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幾天我們講了《禮治秩序》，相信大家對差序格局又有了更深的理解，那么今天我們來講禮治秩序下的第一、二個部分——《無訟》與《無為政治》。

首先我要說我相信大家是分得清“權力”和“權利”的區(qū)別，前者是power，后者是right。

一、無訟——“禮法結合”的中華法系

如今的“律師”可是一個非常吃香的行業(yè)。在古代，“律師”被稱為“訟師”，可是“訟師”的地位卻遠沒有今天的“律師”的地位高。這是因為鄉(xiāng)土社會是如我們前面所說的“禮治秩序”的，以“禮治”來維護社會秩序，而不是以“法治”來維護禮治秩序是“無訟”的。在現代社會，我們不可能每個人都精通法律，但是我們每個人又都必須生活在法律中，于是我們不得不咨詢律師，律師的地位自然也就高了。

然而，這里就是有一個問題了，既然我們說鄉(xiāng)土社會是“禮治”“無訟”，那是否就意味著中國歷代王朝就不需要法律呢？看過《大宋提刑官》《神探狄仁杰》的人顯然是會說需要的。沒錯，我們中華法系非但是世界四大法系之一（另外三個是印度法系、大陸法系和英美法系），而且還對歷代王朝、東亞各國都產生了很深遠的影響。《唐律疏議》作為中華法系創(chuàng)立的標志，成為《宋刑統(tǒng)》《大明律》的藍本。根據唐律，日本在文武天皇大寶年間制定了《大寶律令》，朝鮮也制定了《高麗律》。那么，費孝通先生憑什么說鄉(xiāng)土社會是一個“無訟”的社會呢？

在這里大家就需要注意了，有法律不一定意味著法律就要被用。鄉(xiāng)土社會是有法律的社會，但不是以法律為主導的社會。中華法系的一個重要特征就是“禮法結合”。在中華法系形成前，董仲舒就開始律令儒家話；魏明帝還設立了專門以儒家經義闡述法律的“律博士”。而到了中華法系形成后，且看那明代思想家顏鈞是如何評價《大明律》的吧：

《大明律例》,一部禮經。禮法立教,出禮入刑。

人知守禮,自不非為。非為不作,刑法何拘?”

——明·顏鈞《箴言六章》

這是在說，禮治社會有法律，但不是以法律為主導的。所謂的“治”，其主體并不是“法”，而是“禮”。因此即使是“法”，也滲透進了諸多“禮”的因素。

“無訟”就是幾乎沒有“訴訟”，并不是沒有法律。在以儒家思想為理論基礎“禮治秩序”下最理想的方法是“教化”，而不是“折獄”。有句話叫“家丑不可外揚”，禮治秩序是要求人們發(fā)自內心地認識到自己的行為是否“對”，是否“成”，是否“合”。打官司就是意味著在破壞禮治秩序，這是“不對”“不成”“不合”的。我們中國過去的小說戲劇像《竇娥冤》，就是不管竇娥是否有罪，既然要打官司，就必須先打個幾十大板，這是因為她不服禮治秩序的教化，破壞了禮治秩序。

相信講到這里大家還是云里霧里，于是費孝通先生舉了一個“足球裁判”的例子：

可能這樣會好理解一點（根據我蹩腳的足球知識）：

第一，在鄉(xiāng)土社會，對抗“禮治”是不被允許的，就像是足球比賽時不服裁判的黃牌很可能會被升級成紅牌，然后遺憾下場。

第二，在鄉(xiāng)土社會，社會矛盾糾紛的化解是有順序的，一般都是是先訴諸“禮治”，再求助于“訴訟”。然而，求助于“訴訟”也就意味著對“禮治”的“不信任”，意即“對抗”。而“對抗”是不允許的，因此求助于“訴訟”就是破壞禮治，是需要受到懲罰的。這就像是我們勞動爭議仲裁的時候的“先裁后審”原則，禮治社會是“先禮后法”的。如果“禮”能夠解決矛盾糾紛，那就用“禮”來解決；如果“禮”解決不了，那就再上衙門——報官！

“禮治秩序”就是這個“裁判”，它要求人們“發(fā)自內心”的明白什么是對，什么是錯；什么是合，什么是“不合”。當然，總有人會為了自己眼前的利益而背著“裁判”而越出規(guī)則。我們常常說“子不教，父之過。教不嚴，師之惰”，“觀眾”就是社會上的所有人，他們知道有人“犯規(guī)”了，就會“唾棄”他，并使他的名譽蒙羞，也使他全家以及老師的名譽蒙羞。當然，如果這個人可以及時認識到自己的行為是“不對”“不成”“不合”的，那就不能算是破壞了禮治秩序。因為他還是向禮治秩序下的“教化”服從的。

禮治就是對“傳統(tǒng)規(guī)則”的服膺。長期的教育把外在的規(guī)則，即“教化”內化成個人的習慣，維持禮治秩序的力量不在于外在的“權力”，而是一個人“發(fā)自內心”的“修身”，即“克己復禮”。當然，這樣子的禮治秩序只是理想，還是有人為了某些利益越出規(guī)則的。因此，“打官司”就意味著一個人“教化”的不足或不服“教化”，大家都害怕“家丑外揚”，或言“社會性死亡”，人們也就不愿意打官司了。

因此，鄉(xiāng)土社會化解矛盾的方式絕不是“訴訟”，而是“調解”?！罢{解”就是一種“教育過程”，“教化過程”。請幾個德高望重的“長老”或知書達理的“先生”來“評理”。通常都是先把矛盾雙方先大罵一頓，說是“丟祖宗的臉”，“丟村子的臉”，告訴他們趕緊“各自”領了錯去，就算是“和解”了。這和裁判吹哨子的時候，只給紅黃牌表示哪里犯規(guī)，卻不多加討論不是一個道理嗎？其實就是在利用你對“權威”的“敬畏感”來威懾你，讓你主動收起僥幸心理，讓你“回頭是岸” “適可而止”。

“無訟”的狀態(tài)其實就是一種沒有人破壞禮治秩序，大家始終尊“禮”，服“禮”的狀態(tài)。

接下來，費孝通先生就根據以上他的論述，對中國鄉(xiāng)土社會的法治化進程評價。當然，大家首先要把語境轉入上個世紀的上半葉。

現代社會講究“權利與義務”，國家為了維護合法權利，并保證公民依法履行義務，所以頒布了許多的法律。但是一個法官下判決的初衷，絕不是“教化”，而是“懲罰”?！皯土P”一個人侵犯了其他人的“合法權利”或沒有履行自己的“法定義務”。我們常常說“法律一旦頒布就必然滯后”，這是為什么？如果我們可以僅通過“分辨是非”而認定一個人是否有罪，那是在“教化”，因為“分辨是非”根據的是“道德”而非維護權利的“法律”。而法律條文是在生效后才可以運用的。

可是當現代社會沖擊鄉(xiāng)土社會的時候，人們的思想觀念依然處于一種“禮治”的狀態(tài)，對于“法治”是相對抵觸的。而且，有一些不服“禮治”的“無賴”，就會在鄉(xiāng)土社會“作惡”后利用法律去保護自己。法律是講究證據的，“禮治”卻講究個人發(fā)自內心的“教化”，這些“無賴”大可以利用所謂的“證據不足”去判定自己那所謂的“無罪”。還是舉《竇娥冤》的例子：

張驢兒對蔡婆和竇娥的敲詐、壓迫和霸占，是不符合“禮治”的，張驢兒為了霸占竇娥，設計想“藥”了蔡婆，卻沒想到“藥”了自己父親張老兒。張驢兒于是就利用證據全部指向竇娥這一點而逼迫她，最終“依法”害死了竇娥。這樣的劇情很諷刺，但在當時社會上極為真實的。《紅樓夢》中薛蟠殺人后買通賈雨村徇私枉法也是這么個的理。

這里我再多說兩句，像張驢兒、薛蟠這種壞蛋是如何利用法治來逃避罪責的：

首先，訴訟強調的是“證據”，這就意味著證據不足就等于無罪，只要你不主動承認自己有錯，法律就不能說你有錯。（疑罪從無）

然而，禮治強調的是“敬畏”，如果我不能證明你有錯，我就可以憑借我的威嚴來威懾你，讓你主動說自己有錯。這樣做有一個好處就是可以省去很多麻煩，不用像《破冰行動》里抓東叔一樣那么糾結，直接威懾東叔交代一切就行了?！罢x只會缺席”的現象也就會很少發(fā)生。

因此，鄉(xiāng)土社會的人們對于“法治”就越發(fā)抵觸了，仿佛法治反而成了壞蛋的保護傘。這對于“法治化”是非常不利的。

因此，費孝通認為，不能急于向鄉(xiāng)土社會推行現有的司法制度，它非但是在破壞“禮治秩序”，還不能很好地建立起現代化的“法治秩序”。必須要在社會結構和思想觀念上下很足的功夫。如果強行向鄉(xiāng)土社會推行法治化，是不符合客觀條件的。因此，法治工作者的當務之急并不是向鄉(xiāng)土社會推行法治化，而是要先改變鄉(xiāng)土社會以教化為主導的基本特征，要先改變鄉(xiāng)土人民保守、定型的經驗性思想，否則只會使群眾對法治產生抵觸。在每一次社會變革中，思想永遠是最大的阻礙。

二、無為政治：“社會沖突”與“社會合作”——“橫暴”與“同意”

根據權力的劃分，我們可以把社會分為兩種，一是注重“社會沖突”的，一是注重“社會合作”的。老規(guī)矩，先來一個形象好玩（抽象陰間）的例子：

我們來說一下《Lycoris Recoil》（《莉可麗絲》）里的胡桃。作為世界頭號“黑客”的胡桃，一出場就是被追殺的場面。在這里，胡桃與他人發(fā)生了某種“社會沖突”，于是就委托錦木千束和井之上瀧奈行使她們作為Lycoris的“橫暴權力”，幫助她打擊追殺者、逃跑并成功“假死”。

然而呢，到了莉可咖啡館后，胡桃不能只“享受”千束和瀧奈給她的受到保護的權力啊，她必須要“合作”。于是，作為咖啡館的“黑客”，她幫助千束與瀧奈黑進DA、獲取情報、調整輿論，與千束、瀧奈發(fā)生了“社會合作”。在這里，胡桃享有著“同意權力”，因為在那里，只有胡桃會世界一流的信息技術，這是千束和瀧奈都不會做的。在官方小說《Lycoris Recoil Ordinary》中，胡桃還用她的黑客技術幫香菜刪除了社死照片。

“社會沖突”的權力表現為在上的團體或階級支配在下的團體或階級，發(fā)號施令，是征服者支配被征服者行動。這樣的權力是“壓迫性質”的。我國是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人民就是這個“征服者”，敵人就是“被征服者”。人民利用軍隊、法庭、監(jiān)獄等實體性的國家機器對“敵人”進行“壓迫”，以達到維護社會治安的目的。當然，我們不能說“壓迫”就是不好的，要看清楚對象，我們不應該“壓迫”不該受到“壓迫”的人，也不能讓那些應該受到“壓迫”的人逃離壓迫，這是“合法的壓迫”，也就是上文所說的“人民專政”。費孝通先生稱這樣的權力為“橫暴權力”。

“社會合作”的權力表現為不同社會成員的社會分工。一個人不可能完成生活中的所有事務，因此就需要大家共同合作。這樣就減輕了生活負擔，增加了“享受”。當然，一個人不可能只是“享受”，既然是“合作”，就必然是要提供勞動的。這樣才能保證“合作”的相對性，是自己獲得利益的同時，也要以讓他人獲得利益作為交換。這是人們相互同意，也相互監(jiān)督的權力。這就是我們社會契約中所說的“權利與義務”，我們在享受自己的合法權利的同時，必須要履行法定義務。上文我提到我國是“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這樣的權力就是我們的“人民民主”。費孝通稱這樣的權力為“同意權力”。

這兩種權力，前者以“壓迫”為性質，后者以“性質”為基礎，但這兩種權力并非是沖突的，并非是你死我活的關系，而是對于不同對象的不同處理——“敵人”與“人民”。

“權力”之所以“誘人”，是因為“權力”是可以產生經濟利益的。還是拿我國舉例子吧。

“橫暴權力”方面，在我國，人民是統(tǒng)治階級，人民反對、打倒敵人，是為了維護自己的“生命財產安全”，這個概念在法律上的解釋是“人身權”和“財產權”。當然如果放到舊社會而言，一個團體或階級“壓迫”另一個團體或階級，必然是要使另一個團體或階級也能獲得一定的經濟利益，這樣才能保證權力的持久。

“同意權力”方面，人民間約定建立“社會契約”，厘定“權利與義務”，這樣就可以在保障集體利益的同時，獲得自己應有的利益，這樣的利益，很大一部分都是經濟利益或都是為了經濟利益，也就是“財產權”。

鄉(xiāng)土社會也并不是沒有“橫暴權力”，比如說“皇權”就是一種橫暴權力，只不過是因為鄉(xiāng)土社會橫暴權力并沒有足夠的社會基礎而使其作用力并不強罷了，舉個例子：

在《上錯花轎嫁對郎》這部劇中，昌平公主被縣官扣押的時候，昌平公主拿出了皇帝的令牌居然沒用?。?！縣官一句“天高皇帝遠”揚言一定要處決昌平公主（結果真的被送去天邊見皇帝了）。

鄉(xiāng)土社會是一個農業(yè)社會，是“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生產力幾乎全在農業(yè)經濟，因此并不會產生很大的剩余，于是政府很難發(fā)動橫暴權力。想一想秦朝大修長城、阿房宮和驪山陵，隋朝大修大運河導致政權的覆滅，就是因為農業(yè)國家的農業(yè)經濟只能供百姓平時生活，并不能產生很大的剩余費用大興土木，且一旦大興土木就會使農業(yè)勞動力大量減少，國家財政的主要經濟來源就沒了，這對于以農業(yè)的鄉(xiāng)土社會是極其不利的。

因此，老子也就提出了“無為政治”的設想，主張減少“皇權”之類的橫暴權力，把與人民切身的公事交給“同意權力”，交給“社會分工”。不單單是老子，儒家的眾多思想家也都要求發(fā)展“同意權力”，孟子的“仁政”，荀子的“隆禮重法”，董仲舒的“天人感應”和“以德治國”，都是在勸導帝王不能大興土木，要尊奉“民本思想”，這些都是“同意權力”的具體體現。

但是，“同意權力”會受到一套經濟條件的限制，既然稱為“分工”，就是對自己的行業(yè)的一種“獨裁”。除了“鹽鐵”之外，我大可以因為某些事情而“閉門不做”。就像《閃閃的紅星》里面米店老板為了個人利益而關了門，百姓卻不得不來敲門搶米一樣?！巴鈾嗔Α钡纳鐣且粋€“求人”的社會，你去求人，或別人來求你，你一樣也擁有“不同意”的權力。

因此，舊社會名義上說皇帝是“專制”與“獨裁”的，但在不行使“橫暴權力”的情況下，不打擾百姓的情況下，對于百姓的實際生活而言，其實就是一種“無為”。當然，即使皇帝想行使“橫暴權力”，也會被生活在水深火熱中的百姓們所打倒，以維護合作性質的“同意權力”關系?！盎蕶唷保瑢嶋H上也僅僅是掛名的罷了。

不出意外的話以后都周更，因為這樣不容易出意外...

（修改于2023年1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