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94年，南宋王朝的第四位皇帝——宋寧宗在韓侂胄、趙汝愚等大臣的擁戴下繼位，改年號為“慶元”。上臺。新皇登基，既要體現(xiàn)與前朝的延續(xù)性，又要表現(xiàn)新意。所謂延續(xù)性，就是留用前朝大臣，也正是他們，扶立了宋寧宗；所謂新意，就是更加增重這些大臣的地位，以示酬庸。趙汝愚由知樞密院升任右相，一同謀劃此事的陳骙、余端禮各有酬獎，與留正、趙汝愚同任宰、執(zhí)。趙汝愚又推薦朱熹任侍講，召來楊簡、呂祖儉等道學名士，朝中正士充盈，文官集團的地位似乎更穩(wěn)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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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報功酬庸卻有不公之譏。爭取郭杲，是趙彥逾之功；獲得太皇太后的支持，是韓侂胄辦成的。趙汝愚對彥逾說：你我都是宗室，扶持皇室是本分，難道還要求報償么？對韓侂胄說：我是宗室，你是外戚，不要居功！然而，汝愚本人推辭一番之后，還是升任宰相了。而趙彥逾本來離執(zhí)政僅一步之遙，立下定策之功，卻未予升遷，反被遣去四川任宣撫使。臨走時給寧宗遞了一封名錄，將一干道學名士指為汝愚同黨。寧宗由是起疑。韓侂胄的官位提高不止一級，職務也由知閣門事遷為樞密都承旨，但是沒有得到他想望的節(jié)度使，更未能實現(xiàn)干預朝政的目標。他倒是想親近士大夫——當初士大夫一籌莫展之際正是他主動請纓，太皇太后才答應出面扶立寧宗。但是事過境遷，士大夫復以普通的“近習”待之。他幾次在宰相公堂出沒，被留正嚴詞訓斥：此地并非知閣每日往來處！侂胄被當頭澆了冷水。趙汝愚更是視之蔑如，朱熹勸汝愚盡早著手對付韓侂胄，他卻不以為意，認定侂胄掀不起大風浪。但是，侂胄不是普通的外戚，其曾祖為北宋名臣韓琦，母為高宗吳后之妹，妻為吳后侄女，其侄女又是寧宗皇后。其家族固然極有根底，與宮中的關系，更是深厚。??

趙汝愚既以處事不公而開罪他，又輕視他的力量。但汝愚旋即發(fā)現(xiàn)，侂胄反擊之凌厲，完全出乎他的意料。汝愚當初借重他的力量，后來卻不下力氣統(tǒng)合他，露出排斥他的意思，但又沒有予以全力打擊，直接結(jié)果就是給自己樹了勁敵。留正在光宗朝末，因抵制皇帝不過宮，“待罪”于城外。寧宗即位后，此舉被攻擊為“棄國”。寧宗本就對此不滿，而留正又未參與扶立之事，皇帝不必顧惜他。韓侂胄略施離間之術，留正就被罷職外放，而汝愚因此勢單力孤。汝愚本人是參與定策的，并且在道學家群體中享有崇高聲譽，可視作當時輿論領袖，其地位不易動搖，但其性格中粗疏的一面自始至終影響著他。當他成功將寧宗推上帝位后，向人宣稱，曾“夢孝宗授以湯鼎，背負白龍升天”，意思是孝宗轉(zhuǎn)托他立了寧宗。遂有人以“伊、周、霍光”恭維他。但自魏晉以來，“行伊霍之事”絕非可以自夸的話，向來被視作篡位的前兆。更何況“夢孝宗授以湯鼎”，可以有更不堪的解釋。與這個夢相配合，有太學生上書，要求皇帝“尊汝愚為伯父”，甚至外間傳聞，軍民要推戴汝愚。凡此種種，都證明汝愚本身已處在危機邊緣。這給韓侂胄徹底擊倒他，提供了機會。?

若止于向皇帝施加影響，還是不夠的。一個尚未坐穩(wěn)寶座的皇帝無理由地罷免深孚眾望的宰相，這是不尋常的事。即使有理由，最好也是由其他人提出來。易言之，僅控制皇帝是不夠的，在外廷也需培植勢力。韓侂胄充分利用一種特殊的人事制度：皇帝任免臺諫官可以出自“圣裁”，毋須經(jīng)由外廷。這是皇帝用以制衡外廷實務部門的重要權力。侂胄也借用此道，先鼓動皇帝更換了幾位臺諫，將他的黨羽安插其中，而后由他們以密集的彈章進行攻擊。入手之處，便是汝愚“倡引偽徒、謀為不軌，乘龍授鼎，假夢為符”，“欲行周公故事”。?

在宋代，時常有類似情景：不止一位臺諫彈劾宰相，通常宰相覺得無顏再居此位，會提出辭職，且通常辭職會獲得批準。汝愚被控以如此嚴重的罪行，也循常規(guī)請辭，并至城外浙江亭“待罪”?；实哿⒓锤┰势湔垺Ｈ暧抟慌傻脑诔缹W家，群起為之辯護。然而他們恰好正在趙彥逾遞給皇帝的名錄中，正應了“倡引偽徒”、結(jié)黨而謀不軌的指控。于是辯護者也受到猛攻，紛紛遠謫。而汝愚在韓黨連續(xù)的彈擊之下，受到進一步的懲處，被流放到靠近南嶺的永州（今湖南永州市），途中病死于衡州（今湖南衡陽市）。?

趙汝愚死后，韓侂胄為清除其支持者，復令臺諫以“偽學”之名攻擊道學名流。至慶元三年十二月，立“偽學”之籍，入籍者五十九人。次年五月，“禁偽學”。遂由科考不用“偽學”，在京之官不用“偽學”之徒，發(fā)展至禁止“偽學”之傳播。朱熹仍在建陽考亭講學，從者甚眾，亦未被強行驅(qū)散。故而，所謂“禁偽學”主要在于將道學的影響驅(qū)出官場，這對道學的傳播當然有很大影響。?

好在這一場迫害來去如潮，漲得快消得也快。頒布禁令后不久，與道學有點牽連的，已在朝廷銷聲匿跡，韓侂胄知足地放松了禁令，以和緩政治氣氛。此時，他的勢力已是如日中天，一般道學家者流，根本無法撼動他。他要將精力集中于更重要的事業(yè)，使本人的功業(yè)與地位相配。道學這才得到喘息之機，并于不久之后復振。?

寧宗登基之初看似如此強大的文人政治，怎么會突然分崩離析，立即發(fā)生韓侂胄的專政呢？文人政治是一種以文官統(tǒng)合其他力量的政治，但實際上未必是他們在掌控一切，至少皇帝的獨立性始終無法排除，與文官格格不入但以皇帝心腹的身份起作用的近臣，有時會成為一股危險的力量。真宗朝以后，文臣尚能成功壓制這股力量，但南宋初皇帝與文官集團不太正常的關系，尤其是孝宗朝以近臣助他掌控朝政，抬升了他們的勢力，韓侂胄便是孝宗朝的曾覿、龍大淵、張說和光宗朝的姜特立的后輩。不過韓侂胄與皇帝的關系更為緊密，又是扶立皇帝的大功臣，非一般從龍之臣可比。特殊的機遇造就了特別強有力的近臣。當他帶著宮廷的所有支持強勢來臨之時，文官集團便難以排斥他。?

當然，另一方面，文官集團自身也遠非立場一致，趙汝愚所薦拔、且與他唇齒相依的，主要是無功受祿的道學中人。至如趙彥逾等有功的文臣，卻被排斥。政場劇變引起的利益分配，反而導致文官集團的內(nèi)部分裂，趙彥逾之類的大臣，也參與到韓侂胄的密謀中，而一群文官受韓侂胄抬舉被安插到臺諫的位置，開始對趙汝愚的猛烈攻擊之時，文官的分化便完全表面化了。文官的分化不是一種新現(xiàn)象，至少在秦檜當權時期也曾發(fā)生過。不過這次不同的是，近臣獲得皇帝的堅決支持，前所未有地占據(jù)了主動地位。它標志著弱勢的皇帝對不同集團之間的關系無法應付裕如。然后，這或者也是非道學立場的專業(yè)官僚，依附于一位強勢人物，與道學集團的交攻。這一點，在朱熹于寧宗面前攻擊韓侂胄，惹得寧宗大怒之時，就正式開始。而韓侂胄掌權以后，他所用的，主體不還是文官嗎？他只是打破了文官政治的排他性。但他與他的黨羽，確乎持有一種進取心且愿意付諸實施，這倒成了他與道學家們比較不同的地方。而在他失敗之后，這種進取心，就成了不合時宜。慶元元年之后，韓侂胄與外廷處于友好合作的狀態(tài)，其地位已鞏固。之后位望日尊，至慶元五年封郡王，開禧元年（1205）又“平章軍國重事”，位丞相之上，甚至有丞相出其門下者。他的身份極其特殊：出自內(nèi)廷，卻已控制了外廷，至可任命丞相以下的外廷官員，相當于代皇帝行使職責。他的功名已到達頂點，但畢竟身份有些尷尬。出身近臣者，尚無專權的先例，不得視為名正言順。故而，他有意“立蓋世功名以自固”。所謂“蓋世功名”，除了“恢復”之外，別無他途。?

對北方邊情作長期關注之后，他得到令人振奮的消息：金在北境陷入長期、艱苦的戰(zhàn)爭，境內(nèi)發(fā)生饑荒，形勢岌岌可危。他的心腹淮西轉(zhuǎn)運判官鄧友龍是主要的信息來源。宋、金邊境的淮河兩岸，有一個在兩邊越境犯罪的團伙，一邊來剿，就跳到淮河另一邊，故稱“跳河子”。他們積累了一定的實力，希望有更大的作為，故而隨兩國形勢變化而決定立場。孝宗朝之初，他們曾因金朝的招誘，對宋有所不利。而到了嘉泰中，他們又來向宋“陳說利害”，告以金朝政局不穩(wěn)，欲與宋人合作謀取利益。友龍獲知此信，居為奇貨，向韓侂胄獻上。淮西前線的安豐軍守臣厲仲方，也傳來訊息，淮北流民希望過淮投靠，以此為金境內(nèi)大亂之證據(jù)。此外，金暫時關閉了兩國之間置于襄陽的榷場貿(mào)易，又于邊境屯糧增戍，這也顯示其國內(nèi)有危機，故而增強南面守御，以防宋軍乘隙進襲。鄧友龍還殫思竭慮，撰了一份用兵綱要遞上，而且關心備至，連某路用某大將也考慮得很周全。多個渠道都證明北方有大好機會，韓侂胄的進取心迸發(fā)，看到友龍深具可行性的報告，更增信心。?

很有意思的是，最后令他下定決心的，是道學家的友人辛棄疾。后者自紹興三十二年歸宋之后，一直密切關注北方的時局。他日夜不忘恢復，但四十年來，郁郁不得志。韓侂胄對他的遭遇和抱負了然于胸。嘉泰四年（1204）正月，辛棄疾從知紹興府任上被召到臨安垂詢，當時斷言金國必亂必亡，本朝應該有所行動。辛棄疾以權威的身份直白地闡明了他的見解，讓韓侂胄深為信服。不久，棄疾被起用為樞密都承旨，未受命而終?！端问贰纷I諷他久不得志，為規(guī)取功名而晚節(jié)不保，顯然未體諒他暮年未伸壯志的處境。年逾六旬，還未嘗為“恢復”大業(yè)作過什么貢獻，以后尚有多少機會等著他？?

韓侂胄也同樣有這種時不我待的心態(tài)。嘉泰四年，鄧友龍從淮西回京，受命出使金國“賀正旦”。與往常一樣，使節(jié)肩負收集情報的使命，而因為韓侂胄有用兵的念頭，友龍此次的使命尤顯重要。因一次巧合，他有了豐盛的收獲。途中居停于驛館之時，有人夜半求見，告以“金為蒙古困，饑饉連年，民不聊生，王師若來，勢如拉朽”。此正如童貫遇見馬植，隨后便是挑起南朝的北伐之心。?

俟鄧友龍奉使歸來，韓侂胄確定了北伐計劃，從開禧元年至二年上半年，三項工作同時進行。一是統(tǒng)帥和將領的安排，一是軍隊的布置，一是在金境內(nèi)聯(lián)結(jié)抗金武裝。在開禧二年三月中，先派程松宣撫四川，薛叔似宣諭京西，鄧友龍宣諭兩淮。次月，薛、鄧二人改宣諭為宣撫，由中央的代理人改為前線的統(tǒng)帥。將領的安排，除了東、中、西三線的互調(diào)，還有沿江的部隊向沿淮推進，力求為即將到來的以東線為主的攻勢做出最有利的部署。最后，以郭倪兼山東、京東路招撫使，統(tǒng)兩淮兵；鄂州都統(tǒng)趙淳兼京西北路招撫使、皇甫斌兼京西北路招撫副使，統(tǒng)荊襄兵；吳曦為四川宣撫副使兼陜西、河東路招撫使，統(tǒng)四川兵。東、中、西三路主帥與主將安排停當?；春右阅系难亟筷牶椭醒氲娜密姶蟛糠终{(diào)至兩淮前線。?

開禧二年四月，在正式進攻開始之時，中路已由“忠義人”收復蔡州褒信縣。五月，東線的戰(zhàn)局全面開始，“忠義人”朱裕結(jié)漣水縣弓手李全，焚海州漣水縣。但是，“忠義人”即宋所策反的金國的平民或游寇，起的作用很有限，僅限于經(jīng)過突襲暫時占領一兩個縣而已。所以，關鍵還是宋自己的大軍迅速跟進。?

五月，北伐正式開始，其過程異乎尋常地簡單。先復泗州（今江蘇盱眙縣西南），又復虹縣（今安徽泗縣），復新息縣（今河南息縣）、褒信縣（今河南息縣東北包信鎮(zhèn)），僅一州三縣之地。緊接著就是一系列的敗績，中路軍敗于河南南部的蔡州、唐州之役，西路軍潰于城固縣。最關鍵的東路戰(zhàn)役，敗勢更是驚人。東路的三支軍隊，田俊邁的濠州軍，郭倪之弟郭倬的池州軍和李汝翼的建康行馬司軍，出發(fā)時不帶輜重，攻打泗州時，宋軍就四處搜集民戶店鋪寺廟的竹竿木竿，綁成長梯，因為泗州城是很低的土墻，又缺人防守，輕易攻了下來。攻占泗州后休整很長時間，又以同樣的方式攻打宿州。但宋軍休整過程中，金軍主帥仆散揆已調(diào)撥援軍赴宿州。宋軍到達之后，先選了一塊寸草不生的平地立營，恰好在泄洪區(qū)中。當夜開始下雨，次晨，營地水淹及膝，宋軍驚慌四走。正逢金方援騎兩千人到達，城內(nèi)也遣兩千人夾擊，宋軍幾萬人立即潰散，連夜南逃，躲入蘄縣（今安徽宿州市南蘄縣鎮(zhèn)）城中。清晨宋軍欲出門再走，已被金軍圍堵。作為放行條件，郭倬、李汝翼獻出了金軍痛恨的邊將田俊邁，才得以竄歸。隨著東路軍的潰回，北伐的主要戰(zhàn)事，在出師同月就結(jié)束了。次月宋軍攻克壽春府，然而主力既然退走，在淮河以北占領一個突出部實屬不必，故旋即放棄。中路軍本想進攻蔡州，聞東路敗訊，也放棄了計劃。?

主攻的東路宋軍，從六月開始全線撤退，攻勢已不可為。現(xiàn)在主動權在金一邊。接下來四個月時間，是金軍的準備期，將各地軍隊向南面集中。宋軍仍在淮北發(fā)動零星的攻勢，但主要的態(tài)勢是等待受攻，因為之前的北進，主力被擊潰，新的攻勢無法迅速組織起來。到了十月，金軍先完成調(diào)遣，在東、中、西三線以九路大軍同時推進。十一月，東、中兩路軍先后進入宋境，攻城略地，進展迅速。東面淮北之地幾乎盡喪，中路襄陽被圍。長江以北諸州也大多淪陷。此時的韓侂胄，已是急于求和了。但和議只是停留在雙方邊帥的層面，無法在短期內(nèi)完成，金軍繼續(xù)忙著占領江北淮南的剩余土地。?

自紹興和議締結(jié)之后，每逢用兵，西路都不是主攻方向，但西路并非不重要。它不僅可以牽制敵方大量兵力，且位居長江上游，對中、下游起著遮蔽的作用。紹興九年吳玠去世后，宋廷將四川兵力割與幾位都統(tǒng)制分領，其后又將吳氏子弟調(diào)至中、下游任職。但韓侂胄為了利用吳氏的威望統(tǒng)合西線的力量，將吳璘之孫吳曦，由臨安調(diào)任四川宣撫副使，實為四川軍隊的最高統(tǒng)帥。吳曦早有預謀，返川之后，即刻策劃叛宋。在東、中兩路發(fā)動攻勢之時，他按兵不動，暗中聯(lián)絡金人，將宋在陜西僅存的階（治今甘肅隴南市武都區(qū)東）、成（治今甘肅成縣）、鳳（治今陜西鳳縣東北）、西和（治今甘肅西和縣）四州獻與金人，換得其支持，以倚金自立。在最危急的開禧二年十二月，吳曦僭位于興州，受金冊封，稱蜀王。?

三路形勢全部失控，對韓侂胄打擊極大。為阻止吳曦引入金軍，他一度準備承認吳曦的自立，去信告知，承認吳曦為蜀王的正式文件馬上就頒下。不過文件還沒有發(fā)出，開禧三年二月，吳曦為部下安丙、楊巨源所誅。同月，金軍主力因為“方春地濕，不可久留，且欲休養(yǎng)士馬，遂振旅而還”，主帥仆散揆卒于歸途之中。危機暫時全面解除，韓侂胄得以大大松了口氣。但是，淮南之地還是金軍占著，為了取回失地，接下來的主要事務，就是不得不重新締結(jié)一個和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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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軍固然因猝不及防，在西線被安丙等收回四州，但仍占著大散關和兩淮之地，氣勢迫人，提出的諸多條件中，最苛刻的一條是，要韓侂胄首級。侂胄大怒之下，當即拒絕了和議。但是，朝中有意于和議的，大有人在。?

不過，金方的要求只是提供了一個契機，讓韓侂胄的反對者下定決心的契機。對侂胄的首級造成根本威脅的關鍵，還是外廷、內(nèi)廷的環(huán)境變了，而侂胄卻不自知。侂胄在北伐一事上雖然輕疏，但北伐失敗之后，卻力求賞罰嚴明，盡管是親信，也都為前線的失誤付出沉重代價。他查明了郭倬執(zhí)賣田俊邁之事，將郭倬斬于鎮(zhèn)江。郭倪也因接連指揮失當，被罷職遠謫。而他留下的殘局，則交由侂胄的合作者郭杲去收拾。郭杲以“主管殿前司公事”的身份巡邊，他掌管的京城和皇宮的安全事務，則交由“殿前司中軍統(tǒng)制”夏震暫時管理。郭倪、郭倬兄弟，皆是郭杲子侄，郭氏一門本來在首都與地方掌有相當大的兵權，經(jīng)北伐一役，銷蝕殆盡。軍方以外，他多年以來提拔的要人，也因為跟著他開邊，最終一個個被他秉公辦理了，朝中重臣如蘇師旦等，地方要員如程松、鄧友龍等皆然。故而不得不用上跟他的關系不近不遠的人物，如宰相錢象祖，參知政事衛(wèi)涇、李壁，同知樞密院史彌遠（史浩之子），都遠非同心同德。他在朝中的主要支持者也幾乎全體淪沒。侂胄之周邊，亦不再安全。?

更嚴重的不安全因素，來自宮中的變化。慶元三年太皇太后吳氏薨，侂胄失去了最有權威的支持者。慶元六年韓皇后薨，他又失去了離皇帝最近的支持者。為皇帝續(xù)弦之事，侂胄費盡心思。有二人有資格爭奪皇后之位，一是柔婉的曹美人，另一位是有權術的楊貴妃。侂胄支持曹氏，俾利于他照舊控制宮廷形勢。然而懦弱的寧宗這一次卻是百折不回，非楊氏不可。最后楊氏正位，侂胄在宮中為自己樹一大敵。??

侂胄聲勢煊赫之時，宮廷內(nèi)外這些潛在的反對者隱忍不發(fā)。但當侂胄的力量零落之后，他們便暗中通同合作。金方的議和條件提供了重要的動機。除侂胄親信陳自強之外，所有的宰執(zhí)都參與謀劃，楊皇后與太子，以及太子之師、禮部尚書史彌遠起了關鍵作用。開禧三年十一月，史彌遠以楊后偽造的密旨授夏震，夏震遂誅侂胄于上朝途中。經(jīng)過大臣公決，次年（嘉定元年，1208）正月，宋函送侂胄首級與金，兩國才得以再度締結(jié)和議。至此，虎頭蛇尾的開禧北伐，宣告結(jié)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