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唐墓出土阿拉伯金幣

《考古》 1965年08期

1964年4月，西安西窯頭村一座唐墓中出土三枚阿拉伯文金幣。承陜西省博物館將拓片寄來給我，以供考釋?，F將硏究結果寫成此文，提供讀者參考。至于這座唐墓的結構和出土物等情況，已由陜西省文管會寫成發(fā)掘簡報發(fā)表①，現在不再贅述。

一

這三枚金幣，兩面都是苦法體（kufic script）阿拉伯文。銘文中除了引用《可蘭經》的字句之外，還明言“這第納爾（Dinar）鏡于XX年”。現在逐件描述如下：

編號六四?190〈陜西省博物館編號，以下同此）。這件直徑1.9厘米，重4.3克，厚0.1厘米。正面中央銘文三行。邊緣銘文一周.背面也是如此，背面中央第三行的下邊正中，有兩個小圓點（見原簡報圖版壹，1、4圖四,1、2）。這些苦法體阿文，如果以現代通行體阿文改寫，當如圖一③。

阿拉伯文讀法，從右向左行，和歐洲各國文字適相反；邊緣一周的文字的讀法，也是逆鐘表時針移動的方向?，F在將這些銘文譯成漢文如下③：

正面中央三行：“安拉〔眞主〕之外無神，他是獨一無偶的?！边吘壱恢埽骸澳潞蹦率前怖氖拐?。安拉以中正的道和眞理的敎遣派了他，必定使他戰(zhàn)勝了其他一切宗敎?！?/p>

背面中央三行：“安拉是唯一的。安拉是永劫的。他不生育，也不被生?！边吘G一周：“以安拉的名義，達第納爾鑄于八十又三年?！?/p>

如果我們査對《可蘭經》，便可以看得出正面的銘文是引用《可蘭經》第九篇、第33節(jié)，而字句稍有刪節(jié)國。背面中央三行銘文是引用《可蘭經》第百二十篇、第1一3節(jié)⑤。阿拉伯奧梅雅（或譯翁米亞）王朝〈白衣大食）時所鑄的金幣上的銘文，有東方系統(tǒng)和西方系統(tǒng)的兩種不同類型。西方的流行于北非和西班牙，文句較短簡I而東方的則流行于亞洲⑥。我們這三枚的銘文都是屬于東方系統(tǒng)的。它們大槪是在當時阿拉伯首都大馬士革鑄造的⑦。八十又三年是指回歷紀元，相當于公元702年，即我國唐代武后長安二年。

編號六四,188。這件直徑2厘米，重4.2克，厚0.1厘米。正、背面的銘文，和前一件大部分相同，僅是年份不同，（見原簡報圖版壹，3、6；圖四，5、6）。標明年份的文字是在背面邊緣銘文的末尾；在"年”（senete）的后面，這里是一個“百”字（圖二，a）?；貧v一百年，相當于公元718至719年，即唐玄宗開元六至七年⑧。

編號六四?189。這件直徑2厘米，重4.3克，厚0.1厘米。正、背面的銘文，除了年份之外，也是基本上和前二件相同（見原簡報圖版壹,2、5；圖四，3、4）。這件背面銘文的末尾，“年”字的后面是“九又二十又百”等幾個字（圖二，b）,回歷129年相當于公元746至747年，即唐玄宗天寶五至六年⑥。

這三件金幣都在銘文中標明是“第納爾”，每枚的重量是4.2—4.3克。伊斯蘭阿拉伯興起后,不到二十年便攻服了敘利亞、伊拉克和埃及等處。在幣制方面，他們從前自己沒有鑄幣，所以最初是采用這些被攻服的地方所流行的拜占廷（東羅馬）和波斯薩珊朝的鑄幣。不久便自己鑄造仿制，便是所謂“阿拉伯一拜占廷”式和"阿拉伯一薩珊”式的鑄幣。其中金幣都是沿襲拜占廷金幣的祖型，正面常有人像，銘文是希臘文或拉丁文，有時加上阿拉伯文。到了回歷77年（公元696-697年）奧梅雅王朝（白衣大食）第五個回敎主阿布達?馬立克（Abd al-Malik）改革鑄幣形式；依照伊斯蘭敎的敎義不準人像或動物像出現于鑄幣上，僅只鑄出銘文。幷且銘文都用阿拉伯文。這些鑄幣稱為“改革后的鑄幣n（Post-Reform Coinage）,后來各回敎國家的鑄幣都是承繼這一系統(tǒng)⑩。我們達三枚金幣便都是這種“改革后的鑄幣”。雖然金幣形式已經改變，但是單位重量仍是沿襲未改。拜占廷的金幣單位為“索里得”（Solidus）或“諾米斯瑪”（Nomisma）,重量是4.42.5克。阿拉伯文的名稱為"第納爾”（dinar）。初期在大馬士革所鑄的"阿拉伯一拜占廷”式的“第納爾”金幣便近于4.5克，但在北非和西班牙所鑄的較輕，平均約4.25克；改革后的第納爾，平均重約4.25克?。我們這三枚的重量，都和這平均數相近。它們鎬造的年代，最早的一枚便鑄于阿布達?馬立克在位的時期中，距他改革貨幣僅只六個回歷年；最晚的一枚是鏡于奧梅雅朝最后的回敎主馬爾凡第二（即《新、舊唐書?大食傳》的“末換”）時期，上距貨幣改革已五十二個回歷年,下距這王朝的滅亡，只有三年了。

二

這三枚金幣，是發(fā)現于一座曾被盜掘過的唐墓中，它們都發(fā)現于墓室中的西部。因為墓室已被擾亂過，它們和別的東西的位置關系已經無法弄淸楚了。這座墓的年代，原簡報的作者根據墓中劫余的隨葬品有"三疊式繪彩紅陶罐”和墓室作抹角四方形，推定它屬于中唐和晚唐之間，大致不錯。這種雜子雖已在盛唐時出現，但是盛唐類型的罐腹和器座都較為肥矮。我們這件較為瘦長，器座的上端遠較下端為小，實屬于中、晚唐的形式。西安白鹿原一座隨葬有這種晚期類型繩子的唐墓出土有唐德宗貞元十七年（801年）墓志?。我們這座出阿拉伯金幣的唐墓，時代當也相去不遠，約在八世紀后半到九世紀前半。這時在阿拉伯本土，已是阿拔斯王朝（即黑衣大食）的時代了。

達三枚金幣，不僅是我國第一次發(fā)現的奧梅雅朝的金幣，幷且也是我國境內所發(fā)現的最早的伊斯蘭鑄幣。從前在新疆所發(fā)現的一些伊斯蘭鑄幣，最早的也不過公元十一世紀，幷且絕大部分是在新疆居民改信伊斯蘭敎以后在本地所鎬的?。它們都比這次所發(fā)現的金幣耍晚得多。

南宋初年洪遵所撰的《泉志》卷十，有《大食國錢》一條。這一條中，在圖形的后面有下列的說明：“右大食國錢。《廣州記》云：生金出大食國,彼方岀金最多，凡諸貨易，幷使金錢。《國朝會要》曰：大中祥符九年十一月，大食國以金銀各千文入貢。余按：此myw錢以金為之，而文象形，形制甚小，余至南海嘗見之”?。洪漫《泉志》卷十書中所附的圖，是在無孔圓載大食國錢圖錢中央繪畫一只站立著的象（圖三）。據我們所知道的，大食國的金幣，幷無這種以象為圖紋的。只有一種奧梅雅朝希姆斯（Hims）地方鑄造的銅幣是鑄一象形，象的上下都有阿拉伯文?;這幣比較罕見。我懷疑洪遵在南海（今廣州）所見到的金幣，可能是大食商人所攜來的別國貨幣，而他誤認為即是大食國錢。我們知道，例如印度古錢中，便有很多種是以象作為圖紋的??！端膸烊珪嵋肪硪灰涣u《泉志》多“以意而繪形”。至于現今刊本《泉志》中的插圖更是后人所添入（據鄭家相云：洪志的圖是明代徐象梅所補的），乃是根據原書中“而文象形”一語推想出來所繪成的。我們不能由這虛擬的圖形來推測洪遵所看到的外幣到底是那一國的貨幣。但是我們可以說，洪遵所看到的有“象形”的金幣幷不一定是大食國錢。我們這幾件標本，才是眞正的大食國金錢。

三

最后，我們想談談古代中阿交通和伊斯蘭傳入中國的年代問題。伊斯蘭興起以前，中國和阿拉伯半島便已有交通。伊斯蘭敎創(chuàng)造者穆罕默德便曾說，“為了追求學問，雖遠在中國，也當往求之?！边@是由于阿拉伯沿海的居民已因交易而知道有東方大國的中國，這可能是由于波斯商人的媒介，也可能有中國商人來過阿拉伯沿海?。金吉堂以為“大食商賈在回敎出世以前即來中國通商”?，乃是主觀的臆測，幷無史料上的證據。唐代自永徽二年（651年）起，其后一百四十七年中，大食國通使中國共達三十六次之多。唐玄宗時兩國之間，也有過三次武力沖突，其中最嚴重的一次是天寶十年（751年）怛邏斯戰(zhàn)役。這次高仙芝被大食打得大敗，是唐朝和大食在中亞霸權消長的轉折點。但是在這次戰(zhàn)役后的第六年，大食派兵助唐平安祿山之亂。幷且那位寫下來最早的關于伊斯蘭敎的漢文記載的杜環(huán)，便是這一次戰(zhàn)役中被擄的戰(zhàn)俘，在大食和其附近國家中生活了十一至十二年后才回到中國的?。唐德宗貞元十七年（801年）撰進的賈耽《四夷述》，對于大食的政治歷史和阿拔斯王朝（黑衣大食）的世系，一直到同時的訶論（Harun al-Rashid,公元786—809年在位）為止，都有比較詳細的敘述勵。在了解了當時的中阿交通的歷史背景以后，我們才會對于這批在唐墓中出土的阿拉伯金幣的意義有比較充分的認識。

至于伊斯蘭敎傳入中國的年代，從前有隋開皇年間（七年和十九年）、大業(yè)年間（三年和四年）、唐武德年間、貞觀年間（二年和六年）、永徽二年等諸說。根據各家的硏究，除了最后永徽二年這一說以外，其余諸說似乎都是明代或淸代才開始提出來的錯誤的說法，不足為憑。只有永徽二年的一說，兩《唐書》都有大食遣使的記載，確實可據㈣?！巴ǔ６颊J為這次使節(jié)之來，就是伊斯蘭傳入中國底開始”?。但是，像金吉堂所說的，這次交聘，“是國際關系，非傳敎關系”?。伊斯蘭的傳入可能是這一時候或者稍后，但是我們現下無法確定是那一年份。

從前傳說圣徒斡歌思（或作挽個士，或疇心）于貞觀二年來廣州傳敎，死于貞觀三年，有墓留在廣州。陳垣加以訂正，以為其來廣州傳敎是永徽二年，其墓當為永徽三年所建的。以為“其說本不謬，特誤算耳”⑥。實則，這傳說是根本不足信的。明初由于誤以中歷計算，以為回歷紀元為開皇巳未，誤提早二十三年。貞觀二年較永微二年恰巧也是早二十三年，但這只是巧合，幷不能證明這傳說的可靠性。阿文方面幷沒有這項記載，所以不會發(fā)生誤算的事。至于貞觀二年（628年）的傳說，可能是由伊斯蘭文獻中公元628年穆罕默德曾遣使到拜占廷和波斯二國王廷的傳說推演而成的。但當時穆罕默德的勢力不出麥地那四郊，所以現今謹嚴的史學家們都認為這遣使拜占廷和波斯的傳說是沒有歷史根據的后起的傳說?。至于遠處極東的中國，當時更不會有使節(jié)或圣徒前來的。

我們這三件金幣的發(fā)現，也只能說明當時中阿兩國的交通情況。我們無法斷定這墓的墓主是阿拉伯人，也不能說是別國的穆斯林。根據該墓的形制和隨葬品，我以為還是把它屬于漢人為妥。在西安或別處的唐代漢人或完全漢化的國內少數民族的墓中（有些有墓志可證），也常發(fā)現有外國金銀幣隨葬?，這幷不足為奇。在我國所發(fā)現可確定為阿拉伯人的古墓，例如泉州的宋元時代墓，墓制是和漢人的完全不同。自然我們幷不完全排斥這墓是屬于漢化了的阿拉伯人的可能性，雖然這種可能性似乎幷不大。

關于伊斯蘭的唐代遺物，著名的西安市“天寶元年王鎖撰”的“創(chuàng)建淸眞寺碑”，經過考證后已被認定為明代所偽撰刻上去的?。相傳為唐代所建的廣州懷圣寺的光塔和干歌思墓，也是不可靠的。前者可能創(chuàng)建于宋代，而后者是明代中葉才出現的傳說⑤。泉州靈山的圣墓，相傳是唐代來泉州傳敎的圣徒三賢四賢的墓，有元、明時代的碑記?，但也是證據不充分，疑為后起的傳說。宋趙汝適《諸蕃志》說：泉州有大食商人施那嶂，“作叢冢于城外之東南隅，以掩胡賈之遺骸，提舶林之奇記其事”?。林之奇為泉州市舶司在宋高宗紹興末年，可能一直到這時泉州才有為胡賈（包括大食回敎徒）專用的墓地（叢冢）。我們這一批金幣，是目前所知道的唐代留下來的唯一的中阿交通的實物證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