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芭比》是一部好看的電影。它幽默、多彩、聰明，你可以從任何一個角度去解讀它，每個人都可在其中看到「自己」，它創(chuàng)造了一個普世的話題，并對此保持開放性。

本質(zhì)上，它是一部不加掩飾的寫實作品。一頓花里胡哨的操作，是為了揭示生而為（女/男）人之苦。而對此電影跟我們一樣，并無解藥。

首先，整個故事的設置建立在某種倒錯之中：芭比樂園就像是女兒國，在社會分工上芭比和肯們與現(xiàn)實社會中的男女是反過來的——這就是我們乏善可陳的想象力，對于弱者來說，還有什么是比翻身做主人更好的世界？上升的通道是如此狹窄，很長一段時間以來，女性唯一的參照就是男性，因為所擁有的自由和權(quán)利是如此之少，她們不得不把自身困境投射到男性——更多自由和權(quán)利的擁有者身上。芭比樂園被從零開始推廣父權(quán)制的肯們「顛覆」前后，經(jīng)歷了革命式的權(quán)力交替，政治斗爭一般的策反和洗腦/反洗腦。這種如同諷刺漫畫的敘述莫不照應了我們所身處其中的現(xiàn)實？女性只有模仿男性、把自己「變成」男性，通過某種異化才能得到些許自我麻痹的平等假象。

我想到年初凱特·布蘭切特主演的《塔爾》。在那部影片中，凱特飾演一位享有世界聲譽的指揮家。在開篇的一場對談中，她針對主持人關(guān)于女性指揮家如何生存在這一極度男性化的行當?shù)奶釂枺o出了非常不以為意的回答，否認了自己身為女性的任何劣勢，也不認為有任何性別不平等的存在。

我們看到一個男性化的女性，這里絕不是說外形，而是氣質(zhì)、用語、做派，她對男性的優(yōu)劣照單全收，也允許自己犯一些很多男性都會犯的「錯誤」。

斗爭者是否必須化身為其所斗爭的對象才能勝利？換言之，是否必須通過成為你所抗爭的事物的一部分是才算「上岸」？

而這些，往往是在現(xiàn)有條件下「弱者們」根本無暇企及的層面。格蕾塔誠實而巧妙地用一個金發(fā)碧眼大胸細腰的娃娃作掩護，講出了這重困惑與矛盾。

讓我們回看幾部令格蕾塔嶄露頭角的過往作品。在她與伴侶諾亞·鮑姆巴赫聯(lián)合編劇的兩部獨立電影《弗朗西斯·哈》《美國情人》（諾亞是兩部作品的導演）中，她動情地描繪并演繹了這樣一種年輕女性：她們躊躇滿志，敏感而善于掩飾自己，有著恰如其分的才情卻難以專注，屢屢碰壁，迷失在令其生存艱難又難以割舍的都市。

接著，在格蕾塔導演處女作《伯德小姐》中，一個從少女邁進青年的擰巴高中生在車上跟母親激烈吵架，她說自己想要離開薩克拉門托老家，去一個「有文化」的地方，比如紐約。在《小婦人》里，喬為了作品得以出版答應給主人公一個結(jié)局——嫁人。

不難想象，女性與藝術(shù)，女性與創(chuàng)作，女性與金錢，這些是曾持續(xù)困擾格蕾塔自身的議題，也是她現(xiàn)階段創(chuàng)作的核心。那些喃喃自語的話癆文青姑娘們，很容易喚醒你我身上苦心藏起的那個「神經(jīng)病」，在被現(xiàn)實大口吞噬所謂抱負的最后一點模糊邊界，發(fā)出微不足道的呼喊。

在影片最后，芭比樂園恢復「美好」，肯們也多了一點點存在感。而主角芭比卻對自己的「結(jié)局」產(chǎn)生了巨大的困惑。換言之，被人類「感染」了的芭比有了思想——這種致命的病毒般的東西，其最大的伴生物就是痛苦。真實的人生更像沒有獎勵的打怪，沒有「結(jié)局」一說。芭比創(chuàng)始人奶奶說：你想好了嗎，要知道做人有時候是很不舒服的。

芭比做了一個只有人類才會做的決定，她迎著痛苦而去，不甘于作為某個被創(chuàng)造出來的形象，她想要成為創(chuàng)造者。這可以是動人的，也可以是徒勞的。

影片從死亡略過腦海的掃興念頭開始，到扁平足芭比踩著拖鞋看婦科結(jié)束，由始至終，格蕾塔投射了自己生而為人，尤其是生而為女人，進而生而為一個以創(chuàng)意活動為生的女人，在白人主導的西方父權(quán)制社會中的生存體驗以及對自身存在性的思考。

格蕾塔以辛辣但不懷惡意的方式嘲諷并自嘲的，就是世間男女不得不日日逼視的「我」之深淵：巨嬰癥，坐以待斃卻祈求天降「達西先生」；脆弱的自尊與迎合權(quán)力的媚態(tài)?，F(xiàn)實中，它們遠沒有電影里那么好玩。

而它們多半為了消解這樣一種沮喪的事實，到頭來，抗爭不能說是完全沒用，只是……幾乎沒用。假以時日，肯們獲得的權(quán)利也許會跟現(xiàn)實世界中女性獲得的一樣多；你終于舍得脫下那身不合時宜的皮草，卻依然渴望一條法官的袍子來確認自己是誰。

多么「令人鼓舞」，但這確實是微弱的進步。

這樣一部由女性創(chuàng)作者主導的《芭比》的出現(xiàn)就是其現(xiàn)實的映照。它以主動的姿態(tài)真誠地描摹了人的處境，不論男女，性別都不只是生物學，它是我們主動加在對方和自己身上的枷鎖和借口，而我們一次次深陷其中，搞不清狀況。芭比的前世在芭比樂園，今生恐怕就是弗蘭西斯·哈或伯德小姐，她會以為自己有才華，她會奔跑、摔倒、失意、宿醉。她會把錯誤一一犯個遍，感到迷惘和疲憊。

整部影片中格蕾塔只給觀眾留下了一句話作為「希望」，不是那段長篇大論的檄文，而是Z世代小女孩薩沙勸媽媽回去幫忙拯救芭比樂園時說的，就算不能徹底改變什么，至少可以讓情況好一點點。

我們不就是以這樣一句「廢話」為信念日復一日地推著石頭上山嗎？

格蕾塔帶來了一種清新的女性敘事。它不是史詩級的老辣，那是不可能的。這種敘事帶著清新、稚嫩、矛盾，就像書寫它的作者和無數(shù)將在其中看到自己的女性一樣。它也像《美國情人》結(jié)尾里女主屢被拒絕最后自立門戶成立的文學社，你可以說它是過家家式的自娛自樂，但它真的有一種笨拙而迷人的獨特氣息。

而當想到共同書寫這樣故事的，還有一位資深的男性獨立導演，也覺得更鼓舞人心那么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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