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么說現代人就連表達痛苦的權利也被巧妙地剝奪了。原因是在心理學與形而上學此長彼消的今天，人之存在的普遍性被籠統(tǒng)地解釋為“個人的社會功能喪失”。

即在今天對于千千萬萬的不同存在的個人來說，痛苦的主體已不再是人，相反它成為了群體性的習得性無助。伴隨著群體性的習得性無助，文化工業(yè)以強勁的姿態(tài)占據了生活的精神生活的首要地位。

可以隨時將個人涅滅的文化工業(yè)，將人的感知不斷切割成細小的碎片，人固然可以短暫地避開存在問題攜帶的痛苦，但卻持久地不間斷地時刻接受著存在問題帶來的陣痛?，F代人根本沒有能力將這些問題一次性解決，更遑論改變與進步。也就是說在文化工業(yè)無孔不入的前提條件下，今天的人們已經無法再回答進步的問題了。

關于這一問題我們可以用許多種理論進行揭示，其中不管是德波的《景觀社會》還是馬爾庫塞的《單向度的人》等等批判理論都在向我們一一證明。

{ 景觀的本質是拒斥對話。它消解了主體的反抗和批判否定性，人只能單向度的默認。

在生活中，如果人們完全順從于景觀的統(tǒng)治，逐步遠離一些可能的切身體驗，并由此越來越難以找到個人的喜好，那么這種生存狀態(tài)無可避免地就會造成對個性抹殺。}

— 居伊·德波《景觀社會》

如何理解德波的這兩段話呢？

困在算法中的外賣員，他不再是一個人，而是一個外賣系統(tǒng)中的小點，出發(fā)地與目的地甚至是所用時間完全被系統(tǒng)所操控。與常理相悖甚至詭異的是，外賣騎手的配送時間并非行動之后所產生的，而是在行動之前就事先的被算法定死。

理論上說，在行動之前就已經決定了行動結果在現實條件下是不被允許發(fā)生的，因為它忽視了現實的復雜性、意外性。隨時一個意外的發(fā)生就可能使得這個結果產生偏移，但由于這個逐利的系統(tǒng)要不斷地將自身利益最大化，否認現實的復雜性，將人困在算法中的措施使得它行動的風險被巧妙地轉移到了，外賣員身上。

但由于外賣員雖然是參與勞動的主體，規(guī)則的制定權卻并不在外賣員手上，留給的選擇要么是默認規(guī)則，要么走人。離職僅僅代表著一種對不合理的拒斥，并非與不合理的協(xié)商。

而留下來選擇繼續(xù)工作的外賣員，只能盡可能杜絕意外的發(fā)生才能完成系統(tǒng)對他的規(guī)定性，并不斷地肯認這個規(guī)定性。他只能在自身行動中尋找原因。而非去發(fā)現系統(tǒng)中的不合理，但事實上就外賣員不斷地加速的過程中依然無法完成系統(tǒng)的規(guī)定性這一點，就足以證明，算法本身的不合理性。

它不是以人為目的，而是以人作為手段，也就是異化勞動。直接明煉地說是系統(tǒng)并不愿意承認外賣騎手作為人的存在。

從這個例子中，我們就可以解釋何為景觀社會，景觀的在場是對社會本真存在的遮蔽，也就是說在這樣的社會對于人本身的需要、人本身的渴求、人作為主體行動的權利被塑造的景象悉數遮蔽、拒絕在外。

而人只能在這樣的社會中不斷進行削足適履式的迎合，在這項社會協(xié)作中，個人永遠無法按照人的向度去發(fā)展，只能淪為桌面上的撲克牌，什么場合出現什么效用。用放棄個性贏得他人的認可就是這個規(guī)則中的先決條件。

在道德秩序中現代人所承受的，并非自律，而是不斷肯認其系統(tǒng)合法性的他律。在長期他律的過程中人看似擁有自由的選擇，其實一切都是以無知、無能作為這種內化的代價交換得來的。

在馬爾庫塞的《單向度的人》中就為我們闡明了不斷接受系統(tǒng)合法性，并且無法去進行質疑的社會群體意識養(yǎng)成習慣。

我們可以想，如果沒有一切廣告、沒有一切灌輸性的新聞媒介和娛樂媒介，就將使人陷入創(chuàng)傷性的空虛之中，誠然這是一個難以忍受的噩夢。在那里，他會有機會去驚奇、去思考、去了解他自己及他的社會。失去他那虛假的父親、領導、朋友和代表之后，他就一定會重新學習他的語言，但是他將構成的那些詞語和句子可能會大不一樣，他的愿望和擔憂也會不一樣。

因此在一個壓抑性社會中，文化工業(yè)的存在一定是必要的，它維系著臣服式圖式的正常運作?！罢蔚囊鈭D必須滲入到不斷進步的技術中才能完成對否定性思維的遏制?！边@一個概念的所蘊含的意思只能為我們推導出如下的結果：

即，只要奴役狀態(tài)普遍存在，思想自由和言論自由就必定還是一種階級特權，因為思想和言論的背后存在著某個主體，而這個主體的生活則完全依賴于它所施加的這種強制功能。

在這里，單向度的思想成為了人類活動的歷史意識，在這個歷史階段內人的活動中的勞動與生活來說淪為了與社會中心和個人相對立的沖突與矛盾。那么對于這部分群體，也就是并非自由和言論主體的來說，單向度已然成為了他們集體共有行動觀念與僅能把握的思想。

故而對于社會的絕大多數人們來說，他們已經不再具備批判的、否定的、超越性和創(chuàng)造性的內心向度，人們也沒有能力再去想象另外一種生活。尋求改變的前景雖然暗淡，但也絕不是毫無出路。

我們業(yè)已清楚歷史的本質就是人類活動的產物，倘若在群體中逐漸將真意識與假意識，也就是自律和他律的決定權循序漸進地拿回來。那么對于人們來說這一痛苦的權力就能逐漸得到揭示，進而獲得承認。

只有在這樣的時刻里，我們才能擺脫黑塞式的精神與愛欲的兩極對立，不再受困于庸俗的身份認同，在感受到痛苦的時不必僥幸地滑入心理學所框定的范疇，進而了解人之存在的必要復雜性，正視那不可剝離、不可揚棄的人之根本性問題。

在此之前，我們只需要緊閉雙眼，用行動去否認社會是唯一勝過個人的精神力量的根本性事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