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出處：https://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4620086076899699#_0

對于早年的耶穌會士來說，中國是宇宙終極知識的來源。——英國萊斯特大學的巴恩斯（Amy J. Bar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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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經(jīng)》概述了對自然的觀察，以數(shù)學方式的構(gòu)造了基于陰陽二元的思想體系，描述了萬事萬物的變化狀態(tài)，指明了“道”的路徑?！兑捉?jīng)》是科學寶藏，它濃縮了所有科學的原理：自然律、本體論、心理學和倫理學等，讓后人開發(fā)而已?！壤麜r東方學家哈雷茲（Charles de Harlez, 1832—18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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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乎所有的國內(nèi)科技史專家都是僅在“科學”本身，思考“李約瑟難題”而陷于怪圈（包括楊振寧——否定《易經(jīng)》）。他們的結(jié)論是：由于方法不對，中國古代雖有許多發(fā)明或技術(shù)，但發(fā)展不出“現(xiàn)代科學”；后者則屬于西方的，而源于“古希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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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專家茫然于以下兩個史實和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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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科學方法”或邏輯，再加上實驗科學，均來自歷史中國；尤其是邏輯以及全部的西方知識，都是基于漢字“表意”而形成的。請讀諸玄識的文章《不存在“科學革命”，實際上是“漢字革命”——17世紀的歐洲尋找“科學語言”（哲學語言）》。所以，在17世紀以前，西方在知識與科學及其表述媒介等方面，都幾乎為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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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科技之有無或強弱，在客觀上取決于有多大的“生態(tài)空間”供其平衡或耗喪。古代是“地方性生態(tài)”，必須依靠“道的智慧”來保持平衡，由此來獲得“小科技”；現(xiàn)代是“全球性生態(tài)”，唯有那些地理優(yōu)勢的國家首先獲得“大科技”。后者是由古代科技（種子）在新形勢下“從量變到質(zhì)變”、因而發(fā)生“大爆炸”的結(jié)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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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是什么？它屬于人所具有的“反克自然”（改變環(huán)境）的無限潛能。除了一般生物本能之外，人作為“智能生物”還獨特地稟賦“第二本能”（反克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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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與其說是“造福人類”，不如說是暫時而有效地增強人的征服力。而此種功效的“奧秘”則是：技術(shù)或科學是把遠方的東西和把屬于子孫后代的財富，據(jù)為己有，提前耗用；因而從整體或長遠來看，這是竭澤而漁、得一喪百，以致?lián)p壞萬物眾生的共存永續(xù)的基礎(chǔ)——生物圈或星球家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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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無論如何，開發(fā)科技是有條件、有代價的，后兩者才是關(guān)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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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鄭和遠航開始聯(lián)通世界為轉(zhuǎn)折點：之前，代價是直接和立即的，所以不能開發(fā)科技，除非有“道的智慧”；之后，代價是間接和滯后的，所以出現(xiàn)科技爆炸，而地理優(yōu)勢的國家則占先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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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民族｝科技之有無：決定于“道的智慧”，因為囿于本土環(huán)境，“雙刃劍”在內(nèi)，必須調(diào)和天人關(guān)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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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xiàn)代各國｝科技之強弱：決定于“地緣優(yōu)勢”，因為利用全球生態(tài)，“雙刃劍”對外，可以向外征服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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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古代中國塑造現(xiàn)代西方及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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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世界之謎》網(wǎng)站（World-Mysteries, Oct. 2012）登載《古代中國的發(fā)明和發(fā)現(xiàn)塑造了現(xiàn)代世界》，摘錄（翻譯）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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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州中華，不僅是一塊文化、歷史、藝術(shù)和美麗的樂土，也是一個有著最多的創(chuàng)新與發(fā)明的古國。如果沒有這些發(fā)明，世界歷史就會徹底改寫。時至今日，源于古代中國的創(chuàng)新思想，繼續(xù)幫助世界范圍內(nèi)的技術(shù)發(fā)展?！瓊鹘y(tǒng)中國對現(xiàn)代世界具有重大意義的原創(chuàng)成果，除了四大發(fā)明之外還有：瓷器、船舵、鐵犁、絲綢、算盤、酒精、運河、船閘、青銅、大炮、紙幣、紡車、馬鐙、雨傘、吊橋、煤炭、石油、造船、航海、地圖、冶煉、太陽風、教堂鐘、機械鐘、懸索橋、漁線輪、地震儀、播種機、人體血液循環(huán)、天然氣鉆探技術(shù)、道路與接待旅館、中醫(yī)與自然保健、精神平衡、人體血液、天花接種、十進制與“0”、……以及科學：天文、物理、化學、電磁、氣象、地震、技術(shù)、工程和數(shù)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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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伯特·坦普爾 （Robert K. G. Temple）著《中國的天才》和《中國：發(fā)明的國度》稱：“作為三千年來無可爭議的發(fā)明與發(fā)現(xiàn)大師，中國人……在工程、醫(yī)學、技術(shù)、數(shù)學、科學、運輸、軍事和音樂等領(lǐng)域的貢獻，（在18世紀）激發(fā)了歐洲的農(nóng)業(yè)革命與工業(yè)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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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普爾提醒我們，歐洲的農(nóng)業(yè)革命和基于其上的工業(yè)革命，兩者都是源于中國——不僅是其發(fā)明創(chuàng)造與歷史文獻，而且還有她的高都發(fā)達的傳統(tǒng)農(nóng)業(yè)。坦普爾指出：“18世紀以前的歐洲農(nóng)業(yè)是原始和無望的（primitive and hopeless），它與兩千多年前（公元前四世紀）的卓越而先進的中國農(nóng)業(yè)，簡直無法相比?！奔s翰·霍布森在其書《西方文明的東方起源》中說：在農(nóng)業(yè)方面，“歐洲作為一個整體，直到20世紀才到達12世紀中國（宋朝）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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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傳統(tǒng)農(nóng)業(yè)的特點是：包含世代經(jīng)驗和技術(shù)的“精耕細作”與“勞動密集”，它既是遵循自然規(guī)律的循環(huán)利用的生態(tài)型，又是適應(yīng)人口增長的市場導(dǎo)向的發(fā)展型，這也應(yīng)該是人類社會中所絕無僅有的。芝加哥大學教授彭慕蘭（Kenneth Pomeranz）稱，中國傳統(tǒng)農(nóng)業(yè)所產(chǎn)生的“東亞奇跡”，完全可以媲美于工業(yè)化的“歐洲奇跡”〔兩者是“前因后果”?！摺场?/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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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傳統(tǒng)農(nóng)業(yè)（生態(tài)型＋發(fā)展型）也是幾乎所有的文明元素的原創(chuàng)動因與實用基礎(chǔ)，它們是：天文、地理、歷法、生物、數(shù)學和工程等學科，以及大一統(tǒng)的制度管理和普遍通用的表意文字。應(yīng)該說，現(xiàn)代文明及其一切方面都是從這個“有機實用系統(tǒng)”而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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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普爾還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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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許多在現(xiàn)代看來是司空見慣、理所當然的東西，而它們則都是中國起源：從造紙到瓷器，從機械鐘到馬具、煉鋼，以及石油和天然氣的開采。盡管長期以來，這些和許多其他的中國的原創(chuàng)成果，一直都被遺忘，或是蒙在鼓里；然而近年來，中華民族作為科技發(fā)明的天才這一特質(zhì)，越來越受到（西方學術(shù)界）的重視。……那些奠基現(xiàn)代世界的發(fā)明與發(fā)現(xiàn)，可能有一半以上均來自古代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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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止“一半以上”，我們認為，論原創(chuàng)科技，西方幾乎為零，而中國則差不多是100%！為什么？先來看世界歷史的兩種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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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華（儒家）圈外〔神的社會、神的禁錮：強制靜態(tài)或無序運動〕→ 低水平的生生滅滅（自然律）→ 終古原始停滯｛“神的社會”窒息人為人智，不存在發(fā)明創(chuàng)造，除非偽造｝

2.中華（儒家）圈內(nèi)〔人的社會、人的有為：契合自然與有序運動〕→ 發(fā)展型的大起大落（周期律）→ 從量變到質(zhì)變｛現(xiàn)代“井噴”（發(fā)生在“全球通衢”地帶的“爆炸性效應(yīng)”）…→資本周期…→世界大戰(zhà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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懷海德（Alfred North Whitehead, 1861—1947年）的書《科學與現(xiàn)代世界》可見端倪：除了“原始藝術(shù)”之外，現(xiàn)代以前的西方?jīng)]有科技。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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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們宏觀透視那幾萬年的全部的人類歷史，新時代的出現(xiàn)往往是相當突然的。默默無聞的民族有時會突然在事物的主流中出現(xiàn)；技術(shù)上的發(fā)現(xiàn)可以改變?nèi)祟惿畹木秤?；原始的藝術(shù)可以很快地綻放花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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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懷海德承認中國是“有史以來最偉大的文明”，但他斷言她在科學上是“微不足道”。后者是懷海德囿于西方中心與線性思維，所得出的謬誤?？茖W之古今乃截然不同：古代科技極難產(chǎn)生，而且它是被“道”所兼攝的“隱學”（后文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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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約翰·霍布森所言，歷史上“歐洲自身的發(fā)明是少之又少”（the Europeans invented very little for themsel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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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通史》作者斯塔夫里阿諾斯在書中肯定：西方科技源于古代中國，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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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紀干余年間歐亞大陸上最驚人、最有意義的變化，就是西歐從貧窮落后和默默無聞中崛起?！袊藫碛懈叨劝l(fā)達的文化、先進的工藝、大規(guī)模的商業(yè)、以功績?yōu)榛A(chǔ)的有效的官僚政治，以及提供社會凝聚力及思想意識基礎(chǔ)之儒家學說。……西歐人卻……拿來了中國的發(fā)明，竭盡全力發(fā)展它們，并將其用于海外擴張。這種擴張反過來又引致更大的技術(shù)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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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解?是什么啟動和推動人類社會的發(fā)展與創(chuàng)新的？是《易經(jīng)》及其契合天道的“有序運動”，而不是那些反自然的“怪力亂神”（畫中的四角圖標）。后者在歷史上都是原始停滯，而與進步無關(guān)，只是最近才被卷入“文明”之中，便貪天功為己有。凡是具有排他性的“思想”，或與真實的“人與自然”無關(guān)的東西，無論它們在今天多么彰顯，都應(yīng)該被排除在歷史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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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類社會非物質(zhì)文化的原創(chuàng)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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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文明對于人類社會的貢獻既是決定性的，也是全面的。再來介紹四項比其他任何一個發(fā)明或發(fā)現(xiàn)都更重要的原創(chuàng)成果，它們是：人文社會、制度管理、思想源泉、表意文字。闡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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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人文社會：即非宗教的“世俗性、人文型”社會。比西方早五千年。社會的重心從愚昧與迷信轉(zhuǎn)向“以人為本”：人事、人情、人為、人智，并且排除“鬼神”對其干擾和禁錮〔西方稱之為“啟蒙理性”〕?？鬃釉唬骸熬垂砩穸h之。”老子曰：“治大國，……以道蒞天下，神鬼不傷人，……其鬼亦不神?！?/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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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從“神的社會”到“人的社會”的轉(zhuǎn)型，發(fā)生在18世紀，實際上是儒家“啟蒙”歐洲，它還導(dǎo)致了北美與法國的兩場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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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社會的“今天下”——人本人文、發(fā)明發(fā)展、現(xiàn)世普世的“天下”，是儒家打下的。若非如此，中國之外的人類社會至今仍是“神本”——窒息“人”的有為與潛能，繼續(xù)原始停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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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中國走上了“人文化成、人代天工”的進步之路，經(jīng)過數(shù)千年的偉大與悲壯之實踐；直到鄭和遠航而開始聯(lián)通世界，如此“人的有為”模式才驟然普及，全球廣被。然而這也是“解放”人的善與惡，尤其是打開了西方的“潘多拉盒子”，而讓牛鬼蛇神與洪水猛獸吞噬地球村與生物圈，其后果不堪設(shè)想。所以，改造人性的任務(wù)尤為艱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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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制度管理：即政治經(jīng)濟制度與學說。比西方早兩千多年。它包括四個方面：1.超越血緣、跨越地緣的民族國家；2.統(tǒng)一行政管理及稅收制度；3.作為西方及現(xiàn)代政治體制的原型的文官及考試制度；4.作為西方及現(xiàn)代經(jīng)濟學的基礎(chǔ)的中國經(jīng)濟思想。這四個方面，西方是在17—19世紀之間從中國引進的，之前則幾乎為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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倫敦經(jīng)濟學院教授諾思奇德（Frederick Samuel Northedge, 1818—1985年）稱：“古代中國是現(xiàn)代制度的祖先?！?/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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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晉（Joachim Bouvet, 1656—1730年）及其耶穌會士同人告訴萊布尼茨：“伏羲不僅是中國人，而且更是全人類最早的立法者（the original lawgiver of all mankind）?！弊⒁猓@是“人”的社會的立法者，而18世紀以前的西方則是“神的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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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蓬巴杜夫人( la Pompadour )和她的醫(yī)生對話》：“……一切立法、政治、經(jīng)濟及社會活動之準則的自然秩序概念，若不是從孔夫子那里拿來，又是從哪里來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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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體系理論的權(quán)威弗蘭克（Andre Gunder Frank, 1929—2005年）指出：“這個奇特的世界制度已經(jīng)存在五千年了，……中國一直是這個世界體系的樞紐；……而西方在19—20世紀的崛起則只是一個插曲，應(yīng)該被視為‘中國中心’的短期間斷?！?/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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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思想源泉：即《易經(jīng)》及其“有序運動”和“陰陽”之“動態(tài)平衡”。這是西方社會實現(xiàn)轉(zhuǎn)型或啟蒙的關(guān)鍵。在17—18世紀的歐洲，“易經(jīng)～儒經(jīng)”被稱為“自然神”、“自然神學”或“自然哲學”，而孔子則成為“啟蒙運動的守護神”；兩者被用于取代“宗教神”，從而使該社會完成“世俗化與文明化”，走上“發(fā)明與發(fā)展”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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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僅如此，《易經(jīng)》還是人類社會——特別是西方——的哲學、科學、數(shù)學和神學的總源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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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晉對萊布尼茨說：伏羲為“所有哲學家的王子”；“《易經(jīng)》包含古代算術(shù)、天文學、醫(yī)學和音樂的奧秘，……包含了所有由知識和智慧的創(chuàng)造者所寫的秘密教導(dǎo)……，西方的方法來源于《易經(jī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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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東方學家德金（de Guignes, 1721—1800年）也說：“《易經(jīng)》……是所有種類的知識的源泉……?！?/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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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會士錢德明（Joseph-Marie Amiot, 1718—1793）說：“我希望發(fā)現(xiàn)這樣的原理，它為整個科學理論提供了基礎(chǔ)；那就是……中國古籍中的‘科學之科學’（科學之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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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會士柏應(yīng)理（Philippe Couplet, 1623—1693）透過中國古籍，在中國哲學里發(fā)現(xiàn)基督教的原初成分?！糯惤蹋ㄖ溉寮遥┑慕?jīng)典……已經(jīng)預(yù)先闡明《新約》教義。……和基督教原生智慧?！?/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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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表意文字：即以“表意”為特點的漢字。它超越各種語言、也超越了空間與時間的限制，使用普遍通用的意涵或概念，來作為哲理性與審美性的交流的媒介。這是在人類語言文字上的一枝獨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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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字：1.表意（哲理）→知識｛哲學、科學、數(shù)學｝；2.寫意（審美）→文藝｛文學、美學、藝術(sh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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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之下，其他任何一種文字，在受到漢字直接或間接影響之前，都是部落語言、方言土語或教派行話，因而不能表述知識與文藝（除非是原始性的）。西方是在17—18世紀進行了“漢字模式”的改革（借取含義、借鑒定義），才會有現(xiàn)在這樣的文字和文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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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會士馬若瑟（Joseph Prémare, 1666—1736）說：“漢語對其他所有語言都具有唯一的合法性?！?/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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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魯大學教授史景遷（Jonathan D. Spence）說：“在17世紀后期和18世紀早期，西方人發(fā)現(xiàn)漢語結(jié)構(gòu)是所有其他世界語言（得以成立）的關(guān)鍵?！?/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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芝加哥大學教授索薩西（Haun Saussy）說：“現(xiàn)代早期，中國書面語言在歐洲所起的作用是完美寫作的典范?！?/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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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津大學出版社推薦尤金妮婭的書《中國品味與英語的主體性》稱：“現(xiàn)代英語特性是在18世紀，通過‘解讀中國’的方法而演變出來的?！?/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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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美現(xiàn)代派詩歌領(lǐng)袖艾茲拉·龐德（Ezra Pound, 1885—1972年）說：“漢語書面語是有效思維的典范?！瓭h字作為一種理想的模式，促使英語煥發(fā)活力，擺脫它的遲鈍和不精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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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guān)于“現(xiàn)代西方及世界文明從哪里來的”的深度思考：對于中國來說則在鄭和遠航開始聯(lián)通世界不久，所發(fā)生的“從量變到質(zhì)變”的結(jié)果；對于西方自身來說則是“突變”：從之前千萬年的原始停滯到因“天時地利、風云際會”所發(fā)生的“飛躍”；而對于地球生物圈來說則是“變異”：人作為“智能生物”從“相對靜態(tài)”（史前），到與自然和解的“動態(tài)平衡”（文明），再到征服自然的“劇烈動蕩”（畸形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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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解?“人類的知識從哪里來的？它的古代的源頭是在西方，還是在中國？”讓我們從四個方面來判斷和回答，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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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知識的對象是真實的“人與自然”，這就是說，它是現(xiàn)世或世俗。因此，西方宗教就被排除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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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準確性的知識要求“普遍通用”，它是對無數(shù)個“特殊性”的抽象與概括，而整體性、和諧型與包容性則是其前提條件。這樣一來，以“斗爭性、排他性、自我中心、主客兩分”為特征的西方及“古希臘”的思維方式，也被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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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準確性與全面性的知識所賴以產(chǎn)生的客觀條件是，地形、氣候和物種以及人的生活與生產(chǎn)方式，都是多樣性和復(fù)雜性；進而要求人的思維方式具有整體性、和同性、平衡性和“中庸性”，后者更在客觀上要求“緯度適中”，不南不北。凡此說明，只有中國及中華民族勝任于原創(chuàng)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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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知識需要文字來表達或表述、承載與承傳，而如此文字則是“表意”，而非“表音”或“象形”?！氨硪簟笔仟M隘性與排他性?！跋笮巍彼磉_的只是零星具象和靜態(tài)視覺，而知識與文明則是動態(tài)、變化、復(fù)雜和系統(tǒng)的。所以，漢字作為唯一的表意文字，便成為原創(chuàng)知識的媒介工具。再說它的“普遍通用”的特性，意味著漢字本身，就是最基本的哲學和知識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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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世界歷史上發(fā)展與創(chuàng)新的主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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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么說唯有中國能夠原創(chuàng)知識、技術(shù)和文明，而西方則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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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知識與技術(shù)“古今之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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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shù)～知識原創(chuàng)”（古代）與“技術(shù)～知識爆炸”（現(xiàn)代），兩者雖是“前因后果”，但不能相提并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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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shù)～知識是“雙刃劍”，極具“負能量”，如何處理，乃至關(guān)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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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xiàn)代“技術(shù)～知識爆炸”，是以“全球性生態(tài)”作為其平衡條件與犧牲代價，它的“負能量”是間接的和長遠的，盡管其后果不堪設(shè)想。所以，現(xiàn)代人比較容易在這方面“創(chuàng)造奇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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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技術(shù)～知識原創(chuàng)”是極難的，今人鮮能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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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代世界，占絕對優(yōu)勢的自然把人類分散和分隔在無數(shù)個狹小的“生態(tài)單位”之中；在此情況下，任何針對和改變自然、任何“人的有為”，都意味著“自我否定”（自毀家園、自掘墳?zāi)梗?。所以在近代以前，一般都是依靠“神”來禁錮人為與人智——視之為“固有愚蠢”，并把它“萬古封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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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有古代中國例外，她能夠開發(fā)和運用技術(shù)與知識；因為她掌握了一種智慧“道”，能夠化解“雙刃劍/負能量”，并且保持天人關(guān)系的動態(tài)平衡與整體和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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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華夏原創(chuàng)和運用技術(shù)與知識，并且啟動和推動“發(fā)明～發(fā)展”，這是人類社會中獨一無二的。這種“原創(chuàng)機制”的從量變到質(zhì)變，才有了西方文明及現(xiàn)代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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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人類社會發(fā)展的周期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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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中國的發(fā)展在理論上是易經(jīng)式的“有序運動”，但在實踐中則會“亢龍有悔、為道屢遷”（脫離和諧軌道）——達到一定高度就會失控，而走向反面（天下大亂）。這是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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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fā)展需要越來越大的“外部生態(tài)”來平衡，而歷史中國則在客觀上受制于自身環(huán)境（盡管這是最適合于古代發(fā)展的環(huán)境）；如果打通其周邊的天造地設(shè)或艱難險阻（從而實現(xiàn)“向外發(fā)展”），那要依靠長期的經(jīng)濟與技術(shù)的積累，至于打通“全球天下”，非數(shù)千年的功夫而莫能?，F(xiàn)代人受害于西方的線性思維，其智力已嚴重退化；因而不了解中華文明的真諦，卻偏執(zhí)于其負面，更不懂得“周期律是人類社會運動的主旋律”〔詳見諸玄識同名網(wǎng)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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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處理“雙刃劍/負能量”談何容易。歷史中國每一次躍進都會導(dǎo)致和招致巨大挑戰(zhàn)——天災(zāi)人禍、內(nèi)憂外患。例如鐵器革命造成了“戰(zhàn)國”（諸夏混戰(zhàn)）。再說經(jīng)濟與人口之相輔共增、齊頭并進，皆會沖擊國土生態(tài)（例如明末西北連續(xù)二十五年旱災(zā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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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嚴重的是，由于文明輻射與技術(shù)擴散，把越來越大的“天下”啟動起來，在尚未被“和諧”（平天下）之前，那一定是戰(zhàn)爭升級；由此，遍天下的“禍因亂源”順著地形傾勢和生態(tài)落差，而向心聚爆〔中原是“逆形勝”，難守亦難向外進攻，而入侵者則順勢掩殺、長驅(qū)直入〕。尤其是，文明輻射與技術(shù)擴散會把某些地方的“地緣戰(zhàn)略優(yōu)勢”給提升起來（機動馳騁、如虎添翼），以致構(gòu)成長期的戰(zhàn)爭源（文明的天敵）——古今世界之最是：歷史上的“草原暴力”（胡患胡騎）和近現(xiàn)代的“海洋暴力”（東洋西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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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之際，中國的相對快速發(fā)展卻遭遇國土生態(tài)極限與亞太地理瓶頸（在太平洋方面，傳統(tǒng)科技不勝任“外向發(fā)展”），因而加劇天災(zāi)人禍及內(nèi)憂外患；“文明的張力”驅(qū)動了蒙古征服與鄭和遠航，開始聯(lián)通世界。這意味著中華文明的“原創(chuàng)機制”將會從量變到質(zhì)變，后者卻是在“全球天下”之中的更適宜、更通達的區(qū)域，發(fā)生“井噴”（爆炸性效應(yīng)）。另一方面鄭和遠航之聯(lián)通世界，也使地理優(yōu)勢轉(zhuǎn)移到了亞歐大陸另一端；由此，西歐從“文明極邊”搖變?yōu)椤叭蛲ㄡ椤薄B接東、西半球的捷徑，并且長期具有地緣政治的戰(zhàn)略優(yōu)勢。正因為如此，西方能夠站在“歷史巨人”的肩上，匯聚古今世界的成果與財富，而登峰造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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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歷史上的唯一真文明乃“九死一生、九轉(zhuǎn)功成”?？上Ш苌偃四軌蚨眠@個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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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解?宋明之際，中國的發(fā)展愈益遭受本土生態(tài)極限與亞太地理瓶頸，而加劇天災(zāi)人禍、內(nèi)憂外患，通過“戰(zhàn)爭與和平”向外宣泄；陸海絲路、技術(shù)傳播、蒙古征服和鄭和遠航等開始聯(lián)通世界，遂使中國的物質(zhì)文明“從量變到質(zhì)變”——在更適宜、更通達的地理環(huán)境中發(fā)生“井噴”（爆炸性效應(yīng)）。與此同時，世界聯(lián)通使西歐成為連接東、西半球的捷徑（全球通衢），因而地理優(yōu)勢及其所決定的發(fā)展中心，均從中國轉(zhuǎn)移到亞歐大陸的另一邊。由此，西方能夠利用其“地緣政治”的戰(zhàn)略優(yōu)勢，輕易而舉地匯聚古今世界的成果與資源，站在“歷史巨人”的肩上，綻放潛能而登峰造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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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科技原創(chuàng)及其現(xiàn)代爆炸的規(guī)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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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歷史與現(xiàn)代的辯證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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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古代民族〕科技之有無，取決于智慧——傳“道”受業(yè)、開物成務(wù)（科技稟賦得以發(fā)揮）；因為“雙刃劍”對內(nèi)（囿于地方生態(tài)、有限環(huán)境），故須天人和解，使發(fā)展規(guī)模受到限制。

2.〔現(xiàn)代國家〕科技之強弱，取決于地理——轉(zhuǎn)“?！被靥臁⒏F兒暴富（沒有稟賦也能反超）；因為“雙刃劍”對外（利用全球生態(tài)、無限環(huán)境），故能戡天役物，使發(fā)展規(guī)?？涨盁o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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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是雙刃劍，兼具正能量與負能量，后者意味著“人的自我否定”：它在古代是直接的和局部的，在現(xiàn)代是間接的和全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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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之開發(fā)，現(xiàn)代較容易，因為是以“全球性生態(tài)”作為其平衡條件與犧牲代價；古代非常難，因為變亂自家環(huán)境很可能會造成滅頂之災(zā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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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上的兩種模式：“神”窒息人為人智，“道”監(jiān)護發(fā)明發(fā)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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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傳統(tǒng)中國的原創(chuàng)機制到了“世界聯(lián)通、海洋時代”，則“從量變到質(zhì)變”；后者在全球范圍內(nèi)的更適宜（更通達）的地理環(huán)境中，發(fā)生“井噴”（爆炸性效應(yī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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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發(fā)展中心的幾次轉(zhuǎn)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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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中國的“原創(chuàng)”是現(xiàn)代西方及世界的科技革命與知識爆炸的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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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炸中心”（科技及發(fā)展中心）隨著地理優(yōu)勢的改變，而發(fā)生“乾坤旋轉(zhuǎ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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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近代：鄭和遠航開始聯(lián)通世界，地理優(yōu)勢從亞歐東陸轉(zhuǎn)移到其兩端海隅（西洋、東洋），西歐變?yōu)檫B接東、西半球的通衢，并久具地緣政治的戰(zhàn)略優(yōu)勢。所以，西方能夠站在歷史巨人的肩上，匯聚古今世界的成果與資源，而攀登高峰、如登春臺。與此同時，大部分的非西方——尤其是原創(chuàng)地（中國）——均淪為犧牲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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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現(xiàn)代，隨著技術(shù)水平的提升而改變地理優(yōu)勢，科技（發(fā)展）中心還會轉(zhuǎn)移，直到返回其原創(chuàng)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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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紀歐洲 → 20世紀美國 → 21世紀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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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1世紀之前的幾千年里，中國在“地緣政治”的逆境（逆形勝）中巋然長存，迤邐奮進。而今中國首次迎來了“地緣政治”的順境——在這個最大洲洋的交匯地帶，整合性、機動性和創(chuàng)造性均開始反超海洋霸權(quán)。西方的矛盾不能向外宣泄，就會聚爆于內(nèi)。毛主席說：“敵人一天天爛下去，我們一天天好起來?！?/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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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解?由“動”切入，查看“文明史”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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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事萬物處于“恒動”狀態(tài)。但人及社會的“動”可分為“正能量”與“負能量”。雖然現(xiàn)在很難分清人及社會之動的“善與惡”，即使是惡魔或霸道也會冠冕堂皇、義正言辭；但若我們穿越“時空隧道”回到古代，倒是能夠“一目了然、一清二楚”。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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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和遠航開始聯(lián)通世界，從而現(xiàn)代人——首先是處于“海洋地緣”（優(yōu)勢）的西方人——可以利用“全球性生態(tài)”作為其平衡條件與犧牲代價，來支持他們的“狂動”；對外是“負能量”（破壞性），對內(nèi)是“正能量”（建設(shè)性）。所以現(xiàn)在是“善惡不分”：大惡表現(xiàn)為“至善”。但這種情況在古代是不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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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代，占絕對優(yōu)勢的自然把人類分散和分隔在無數(shù)個狹小的“生態(tài)單位”之中。在這種情況下，囿于自身環(huán)境的古人只能是順應(yīng)自然之“動”，否則乃“自我否定”：要么自毀家園、滅頂之災(zāi)，要么對外戰(zhàn)爭、毀人毀己。有幸被宗教拯救，那也無非是對內(nèi)禁錮，強制靜態(tài)，這樣難免是原始停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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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代，唯有“道”（智慧）能夠做到積極契合自然規(guī)律的“動”——“和合天人、有序運動”。這種“有序運動”在本質(zhì)上走的是“易經(jīng)爻卦”的軌道，但在實踐中卻會“失控”〔“為道也屢遷”〕；但總的來說還是不斷進步或發(fā)展的，所以說，如此“周期律”是歷史上人類社會的“主旋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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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代以前，任何“道”之外的“動”，都一定是“作用力與反作用力之互相抵消”，結(jié)果為零。由此看來，現(xiàn)代文明從何而來不就清清楚楚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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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而推論三點：第一，古今世界的文明是“道的文明”，在歷史上只有中華一家，而今則是前者的全面開花，暫時脫離“和諧之道”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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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西方的文明與“歷史”都是最近現(xiàn)象，亦即都是基于中華文明的塑造或偽造；像西方及希臘那種排他性和反自然的“文化”，根本不兼容于古代環(huán)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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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近代以前的西方是原始停滯，而不存在任何文明的元素，諸如文字與文獻、哲學與神學。要有，都是后來通過耶穌會士，利用中國資料塑造或偽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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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重申一下古代的耶教，它禁錮“人”（以免妄動而自毀），強制靜態(tài)，因而是原始性的宗教；其一切有關(guān)“動”的東西，尤其是“創(chuàng)世紀”，皆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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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科學與文明背后的“隱形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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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社會的運動規(guī)律與文明演進——地球上唯一真文明的全面展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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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運動與發(fā)展的原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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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及其所有方面——包括知識、技術(shù)、文字和發(fā)展——均發(fā)端于《易經(jīng)》，而“西方文明”的一切（尤其是“古希臘”）都不兼容、不存在于古代，為什么？在近代以前，即在世界聯(lián)通之前，占絕對優(yōu)勢的自然把人類分散和分隔在無數(shù)個狹小的“生態(tài)單位”之中；在此情況下，任何針對自然的妄動都意味著自毀家園和滅頂之災(zā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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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維持生存，方能談?wù)摪l(fā)展。古人生存之道基本上有兩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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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依靠“神”遏制人的有為，強制靜態(tài)、以免天懲

2.依靠“道”調(diào)和天人關(guān)系，動態(tài)平衡，整體和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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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而易見，（生存之道）第一種只能是原始停滯，而第二種則有可能帶來文明與發(fā)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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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來看“運動方式”。像西方那種對抗性與排他性的模式，在今天是有條件、有代價的；而在古代則根本行不通，要有，都是虛構(gòu)的（例如“古希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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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民囿于自身環(huán)境，而任何對抗性和排他性，除了戰(zhàn)爭毀滅，都等于是“作用力與反作用力”在內(nèi)部抵消，結(jié)果為零，也是灰飛煙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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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以前，唯有使人與自然和解、和合的“道”能夠游刃有余、通行無阻。古代的發(fā)展是“和合自然”，而非征服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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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經(jīng)式”的有序運動的功能是：契合天運，道法自然，動態(tài)平衡，整體和諧，順天應(yīng)人，變易取材，利用厚生。這是世界歷史上的真文明，獨一無二地持續(xù)發(fā)展和科技創(chuàng)新，它把越來越大的“天下”啟動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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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今西方及泛西方（古老文明）的一切，都基于中華文明的成果的現(xiàn)代塑造或偽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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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知識與科技的總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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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和技術(shù)乃至“百科”，包括科學和數(shù)學等，都不是智慧，而是屬于人作為“智能生物”所具有的獨特稟賦——人的“反克自然”的無限潛能，可以稱為“第二本能”。比較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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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第一本能（一般生物本能）：飲食男女、生息繁衍、趨利避害、親疏有別

人的第二本能（智能生物稟賦）：反克自然、無法無天、剖析大千、索取萬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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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本能的特點是“雙刃劍”，兼具正能量與負能量，后者意味著人的自我否定——從人禍天災(zāi)到人類自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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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如何開發(fā)“第二本能”（知識與科技）？現(xiàn)代容易，古代極難。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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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xiàn)代人利用“全球性生態(tài)”作為平衡條件與犧牲代價，來創(chuàng)造“奇跡”。而對于囿于地方生態(tài)或自身環(huán)境的古人來說，開發(fā)“第二本能”則面臨“自我否定”。因此，在近代以前，一般都是依靠“神”來禁錮“第二本能”，并把“人為、人智”當作人類的“固有愚蠢”，對它們進行“萬古封存”（潘多拉盒子）?！兜赖陆?jīng)》曰：“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開其兌，濟其事，終身不救?！?/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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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有中國文化的“道”能夠處理“雙刃劍”（負能量），從而獲得包括知識與科技在內(nèi)的“物質(zhì)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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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經(jīng)·大禹謨》曰：“正德，利用，厚生，惟和?！薄肚f子·天地篇》“ 技兼于事，事兼于義，義兼于德，德兼于道，道兼于天。”《易經(jīng)》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云行雨施，品物流行，……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首出庶物，萬國咸寧”；“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明於天之道，……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為天下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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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與物質(zhì)文明在古代乃一體，而今則是分開的（“道隱無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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