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自王世宗教授《中國歷史通釋》一書，第六章〈魏晉南北朝：中國文化發(fā)展的挫折〉，頁164-5。）

　　代表三國以後中古性文化興起一情的人物非諸葛亮莫屬，蓋諸葛亮深具儒家君子風範，卻力不足以超越孔孟，乃有退隱自了而不問世事之心，這是求道不進則退的精神現(xiàn)象，也是古典文明無法提升以致衰敗的象徵。諸葛亮的學識雖高，但其境界未能突破儒家人文主義的困境，在得道不成且感世風難正之下便生絕俗之意，後因劉備力請而認命出山，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充分表現(xiàn)盡人事而聽天命的仁者風骨，這證明諸葛亮確是中國道統(tǒng)中僅次於朱子之流的聖賢（一流人物不可能居於政治高位）。

　　傳說諸葛亮足智多謀而舉事出神入化，其實是諸葛亮雖才華出眾，行事卻持重謹慎，此種保守主義作風顯示其人深有敬畏天意（自知有限）與悲憫蒼生（為人著想）的胸懷，這正是儒家「究天人之際」的極限感呈現(xiàn)（註*）。世人對諸葛亮的誤解或美化反映了學者逃避中國文明原罪的實情，此即儒家人文主義缺乏上帝信仰，以致其真理觀無從解釋一切，而充滿能者多勞卻意義不足的悲劇性，一方面世間之惡無法剷除令人喪氣，另一方面「知其不可為而為」的必敗義務使人困惑迷惘，天人交戰(zhàn)總無圓滿結(jié)局而終有所失；此種無奈即是諸葛亮的心境與處境，其痛誠非凡夫所能承擔，於是想像性的樂觀說法出現(xiàn)，諸葛亮竟被塑造成超凡入聖、情理一致、義利兩全、天人合一的奇才，以化解「善無善報而惡無惡報」的道德問題，同時避免「天道與人道衝突」的知識疑難，這是傳統(tǒng)道術(shù)陷於絕境時信眾自我救贖的行為。

　　總之，諸葛亮代表一般儒家思想的極致及極限，中國文化發(fā)展至此既已成績斐然卻又後繼無力，於此人文精神甚是高貴，真理真相竟反而不彰；因為儒者不覺原路有誤，但不知前途何在，乃轉(zhuǎn)而以簡化聖賢之說為功，其實是以退為進，畢竟墮落，諸葛亮的形象便是由此因緣所致的「美麗錯誤」。

註*《三國志》〈諸葛亮傳〉：「亮才於治戎為長，奇謀為短，理民之幹優(yōu)於將略，而所與對敵或值人傑，加衆(zhòng)寡不侔、攻守異體，故雖連年動衆(zhòng)，未能有克。昔蕭何薦韓信、管仲舉王子城父，皆忖己之長、未能兼有故也。亮之器能政理，抑亦管、蕭之亞匹也，而時之名將無城父、韓信，故使功業(yè)陵遲、大義不及邪？蓋天命有歸，不可以智力爭也?！?/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