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是一套叢書的，但明顯對外漢語文化教學研究就沒有語法研究底氣那么足，否則你想想這么多年文化大綱還停留在紙上談兵的階段，大家講原則講了這么多，就是見不到具體干貨，誰叫文化這個坑挖得這么深呢？文化教學研究看起來簡直和詞匯教學研究就像是一對難兄難弟，大家走走相互雜糅的路子。

想給對外漢語文化教學提供一個指導性的大綱，就會面臨這樣的問題：

如果是“以語言為本位的文化大綱編制模式，其出發(fā)點是語言及其子系統(tǒng)，即從語言的詞匯（語義）系統(tǒng)揭示和解釋詞語的文化內(nèi)涵，或從語言的語用系統(tǒng)切入發(fā)掘與語言使用相關的文化規(guī)約。

采用這種模式比較容易把文化大綱和詞匯大綱或功能大綱有機結合起來，而且也便于設計和劃分文化大綱的等級標準，然而對文化因素定量處理難度較大，因此它所展現(xiàn)的文化因素難免失之凌亂，缺乏系統(tǒng)性”——解決不了定量的問題，沒辦法批量復制成為一個范式的系統(tǒng)；

而如果要是以文化為本位文化大綱擬制模式，那就“比較容易對文化因素進行定量處理，但是對文化項目進行等級標準劃分時則有較大難度，所以較難使文化大綱和語法大綱、詞匯大綱和功能大綱等結合成為一個有機的對外漢語教學大綱整體”——定量問題解決了，但捏合不到對外漢語教學的框架里去，和語言子系統(tǒng)沒法有機結合。

可以這么說，對外漢語文化教學與文化因素教學，貫穿始終的就是定位，定性，定量的任務，目前我們的學者只解決了一個半——就是定位清楚了，定性解決了一半，至于定量的話，咱還是回去先聊聊文化大綱的事吧。

這里還有三個具體問題：語言教學要不要同文化教學結合起來，能不能同文化教學結合起來，怎么同文化教學結合起來，也是只解決了一個半——肯定要，理論上能，實際上不好整……所以這書越到后面定量的部分就越發(fā)棘手。

即便不說定量的事，就算定性中跨文化交際的部分就開始虛了，姿勢擺上了，奈何充血不足。我要沒記錯的話，畢繼萬還是其他學者專門寫過一篇論文講中國跨文化交際研究的現(xiàn)狀，大意就是：跨文化交際這方面的論文，什么阿貓阿狗屁也不懂都要來插一腿，《故事會》的風格，《走近科學》般的案例，實際研究價值為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