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北宋二程的洛學歷經七百年的積淀，作為由儒學大師程顥、程頤所開創(chuàng)，同時又處重要地理位置的新儒學學派，其思想體系在宋明理學中據(jù)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就其學術實質而言，二程對“理”作了充分的論證，從宇宙本體的“天理”到完美人格的修養(yǎng)，從而構成了一個有機的理學學說體系，理學色彩的人格也漸漸升華為民族性格，而有理學色彩的文學作品在體現(xiàn)“格物致知、家國天下”的同時，也展現(xiàn)了濃濃的民族情感。這種融進骨子的民族情感在炎黃子孫尤其是旅居海外的華文作家小說創(chuàng)作傾向中即呈現(xiàn)理學的滲透性。文章認為，洛學“天理”學說對海外華文小說創(chuàng)作理念的滲透具體體現(xiàn)在對華文作家個體生命和作品主旨之中。? 關鍵詞：華文創(chuàng)作理念 洛學傳承文化“天理”滲透? 在中國儒家學術思想史上，二程所開創(chuàng)的學術派別稱為洛學。作為由儒學大師程顥、程頤所開創(chuàng)，同時又處重要地理位置的新儒學學派，洛學的思想體系在宋明理學中據(jù)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理學的最重要范疇是“理”，而“理”成為宋明時期儒學的最高范疇就肇始于二程，另外，理學的思想體系、學術規(guī)模，也由二程確立起來的。這樣理學在二程之后的發(fā)展，就其學術實質而言，可以說是二程思想的展開。在學術思想上，二程對“理”作了充分的論證，從宇宙本體的“天理”到完美人格的修養(yǎng)，從而構成了一個有機的理學學說體系。此一體系經過朱熹的推展，就成為中國封建社會南宋以后的官方正統(tǒng)思想；再經過明初的推崇、明中期的反叛和明末的復歸，遂在中國儒學思想史上構成非常重要的學術的和思想的長河，這條長河的主流就是洛學的傳承文化。? 所謂洛學傳承文化，主要指以宋代程顥、程頤所開創(chuàng)的洛學體系及其后學對這一學術體系的繼承、發(fā)揚、改造、修正和叛逆。而此處所說的海外華文文學創(chuàng)作傾向則主要指華文小說在思想內容或藝術形式方面所表現(xiàn)出的特征和趨向，還包括一定的為表達特定思想內容而在藝術方面形成的創(chuàng)作模式。既往學界對于海外華文小說的研究，多側重于作家作品論析，以及文學社會學角度對其思想內容和形象意義 的揭示，或者是藝術賞析角度對其藝術成就的描述與鑒賞，而從傳承文化與海外華文小說創(chuàng)作傾向之關系方面所進行的研究則極少見到。? 二程祖居中山府（今河北定州），后徙至中原洛陽，并在此開創(chuàng)洛學。洛學是在北宋確立了思想體系和學術活動規(guī)模，而在南宋占到統(tǒng)治地位的學派，因而在中國古代學術思想史上處于非常重要的位置，可以說理學在二程之后的展開，實質就是以二程思想為核心的洛學之展開。就學派的發(fā)展說，此一學派有其龐大的思想體系和漫長的傳承過程。洛學的傳承過程既兼容了佛家、道家的思想理論和思維方式，也表現(xiàn)出特定的繼承、分化、否定和融合階段。就其對社會的影響而言，這一學派到南宋便逐漸成為中國社會的根本統(tǒng)治思想和社會思潮的主流。洛學在其漫長的傳承發(fā)展中，因為有著明顯的發(fā)展階段性，每階段都有其作為主流的學術思想和理論主張，而這些思想和主張又被許多哲學家及其眾多后學或發(fā)揚鼓吹，或改造叛逆，便在相應的歷史時期掀起特定的社會思潮。? 由于文化的傳承性，無論客觀社會如何變更，其民族的文藝審美觀都無法動搖。千百年來，旅居海外的華人作家雖然在地域的生活空間發(fā)生了變更，但骨子里卻蘊藏著太深太多的民族意識、民族感情，民族的傳統(tǒng)思想、道德、倫理、價值觀念，以及民族的生活習慣和生活方式，這種民族情結正集于海外華文小說創(chuàng)作與洛學傳承文化之間的內在傳承關系?？梢哉f，當母體文化的強大凝聚力將海外華文小說的創(chuàng)作主題始終定格于中華民族傳統(tǒng)文化的“本元”，而不脫出民族文學的“圍城”之時，民族性便將大陸本土文學與海外華文文學溝通到一起，在客觀上形成一個共同的文學空間。這種溝通和融會是當代海外華文文化身份定位的理論背景。? 綜觀海外華文小說，其創(chuàng)作傾向突出體現(xiàn)了以下特征：? 一、對洛學中的載“理”傾向承繼? “天理”是洛學的核心范疇，二程把“天理”提升到宇宙本體的位置，并把全部學說建立在“天理”基礎上，從而開創(chuàng)了宋明理學。這個以天理論、人性論、修養(yǎng)論為主要內容的“天理”之學，雖說是二程“自家體貼出來”的，但其體貼過程卻主要是通過闡發(fā)儒家經典中的義理來實現(xiàn)，因此，就實質而言，“天理”仍然是傳統(tǒng)儒家的倫理道德精神，只是二程在長期講學中將這些精神逐漸地加入了主觀思 想和其他文化因素，從而發(fā)揮、闡述為更具特色的學術體系。這種體系經歷了歷代的繁衍，或多或少的于各地的大力發(fā)展和傳播，特別是現(xiàn)當代的海外華人華文小說無不打上“天理”之學的烙印。如早期林語堂的《京華煙云》、中期白先勇的《游園驚夢》、趙淑俠的《我們的歌》、近期的林湄的《天望》、《天外》等等，其小說主旨滲透著天理是善，人欲則為惡，所以為了禮教的正常運行就必須揚善而去惡的理 念。以早期那部被日本文化界提名為諾貝爾文學獎并譽為“百科全書式的文化小說”《京華煙云》為例，小說的主旨思想至始至中從描寫清末民初北京城中姚、曾、牛三大宗族的興衰沉浮以及之后幾代人的悲歡離合的故事情節(jié)里流露出老莊的義理。尤其是在對女主人公姚木蘭形象的刻畫上，以大量筆墨描繪木蘭的義氣，并特別突出了她的“孝”和“賢”：為了承守既定婚約，寧愿舍己盡孝維護父母尊嚴；為了求得家庭和睦，不惜委曲求全于丈夫的冷落而最終讓木蘭得到“善報”： 父母的贊許、丈夫的悔悟、兒女的長進、仇家的報應。此外，小說各部分標題：《道家的女兒》、《庭院悲劇》、《秋之歌》均取自于莊子之語，并且，通觀全書，儒、釋、道理念捻手而來：“秋葉歌聲之內，就含有來春的催眠曲也含有來夏的曲調……她（木蘭）覺得中國也是如此，老的葉子一片一片了，新芽兒已然長起來，精力足，希望大。”這種描述，無疑與洛學所強調的“天理”相稱，因為“義、孝、賢”就是“天理”的根本內涵之一。? 我們再看被學人贊為“大氣之作”的長篇小說《天望》（著名旅荷女作家林湄著）。小說圍繞著弗理得（歐洲一個小鎮(zhèn)上的年輕傳教士）與微云（來自中國大陸卻還沒有找到生活位置的新移民）夫妻倆生活輻射開來的是更為復雜的人生圖景和廣闊的世界。通觀全篇，作者的筆始終蘸著“老莊”理墨繪制形形色色的東西方人物——莊園主、虔誠的新教徒和不同身份的牧師、中西混血兒的大學經濟學畢業(yè)生、放蕩不羈的年輕白人、同性戀畫家以及來自中國大陸的公派訪問學者和自費留學生以及投親靠友的中國新移民等等生存的歷史空間，在匯聚了搏擊于當今歐洲社會的各類人群，各式人等的活動身影中，除了讓讀者感受到的是一種現(xiàn)代文明社會中駁雜而真實的、五光十色的世俗人生外，卻也讓讀者在人物的命運交織和人生回蕩的描繪中觸摸到了生存于今天地球上人類所面臨的許多共同的困惑。即使是在描寫弗理得“堂吉珂德”式的四處傳教和處理微云外遇情節(jié)時，“崇理”的中國傳統(tǒng)文化基因自然而然的讓傳教士的 “救世主” 雖面對今天的狂放人類感到消弭的無奈，但仍執(zhí)著、甚至是如此“亡命”地堅持按祖父的期望離開靜謐的鄉(xiāng)土到塵世中去傳教，企圖用宗教的力量、“主”的力量去拯救人們無助的靈魂。至于在夫妻情愛上亦更讓“出軌者”面對激情和誘惑，經過曲折的努力，終于克服了個人的情感和欲望，把持住了心中的天理，拒絕和戰(zhàn)勝了誘惑。對于這樣的行為和人格，作家 林湄在小說中多處申明：“生命最大的意義就是愛”，“‘天堂’就是‘愛’”，“這個世界沒有比‘愛’更具有征服力”，是要求人們盡量地壓抑和克制自己的人生欲望，來服從“理”的約束，也就是說應該“存天理，滅人欲”。? 二、對洛學倫理綱常傾向的崇尚? 宋末明初理學思潮的主流導向和精神實質無非是對于理學所一貫堅持的儒家倫理道德的發(fā)揚和恪守?！爸伊x”作為儒家倫理道德的核心內容在這時也當然地被提到首要的位置；至于在國家政治理想方面倡導親賢遠佞，自然是封建綱常的組成部分。? 由于特殊的地域環(huán)境和眾所周知的歷史創(chuàng)作背景，生活在異地異國的華文小說作家比起中國大陸小說作家受著對宋明理學思潮傳承文化精神實質的直接影響。究其原委，其時作家的思想正受到某些現(xiàn)實政治思想的嚴重束縛和壓抑，盡管他們的自由天性和浪漫情懷不斷地激發(fā)著合理的人生理想及表現(xiàn)這一理想的欲望，但他們又不能與洶涌社會思潮主流相抗衡，于是便出現(xiàn)創(chuàng)作小說以從思想精神方面羽翼和 迎合社會思潮的情況，而曲折地表達出的作者的理想和愿望成分。在創(chuàng)作傾向充溢著思想內容上對理學思潮精神實質的迎合而崇尚倫理綱常的要數(shù)崛起在上個世紀中后期臺灣和香港以及歐美文壇的“兩岸情結小說”、“新武俠小說”與“尋根文學。? 首先從“兩岸情結小說”的創(chuàng)作主旨來看個人、家庭乃至民族、國家的倫理觀念，“忠義”作為儒家倫理道德的核心內容當然地被提到首要的位置。? 莘歌的《家》描寫了祖國大陸與寶島臺灣中一個跨越兩岸長期隔絕的典型家庭中的夫與妻、父與子之間的生離死別的悲劇，傳達出臺灣同胞盼望突破人為的政治障礙實現(xiàn)親人團聚的呼聲。尤其陳映真的《山路》和《鈴鐺花》則是對民族命運作了更進一步的探求，顯示其深邃的思想和坦闊的胸懷。這兩篇小說無論從題材上還是藝術表現(xiàn)形式上都得到一個較大的突破，在臺灣文壇上發(fā)生較大影響。《鈴鐺花》的主人公是一位曾被日本人從臺灣征到大陸去打仗的青年人?？傻搅舜箨憽皡s投到中國那邊去做事了”，回到臺灣后，做了教師領導學生同不合理的教育制度做斗爭。他領導學生們勤工儉學，使學生獲得實踐知識，使“升學班”的學生對“放牛班”的學生欣羨不已。他告訴學生：“分班教育是教育上的歧視，說窮人種糧食卻要餓肚子，說窮人蓋房子卻沒有房子住……”終于這位青年從事革命活動被當局發(fā)現(xiàn)，追捕，后殺害。小說謳歌了這位堅強的義士。而在《山路》中，作者又毫無掩飾地贊美了一位申明大義女青年蔡千惠。作品以倒敘的手法，將蔡千惠如何其名其妙的一病不起，而又拒絕就醫(yī)的奇怪狀況進行鋪述。原因揭開，真相大白，一位仰慕革命者的青年姑娘千惠，由于未婚夫與戰(zhàn)友李國坤被自己的哥哥所出賣，一位被殺一位被長期監(jiān)禁。蔡干惠懷著負罪感冒充李國坤在外的妻子來到李家千辛萬苦 照料老人和小叔子。后來小叔于長大成人娶妻，便把千惠當母親一樣奉養(yǎng)。然而當干惠偶然從報上看到未婚夫出獄的消息，心中的激動加之矛盾便一病不起，卻又查不出何病因。死后，才從她遺留給未婚夫的一封信中得知真相。一位身心美好有情有義的婦女形象正是作者竭力歌頌的。這種描述，無疑與洛學所強調的“倫理”有關，因為“義”就是“倫理”的根本內涵之一。? 其次，從“新武俠小說”情節(jié)內容來看崇尚封建綱常的傾向。新武俠小說創(chuàng)作的最大文化價值在于它具備了拼湊而得的大量中國古代文化資料。無論是善于側重于對中國歷史和傳統(tǒng)文化描繪與詮釋的“一代宗師“金庸，還是偏重于對現(xiàn)代文化鑒照與與折射的古龍，抑或崇尚史料、宏張正義的梁羽生，小說中那些馳騁縱橫和競爭發(fā)展、自由豪壯氣概和超凡拔俗的杰出人物是此類小說創(chuàng)作書表達的致力所在，盡管該小說具有如此氣勢和胸襟，卻又明顯地體現(xiàn)著理學的拘束，并在深層意蘊上體現(xiàn)出崇尚封建綱常的傾向。以梁羽生小說為例，在塑造俠士形象時，他注重表現(xiàn)出一種憂國憂民、深明大義的崇高思想境界，小說中的俠客的爭斗往往是正義和邪惡之間的較量，如《七劍下天山》〉中的凌未風和劉郁芳是一對心心相映的愛侶，但在民族危難之際，他們毅然割舍了個人的戀情投身于挽救國家命運的民族圣 戰(zhàn)中。在人物塑造方面，作者顯見有著道德教化的意圖，甚至還用佛教中的善惡報應觀念處理人物命運。此外，在金庸取材于漢民族與少數(shù)民族之間關系的小說《鹿鼎記》的情節(jié)中，宋明封建綱常傾向一樣占據(jù)主導地位，將歷史民族文化遺跡展現(xiàn)的淋漓盡致，君君臣臣關系表現(xiàn)在王朝遞傳上堅持嫡脈相傳；倫理道德上崇尚“忠義”；人格修養(yǎng)上主張戒驕戒躁和政治理想上倡導親賢遠佞。? 其三，從“尋根文學”的情結流露來看崇尚封建綱常的理念。尋根文學起源于上個世紀中后期，創(chuàng)作群以臺港地區(qū)移民到歐美國家作家居多。這些作家大都受過良好的高等教育，且出身于書香門第，又喝著咖啡寫作，可謂中西文化結合的精英。然而，異域的落寞、思鄉(xiāng)的情愫讓他們的小說創(chuàng)作打下了尚理的烙印。以白先勇創(chuàng)作題材為例，思念家國、榮衰對比的感傷情緒和悲劇色彩通過作者筆下人物命 運遭遇表達了世事無常，人生如夢，命運的神秘與不可知，明顯透露著老莊理念的影響，諸如，《紐約客》中“念天地之悠悠”無根一代的遠離祖國又看不到出路的孤獨、寂寞和悲涼的情感吻合以及《芝加哥之死》解脫不了的恥辱感和罪惡感，在不動聲色中面對人生、歷史滄桑的喟嘆，產生震撼人心的效果。? 三、對洛學世俗化傾向的傳承? 明代中后期以何心隱為代表的“泰州學派”，以及反傳統(tǒng)思想家李贄出現(xiàn)，就營造出了“掀翻天地”的反傳統(tǒng)思潮，從而給傳統(tǒng)理學以致命的打擊，這可以視為洛學或理學叛逆期。? 明代后期大多通俗小說創(chuàng)作的基本特征主要是：描寫對象上以寫述平民，尤其是市民為主；描寫題材上以日常生活為主；主題思想方面?zhèn)戎赜趶垞P色情，敷衍帶有刺激性的公案、俠義和英雄傳奇；作家審美意識方面則表現(xiàn)出了“平中求奇”的傾向，亦即追求日常生活里不同凡響的“奇”。上述內容可以歸納為其時通俗小說的世俗化傾向。顯然，通俗小說的這一創(chuàng)作傾向與其時社會思潮，以及這一思潮直接影響下的文學思潮有密切關系的，但說到底還因為理學在這一時代被叛逆。? 這種叛逆的反傳統(tǒng)、重人欲、尚個性的反理思潮使洛學傳承文化經過多年衍化悄無聲息、或多或少被結合進異域文學思潮后，為當代海外華文小說創(chuàng)作提供了一個前所未有的發(fā)展環(huán)境和土壤，尤其是為那些以描寫男歡女愛的言情小說以及帶有刺激性的武俠傳奇小說大開方便之門。另外，這樣的文學思潮也必然地要求小說描寫物件、描寫題材，以及作者的創(chuàng)作動機上與它相吻合或向它傾斜。于是在相當長一段創(chuàng)作時間中，流落在海外的華文小說家便在大量地寫現(xiàn)實題材，描述實生活中的平凡人物，生動地反映眼前五光十色的商業(yè)社會；大膽地描寫色情，肆無忌憚地言情談性，以小說張揚色情，以及追求日常生活中的“至奇”以聳人聽聞、涉獵生活中的偶然和意外等方面自由馳騁、恣意寫述。在海外華文小說創(chuàng)作中，張愛玲的婚戀小說、瓊瑤等人的言情小說、金庸等人的新武俠小說、高陽等人的歷史小說、郭良惠、李昂等人的女性小說、陳映真、王拓等人的“牢獄小說”以及閻真、嚴歌翎、張翎、少君等在他們的新移民和網絡小說創(chuàng)作中受其影響匪淺。? 首先是體現(xiàn)在描寫物件上以寫述平民，塑造小人物為主。以旅美作家張愛玲小說為例：為了生存而墮落、麻木、冷酷、變態(tài)以及洋洋自得的油匠女兒曹七巧（《金鎖記》）、為了求得安逸環(huán)境不得不濫施心計的商人之妻白流蘇（《傾城之戀》）、愛慕虛榮、貪圖享樂落得“求生不得、欲死不能”的破落戶家小姐葛薇龍（《沉香屑第一爐香》）等等這群以各類方式向環(huán)境屈服的“軟弱的凡人”均有著強烈的生存欲望、都想擺脫環(huán)境的險惡，然而卻都無力逃脫作者筆下的“死世界”的惡環(huán)境，只好茍且偷生。小人物的依附性是大多海外華文小說創(chuàng)作中的基調，作家既哀其不幸又怒其不爭，但多是譴責大于哀憐。? 其次是體現(xiàn)在描寫題材上以日常生活、煩瑣小事為主。以香港女作家亦舒的被稱做“情愛寶鑒”的言情小說來觀照，其情節(jié)鏈條均圍繞在夫妻、戀人、婆媳之間的生活圈內，似乎與國家、民族興衰搭不上界，但卻有著極廣的社會震懾力：她把筆一方面觸進知識女性的內心世界，著力反映其物質富裕精神空虛的矛盾，諸如 位在寂寞中死去的如煙花般耀眼的電影明星姚晶（《她比煙花寂寞》；一方面控訴了畸形繁榮社會對美好人性的扭曲和摧殘，亦如情愿以犧牲自己青春和愛情甘愿成為有錢人金絲籠中鳥的劍橋大學留學生喜寶（《喜寶》），因此不能不指出的是其題材創(chuàng)作決非狹窄、淺薄。? 其三是體現(xiàn)在設置主題思想方面?zhèn)戎赜趶垞P情色、敷衍及帶有刺激性的公案、 俠義和英雄傳奇。例如有著變化多端的創(chuàng)作風格且具有“叛逆女性”之稱的李昂，無論創(chuàng)作風格如何變幻，死亡、性和癲狂則是她小說循環(huán)不息的主題。在她的創(chuàng)作中，常用奇異怪狀丑陋的生物來增強其作品的修辭感去形象地表現(xiàn)這些主題：長期遭受丈夫毆打凌辱甚至慘無人道的性虐待的林市（《殺夫》）在一次忍無可忍、精神 恍惚中操刀把丈夫當作一只豬宰了；再如積極主張且參與社會政治改革的臺灣“牢獄小說”作家王拓，在他創(chuàng)作的那部吸收了許多推理小說和愛情小說表現(xiàn)技巧，講述了圍繞少女被奸后受孕自殺案件的偵破過程的長篇小說《牛肚港的故事》中，通過其起伏跌宕的情節(jié)展示、扣人心弦的懸念設置、鮮明突出的人物性格刻畫以及委婉細膩的感情糾葛，展現(xiàn)了臺灣漁村社會風貌。? 最后值得注意的是體現(xiàn)在作家審美意識方面則表現(xiàn)出了“平中求奇”的傾向，亦即追求不同凡響的“奇”。以留學生文學創(chuàng)作為例，被譽為“留學生文學鼻祖”的于梨華之作品，格調質樸，自然，真實感人。其白描手法的運用，既富于女性的清新、細膩、逼真特點，又有男性的粗獷豪放，將兩種美學風格完美地統(tǒng)一起來，又恰到好處運用排比句、對偶句，使她的作品讀來富于戲劇性，引人入勝，毫不做 作，因而被稱為“近年來罕見的最精致的文體家”；富有“傳奇作家”之稱的陳若曦運用樸實的寫實手法，敘述一些看似平淡的故事。她極其講究細節(jié)的刻畫，立體感極強，從平凡瑣細的事件中提煉出深邃的思想，如《尹縣長》本為一悲劇，但敘述故事情節(jié)時并非慷慨陳詞的抨擊，而是娓娓冷靜敘說，毫無主觀立場的記實性筆法反倒使小說的悲劇色彩更濃更觸目驚心且給讀者以無限遐思。? 四、洛學傳承文化中的復興尋根尚勸戒傾向思想的體現(xiàn)? 明末，隨著漢民族統(tǒng)治被滿清民族替代，其時的社會思潮也發(fā)生了相應的轉變。就哲學思潮而言，主要的變化表現(xiàn)為：萬歷后期，反抗傳統(tǒng)、重視個性、肯定人欲的社會思潮開始衰落，一個洛學傳承史上的“復興古學”時期由此到來?！皬团d古學”為主流的社會思潮直接左右和影響了當時的文學風氣，最突出的表現(xiàn)是使其時文風轉向平實嚴正。由于“復興古學”的文風的轉變勢必影響到小說領域，便使其時小說體現(xiàn)出兩個非常明顯的傾向：一是小說批評轉向重社會功利，反對小說借男女之情以宣淫，否定無補世道人心的作品，昌言小說具有史書價值。二是小說創(chuàng)作方面體現(xiàn)出明顯的復興尋根尚勸戒思想傾向。? 洛學傳承文化中復興尋根尚勸戒思想均在“尋根文學”、“老兵文學”、“留學生文學”、“閨閣小說”、“政治小說”等等海外華文各流派小說創(chuàng)作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其創(chuàng)作傾向為思想內容上刻意強調作品的“復興尋根”的勸戒價值，例如上世紀五六十年代自臺灣移居美國的白先勇、聶華苓、于黎華、王鼎鈞等作家 "面對陌生的新大陸的疏離隔膜與無奈，遙望故國，表現(xiàn)自己那揮不去的的落寞孤 絕與鄉(xiāng)愁，以及對西方文明不棄不離的復雜情感。他們對生命深邃雋永的感知，對中西文化情愫的纏綿與放達，對自我生存狀態(tài)的思辨，對歲月滄桑的嘆息”1而書寫就的“尋根”小說中，大多將作品中的人物命運安排為：循著自然發(fā)展順序，較普遍地采用了因果順序，并造成“惡有惡報，善有善報”的命運結局模式，并以情節(jié)結構上大抵是在依次的幾個主要情節(jié)部分中嵌進一條因果鏈，使其轉化成為情節(jié) 1陳瑞琳：《橫看成嶺側成峰-北美新移民文學散論》，四川：成都時代出版社2006 年。發(fā)展的動力，作者再循著由因向果的轉化安排情節(jié)，使結構成一因果序列。而在本 世紀嶄露的“新移民”作家群中，卻也延續(xù)了這樣一個創(chuàng)作模式，卻有過之無不及。帶著自己紛繁各異的生活經歷，大批來自中國大陸的學子將滄桑深厚的中國文化印痕撲入西方全新的國都。然而不同的時代與不同社會體制下成長的經歷導致心智的成熟，面對洶涌而來的西方文化，他們游刃有余，熱情又不失自我，思辨又不失慎言?！八麄儨p卻了漫長的痛哭蛻變過程，增進了先天的適應力與平行感。他們濃縮了兩種文化的隔膜期與對抗期，在東方文明的堅守中瀟灑地融入了西方文明的健康因子”2? 尋根思鄉(xiāng)的小說批評傾向也好，小說文本中的尚勸戒創(chuàng)作傾向也好，兩者的精 神實質其實是與洛學傳承文化中“復興古學，務為有用”社會思潮相吻合或相倚伏。這也再次讓我們窺視出洛學傳承文化對于海外華文小說創(chuàng)作傾向的作用與影響。? 隨著殖民體系的崩潰和歐洲中心主義的瓦解，當代多元文化作為一種時代的潮流已經深刻影響到海外華文文學，社會歷史背景或文化語境已成為研究其文學文本的重要決定因素。洛學傳承文化的實質貫穿著中國通俗小說由發(fā)生、發(fā)展而至昌盛的演變歷程，而海外華文小說的發(fā)展和中國本土文學既相分流又相整合，這種狀況，不僅使海外不同區(qū)域的華文小說創(chuàng)作能夠在同一文化背景下得以彼此溝通、衍化和統(tǒng)攝，而且還使海外華文小說成為一個新的研究領域。作為整體漢語言文學的一個組成部分，海外華文小說很自然地顯現(xiàn)出既具有漢語言文學的一貫的文脈及其特點的表現(xiàn)方式亦即民族傳統(tǒng)，又有受不同的國家或區(qū)域文化影響而表現(xiàn)出的特殊性亦即異變。這種特殊的從整合到分流的創(chuàng)作軌道，正是海外華文小說創(chuàng)作的內在 2陳瑞琳《橫看成嶺側成峰-北美新移民文學散論》，四川：成都時代出版社 2006 年。 實質。洛學傳承文化的發(fā)展與海外華文小說創(chuàng)作傾向這兩條文化軌跡的不謀而合，或許有歷史巧合方面的因素，但文化整合所帶來的相互吸收和影響更應該是不容忽略的重要因素。? 綜上所述，研究洛學傳承文化與海外華文小說創(chuàng)作傾向異變間的關系，一是對從開掘海外華文小說深層意蘊、歸納和總結洛學傳承文化與海外華文小說創(chuàng)作傾向及小說文本思想發(fā)展有關的規(guī)律，均有不可忽略的價值；二是在摸清洛學傳承文化與海外華文小說創(chuàng)作發(fā)展相互整合與分流的規(guī)律的同時，將這一研究立足于中原傳統(tǒng)文化的背景上的，因而對揭示中原傳統(tǒng)文化與海外華文小說發(fā)展之關系也有特定 意義。? 參考文獻：? 1.(宋)程顥：《二程集》《河南程氏遺書》卷十五，中華書局 1981 年版，第 1 冊，第 144 頁。 2.(宋)程顥：《二程集》《河南程氏遺書》卷二十四，中華書局 1981 年版，第 1 冊，第 31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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