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宅茲中國》摘錄7-第六章 ：國家與歷史之間
《宅茲中國——重建有關“中國”的歷史論述》
葛兆光著，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2月1版? 2013年7月5印
第六章?
國家與歷史之間
——從日本關于中國道教、日本神道教與天皇制度關系的爭論說起
引言? ? 小問題引出大話題
古代中國道教是否影響過日本神道教？古代中國道教文化是否影響過古代日本的天皇稱號？中國道教與日本神道教之間有什么異同？
中日文化交涉史上對這些問題爭論八十年，是否說明歷史性的學術話題背后，始終有現(xiàn)實性的政治因素？
不同國家的歷史學家對同一個歷史現(xiàn)象有如此巨大的評價差異，顯然背后有不同的立場、心情和思路，那么，日本的“中國學”是否首先應被看成“日本學”？
中國學者是否能夠“同情地了解”日本學界，并反身回看自身的學術史，對學術研究的民族性與國際性有深入的理解？
一? ? 二“?！睜幷摚瑺幨裁?？
東京大學福永光司：
“天皇”這一稱號實際上來自中國道教
早稻田大學福井文雅：
批評福永光司對“道教”定義不清
“日本古代史像的轉(zhuǎn)換”：
自從西嶋定生提出日本受中國的影響主要表現(xiàn)在四大領域（漢字、儒家思想、律令制國家、佛教）以來，日本學界大體上都承認，在日本史中這一部分“中國元素”的存在。
但是，傳統(tǒng)的日本學界在古代史上有兩個關乎日本文化主題的地方似乎不易動搖：
日本文化是獨立文化。
神話的“天皇”歷史（天皇萬世一系，天皇制度、稱號、神圣家族是純粹的日本產(chǎn)物）。
二? ? 津田左右吉及其對中國道教的判斷
津田左右吉（1873-1961）：
曾被稱為“最大的東洋學者”，研究領域橫跨日本與中國的歷史、文化與宗教。
他的著作一方面深受歐洲歷史學的影響，另一方面日本中心主義立場相當強烈。
津田左右吉認為，中國盡管對日本傳入了一些知識，但并未傳入道教這一宗教，所以日本神道教與中國道教在本質(zhì)上沒有關聯(lián)。
他反復申說，6世紀到8世紀，一方面日本讀書人受到中國文獻影響，常常把原本是日本的歷史、傳說和故事“支那化”，逐漸在日本文獻中呈現(xiàn)出受到中國影響的知識人思想，并與日本底層和深處的民眾思想分離開來；另一方面這些文獻中攜帶的“中國思想”，又由于被來自日本本土的新意義所疊加，因而出現(xiàn)了“日本化”，不能算是“中國制”。
福永光司批評津田左右吉有兩個誤區(qū)：
把中國社會與文化、思想“固定化”。
忽略了西歷4世紀下半葉以后的道教文獻與思想學說。
福井文雅批評福永光司根本不理解津田左右吉，他認為津田左右吉只是在批評那些對中國文化持完全崇拜的人，而且并不輕視道教。他質(zhì)疑福永光司對津田左右吉心理的揣測，認為對于前人的異國文化研究，不能僅僅追究和批評其感情好惡，只應當評論他的研究結(jié)論是否正確。他諷刺福永光司說，后者把問題從津田左右吉的研究是否正確，轉(zhuǎn)向了津田左右吉的立場是否正確，這成了一種“詭辯”。
三? ? 津田左右吉的困境：“影響”還是“借用”？
日本神代史以《古事記》和《日本書紀》為依據(jù)，日本的國學學者認為，這一歷史大體上有幾個要點：
神授天皇
天皇萬世一系綿綿不絕
天皇的神圣性與日本神道的神圣性相關
這種歷史觀念在明治以后日本國家主義與民族意識日漸崛起的時代，在不斷被強化?！按笳w還”“神佛判然”就是這一潮流的產(chǎn)物。
津田左右吉一方面不愿意承認日本文化收到中國文化的影響，但另一方面他又不能無視歷史與文獻的證據(jù)，把日本上代史說成是自成系統(tǒng)的神話系譜。他還深刻地指出，神代史是在日本國家建構(gòu)時，試圖在歷史和思想上論證和闡明國家的合理性二精心炮制的，是為了將權力正當化的歷史敘述。
四? ? “古層”復“古層”：關于神道與天皇
“神道”：
1891年，受西方科學古史官的影響，久米邦武指出，“神道”本來是從祭天古俗中產(chǎn)生的，它非宗教，可以與宗教性的佛教并行不悖，形成“敬神崇佛”的王政基礎。
津田左右吉認為，“神道”這個詞來源于中國，只不過它還不是佛教那樣有組織的宗教，“神道”在日本是被多義地使用著的。
黑田俊雄認為，《日本書紀》的“神道”在世俗性祭祀與信仰中，指“神性的、神圣的（狀態(tài)）”，但它非日本特有，而是東亞三國共同的習俗性信仰，至于作為宗教的神道教的最終確立，應當在江戶甚至明治時代。
“天皇”：
720《日本書紀》確立“天皇”名稱前，在不同資料中曾有過這一詞匯。
津田左右吉1920《天皇考》中說這一稱號來自中國道教和中國古典。
五? ? 中國影響：日本學界的新觀點
六? ? 轉(zhuǎn)到高句麗？道教在東亞傳播的路線圖
中國道教是如何傳到日本的？
福永光司認為，自古以來江南的吳國和古代日本有交流，“倭人”曾被視為吳太伯的子孫，江南茅山道教相當興盛，江南的道教與巫術會對日本有深刻影響。
上田正昭從702年前由“歸化人”執(zhí)筆《延喜式》所載宮廷祭禮咒語中“皇天上帝，三極大君”、東王公、西王母等道教色彩的神名，推測道教信仰可能隨歸化人而來。
中村璋八認為，“（盡管）帶有建立道觀與道士布教的教團道教根本沒有傳到日本來”，但是5世紀前后，道教在江南已經(jīng)合法流傳，大量來自朝鮮半島和長三角的歸化人，確實會給日本帶來道教的各種內(nèi)容。
至晚在初唐，制度性的宗教道教在高句麗已經(jīng)生根，然而零星的道教信仰恐怕更早就傳入高句麗、百濟等國。日本受百濟文化影響甚深，不僅儒家經(jīng)典由百濟傳入，道教恐怕也可能由這一路線傳入日本?！度毡緯o》記載，推古天皇十年（602）冬，百濟僧人觀勒到了日本，給日本帶來了“歷本及天文地理書，并遁甲、方術之書”。
七? ? 中國學家加入論戰(zhàn)：宮崎市定的說法
嚴紹璗《日本中國學史》：沿用福永光司說法，天皇傳說中有關鏡、劍、玉的信仰痕跡就是道教影響的證據(jù)。在日本，早期最高等級的政治稱號可能先是“大王”，7世紀初才逐漸確立“天皇”的觀念。
宮崎市定：
傾向于否認中國道教的直接影響，較愿意承認來自印度佛教的間接影響。
他指出，稱“大王”的時代大約是4至5世紀，當時中國仍然沿襲古代，所謂“大王”只是尊稱而不是正式稱號，日本沿用漢文而已。
他又提出一個猜測，東亞諸國曾經(jīng)流行“天王”稱號，尤其是在4至5世紀，中國北方政權如石勒等人，就用這個稱號，他們試圖用這個來自佛教的稱號復活古代制度，從“王”升格為“天王”。
日本有可能經(jīng)過百濟、高句麗的途徑，受到中國的影響，把對最高統(tǒng)治者的稱號由“王”升格為“天王”，再升格為“天皇”。他從宮內(nèi)省圖書寮古本《日本書紀》中發(fā)現(xiàn)，有兩處原本是“天王”的地方，后來均改作“天皇”。他推斷古代日本在制度上用“天王”稱號擋在雄略天皇前后，而轉(zhuǎn)用“天皇”則在圣德太子攝政的推古時代了。
八? ? 橘逾淮則為枳：中國道教與日本神道教之差異
中國道教盡管大量吸收儒家與佛教的因素，但是無論在教義、崇拜、儀軌還是教團上，都保持了宗教本身始終的獨立性，而日本神道教來源錯綜、邊界模糊，而且教義龐雜，有相當強的兼容性?！灾劣谟腥苏J為“神道并非特定的宗教，而是傳統(tǒng)的習俗”。
在日本需要強調(diào)本民族的自主獨立，凸顯日本歷史和文化的悠久深厚，確立天皇“萬世一系”的神圣性時，神道教就在一波高過一波的民族主義潮流中，逐漸與佛教分離。
明治初年出現(xiàn)了“祭政一致”的呼聲，引起了“神佛判然”事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