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般人的心目中，總有一個印象，以為陶淵明是超乎時代的，仿佛和他同時代的人有著很大的距離似的。加上歐陽修說過這樣的話，“晉無文章，唯陶淵明歸去來兮辭而已”，更令人覺得陶淵明是獨來獨往于那個時代了。我也不否認他高出時代，但我卻更愿意從另一個角度來看他和他那一個時代的湊拍處：他絕沒有和他的時代切斷，他絕不是游離于那個時代之外，他乃是深深地和那時代的傳統(tǒng)相遞接著，他也是隱隱地向一個時代開拓著?！鋵嵢魏嗡^超時代的人物，我們都可作如是觀！

陶淵明是紀元后四世紀后半到五世紀初的人物。在思想上，那風靡于二世紀的老莊思潮（為何晏、向秀、郭象所倡導著的），曾深深地浸潤著他的心靈。不錯，他已漸漸有了儒家的傾向，這恰是他代表了時代之處。因為，儒家思想之抬頭，不能不推八世紀的韓愈，他是一個象征人物，他后來開了宋代理學的先河；但你想，由道家到儒家，中間能沒有一個轉換時期的人物——兼有二者色彩嗎？這就是陶淵明。宋代的歐陽修、蘇軾、朱熹之所以推許陶淵明，我們可以在這里也得到一個解答。

撇開思想不說，陶淵明的風度也依然是所謂魏晉人的風度。他那“裸葬何必顯，人當解表意”和劉伶的“死便埋我”，有何區(qū)別？他常常把頭上葛巾拿來漉酒，漉完了就又戴上，他說，“若復不快飲，空復頭上巾”，這不也和阮咸約群豬來共飲的行徑差不多嗎？他答應去做彭澤令的時候，是因為“公田之利，足以為酒，故便求之”，這不也像阮籍聽說步兵廚營人善釀，有貯酒三百斛，乃求為步兵校尉么？刺史王弘要去見他，他便稱疾不見，這也很像嵇康不理會鐘會的故事。不過他比嵇康稍微圓通一些，后來王弘托陶淵明老朋友龐遵半道里把他截住，酒吃得高興了，王弘也就乘機而出，便竟沒有遭陶淵明的難堪，但這也只能說是程度之差而已。這大概因為時代不同，性格不同，所以比嵇康的偏激便沖淡了不少，然而嵇康那樣的影子還是呼之欲出啊！

被后來人所稱為最足以代表魏晉人時代精神的書是《世說新語》，這時代精神可以用四個字來形容，這便是“簡約玄?！保ㄔ邸妒勒f新語序》），但陶淵明的詩不是也為鐘嶸稱為“文體省凈，殆無長語”么？二者多么相似——從這種意義說，陶淵明的作品，也可以說就是魏晉人時代精神的沉淀物或結晶體了。陶淵明的“好讀書，不求甚解”，后人以為高超，其實這也就是向榮（注：查詢詩句知是向秀，卻不曉得為什么稱作向榮）之“探道好淵玄，觀書鄙草句”（見顏延之《五君詠》）。當時本有這么一種風氣。如何能說陶淵明是和時代隔絕呢？——不但不隔絕，而且太密切了！

我們又知道在陶淵明之前的半世紀有郭璞，郭璞對《山海經》《穆天子傳》有著極大的興趣，而陶淵明也就“泛覽周王傳，流觀山海圖”；郭璞的同時有干寶，干寶處在那愛好小說的時代，著有《搜神記》，而陶淵明也便有《搜神后記》（從前人都疑《搜神后記》是偽書，唯陳寅恪先生說未必偽，茲依陳先生說）。（注：如魯迅便認為“陶潛曠達，未必拳拳于鬼神，蓋偽托也”。）這都可以看出那時的風氣，而陶淵明不在這風氣之外，他不但沒落伍，而且很“時髦”，如果“時髦”不是壞字眼。

單以陶淵明的純文藝作品論，那就尤其明顯。我們可以分題材和表現(xiàn)法二方面論。他的題材有很多是承襲的：

《感士不遇賦》承襲董仲舒《士不遇賦》、司馬遷《悲士不遇賦》。他自序中已說明（注：曰：“昔董仲舒作《士不遇賦》，司馬子長又為之。余嘗以三馀之日，講習之暇，讀其文，慨然惆悵?！保?/stro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