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轉(zhuǎn)載自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 僅供學習參考】

2、王充（公元27—約97年）

? 東漢初期法家、唯物主義哲學家。字仲任，會稽上虞[1]人。他一生受到世家豪族的壓抑，因而對當時的大地主階級的統(tǒng)治十分不滿，要求實行變革。

? 王充反對兩漢時期尊儒反法的逆流，把批判的矛頭直接指向孔孟。他在《問孔》、《刺孟》等文章中，尖銳指斥孔孟言行不一，往往自相違背，不能自圓其說。他還提出：“伐孔子之說，何逆于理？”[2]不承認孔丘的思想是觸動不得的。王充站在法家立場上，對商鞅、秦始皇的歷史功績給予充分肯定，對儒家一再攻擊秦始皇提出異議，指出秦始皇“焚書坑儒”是由于一些儒生借古諷今，攻擊郡縣制，“多為妖言”，惑亂人心。

? 王充總結(jié)了當時生產(chǎn)實踐和自然科學的經(jīng)驗，堅持唯物主義的自然觀，反對有神論，堅持無神論。他對董仲舒以來盛行的“天人感應”的神學和讖緯迷信思想，作了尖銳的揭露和批判。王充認為宇宙由“元氣”構(gòu)成，天是物質(zhì)的，沒有意志和欲望，否認有所謂主宰一切的天。他說“災異”是自然現(xiàn)象，和人事無關(guān)，人的行為也不能感應上天。他舉例說孔丘經(jīng)常禱告，但天不能使他不生病。他還痛斥神仙鬼怪之類的奇談怪論。他說人在天地之間不過一“物”，和其他的物沒有什么不同，“物無不死，人安能成仙”？他否認有所謂靈魂不死，指出“天下無獨燃之火，世間安得有無體獨知之精？”[3]認為精神不能離開形體而單獨存在。

? 王充反對“生而知之”的先驗論。他認為耳目見聞是形成知識的基礎(chǔ)，“不目見口問，不能盡知也”，并舉刺繡織錦為例，說明多刺多織，本來不會的也可以成巧手；倘使不去做，那永遠也學不會。他不相信“上智下愚”的說教，提出“處尊居顯未必賢”，“位卑在下未必愚”[4]，和儒家的傳統(tǒng)觀念直接相對立。他猛烈抨擊孔孟“生而知之”的反動謬論，用許多事例來戳穿孔孟自己就“不能神而先知”。他的結(jié)論是“不學自知，不問自曉，自古行事未之有也”[5]。

? 王充還批判了崇古非今的反動思潮。他反對董仲舒“天不變，道亦不變”的形而上學觀點，認為世界上沒有一成不變的事物，“有始者必有終，有終者必有始”[6]。他說上古“飲血茹毛”，“巖居穴處”，后世才種糧食，做衣服，造房子，因此，歷史是進步的，總是一代勝過一代。

? 王充敢于對當時占統(tǒng)治地位的讖緯神學猛烈抨擊，把矛頭直指孔孟，表現(xiàn)了勇敢的斗爭精神，這在歷史上是很可貴的。但是王充對孔孟的批判采用的是形式邏輯的方法，沒有提高到路線的高度。他還寫了《非韓》，錯誤地指責韓非強調(diào)耕戰(zhàn)、沒有提倡“德治”是無“德”，這說明他還不能完全劃清“法治”和“德治”的界限。王充的思想中還有一些消極的東西，他把一切都看作是命定的，是人力無可挽回的，陷入了宿命論。王充反儒批孔被后來的儒家衛(wèi)道士罵作“名教罪人”，而歷代法家卻給予他很高的評價，這說明他的進步思想在中國思想史上起了積極的戰(zhàn)斗作用。王充的主要著作有《論衡》八十五篇。

注：

[1] 今浙江上虞。

[2] 《論衡·問孔》。

[3] 《論衡·論死》。

[4] 《論衡·逢遇》。

[5] 《論衡·實知》。

[6] 《論衡·道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