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惟三代之下，得天下以正者惟漢唐宋而已，漢高祖起布衣，順人心，除暴秦，此最得其之正者也；宋太祖平五代之亂，雖以周臣代其位，然出于人心所推戴，亦得其之正者也；唐高祖雖隋臣，亦因人厭隋政，以除其亂，亦庶幾得其之正者也。惟其得之以正，故其傳之也遠，自漢唐宋外，無足數(shù)者也，惟我太祖高皇帝，當元政衰亂，群雄并起之時，以布衣提三尺劍，掃除兇偽，卒成攘夷狄安中國之大功，創(chuàng)業(yè)之跡，方之唐宋，尤無慚德，真可與漢高并稱矣。是則三代以降，得天下最得其正者，惟漢與我朝而已，然漢自高祖之身，已受挫于匈奴，而其土宇亦未甚開廣，歷惠帝文景之世，皆有匈奴之患，至于武帝，窮極兵力而后夷越以定，匈奴漸衰，豈若我太祖皇帝，疆土漸辟，四夷咸賓身親致之，其功比之漢高，蓋益隆矣，且漢高又以過愛寵姬，欲廢嫡子而立庶子，后雖以太子能致四皓之故，位由以定，然終非出其本心，于德有損，而我太祖皇帝無有偏寵私愛，立子立孫，必以家嫡，比之漢高，尤無遺憾，是以天下有識之士，觀我朝創(chuàng)業(yè)垂統(tǒng)正大隆厚如此，以是上知國祚當有萬年之永，非漢唐宋之遠可比隆也。今皇帝陛下纘承大統(tǒng)，誕修文德，善政仁聲，日益布聞，四海之內(nèi)，若臣若民，罔不歡慶，萬姓一辭，咸謂圣明在上，唐虞雍熙之治可以復(fù)見今日，是以天下之士，莫不顧仕于當時，天下之人，莫不顧生于斯世，國祚靈長之符已可驗矣。天下人心娛樂若是，何以于今日始見之，蓋太祖皇帝除奸剔穢抑強鋤梗，不啻若醫(yī)者之去病，農(nóng)之去草者也，夫急于去病者或傷其體膚，嚴于去草者或損于禾稼，固自然之勢，夫體膚去疾之余則宜燮養(yǎng)其血氣，禾稼去草之后則宜培養(yǎng)其根苗，亦自然之理也。太祖皇帝之心固以此待于陛下，天下之情亦以此望于陛下，今既上有以副皇祖之心，下有以答群生之望，固宜乎人心之娛樂見于今日也，人心之所歸即天命之所屬，豈有得人心而不可以得天命者哉！臣竊以為得人心于一時者易，得人心于永久者難，今陛下即位之初，人之所望者尤淺，他日治政既久，人之所望者不止如今日而已，蓋今日天下之心，莫不期陛下為堯舜，觀陛下今日所發(fā)號施令而措諸天下者，固皆本乎堯舜憂民之心矣，安知異日之治不能儔于堯舜，而臣為是言哉！誠以其身已能而不厭乎人之告戒者，堯舜之君也，其君已能而不忘乎己之告戒者，堯舜之臣也，稽諸虞書可以見矣。臣學術(shù)疏淺，才無一長，固不足以為堯舜之臣，然獨有忠君愛國之心可自許，平居每思當世之務(wù)，時有管窺蠡測之見，私竊自顧處職疏賤，欲以上陳則有出位之嫌，恒恐碌碌無分寸補益當世與草木同腐，今幸遭陛下以堯舜之道為己任，求賢用言，惟日不足，如臣之愚昧亦蒙召，爰自聞命以來，且喜且懼，所以喜者以獲睹圣顏，庶可陳其平時素蓄之知，所以懼者以才術(shù)疏短，不足以應(yīng)明主非常之求，既又自念凡人知識各有短長，臣之事君惟當竭其所知而已，固不可強其所不知以為知，亦不可因其不知而遂廢其所素知以為不知者，于是輒自奮勵而敢陳其夙昔微見于陛下也。臣聞帝王之治無他求，以安民而已，蓋為治之道，必本于修身，必在于親賢，親賢而后可以任官，任官而后可以立政，立政斯可以安民，安民則雍熙之治可以馴致矣，臣今謹陳資治策八條，其一曰務(wù)學問，其二曰謹好惡，所以修身也，其三曰辯邪正，其四曰納諫諍，所以親賢也，其五曰審才否，曰慎刑賞，所以任官也，其七曰明利害，其八曰定法制，所以立政也，立政則民安矣，伏惟陛下自繼位春宮，日與儒臣講求理道，固己體諸心而見諸行，及即位以來，凡所設(shè)施，無非順民之心而不私于己，則于學問不為不務(wù)，好惡不為不謹矣，日以進賢退不肖，聽言用謀為務(wù)，則于邪正不為不辯，諫諍不為不納矣，俾內(nèi)外大小之臣，各舉在位賢否，賞不僭而刑不濫，則于才否不為不審，刑賞不為不慎矣，聞利必舉聞害必除，著而為令，布之天下，則于利害不為不明，法制不為不定矣，是則凡臣所陳，皆陛下之所已能者也，知陛下已能而尤不已于言，亦庶幾追慕乎堯舜之，臣所用心耳，惟望陛下恕其狂愚之罪，納其忠愛之情而裁察之，毋恃其所已能，而益勉其所未至，則于久安長久之道，未必無補于萬一，而人心可以永得，天命可以永應(yīng)矣，謹陳其策如左:

一：務(wù)學問

昔傳說告高宗之言，有曰“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臣以是知，為人君者不可以不學，而所以學者，必于古訓而后可，蓋古訓者先王已行之法，載諸方冊，而善惡治亂之效，已章章乎可驗而不可誣者，后世君臣雖有賢圣，所言所行豈能過之？故為人君者，誠能于古訓學焉，而以其善而致治可以為法，惡而致亂可以為戒，體之于身，驗之于當時而力去取之，則于治天下不難矣。臣竊觀三代之善惡治亂載于經(jīng)，漢氏以下善惡治亂載于諸史，陛下如欲師其治而鑒其亂，宜仿前代置經(jīng)筵，以有識儒臣為經(jīng)筵官，聽政之余，使之朝夕，以經(jīng)史善惡治亂之說，講陳于左右，陛下聞一善行，則宜反而體之于身，曰“彼善行也，吾身有是否乎？無則修之，有則加勉可也?！甭勔徊簧浦?，亦必反而體之于身，曰“彼非善行也，吾身有是否乎？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可也?！比缡莿t吾之行無不善矣。不獨于行然也，聞一善政，亦宜反而驗之當時，曰“彼善政也，吾今日有是否乎？無則舉之，有則守之可也?！甭勔徊簧浦啾胤炊炛诋敃r，曰“彼非善政也，吾今日有是否乎？有則去之，無則益修可也?！比缡莿t吾之政亦無不善矣。行無不善而政無不善，天下其有不治者乎？伊尹曰“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此之謂也，董仲舒曰“事在勉強而已，強勉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強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庇墒茄灾?，陛下如果以臣言為然也，亦惟在乎勉強而已矣。

二：謹好惡

臣聞人君之所好，天下之所趨，人君之所惡，天下人所棄，是故上好仁則人興同于仁，上好利則人皆興于利，上好忠則人皆興于忠，上好佞則人皆興于佞，譬之形立則影隨聲發(fā)而響應(yīng)，

固自然之勢要，不可以不謹也。凡人惟豪杰之士為能自立，自中人以下，未有不從化于上者，昔裴矩佞于隋而忠于唐，蓋矩于隋非不能忠也，以忠非隋所好，故不為忠而為佞，以佞非唐所好，故不為佞而為忠，夫忠之與佞，固若薰蕕水炭之相反，而矩以一人之身，而其變化之易如此，以此推之，則知臣之善惡惟視君之好惡何如耳，陳之書曰“凡民違上所命，從厥攸好。”又曰“爾惟風，下民惟草?！苯匝詾槿松险卟豢刹恢斢诤脨海鐫h之張釋之，蓋亦有知乎此，故言于文帝善薔夫之口辯，欲超遷之，而無實下之化，上疾如影響，舉措不可不審，帝善之而止，釋之可謂知教化之本矣，非文帝之賢，烏能從之？今陛下之好惡固未聞有不得其正者，可謂皆謹矣，惟顧謹而益謹焉，謹而益謹之道何如，必也于一舉動之間，內(nèi)以度其可否于心，外以質(zhì)其是非于人，善則行之，不善則勿行，或已行而速改之，如是則凡發(fā)于身而措諸事者，無不得其正，而天下之所趨者，無不得其正矣。

三：辨邪正

自古人君身修而天下治，未有不由親正臣而遠邪臣者，身不修天下不治，未有不由親邪臣而遠正臣者，稽諸史傳可見矣，故冏命之書曰“后德惟臣”，劉向之言曰：“正臣進者，治之表，正臣陷者，亂之機?！碑敽跽贾镁玻脊痰靡孕俺紴樾岸ブ?，及乎邪臣之得君也，邪臣亦得以正臣為邪，而去之甚矣，邪正之難并立究，觀前代朋黨之禍，良可哀也。人君固未有好亂而惡治者，然而往往易于親邪臣而難于親正臣者，何哉？蓋邪臣志在于利，而務(wù)于從君之欲，故人君悅其適己而易得以親之，正臣志在于濟時而務(wù)于格君之非，故人君惡其違己而易得以疏之，世之庸君不足論，剛明英武如漢武猶不能不惑于公孫弘，而汲黯、董仲舒亦以弘之譎計疏遠，邪臣易親而正臣易疏如此，可不慎哉？觀武帝當時所以任弘者，豈不弘賢于黯與仲舒乎？及淮南王安謀反，所憚?wù)呶龊弥敝G守節(jié)死義，難惑以非，至如說丞相公孫弘，如發(fā)蒙振落耳。如是觀之，邪臣雖見親于人君，乃為天下之所輕，正臣雖疏于人君，乃為天下之所重，為人君者，烏可不致辨于邪正而決于用舍哉！辨之之道當何如？平居察之，在廷之臣，凡其周而不比，和而不同，推賢讓能，直言極諫，志在致君澤民者，正臣也；凡其比而不周，同而不和，嫉賢妒能，阿意茍容，志在竊位壞祿者，邪臣也，此其大略也，茍能即此而察之，而又推類以盡其余，則于邪正之辯亦庶幾矣。

四：納諫諍

臣聞傅說告高宗之言曰“惟木從繩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圣?！贝丝梢砸娙司豢梢圆粡闹G矣。自古人君未有不由納諫而治，拒諫而亂者，奈何為君而拒諫者常多，為臣而能進諫者常少，何哉？蓋適意之言常情之所好，而逆意之言常情之所惡；予人以所好則喜，投人以所惡則怒；不欲人違其意，而惟欲順其情，務(wù)欲得人之喜，而不欲取人之怒者，雖朋友之間猶然，況君臣乎！是以諫諍之言，自非忠臣義士能忘身徇國者，不能進之于君，非有仁君圣主能舍己從人者，不能受之于臣。古昔圣哲之君，知人臣之難于進諫也，是以開誠以求之，和顏以納之，厚賞以勸之，故行有過則必聞，事有失則必知，身無不修而政無不舉者，凡以此故也，故曰“良藥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庸君不然，雖有忠正之臣，不使之立于朝，雖有骨鯁之言，不使之入于耳，接邪佞之臣則悅，聞讒諂之言則喜，是以行有過而不聞，事有過失而不知，身不修而政日亂者，凡以此故也，故曰“人君與讒諂面諛之人居，治可得乎？”非獨庸君難于納諫也，雖以唐太宗之賢，號為“善聽諫”者，亦不能保終如始，至于魏征數(shù)諫，為廷辱而不能容之，曰“會當殺此田舍翁?！狈怯匈t后主明臣直之諷，征亦幾于不免，而太宗亦不得稱賢矣，夫賢如太宗，保終如始，猶有不能，是則人君受諫之難可見矣。然則曷為而能受之哉，必也察其忠愛之心，毋惡其牴牾之意而后可，伊尹告太甲之言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彼寡砸病酢酢酢酢酢酢酢酢酢酢酢酢酢酢酢酢酢酢酢酢酢酢酢酢酢酢酢酢酢蹩刹环ㄔ眨?/p>

五：審才否

□□□□□□□□□□各當其職而已，欲使才各當其職□□□□□□□□□察之于既用之后可也，凡官之□□□□□□□□□有繁有簡，而人之才有廣有狹，有□□□□□□□□□□廣者斯可以任大，狹者惟可以□□□□□□□□□□者惟可以任輕以敏，而任簡是□□□□□□□□□□之職，固不得其當事也，或以狹□□□□□□□□□□任繁，是以不足之才而授之難□□□□□□□□□□才必當其職，則政畢修而天下以治，才不當其職，則政不修而天下以亂，要不可以不審□□□□□□□□□□小之臣，各舉所知，而又令政憲□□□□□□□□□□謂審矣，臣愚以為未得其要也，茍□□□□□□□□□□宜令內(nèi)外大小百職，各舉一人，使□□□□□□□□□之當否者加之賞罰，又令或他有□□□□□□□□□舉其才可任何職而當者，量其□□□□□□□□□加賞，舉而不當者亦量其人之多寡□□□□□□□如此則百官不敢不多方以舉人而□□□□□□□□□者，人君用人之職，責在宰相，宰相□□□□□□□□□以得人，為人君者不憂乎百職之無人？惟憂乎宰相之不得人而已？今既無宰相之職，則用人之職，宜責吏部之大臣，吏部大臣之職，必明足以知人，公足以用人者，然后任之，令宜得其人也。然今天下大小之官，數(shù)以萬計，非吏部大臣之所能盡審，宜限之自四品以上諸職，及七品以上要職，若府州長佐縣令之屬，則尚書考其能否而任之矣；五品至七品非若府州縣要職，及七品以下至未入流官，分屬各清吏司郎中員外郎主事，考其能否而任之，考之得其當者則得以為功，考之不得其當者紀以為過，如此則吏部之官，不敢不盡心于審才而所用之才，庶稱其職矣。既用之后，宜令諸官各以上下之事，分屬考察，如方伯政憲二司之官稱否，則責之六部即都察院大臣，如各府州官稱否，則責之親臨政憲二司長佐之官，如州縣官稱否，則責之于二司長佐之官，其余大小百職皆仿此例，盡責之于其所轄上司，若首領(lǐng)官稱否，則責其本衙門之正佐官，考察其得當者，亦得以為功，其有不稱職而考察之不至，亦必量其人之多寡，及任之大小而加之罰，如此則凡上司及正佐官者不敢不用其心于下司官及首領(lǐng)官，而賢不肖庶不至于混淆，則天下萬事無不理矣，萬事無不理而天下不治者，未有之也，由是言之，任官之法如此，亦可謂得其要矣，雖未必能盡于得人，亦可以得其十六七矣。

六：慎刑賞

人君御天下之大柄在刑賞，而刑賞之用惟在乎明信而已，用之不信則人將視其令為虛文，用之不明則人將視其法為虛器，詩曰“不僭不濫”，刑賞明信之謂也，古昔明哲之君，賞一人而能使千萬人勸，刑一人而能使千萬人懼者，以是而已，此刑賞之用所以不可不慎也。陛下自即位以來，惟聞有恤刑之令，而無濫刑之失，惟聞有大賞之恩，而無吝賞之過，可謂慎矣，臣愚以為操刑賞之柄，固在乎君，而佐刑賞之用，則在乎臣，然而為臣者多欲示其奉公之能，而常欲避其徇私之嫌，故往往于人之有罪者，則必深文以明其當刑，而于人之有功者，罕肯正義以明其當賞，是以有罪者多受罪外之刑，而有功者多失功內(nèi)之賞，為人君者雖有明信刑賞之心而不得施，率由于此。今日在朝之臣，宜無此失，更愿陛下時發(fā)德音，謹諭佐用刑賞之人，使無蹈前失，令在朝群臣，不限官資大小，凡遇朝廷用刑行賞之屬或致過差，茍有所見，并許奏明，如此則刑賞之用，不患乎不得其當也。

七：明利害

臣聞天生斯民立之司牧而寄以三事，曰“庶富教”是也，為人君者將欲遂民之庶，必先有以富之，既富之然后可以教之，今天下之民未甚庶，未能從上之教者，以富之之道有未至焉耳，富之之道臣嘗讀大學而知之矣，有曰生財有大道，生之者眾，食之者寡，為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怕足矣，是則平治天下之道實本于此，臣竊觀之，天下凡有害于此者亦頗知其略矣，恒產(chǎn)未制而貧富不均，賦斂未平而田多荒蕪，此二者生之乏本之害也；軍卒有多余之丁而惟務(wù)于工商，僧道有污雜之眾而失力于耕稼，民之務(wù)未者常勝而務(wù)本者常負，此三者生之未眾之害也；養(yǎng)兵太多而有徒食之軍，冗食未汰而有素餐之員，此二者食之未寡之害也；官司役民或奪其時，或盡其力，此二者為之未疾之害也；土地有可養(yǎng)之物而不養(yǎng)民，粟有可儲之時而不儲，民用有可省之費而不省，此三者用之未舒之害也，臣請得而詳言之：古者井田之制，一夫授田百畝，故民生業(yè)均一，后世井田既廢，故民業(yè)不均，至于后魏有均田之法，北齊有永業(yè)之制，唐有口分世業(yè)之田，雖非先王之道，然亦庶幾使民有恒產(chǎn)者，自唐以后，恒產(chǎn)之制不行，富強兼并，至有田連阡陌者，貧民無田可耕，故往往租耕富民之田，亦輸其收之半，由是富者愈富貧者愈貧，此恒產(chǎn)未制之害，是以貧富不均也；古者田皆在官，故什一之稅通乎天下而賦斂以平，后世田有官民之分，稅有輕重之異，官既事繁而需于民者多，故田之系于民者，其賦不得不重，惟系于官者，其賦輕而亦有過于重者，官民之田肥瘠不等，則賦稅有差，然或造籍徇私以肥為瘠，賦當輕而反重者，往往有之，若夫官田之賦，雖比之民田為重，而未必重于富民之租，然輸之官倉，道路既遙，勞費不少，收納之際，其弊更多，故亦或有甚于輸富民之租者，由是官民之田，其入可租賦之余，而又有可酬其力者，民然后可得而耕，其不然者，則民不可得而耕矣，此賦斂未平之害所以田多荒蕪也，斯二者豈非有害干生之之本乎？古者兵出于農(nóng)，則兵固自耕而食者也，今為兵者，既不耕而食于農(nóng)者多，而又多余丁，不為商則為工，是亦不耕而食于農(nóng)者，人之務(wù)末者眾而務(wù)本者寡，實由乎此，此軍卒有多余之丁，可以裁減歸農(nóng)而未裁減之故也；古之為民者四，曰”士農(nóng)工商”而已，后世益之以僧道而為民者六，故務(wù)農(nóng)者益寡，況二氏之教本以清凈無為為宗，而后世為其徒者多由避徭役而托于此，又倚其教能使人尊奉，有不耕而食不蠶而衣之利，由是為之者眾，往往食肉飲酒，華衣美食，肆欲營利，無異于污民，是則于其本教既忍違之，況可律之以圣人之教乎？其人可耕稼而不耕稼，乃托佛老以為生，無補于世道而有敗于風俗，愚民不知彼之身已獲罪難免，猶謂人之事彼者足以獲福，且輟已之衣食以奉之，其惑世誣民甚矣，昔唐高祖嘗議除之，正以人之坐食者眾而資食者少，實由于此，此僧道有汗雜之眾，可以省除助農(nóng)而未省除之故也；古者制民之法以農(nóng)為本，故常厚之，以商賈為末，故常抑之，后世抑末之法猶存，而厚本之法每病于費廣食眾，不能行之，故為商賈者益多，然商賈獲利既厚，而財貨有余，農(nóng)民往往衣食不給，反稱貸于商賈，況又有工藝之家，男女或盡棄耕織不務(wù)，而施奇技淫巧為服用之物，以漁厚利，徒多費工力而無益于實用，農(nóng)人竭一家之力者，或不足以當其一夫之獲，積一歲之收者，或不足以侔其一旦之售，由是務(wù)末者恒有余而務(wù)本者恒不足，斯三者豈非有害于生之未眾者乎？古之王者止以六軍布畿內(nèi)耳，若合天下，皆自守之，如今制則列國之兵何啻數(shù)萬哉！古者天子六軍，諸侯用兵，不過三軍，近世宋太祖定天下精兵不過二十萬，十萬屯京師，十萬屯外郡，今京師之兵已十萬，而在外郡者不知其幾，以此推之，今之兵過多而有徒食者可知矣，天下賦斂之難平，儲蓄之未豐，實由于此；昔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官倍亦克用乂，后世事漸繁密，故官亦漸增，然唐太宗省內(nèi)外之官，定制七百三十員，曰“吾以此待天下之賢足矣”，今內(nèi)外大小之官數(shù)以萬計，以此推之，今之官有冗員而多素餐者亦可知矣，天下賦斂之難平，儲蓄之難豐，亦由于此，斯二者豈非有害于食之未寡者乎？古者用民歲不過三日，然役之必于農(nóng)隙之時，后世事繁，故徭役浸多，唐太宗制租庸調(diào)之法，歲不過役民二十日，蓋由其能省事故也，故其法至今稱之，今天下有司，役民無度，四時不息，由其不能省事故也，至于民稀州縣，人丁應(yīng)役不給，丁丁當差，男丁有故，役及婦人，奈何而民不窮困乎？蓋由州縣有應(yīng)并省而不并省者，其民既稀，其役自繁，是以民稠州縣，雖不盡其力，亦奪其時，民稀州縣，既奪其力，又奪其時，斯二者豈非有害于為之未疾者乎？古者山林川澤，與民共之，而有厲禁，是以斧斤以時入山林，而材木不可勝用，數(shù)罟不入洿池，而魚鼈不可勝食，后世之民，困于徭役者多，故其入山林不能限之以時，急于近利者眾，故其人洿池多以數(shù)罟，由是材木不給，魚鱉不充，此所謂土地有可養(yǎng)之物而不養(yǎng)者也；古者三年耕而有一年之儲，九年耕而有三年之積，故雖有水旱之災(zāi)，而民無菜色，后世賦重役多，故民無余蓄，然漢宣帝時以歲數(shù)豐穀賤，農(nóng)人少利，因置常平倉，令穀賤則增價而糴以利農(nóng)，穀貴則減價而糶以利民，至隋唐皆有義倉，于收穫之后勸農(nóng)出粟，以防饑饉，皆良法也，今皆未行，或有水旱之災(zāi)，何以備之？此所謂民粟有可蓄之時而不蓄者也；古者制民之用，宮室飲食器用衣服之制，婚姻喪葬祭祀賓客之禮，貴賤各有等差，不得過侈，而又無有釋齋醮之設(shè)、妖淫鬼神之祠，故民無妄費而財用常足，后世雖或有制而未必盡行，故以庶民之賤茍富有財貨之家，其居處服用之物與夫吉兇之禮，擬于公侯者有之，其貧無財貨者雖居處服用之物，無以自給，至于婚姻之事，往往假借于人，務(wù)為浮靡者有之，及有親戚之喪，亦窮竭家資，設(shè)作齋醮者有之，若疾病則訪之巫祝，禱之淫祠，茍乏祭物，或竭己資而致衣食窘乏者有之，必舉債于人而致田廬典賣者有之，此所謂民用有可省之費而不省者也，此三者豈非用之未舒之害耶？凡此數(shù)者，特其大略耳，若其他固非臣之所能盡知而徧舉也，陛下誠能因臣之所知，而益求其所未知，明其為害則除之，明其為利則興之，將見富庶之效，不數(shù)年而可致，而教化之行不難矣。

八：定法制

臣聞先王之治皆因時制宜，無非求合乎天理，以適乎人情而已，然合乎天理者，未有不適乎人情，惟徇乎人情者，未必能合乎天理，何則？天理無不正而人情有公私也。大抵人情之公者，即合乎天理，人情之私者，則違乎天理，君子當循公而棄私，不當徇私而廢公，觀乎先王之制，因革不齊，無非因時制宜，以為久安長治之計，初不以人情之公私而害天理之公也，今欲繼先王之治，必當酌古今之宜，定天下之制，亦惟合乎天理，以適乎人情可也，豈可顧人情之私而違乎天理之公哉！臣于古今所宜之制，略陳于利害之條矣，陛下如欲擇其可者而行，惟在斟酌損益，使不違乎古之意而宜乎今之俗，則無不可行者，若欲顧人情之私，則必違乎天理之公矣，其何以行之哉！今姑以制恒產(chǎn)一事言之，如先王井田之制，固難猝行，若如后世均田之法、限田之制，宜可行之于今者，論者必曰“奪富民以予貧民，雖可以得貧民之心，而足以致富民之怨?！笔獠恢裰斠嬲哓氁?，所當損者富也，此天道虧盈益謙之義，乃出乎天理之公者，固不可避富民而失貧民之心，則是徇乎人情之私而違乎天理之公，其不可也明矣，況天下之民貧者眾而富者寡，又豈可忘其寡者而忽其眾者乎？以此推之，則于法制可得而定矣。伏惟陛下，謹擇而毅行之，則天下幸甚，萬世幸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