垣曲古城東關的一件陶鼎

田建文

《文物世界》 2005年

2004年9月28日夜，給久未謀面的朋友打電話，向他致以仲秋的祝愿。一番寒暄后，他告訴我，正準備給我去電話，近日在垣曲古城東關沉西河灘里，他撈到一些陶鼎殘片，能復原，如何如何精美，讓我抽時間去看看。當時我想，無非是廟底溝二期文化或龍山文化的陶鼎，因為古城東關1983～1987年中國歷史博物館等單位發(fā)掘結果叫，主要含有這兩個時期的遺存。

這位朋友是周正民先生，中條山有色金屬公司退休工人，現(xiàn)住山西省垣曲縣王茅鄉(xiāng)下毫村。

2000、2001及2002年，三年三個秋冬在上毫與下毫間的毫城進行田野調(diào)查和發(fā)掘，他與其他善良的村民們，深信亳城為商王成湯所都，時刻關注著我們的一舉一動，為我們出主意、想辦法，提供線索，并幫助我們解決生活困難。盡管我們工作的結果是，毫城絕不是成湯所都。

周正民先生吹拉彈唱，樣樣在行，填辭作賦，儼然大家。經(jīng)常獨自一人，忍受著寂寞，跋山涉水去尋找黃河石、老樹根?；氐郊遥晕⒓庸?，不失天然本色，再以獨特的理解，天人一體之大成也!他家南房，擺滿奇石、根雕，每次都讓我挪不動腳步。他對古代文物情有獨鐘，村民取土中碰到的一些碎陶片、石器等，他如數(shù)家珍，在每件器物上均標有日期和地點，每次新發(fā)現(xiàn)，都有文字記錄，專業(yè)的考古工作者也不外如此。他家二樓兩間房子里是他的文物庫，所謂文物庫，就是些石器和盆盆罐罐，文物販子們根本不要，還都不完整，且占了很大的地方。他認識不少來垣曲進行考古工作的專家，如佟偉華、呂輯書、王文武等，不時向他們請教。對垣曲的歷史，了如指掌。我常想，有他這樣一位當?shù)毓糯幕z產(chǎn)的守護人，垣曲人民應該感到自豪、欣慰。

2002年，兩個月的考古鉆探，我?guī)缀醵荚诠さ?，我們住的房東家西溝村，南距他家僅300米，互有走動后，遂有相見恨晚的感覺。是他陪伴我度過了難忘的時光，共同推敲“書有曾未經(jīng)我讀，事無不可與人言”的美好意境。記憶猶深的是，有一天晚上，我們共飲濁酒，酣暢時他競然朗誦起王羲之的《蘭亭集序》,抑揚頓挫，無一字之差，使我汗顏。閑談中，他不止一次地說，最想做的兩件事，一個是在他家建立奇石、根雕陳列館，一個是在他家或村里建立古城盆地古代文物、文化博物館?？上Ф酁閯e人所不理解，勢單力薄，徒喚奈何!

最讓我動容的是他在毫清河邊用河卵石修筑起四周圍在一起的石壩，里面墊土便成為肥沃的土地，他種麥，種菜，還搭了半間草屋，像我到西安參觀復原的古代半坡人房屋一樣。夜里吹起嗩吶，給空曠的山野帶來無限生機，那是他在向自然傾訴他的人生理念和追求。他是一位閑不住的人，我早早地就起床到毫清河邊散步，遠遠望去，濕霧里他在悠然勞作。

打過電話，我一直徜徉在回憶之中。9月30日，正好另一位朋友要去垣曲古城，命我作陪。一到他家，就急著要看陶鼎，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這是一件器表遍布泥塑的古代藝術品，屬棗園文化!也就是古城一期文化的文物。太少見了!我為我有這樣的朋友而高興。我提出由我修復、拍攝、發(fā)表，他爽快地答應了，遂有我的這篇短文。應我的要求，他寫了發(fā)現(xiàn)過程如下：

“2004年8月27日，發(fā)現(xiàn)于古城東關IV區(qū)(他描述時，參加過古城東關發(fā)掘的王文武在場，給他講那個地方是古城東關IV區(qū)),陶鼎發(fā)現(xiàn)于水和淤泥中，當時我看到了一塊大陶片，感到很稀奇，就冒著危險下到水中，經(jīng)過1個多小時的搜找，找到了差不多所有的殘片，現(xiàn)唯缺一足"。

器物馬上修好了。這件陶鼎，夾細砂灰陶略泛褐色，當為燒制過程中火候不均勻形成的斑駁。尖唇，窄折沿，沿面略下凹，沿背稍鼓，小口，腹中部稍靠下外鼓，圜底，腹下部靠外有三個近圓狀錐足。各足上部飾一橫細密的鋸齒紋，足跟略殘?？趶?5.2、腹徑26.2、腹深21、殘高26.7厘米。器表四種泥塑，一為“羊形”,整體作圓角豎長方形，為小羊爬坡狀，既形象又抽象。上為雙大犄角，側面刻有大嘴，下為上卷短羊尾：一是“花卉形”,邊緣似葵花，但花心橫豎兩刀切為一分為四，中部上鼓：一是“倒三角形",乳釘構成的倒等腰三角形；一是“三角形",乳釘構成的等腰三角形。這些泥塑，分兩層遍布整個陶鼎上，頸部有各3個“羊形”、“花卉形”和“倒三角形”相間排列，鼓腹部有各6個“羊形”和“三角形”相間排列(圖一)。

垣曲古城東關IV區(qū)，報告中說發(fā)現(xiàn)了6件陶鼎，有1件能夠復原，“矮領，鼓腹，圜底”。報告分為V式。發(fā)表器物為：I式，F(xiàn)3:20,“夾砂灰黑陶，含碎云母片?？诙寺詢?nèi)斂，鼓腹，尖錐足殘?？趶?0、殘高20.4厘米”(原報告圖五五：1;本文圖三，1)

Ⅱ式，H233:6,“夾砂紅陶，器表有灰斑，沿內(nèi)有一周凹槽。最大徑位于器身下部，圜底，三尖錐足殘，肩部飾三枚乳釘紋?？趶?6、腹徑19.6、通高19.2厘米”(原報告圖五五：5,圖版五：3;本文圖三，2,圖二，左):Ⅲ式，H40:186,“夾砂褐陶，器表有灰斑，器內(nèi)呈灰黑色。侈口。矮沿圓唇，斜肩折腹，最大徑位于器身下部，圜底。足殘缺?？趶?5.3、腹徑19.2、殘高9.4厘米”(原報告圖五五：3;本文圖三，4):IV式，H40:146,“夾砂紅陶，器表有黑斑，矮沿，侈口，方唇，鼓腹，最大徑位于器身中部，圜底，圓錐足，素面。口徑14.5、腹徑16、殘高11.5厘米”(原報告圖五五：2;本文圖三，5);V式，H128:3,“夾砂灰黑陶，陶胎內(nèi)含碎云母片，器內(nèi)呈黑色，器內(nèi)磨光。微侈口，斜沿尖唇，垂腹，圜底，圓錐足殘?？趶?5.6、殘高17.5厘米”(原報告圖五五：4,圖版五：4;本文圖三，3,圖二，右)。原報告表七為“東關一期典型單位陶器器形統(tǒng)計表”,依次為缽26.6%、罐23.4%、盆17.2%、器座9.4%、碗(小缽)和瓶均7.8%、鼎和器蓋均2.1%、壺1.6%、缸和盂器蓋1%?？梢园l(fā)現(xiàn)陶鼎數(shù)量很少但特征顯明。

報告第九章“結語”第一節(jié)"對古城東關仰韶文化遺存的認識"一、"東關一期文化”中指出：“鼎均為矮沿鼓腹圜底尖錐足，早段僅見很小的尖錐足，無完整器。中段為矮直口，圓錐足略外撒，最大腹徑在中部或略下移。晚段為垂腹直錐足，最大腹徑位于下腹部”。中段標本為F3:20,晚段標本為H128:3。那么，這件泥塑陶鼎是晚段的遺物。又指出“……其中北首嶺中層的77T1H2木炭為距今6420±210年，77T1H3木炭為距今6445±195

年，77T2:4木炭為距今6320±195年，與東關一期晚段的相對年代大體相當”。東關遺存主要屬棗園文化晚期，過去我認為：“棗園文化晚期的年代在距今六千六七百年以降應該是不成什么問題的 。那么，這件陶鼎最遲距今6400年左右。

棗園文化，是1991年5月薛新民、楊林中和我一起調(diào)查翼城棗園遺址時發(fā)現(xiàn)的國，隨即提出它是盛極一時的廟底溝文化的前身團，后來又感覺到廟底溝文化"源流和譜系已同開始命名時有很大的距離，況且尊重中國人第一次獨立主持考古工地這一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壯舉，用“西陰文化”取代它[,起到正本清源的作用，無奈和者甚寡。我在《零口遺存的認識問題及其它》,重申了以前的觀點，并認為東關H40為棗園文化晚期的典型單位。

棗園遺址棗園文化的陶鼎，1991年調(diào)查沒有發(fā)現(xiàn)。1999年發(fā)掘時，出土過少量但沒有能夠復原的印，在陶器比例上依然處于缽、盆、罐、瓶、壺之后，皆夾砂紅褐陶。T5④:1,淺腹罐形，足殘，殘高9厘米(圖三，13)。所發(fā)現(xiàn)的足部均圓錐足，H4,殘高8.4厘米(圖三，9);T3②:10,高6厘米(圖三，10):H4:14,殘高5.6厘米(圖三，11);T5②:89,殘高11.6厘米(圖三，12)。

1993年我與李永敏、吉琨璋試掘侯馬褚村遺址時圓，發(fā)現(xiàn)了3個鼎足，這批遺存屬于棗園文化晚期。

“標本TG③:1,錐形，頂端同腹相接處有一穿透縱狹縫。殘高8.5厘米(原報告圖九：2:本報告圖三：6)。標本采：1,尖足呈錐狀。殘高5厘米(原報告圖九：3:本報告圖三：8)。標本采：2,頂端同腹相接處亦有縱狹縫，未穿透。殘高7厘米(原報告圖九：

2:本報告圖三：7)。報告“結束語”中曾說過：“若從大的文化分區(qū)、譜系關系研究的目的出發(fā)，棗園H1遺存無論早、晚段都屬于磁山一后崗一期文化系統(tǒng)"。鼎足縱狹縫特點見于后崗一期文化中，現(xiàn)在我還是傾向于是受到后崗一期文化的影響。當然，還有可能褚村的遺存較東關要晚些。晉中的太谷上土河H1屬于后岡一期文化[],棗園與褚村受其影響順理成章。

沁水町店大寧遺址1995年試掘，“鼎足一件T④:4,夾砂褐陶。殘斷的圓錐足，足根部直徑1.6厘米(原報告圖三：4)"。

陜西臨潼零口遺址發(fā)表一件[0],T6⑤ 22(引文圖→ 10),

兼具東關H233:6和H28:3的特點。

現(xiàn)在，棗園文化發(fā)現(xiàn)的陶鼎已有10多個個體了，能看出器形者均為圜底罐加三足而成。

東關的7件及零口的1件陶鼎，類似器形見于下王崗一期文化中，但我們還沒有把握說它就是受到下王崗一期文化的影響或傳播過來的。孫祖初認識到下王崗一期文化的陶鼎是源自裴李崗文化的叫，他說“下王崗一期文化的罐形鼎、深腹罐、假圈足碗、圈足器等在裴李崗文化晚期已大量出現(xiàn)”:“下王崗一期文化也對北辛文化的形成起到了極大的作用……,北辛文化的鼎與釜一樣，皆是當時最主要的炊器。因此，當罐形鼎傳入這一地區(qū)后，北辛文化的居民很容易地就把原來的圜底釜改裝成釜形鼎。到了北辛文化晚期，這類釜形鼎成為魯中南地區(qū)的主要陶器之一"。欒豐實認為裴李崗文化是中國史前鼎形器最早的創(chuàng)造發(fā)明者之一[2]。現(xiàn)在可以這樣認為，這些陶鼎淵源要從裴李崗文化中去尋找，或就是棗園文化的前身接受了裴李崗文化影響的產(chǎn)物。東關早段發(fā)表一件陶壺G3:22(原報告圖五四：11),豎高領微外侈，圓鼓肩，肩部有雙豎耳，毫無疑問是受到裴李崗文化的影響。關于此類陶壺，報告說有4個個體。古城東關與河南西部是跨越黃河的近鄰，占據(jù)地利之便。其影響遠至棗園文化西緣的零口。早期棗園文化陶鼎是受到哪一支考古學文化影響，將是我們今后探討的課題之一，關乎棗園文化的起源與形成問題。

不管怎么說，鼎的發(fā)生地在黃河流域的東部。張忠培先生在他的《中國北方考古文集》"編后記"

中4,將黃河流域分為以華渭為中心的考古文化系列群和以泰沂為中心的考古文化系列群，特別指出：“前一考古文化區(qū)，自仰韶時代中期起，擴展至華北平原北半部，后者則在仰韶時代中期以前，將華北平原北半部包攬在內(nèi)……。討論這一觀點，當以分析滹沱河為中心的、分布于華北平原北半部的考古文化系列。這地區(qū)自后崗一期文化以前的諸考古學文化，基本上已被學術界認為存在著繼承關系，鼎是它們的重要的共同文化因素”。所以，探討這兩個考古文化區(qū)交匯地帶的遺存，無疑是文化發(fā)展程度的晴雨表，鼎可算是標志性器物。

華渭地區(qū)的老官臺一北首嶺一半坡文化沒有發(fā)現(xiàn)陶鼎，以夾砂罐、盆、缽為基本組合，泰沂地區(qū)的磁山·裴李崗一北辛一后岡一期文化以鼎、壺、缽為基本組合。東關陶鼎的發(fā)現(xiàn)，再度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新的視角，文化的交流、傳播和影響是產(chǎn)生一種新文化的重要途徑。同鼎由東向西推進、影響一樣，壺也具備此特點。藏向明指出：“(半坡文化)蒜頭細頸壺的起源也可追溯到北辛文化中的小口細頸壺”[。北首嶺文化中北首嶺T26:1壺，陳雍先生認為：“不能準確知道這種壺存在于哪個階段。這種小口壺跟太行山東側后岡一期文化‘四十里坡類型’的小口壺、易縣北福地一期甲類的小口壺存在著明顯的親緣關系”π16]。北首嶺文化、半坡文化與北辛文化、后崗一期文化的交流要通過位于其間的棗園文化去實現(xiàn)。東關出土5個個體的陶細頸壺，發(fā)表4件，H40:194、G9:36、M9:4、G9:4(原報告圖五四：1、2、5、

12)。

我們一直關心著由棗園文化邁進到西陰文化的結構問題和形成機制。張忠培先生的黃河流域兩大考古文化系列群，互動的過程中，在前沿地帶即山西臨汾、運城兩個盆地的晉南，激勵出棗園文化，它兼容并蓄，吸收了兩大考古文化系列群的特點后，跨躍為西陰文化，開始對周鄰地區(qū)的一一整合，形成了仰韶時代最為輝煌的一個標志性的階段。1990～1991年翼城北橄遺址發(fā)掘結果被分為四期[17],二期“鼎足ⅡT503⑤:3,扁足內(nèi)外側均凹。殘高約8厘米(原報告圖三十，1;本報告圖四：1):IT103④:2,扁足內(nèi)側凹。殘高約6厘米(原報告三十，2;本報告圖四：2)":三期“鼎足ⅡT603③:2,釜形鼎足，斷面為圓形(原報告圖三十九，1;本報告圖四：3)。ⅡT1403③:4,同前者(原報告圖三十九，2;本報告圖四：4):ⅡT1502②:2,扁足內(nèi)側凹(原報告圖三十九，3;本報告圖四：5)。Ⅱ T1403②:3,同前(原報告圖三十九，4;本報告圖四：6)"。報告指出：“北橄遺存第一、二期在年代上約與關中等地的半坡仰韶文化晚期(即史家類型)相當",棗園文化與北橄遺存第一、二期的要靠襄汾曲里北峪的新石器遺存彌補，時間距離不會太大，“褚村一期文化與北橄一期的銜接可以襄汾縣曲里北峪部分采集標本如原文圖二及圖三二：5、6、18等為參考。這類遺存目前看來歸入褚村一期文化偏晚階段為宜，也不排除再可細分的可能”8]。那么，西陰文化陶鼎在棗園文化中也可以找到脈絡，如西陰村第二次發(fā)掘中的釜形鼎，“數(shù)量不多，皆A形釜下附三個外側中部有豎凹槽的柱足，紅褐陶。G1:4,鐵軌式口沿，廣折肩，肩部有數(shù)道旋紋，下為散亂劃紋?？趶?6.4、肩徑28.8、殘高10厘米(原報告圖一九，2;本報告圖四：7):G1:17、18、19,殘足部，殘高分別為9.8、6.8、6.4厘米(原報告圖一九，8、9、10)"。同屬西陰文化的陜西華縣泉護一期文化(Ⅲ段)中也發(fā)現(xiàn)了陶鼎[19],“均殘，數(shù)量極少，夾砂紅陶”,“鼎足有長柱形窄尖及扁長條形兩種，正面中央有豎橢圓形凹窩。H1065:012,殘長8.4厘米(原報告圖47～12;本文圖四，11)。T126③:01,殘長7.2厘米(原報告圖47～13;本文圖四，12)"。

褚村“頂部同腹相接處有一縱狹縫”,北橄二期“扁足內(nèi)外側均凹"、三期“扁足內(nèi)側凹”,西陰村"外側中部有豎凹槽的柱足”,泉護“豎橢圓形凹窩”等，一脈相承，不曾間斷，演變序列顯明。雖然陶鼎始終不在棗園文化和西陰文化中占據(jù)主要地位，但因其特殊性，指導我們解析考古學文化的復雜結構意義重大。至少我們可以說，泰沂為中心的考古文化系列群一直不停地向其西部沖擊。當然，更仔細的分型分式直至分期沒有進行，從罐形鼎到釜形鼎及由柱足或柱狀錐足到扁足的變化需要另文闡釋。

東關陶鼎“羊形”、“花卉形”是何含義?圖案表現(xiàn)是宗教的，還是純藝術的內(nèi)容?都需要多方面的討論。但由四種花紋排列可見，先民的數(shù)學已達到一定水平，幾何、等分運用得從容自由。祖先的智慧，令人贊嘆。同時，它閃現(xiàn)出原始藝術的火花，同陜西華縣泉護村隼面、鷹鼎，山西襄汾陶寺蟠龍盤，內(nèi)蒙古翁牛特旗石棚山鳥形壺，河南臨汝閻村鸛魚石斧圖等陶器一樣，不可多得甚至絕無僅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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