晉城拴驢泉石門銘的勘查與研究

《文物》 2015年02期

趙杰（山西大學歷史文化學院講師）

趙瑞民（山西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

1999年，裴池善發(fā)現(xiàn)晉城澤州縣山河鎮(zhèn)沁河東岸拴驢泉水電站北懸崖上有一處石刻（圖一）。2001年在《晉城攬勝》一書中有簡略介紹[1]，但未涉及石刻內(nèi)容，僅附拓片照片。2013年8月，我們在裴池善的帶領下再赴此處考察，裴池善還重新做了拓片（圖三）。

一

現(xiàn)據(jù)拓片錄文如下：

正始五年十月廿五日督治」道郎中上黨司徒悌監(jiān)作吏」司徒從掾位下曲陽吳放督」將師匠兵徒千余人通治步」道作遍橋閣鑿開石門一所」高一丈八尺廣九尺長二丈」

都匠木工司馬陳留成有」

當部匠軍司馬河東魏通」

開石門師河內(nèi)司馬羌

從銘刻內(nèi)容看，這是修治道路工程中開鑿石門的一處銘刻，依據(jù)宋代以來的金石學傳統(tǒng)，可定名為“拴驢泉石門銘”。此銘以前未見于著錄。清光緒年間成書的《山右石刻叢編》遍輯省內(nèi)所存石刻，其中以北魏正光四年（523年）造像碑為最早，而未及此銘[2]。以下對石門銘內(nèi)容略作疏釋。

1.正始五年十月廿五日

“正始”年號曾三見，曹魏齊王曹芳共九年，北燕高云僅三年，北魏宣武帝元恪在正始五年八月改元“永平”，故此“正始五年十月”，可確定是曹魏齊王曹芳的年號，即244年。

2.督治道郎中上黨司徒悌

郎中為官名。曹魏郎中為八品，比三百石，無定員。主更直，執(zhí)戟宿衛(wèi)諸殿門，出充車騎。所屬官署不詳[3]。故而，此銘中的“督治道”，可能為朝廷臨時委派監(jiān)督此項工程的職務。三國時郡縣無郎中之職，可見郎中為朝官，此工程也應是國家工程。此郎中復姓司徒，名悌，上黨是其郡望。

3.監(jiān)作吏司徒從掾位下曲陽吳放

監(jiān)作吏，從名稱看系吏員而非品官，但職在監(jiān)察，是專司監(jiān)督該項工程的吏員。其職銜是“從掾位”，不見于正史的職官表志，在石刻史料中卻多見。如《隸釋》卷五“巴郡太守張納碑”碑陰即有五人任此職[4]。然碑中所列“從掾位”之職是郡太守諸曹掾?qū)俚睦魡T，此“從掾位”屬司徒，則應是司徒府諸曹掾?qū)俚膶賳T?？妓就街僭诓芪簳r由丞相改置，與太尉、司空為三公。衛(wèi)臻景初二年（238年）由司空遷司徒，正始九年（248年）請辭獲準[5]。司徒府設曹可知名號者有西曹掾、軍議掾，另有諸曹掾不知凡幾。據(jù)《三國志·魏書·王朗傳附王肅》注引《魏略》：“正始中，有詔議圜丘，普延學士。是時郎官及司徒領吏二萬余人，雖復分布，見在京師者尚且萬人?！盵6]可見隸屬于司徒府的吏員眾多，且分布在京師以外者有半數(shù)以上。監(jiān)作吏系司徒府屬吏，益可證督治道郎中司徒悌為朝廷所委派。吳放署下曲陽，是其籍貫邑里，而非郡望。

4.督將師匠兵徒千余人

“督將”猶統(tǒng)領、率領，如《魏書·僭偽司馬叡傳》：“（蘇）峻以倉屋為宮，使鄉(xiāng)人許方為司馬，督將兵守衛(wèi)?！盵7]師匠兵徒，是工程的施工人員：師為特殊的工匠，如下文“開石門師”；匠指工匠；兵徒是士兵、徒役，這是基本的勞動力。千余人，顯現(xiàn)出工程的規(guī)模。

5.通治步道

“通治”應是修筑道路使其可以通行之意，“步道”當指可以步行的道路，但也并不是只能行人的羊腸小道。如《南齊書·柳世隆傳》：“驍騎將軍周盤龍、后將軍成買、輔國將軍王敕勤、屯騎校尉王洪范等，鐵騎五千，步道繼進?！盵8]可見騎兵也可以通行。

6.作遍橋閣

“作遍”即遍作，指在工程路段內(nèi)凡須修造橋閣之處無一遺漏?！皹颉奔礃蛄海伴w”即閣道，閣道即棧道?！妒酚洝じ咦姹炯o》“去輒燒絕棧道”，司馬貞《索隱》：“棧道，閣道也。”[9]古代沿河谷地帶修路，常采用修筑棧道的方式通過峭壁地段。

7.鑿開石門一所，高一丈八尺，廣九尺，長二丈

此為刻銘紀功的核心。據(jù)《中國科學技術(shù)史·度量衡卷》，曹魏一尺為24.188厘米[10]，則此處開鑿的石門為高435.384、寬217.692、長483.76厘米。

8.都匠木工司馬陳留成有、當部匠軍司馬河東魏通、開石門師河內(nèi)司馬羌

落款處署此三人，當為開鑿石門的主要工程技術(shù)負責者。“都匠”，《漢書·王莽傳下》顏師古注：“都匠，大匠也。”[11]似非職官。《水經(jīng)注》卷四載：“晉泰始三年正月，武帝遣監(jiān)運太中大夫趙國、都匠中郎將河東樂世，帥眾五千余人，修治河灘，事見《五戶祠銘》。”[12]此都匠是以中郎將結(jié)銜，則都匠可能是為事項而專設，并不是常置官。據(jù)《通典》卷三七“晉官品”第七品有太中大夫[13]，而都匠中郎將尚列名其次，可知品秩亦不高。此處都匠之職名為木工司馬，且列名在從掾位的吏員之下，當為品秩較低的吏員，匠軍司馬亦類同。開石門師則是專門的技術(shù)人員，在此項工程中地位可能較高，故能在銘文中署名。此三人列于文末，身份是有一定社會地位的工匠，也都各署郡望陳留、河東、河內(nèi)。

二

拴驢泉村隸屬晉城市澤州縣山河鎮(zhèn)，距晉城市區(qū)約40公里，位于澤州縣西南邊緣沁河東岸。沁河在這里穿行于山間，兩岸峭壁陡立，河水屈曲盤繞。沁河在此處成為晉、豫兩省的省界，河對岸即河南濟源市轄地。石門銘在拴驢泉水電站之北的河岸崖壁上部，距水電站路面26米左右，地理坐標為北緯35°16′21.6″、東經(jīng)112°37′32.7″，高程為318米。

銘文中所述石門尚存，經(jīng)測量其規(guī)模與銘文所記略有不同。長為2.6米，較原載長度少2米多，從所在位置的形勢判斷，大約是石門兩端外側(cè)的巖石剝落，致使石門長度縮減。寬為1.7～1.8米，較原載寬度略窄，想是刻銘時取其成數(shù)之故。高近5米，無頂，高度即是所鑿巖石的高度，開鑿時便將上部一并鑿通，原載高度也是成數(shù)，至今沒有多大變化。銘文刻在石門之內(nèi)崖壁一側(cè)，距地面4.3米，刻銘處修磨成平整光滑的碑面，寬0.41、高0.48米（圖二）。銘刻上方葺一遮雨短檐，通道南側(cè)有兩個水泥傘蓋的涼亭，都是銘刻發(fā)現(xiàn)以后所建。

銘文所記“橋閣”皆已無存，僅余少量棧道遺痕。在通道北端外側(cè)，還存有兩個人工開鑿的方孔，間距0.4、高差0.3米。偏北處方孔殘缺，偏南的方孔保存仍較完整，寬0.28、高0.25、深0.04～0.09米，其具體功用難以推測，應與銘文所述“步道”有關。

裴池善前已在銘文下游、水電站南面找到棧道遺跡，與銘文在河岸的同一側(cè)。崖壁上存有許多人工開鑿的方孔，綿延長度在1000米左右。這些方孔與黃河棧道遺跡相似，但因河水阻隔無法接近，故未作詳細記錄（圖四）。

三

《水經(jīng)注》記載沁水城東南的沁河上有石門一處，所述位置似與拴驢泉石門銘相近，謂其為司馬孚任魏野王典農(nóng)中郎將時所造[14]。然而時間不合，司馬孚任“河內(nèi)典農(nóng)”是在魏文帝時，之后還調(diào)任清河太守，大略說來至少早于正始五年將近20年。且從記述看，這一石門的作用是“若天旸旱，增堰進水，若天霖雨，陂澤充溢，則閉防斷水，空渠衍澇，足以成河”，為“溉田頃畝”的水利設施，亦即今水閘。而拴驢泉石門則是道路交通設施，且所在地兩山夾峙，河道中流，不太可能修水渠取水灌溉，河道兩側(cè)也幾乎沒有空地可以開墾種田。司馬孚所建石門在譚其驤主編的《中國歷史地圖集》有標記，其位置在濟源市區(qū)東約10公里的沁河上[15]，約當今五龍口所在，距拴驢泉約30公里。

而“拴驢泉石門銘”記載的這一條步道，顯然是溝通上黨與中原的通道，此條通道以前也很少為人所知?！渡轿魇v史地圖集》中所繪“魏晉南北朝時期交通”圖，上黨地區(qū)與中原之間的道路僅有經(jīng)過天井關的一條[16]，是利用丹河的支流白水河谷開辟而成[17]。而曹魏時期利用沁水河谷所修步道增加了連接中原與上黨地區(qū)的紐帶，使北方地區(qū)愈益形成一個整體，成為支撐北方政權(quán)的有力基礎，對上黨與中原經(jīng)濟等方面的互動也會起到很大作用。

“拴驢泉石門銘”在書法史上也頗有價值。其書寫結(jié)體疏朗，布局謹嚴?？蹄憰r間上距曹魏著名書法家鐘繇去世14年[18]，下距最早的楷書碑刻《谷朗碑》近30年，正處于由隸至楷的過渡時期，隸意較濃。

附記：考察活動得到晉城市郭一峰、裴池善兩位先生鼎力相助，謹致謝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