律、習俗和任何人作為社會 成員而獲得的能力和習慣在內(nèi)的復雜整體，[泰勒在：《原始文化》，第37頁，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他這一觀點在當時獲得了普 遍的認同。 五四時期，新文化運動的浪潮產(chǎn)生的文化論爭中，人們參照西方文 化理論的界定，開始把眼光聚焦在“文化”與“文明”之間。1921年， 陳嘉異指出了文化與文明間的聯(lián)系，他“認為，文化一詞指一民族精神 方面之發(fā)展為多，文明多指物質現(xiàn)象”。[張昭平：《文化史在近代中國的興起》，《文化史研究》2018年第3期。]緊接著，梁啟超發(fā)表了文章 《什么是文化》，首次明確提出了與現(xiàn)代文化概念相吻合的關于“文 化”的解釋 > 即“文化者，人類心能所開釋出來之有價值的共業(yè)也”， 他認為文化的核心在于“共業(yè)”也就是人類特有可以相互影響的活動方 式，并能夠“像細霧一般，霏灑在他所屬的社會乃至宇宙”，[梁啟超：《什么是文化》，《晨報副刊》1922年第12期。]也就是用 有無“影響”與“價值”作為判斷文化是否存在的標準。在那一時期， 胡適關于“文明”與“文化”的認識得到普遍認可，他充分詮釋了二者 之間的關系，“文明(civilization)是一個民族應付他的環(huán)境的總成 績”，而“文化(culture)是一種文明所形成的生活的方式”。[胡適：《我們對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態(tài)度》，《現(xiàn)代評論》第4卷第32期，1926年7 月。] 在此基礎上，現(xiàn)代學者吳修藝進一步深化闡述“文化”的命名，他 在專著《中國文化熱》中提到“文化”的命名時，曾運用大量的“文 化”與文化的子概念聯(lián)用。比如：文化有以地區(qū)來劃分，在世界文化范 圍內(nèi)就涉及到中國文化、日本文化、美國文化……的國家文化；縮小范 圍，又有南方文化、北方文化；再具體，有仰韶文化、河姆渡文化。若 以時間來劃分，有古代文化、近代文化、現(xiàn)代文化。而以器物分，有石 器文化、鐵器文化。這些史前人的文化命名，值得后人在文化分類中借 鑒。但是，也要注意到分類的限度，比如，如果從時間地域來劃分，從 推論來說可以無限分下去，時間上甚至可以細分到月份、具體時間?？?間上分亦可以具體到特別細小的地址，但是卻沒有采取那么細化的方 式，則是因為“任何事物在不少范圍內(nèi)都有突出的相同性，故大致區(qū)分 形態(tài)的不同，就可滿足社會需要，這應該是我們討論問題的標準。這些 新名詞在生活中留存時間的長短，也將取決于這一點。”比如“電視文 化”是一個已經(jīng)得到大家公認，并且?guī)砹松鐣睦?、生活習慣等等一 系列的文化新變化，圍繞著電視構成的文化形態(tài)，已有典型意義，所 以，它可以“電視文化” [吳修藝：《中國文化熱》，第4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命名，這也就是文化的命名方法。 由此，能夠推論出，在文化形成之初，已經(jīng)構成一種獨特的有典型 意義的文化熱潮，“文化熱”作為一種文化現(xiàn)象出現(xiàn)，最終構成文化形 式本身。關于“文化熱”的具體指向可把它解釋為一個時期文化領域中 出現(xiàn)的比較流行的文化現(xiàn)象、生活方式與價值觀，是主觀與客觀融合而 產(chǎn)生的行為方式和價值判斷，兩者具有很大的相關性。曾有學者把“文 化熱”作為一種文化現(xiàn)象來進行闡釋，它的具體影響在于“一方面，文 化熱點在很大程度上能夠給人們的生活方式與價值觀的形成發(fā)展帶來諸 多影響，另一方面，人們的生活方式和價值觀在很大程度上是當時文化 熱點現(xiàn)象的一種反映。” [楊艷：《文化熱點與青年生活方式及價值轉變》，《社會科學文摘》2016年第9 期，第73-74頁。]因此，把“文化熱”這一概念放置到特定現(xiàn)象 中去考察，通過這一概念形成的文化熱點與新的文化思潮來發(fā)掘其中帶 來的文化新變化，只有對其“文化熱”的生成機制作全面考察才能對這 種文化形態(tài)的構成進行論述，并開掘這個具典型意義的文化名詞的合理 性。文化現(xiàn)象即是從“文化熱”現(xiàn)象當中所提煉出的命名，那么，關于 這一時期文化現(xiàn)象的闡釋重點還應放置到“文化熱”現(xiàn)象中去考察。這 股特殊的、影響深遠的、具有代表意義文化思潮的發(fā)源、具體內(nèi)容、傳 播方式及影響的形成，造就了人們生活方式價值觀念等等一系列的社會 現(xiàn)象的產(chǎn)生與變遷，其形成與推進的動因，值得我們?nèi)タ疾臁? 基于此，論文中把“甲申文化熱”作為一種文化現(xiàn)象提出，把“甲 申文化”這個概念放置到“甲申文化熱”現(xiàn)象中去考察，通過這一概念 形成的文化熱點與新的文化思潮，發(fā)掘其中帶來的文化新變化，只有對 “甲申文化熱”的形成作全面考察才能對這種文化形態(tài)的構成進行論述 并開掘這個具典型意義的文化名詞的合理性?？梢姡凹咨晡幕笔菑?“甲申文化熱”現(xiàn)象當中所提煉出的命名，那么，“文化熱”又可解釋 為一個時期文化領域中出現(xiàn)的比較流行的文化現(xiàn)象、生活方式與價值 觀，是主觀與客觀融合而產(chǎn)生的行為方式和價值判斷，兩者具有很大的 相關性。因此“文化熱”影響概括為“一方面，文化熱點在很大程度上 能夠給人們的生活方式與價值觀的形成發(fā)展帶來諸多影響，另一方面， 人們的生活方式和價值觀在很大程度上是當時文化熱點現(xiàn)象的一種反 映?！?[楊艷：《文化熱點與青年生活方式及價值轉變》，《社會科學文摘》2016年第9 期，第73-74頁。] “甲申文化熱”這一命題即來源于此。“甲申文化熱”這一概念， 指的是《甲申三百年祭》發(fā)表后關于以描繪明末甲申年間李自成起義為 中心的文學作品、相關的文學批評及文章發(fā)表之后引發(fā)的相關社會政治 影響及文化研究和文學創(chuàng)作的熱潮，這一文化熱潮貫穿在《甲申三百年 祭》發(fā)表的前前后后，囊括當時的創(chuàng)作語境及這一現(xiàn)象背后巨大的政治 影響、社會影響等。 這一文化熱潮在40年代這個時間段產(chǎn)生了大量具有突出相同性的寫 作主題一一以圍繞三百年前的甲申之年有關于李自成起義的起起落落這 段歷史的論述、討論或創(chuàng)作。第一，這種創(chuàng)作形態(tài)本身已經(jīng)具有非常典 型的意義，我們可以透過以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為界，觀察到1944 年前后，特別是在該作品作為“整風文件”被廣泛推廣后，大量“甲申 題材”作品的明確轉型。第二，以上兩種創(chuàng)作及轉型動因，則主要來自 于40年代社會價值認同、政治導向驅使帶來的價值觀變化等。第三， “甲申文化熱”現(xiàn)象之后，在很大程度上又反作用于人們的文學構思模 式與價值觀的形成發(fā)展?！凹咨觐}材”作品的轉型帶來的其實是40年代 整個文學形態(tài)的大轉變，即文學整體方向往“警示文學”的形態(tài)靠近。 這一切的突出典型性與社會影響社會意義值得我們對這一熱點現(xiàn)象進行 考察，并且針對于此，提出“甲申文化”這一特殊的文化概念。 澳門大學中國文化論叢2022年第一期 澳門大學中國歷史文化中心發(fā)布 #澳門大學#中國歷史文化研究中心#中國文化論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