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語》中“人”“民”分別單言各章，資料更為豐富，更易理解“人”“民”區(qū)別的階級實質(zhì)。茲為行文方便，先釋“民”字。

《論語》中“民”字凡五十見，皆指被統(tǒng)治階級，絕無例外。例如：

（一）《顏淵》篇：季康子問政于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對曰：子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

按：《論語》所說“有道”、“無道”，乃以對西周奴隸制禮樂的態(tài)度為標尺，破壞禮樂即是“無道”，捍衛(wèi)禮樂即是“有道”。在當時“民”中，必有對西周奴隸制禮樂堅持破壞態(tài)度者，故“民”亦有“有道”“無道”之分。

季康子欲“殺無道以就有道”，是其為政方針；孔丘對以“子欲善而民善”，則是其“道之以德”的政論原理。由于政治觀點不同，其所謂“有道”“無道”的內(nèi)容標準，亦當有所分歧；但此處卻透露出一個歷史秘密：“人”對于“民”有生殺權(quán)，“用殺”是當時奴隸主世襲貴族階級對“民”慣用的統(tǒng)治方法。

（二）《子路》篇：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nóng)；請學為圃，子曰：吾不如老圃。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誠）。夫如是，則四方之民強（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此章“民”與“上”對舉，足證“民斯為下”，亦即被統(tǒng)治階級的鐵證；只要能使“四方之民強負其子而至”，在“上”者無須乎親自稼圃，又足證此種替“人”打仗而“人”可殺之的“民”，是當時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過程中的直接生產(chǎn)者。清人金鶚著《釋民》云：“民之本義，當屬農(nóng)人?！吨杏埂穭e庶民于工商，以時使薄斂為勸庶民之事；····《孟子》許行、陳相皆治農(nóng)事，而曰愿為氓，亦可知民專屬農(nóng)矣?！?span id="s0sssss00s" class="font-size-12">［1］此與前引“使民以時”，正可互訓。

在“上”者所以要“好禮”、“好義”、“好信”，其階級斗爭意義，則在于使民“莫敢不敬”、“莫敢不服”、“莫敢不用情”；由此可見，孔丘“道（導）之以德”的政治路線，完全是為“人”的階級服務(wù)。

關(guān)于樊遲所以請學稼圃的目的，自來有各種解說；而從孔丘所說“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的答語推之，可知其意在用親身參加農(nóng)圃勞動的方法，進而解決奴隸逃亡（“民散”）問題，亦即對當時的“民”“人”矛盾提出“小人”階層的解決方案。此中義蘊，將在《后進異同考》篇詳論；現(xiàn)在只擬指出：樊遲以“小人”身分請學稼圃，被孔丘從“復禮”的“君子”立場嚴加呵斥，足證春秋過渡時期的“君子人”，亦與古代希臘的奴隸主階級同樣，對于“小人”及“民”所從事的體力勞動，持有極端輕視的反動態(tài)度。

春秋過渡時期，奴隸主世襲貴族的井田所有制，與新興富人的個體私有制拜存，其間雖有進步與落后之分，而卻將“民”的階級，置于兩種所有制的雙重剝削之中，因此，“民”對“人”的階級斗爭，實為推動奴隸制向封建制轉(zhuǎn)化的歷史動力；“人”的內(nèi)部分化及斗爭，即所謂“亂臣賊子”，亦唯利用“民”的力量，方能逐行其爭奪政權(quán)的“篡弒”活動。茲將“民”的反抗斗爭見于《春秋》三傳者，依年代順序，舉例如下：

（一）桓公二年：宋殤公立，十年十一戰(zhàn)，民不堪命。華督因民之不堪命，殺孔父而弒殤公。

（二）莊公二十八年：民慢其政，國之患也。

（三）僖公十九年：梁亡。初，梁伯好土功，民罷而弗堪，則曰“某寇將至”，乃溝公宮曰：“秦將襲我”，民懼而潰，秦遂取梁。（《谷梁》：“民為寇盜”。）

（四）文公三年：莊叔會諸侯之師伐沈，沈潰。凡民逃上曰潰。

（五）宣公十五年：初稅畝，非禮也?！豆颉ず卧b》云：“時宣公無恩信于民，民不肯盡力公田?！鼻迦绥娢臒A＜谷梁補注》云：“《漢書·五行志》劉向云：是時，民患上力役，解（懈）于公田。”

（六）成公九年：楚子重自陳伐莒，圍渠丘，·····眾潰，奔莒；楚師圍莒，莒潰。

（七）襄公八年：民之多違（違有背禮、棄君二義）。

（八）昭公元年：民叛不即其事。

（九）昭公十三年：民患王之無厭也，故從亂如歸。

（十）昭公二十三年：民棄其上。

（十一）昭公二十六年：民卒流亡。

（十二）哀公十四年：民遂叛之。

上述十二事，與《論語》所記“民”的斗爭活動，頗為一致，兩相印合，益足證春秋過渡時期“人”“民”階級矛盾的尖銳與斗爭的激烈。為此，孔門站在“人”的立場，提出種種方案，企圖“使民敬、忠以勸”，亦即使“民服”。例如：

（一）《學而》篇：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

（二）《為政》篇：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

（三）同篇：哀公問曰：何為則民服？孔子對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

（四）《泰伯》篇：君子篤于親，則民興于仁；故舊不遺，則民不偷。

（五）《顏淵》篇：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

（六）《憲問》篇：上好禮，則民易使也。

（七）《衛(wèi)靈公》篇：知（智）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知及之，仁能守之，不莊以蒞之，則民不敬；知及

之，仁能守之，莊以蒞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

（八）《子張》篇：孟氏使陽膚為士師，問于曾子。曾子曰：

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

上引八例證明，在春秋過渡時期，“民不服”“民不敬”，已形成世襲奴隸主貴族統(tǒng)治的政治危機，所以魯哀公問“何為則民服”（此與前引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義正相同）；其不服，不敬的表現(xiàn)，則為“民偷”、“民散”、“民免”。

“偷”字《說文》作“愉”作“婾”，有“巧黠”、“茍且”兩解，亦即“患上力役，懈于公田”，對井田所有制的奴隸制剝削，巧于怠工之義。正因“民偷”現(xiàn)象嚴重化，所以如何使“民勸”已成急待解決的問題?！皠瘛弊峙c“勉”、“勞”、“勤”等字互訓，“民勸”即使民不憚“憔瘁”、“盡心盡力”、“努力”于強制性的公田勞役，“以勞始，以廑終”，永遠“不怠”之義。［2］

“散”字舊有“失亡”、走”、“不復行列而聚”等解，則“民散”即是奴隸逃亡。舊注此“散”字為“輕漂犯法”，亦即逃亡的

奴隸聚眾為盜之義，《顏淵》篇所說“季康子患盜”，當即指此。

似此，則“民散”又與“民潰”互訓。［3］

“民免”之免，舊注釋為“茍免刑罰”，殊失本義。清人錢大昕持“免與脫同義”之說，則“免”即“散”，同為“逃亡”之義。［4］

與“免”字相對，此章“有恥且格”之“格”，則為“來”“至”之義。今人馬敘倫釋“各”字云：

席世昌、羅振玉謂即來格之格本字?！ぁぁぁぁぁち_以甲文作，謂從A為象足形自外至，從口自名也。倫謂···.··甲文所從之A、A即五篇麥字所從得聲之A，為來之初文?！ぁぁぁぁぁぜ蠢^之初文，而A之后起字，初止以足指向內(nèi)，表自我之對方而來之義?！ぁぜ孜幕蜃鳎嗦淖?。古入則脫履，出則納履，足履而向內(nèi)，明其為來也。［5］

據(jù)此可知，訓“至”訓“來”之格，乃“民散”、“民免”的反詞，亦即逃亡的奴隸，相率歸來，永安舊居；前引《樊遲請學稼》章所說“四方之民，強負其子而至”，亦指此事?！抖Y記·緇衣》篇引孔丘云：“夫民，教之以德，齊之以禮，則民有格心；教之以政，齊之以刑，則民有逐心”，正是此章“民免”“且格”之義。

凡此“民偷”、“民散”、“民免”，與《三傳》所記“民叛”、“民潰”，“民為寇盜”、“民不盡力于公田”等事，參證對讀，即可見春秋過渡時期，“民”對“人”的階級斗爭，是何等尖銳?？组T針對此種形勢，曾提出各種方案；如以上八例所說，此等方案計為：舉直錯枉，導之以德，仁以守之，動之以禮，慎終追遠，篤于親舊，好禮、立信等名色；總而言之，約為“德治”、“舉賢”兩類，其目的完全是為“人”的階級服務(wù)。關(guān)于此中秘密，魯迅先生曾經(jīng)指出：“孔夫子曾經(jīng)計劃過出色的治國的方法，但那都是為了治民眾者，即權(quán)勢者設(shè)想的方法，為民眾本身的，卻一點也沒有?！?span id="s0sssss00s" class="font-size-12">［6］我們前面所說孔丘站在“人”的立場，提出各種方案，目的只在使“民服”，亦是此義。

但是，春秋末葉，“人”“民”矛盾激化，乃奴隸制向封建制過渡的規(guī)律，孔丘妄圖使“民服”“民勸”的各種方案，只能是唯心主義的幻想。關(guān)于此點，孔丘自己亦已感到絕望的悲哀。例如：

（一）《雍也》篇：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

（二）《衛(wèi)靈公》篇：民之于仁也，甚于水火。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未見蹈仁而死者也。

似此，對于孔門的“德治”、“舉賢”等方案，拒不接受，足證“民”在春秋過渡時期，是最受壓迫的階級，亦是最革命的階級。

《論語》中尚有兩處言及“逸民”，從各方面看，均與“民”不同，需加考辨。茲先錄其原文，然后再行分析：

（一）《微子》篇：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言中倫、行中慮，其斯而已矣。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行）中清，廢（發(fā)）中權(quán)。我則異于是，無可無不可。

（二）《堯曰》篇：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

此處有三個問題需要解決：

第一，《論語》只在言“人”的場合，才提出姓名。例如：

（一）《雍也》篇以澹臺滅明為人。

（二）《憲問》篇以管仲為人。以子產(chǎn)為惠人。

反之，在言“民”的場合，從無一處提出姓名者。此因“民”在春秋時期，本來即是與家畜同類的活的生產(chǎn)工具，本來即無姓名。然而，一旦言及“逸民”，卻連續(xù)提出七位“大名鼎鼎”的人物。

第二，在《論語》中，只有“人”才有資格發(fā)“言”。例如：

（一）《泰伯》篇：人之將死，其言也善。

（二）《子罕》篇：達巷黨人曰。

（三）《路》篇：人之言曰。南人有言曰。

（四）《衛(wèi)靈公》篇：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膳c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知（智）者不失人，亦不失言。

（五）《堯曰》篇：不知言，無以知人也。

（六）《公冶長》篇：始吾于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

從此可知，不僅唯“人”才有發(fā)“言”權(quán)，而且亦唯“人”才有“言行”可觀?！断冗M》篇所說：“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只能是“人”的學習科目。反之，“民”在春秋，則不僅絕無發(fā)“言”權(quán)，而且亦無可觀之“行”。因此，《論語》全書，無“民”的說話；關(guān)于“民”的社會、生產(chǎn)的實踐，亦不名“行”而名“由”，亦即“民可使由之”之由。

但是，與“民”相反，“逸民”則“隱居放言”，“言中倫，行中慮”；且有政治身分可“廢”、可“辱”，其“廢”亦有“中權(quán)”與否的問題；其“志”又有“降”與“不降”的節(jié)操差別。凡此等等，足證“逸民”在春秋，政治地位之高，迥非“民”比。

第三，《論語》言“舉”，皆指“人”而言；凡所“舉”者皆是“人”，凡“舉人”者亦是“人”，而“民”不得參與其事。例如：

（一）《顏淵》篇：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智），子日：知人。樊遲未達，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樊遲退，見子夏曰：鄉(xiāng)（嚮）也吾見于夫子而問知（智），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何謂也？子夏曰：富哉言乎！舜有天下，選于眾，舉皋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于眾，舉伊尹，不仁者遠矣。

（二）《子路》篇：仲弓為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曰：焉知賢才而舉之？子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

上引二例涉及問題頗多，如“愛人”、“知人”問題，樊遲、子夏對“舉賢”的理解及態(tài)度問題等，均俟另由專篇分別詳論。于此只說：“舉直”、“舉賢”，目的只在于使“民服”，旣非“舉民”“錯民”，亦非“民舉”“民錯”。但是，“民”不可“舉”而“逸民”則可“舉”，“舉逸民”且可使“天下之民歸心焉”。似此，則“逸民”與“民”，名雖易混，而實非一個階級，彰彰明甚。

關(guān)于“逸民”的由來，史無明文可考。我們以為，殷周之際，由于生產(chǎn)力低下，被征服的氏族，其貴族與奴隸，往往被集體殺掉；甲骨、金文所謂“俘人”“伐人”，并與牛、羊、犬、豕，同作祭牲，即是此事。嗣后，由于奴隸制社會進一步發(fā)展，其所保留的宗法氏族遺制，至春秋而急劇瓦解，在新興個體私有制的封建生產(chǎn)方式日益壓倒井田所有制（“私肥于公”）的經(jīng)濟變革過程中，不僅大批殺掉奴隸的風習已經(jīng)絕跡，并且亦有“人”淪落于“民”的地位；此等“式微”的貴族，當即與所謂“逸民”，異名同實。至其淪落的原因，雖不甚可考，但依一般社會史的通例推斷，似不外乎破產(chǎn)、犯罪、政治斗爭失敗或亡國等事。春秋此類人物，如寧戚、百里奚等，且不必說；如據(jù)《呂氏春秋·開春》篇、《說苑·善說》篇及《史記·孔子世家》推敲，則叔向與孔丘二人，亦似均曾一度淪為“逸民”；上述孔丘將自己與“逸民”較量異同的口氣，當即透露此中消息。

正因“逸民”是從“人”的階級隱匿“民間”，在孔丘的“從周”立場看來，以其貴族傳統(tǒng)的政治、文化教養(yǎng)，當在“民”中有一定影響；所以說：“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睂嵓窗岩驯淮虻沟呐`主貴族重新扶植起來，妄圖復辟的反動措施。“舉逸民”一語，義正在此。

［1］《皇清經(jīng)解續(xù)編》卷六七O，三五一三六頁。

［2］參照清人管禮耕《釋勤》，《操羚齋遺書》卷四，《南菁書院叢書》本，一八一一九頁。

［3］僖公十九年“民懼而潰”，《榖梁》云：“民為寇盜”，是為“民潰”確話。

［4］《十駕齋養(yǎng)新錄》卷三，《皇清經(jīng)解》卷四四一，八頁。

［5］《說文解字六書疏證》卷三，九三一九

［6］《在現(xiàn)代中國的孔夫子》，《魯迅全集》第六卷，三一九頁。

注：甲骨文無法掃描，故以A代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