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民族建設還是俄羅斯化？1938-1953年非俄語學校的俄語義務教育
作者：PETER A. BLITSTEIN 選自 A STATE OF NATIONS: Empire and Nation-Making in the Age of Lenin and Stalin. 參考譯自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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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紀20年代末和30年代，國家建設和工業(yè)化是斯大林”自上而下的革命“的基礎。這些政策順理成章地導致了建立一個統(tǒng)一的蘇聯(lián)人口文化的努力，其中一個重要的基礎是普及俄語知識。[1]因此，1938年3月13日的一項政府法令規(guī)定，俄語語言和文學在所有蘇聯(lián)非俄羅斯學校都是必修課。[2]然而，通過俄語實現(xiàn)蘇聯(lián)統(tǒng)一性的手段并不明顯。自1918年以來，為非俄羅斯人口提供母語學校教育一直是官方政策。由于致力于大眾教育，斯大林政權不僅在非俄羅斯學校保留了母語教育，而且還試圖擴大這種教育。[3]事實證明，在課程中找到母語和俄語之間的平衡是很困難的。在1938年關于俄語義務教育的法令頒布后，斯大林本人無法或不愿意表明這種平衡應該在哪里。結果，非俄羅斯學校的俄語教學仍然很差，因為教育官員和黨內官僚都對可能改善俄語教學的變革猶豫不決。對俄語義務教育法令的起草和執(zhí)行情況的研究表明，1938年后，矛盾和沖突困擾著政權在非俄語學校的語言政策，而且對其統(tǒng)治者來說，蘇聯(lián)多民族國家的本質仍然是模糊的。要求非俄羅斯族兒童學習俄語，意味著蘇聯(lián)正變得更像一個單一民族國家，一個要求其人口有共同文化的國家。繼續(xù)支持非俄羅斯語言意味著蘇聯(lián)將通過支持有區(qū)別的的民族文化來保持”平權行動帝國“的特征。[4]
蘇聯(lián)教育機關一直強調非俄羅斯學校開設俄語課程的重要性。它是蘇聯(lián)最明顯的通用語言，因為它是最“發(fā)達”的。[5]列寧的遺孀、副教育人民委員N. K. 克魯普斯卡婭認為，俄語是“革命民族的語言，在所有知識領域都有大量的文獻”，是“各小民族之間交流的手段”。克魯普斯卡婭喜歡強調，在革命之前，只有富裕的非俄羅斯人能夠學習這種語言，而在革命之后，所有人都可以學習。[6]如果非俄羅斯人要接受高等教育，掌握俄語是關鍵。教育工作者經(jīng)常抱怨說，一旦非俄羅斯學生開始接受職業(yè)教育或高等教育，俄語的缺乏是他們的最大阻礙。[7]
中央教育機關認為，如果有需求，地方部門有責任將俄語納入課程。[8]但是，沒有要求整個聯(lián)盟在非俄羅斯學校中教授俄語。盡管從1930年代初開始，教育政策的集中化和協(xié)調化程度不斷提高，但非俄羅斯的共和國和地區(qū)仍然獨立發(fā)布課程表和教學大綱。[9]1932年流傳的示范課程表對所有學校都適用，無論其教學語言如何；它規(guī)定從一年級開始教授 "母語"，從三年級開始教授 "第二語言"。在大多數(shù)情況下，第二語言是俄語，但在一些少數(shù)民族學校，兒童學習的是多數(shù)民族的語言。例如，在韃靼自治共和國（ASSR），楚瓦什語學校的學生將韃靼語作為第二語言學習。[10]在烏克蘭和白俄羅斯，因為需要同時教授烏克蘭語和白俄羅斯語，波蘭語、德語和意第緒語等學校直到五年級才開始教授俄語。[11]直到1934-1935學年，俄羅斯蘇維埃聯(lián)邦社會主義共和國（RSFSR）的所有非俄羅斯學校都沒有共同的課表，當時俄羅斯語言和文學首次被確立為獨立的科目。俄語教學應該從二年級開始，那時孩子們九歲。[12]在1935-1936和1937-1938學年，俄語學習的時間進一步增加。[13]
有相當多的證據(jù)表明，1930年代，非俄羅斯教育部門在其學校的俄語教學中遇到了嚴重困難。在1933年4月舉行的全俄非俄文教科書會議上，有人報告說，“經(jīng)常派未經(jīng)充分培訓的人去當俄語教師”，七年制學校的畢業(yè)生“實際上不懂俄語”。培訓小學教師的候選人正是這些畢業(yè)生。[14]大多數(shù)俄語教師都畢業(yè)于教學語言為母語的機構。教科書和方法論文獻都很匱乏。高等教育機構的學生使用的是為二、三年級學生編寫的教科書。[15]一些中央官員指責地方部門完全無視俄語，是“地方民族主義”。[16]
雖然教育人民委員部（Наркомпрос）長期以來一直擔心非俄羅斯學校的俄語教學狀況不佳，但授權的決定來自更高權力機構。[17]斯大林本人在1937年10月的中央委員會（ЦК）全會上提出了在所有蘇聯(lián)學校中推行俄語義務教育的問題，據(jù)說是因為即將有非俄羅斯士兵涌入紅軍。這將是兵役法修改的結果，因為兵役法不再免除從某些非俄羅斯民族征兵。[18]這支 "全聯(lián)盟的軍隊 "需要一種共同的語言。正如斯大林所說：“有一種語言，蘇聯(lián)的所有公民都能或多或少地表達自己，那就是俄語。所以我們得出結論，它應該是強制性的。如果所有應征入伍的公民都能用俄語表達自己的意思就好了，這樣，如果某個師被調走，比如一個烏茲別克師被調到薩馬拉，它就能與民眾交流了?！八勾罅值闹苯亓水?shù)倪壿嬃⒓从龅搅艘粋€復雜的現(xiàn)實?！蔽覀冏稍兞私逃嗣裎瘑T部，”他抱怨說，”但我們無法得到一個明確的答案：在這里，俄語從二年級開始作為必修課學習，在那里從三年級開始，在一些地方從四年級開始，而其他地方根本沒有。......他們聲稱，法律是模糊的“。因此，”政治局“命令教育人民委員部制定一項法律，使所有蘇聯(lián)非俄羅斯學校的俄語教學標準化[19]。
斯大林在全會上強調的是非俄羅斯人學習俄語的實際需要。然而，在大恐怖的緊張氣氛中，俄語的政治作用占據(jù)了中心位置，因為在官方宣傳中，教非俄羅斯學生學習語言的教學理由被降到了次要位置。事實上，在20世紀30年代末的偏執(zhí)、排外和日益以俄羅斯為中心的氣氛中，將俄語作為必修課的決定似乎表明，斯大林政權已經(jīng)決定采取使非俄羅斯學校俄羅斯化的政策。?[20]在斯大林的中央全會上的講話之后，一場報紙宣傳運動攻擊所謂的資產(chǎn)階級民族主義者故意破壞非俄羅斯學校的俄語教學。?[21]1938年2月，共青團中央委員會第五次全會上的討論，加強了不讓非俄羅斯學生享受俄語好處的邪惡陰謀的主題。據(jù)楚瓦什自治共和國的代表說，在1936-1937年期間，"所有俄文文獻 "都被刪除，因為創(chuàng)造這些文獻的人變成了 "敵人 "或 "資產(chǎn)階級民族主義者"。一位烏茲別克官員斷言，自蘇維埃烏茲別克成立以來，"沒有為非俄羅斯學校培訓過一名俄語教師"。他聲稱，任何提出這個問題的人都會被稱為”大俄羅斯沙文主義者“[22]。
在這樣的氛圍中，最初教育人民委員部的建議傾向于激進就不足為奇了。提出法律的責任落在了教育人民委員P.A.秋爾金身上，最近他被任命取代了被捕的A.S.布勃諾夫，后者除其他許多事情外，還被指控破壞非俄羅斯學校。[23]秋爾金追隨報紙宣傳運動的步伐，譴責非俄羅斯的 "資產(chǎn)階級民族主義"，并提出了大量證據(jù)，表明俄羅斯蘇維埃聯(lián)邦社會主義共和國非俄羅斯學校的俄語教學狀況簡直是災難性的。秋爾金聲稱，他的前任在發(fā)布 "實際上排除了俄語教學 "的時間表后，多年來犯了 "破壞分子 "的毛病。1934年，當俄語最初被納入課程時，它被分配到 "一個極其微不足道的小時數(shù)（每個年級每周4小時）"。與俄羅斯學校分配給俄語的時間相比，后來下令增加的時間也是不夠的。更糟糕的是，"甚至這些課時安排也沒有得到執(zhí)行。在某些自治共和國和自治區(qū)的許多學校，在1936-1937學年根本沒有教授俄語"。[24]教育人民委員部專家認為，在俄羅斯蘇維埃聯(lián)邦社會主義共和國的非俄語學校中，用于俄語的時間--二至六年級每周5小時，此后逐漸減少--是不夠的，他們支持秋爾金。一些 "領頭學校 "違反官方政策，在一年級以對話課的形式引入俄語。這些專家建議在更廣泛的基礎上實施這種方法。[25]秋爾金認為，各加盟共和國的情況比俄羅斯蘇維埃聯(lián)邦社會主義共和國還要糟糕。在土庫曼斯坦的728所學校中，有321所教授俄語。在吉爾吉斯坦的667所小學中，有189所教授俄語。在哈薩克斯坦的255所不完全中學（incomplete-secondary school）和75所中學中，分別只有39所和7所學校教授俄語。秋爾金稱，在那些教授俄語的學校里，教學水平 "極其不令人滿意"。更為復雜的是，在不同的加盟共和國，俄語教學在不同的年級開始。[26]
教師和教科書的短缺是造成這些問題的原因之一。據(jù)秋爾金說，教育人民委員部未能監(jiān)督非俄羅斯學校教師的培訓（”不少人是反革命分子、資產(chǎn)階級民族主義者和罪犯“），而且直到1933年才開始管理非俄羅斯學校的教科書出版。[27]非俄羅斯學校的俄語教學方法在大多數(shù)教師培訓機構中都沒有教授。[28]教育人民委員部專家提供的印象深刻的證據(jù)表明，非俄學校即使有俄語教學，其教學效果也很差：”通常情況下，非俄學校的教師在用母語教學的同時也教孩子們俄語，他們自己對語言的了解非常糟糕，說話和閱讀都有很多扭曲，[而且]犯有大量嚴重的拼寫錯誤?！笆聦嵣?，教育人民委員部的代表不得不通過翻譯與韃靼自治共和國的俄語教師交談！教育人民委員部本身沒有向這些教師提供任何支持?！睕]有人給他們任何形式的方法上的幫助，多年來沒有人檢查他們的工作。他們不知道如何學習，也不知道該學習什么。他們沒有課程的副本。沒有時間表，沒有教科書，也沒有任何方法上的指導“。[29]
與教育過程標準化的目標相一致，大多數(shù)科目的教科書都是在莫斯科用俄語編寫，然后翻譯成其他教學語言。但非俄羅斯學校的俄語教科書卻不是這樣，這種做法受到了秋爾金特別嚴厲的抨擊：
俄羅斯蘇維埃聯(lián)邦社會主義共和國教育人民委員部的前任領導和許多其他加盟共和國的領導有意識地培養(yǎng)了為每個民族[народности]編寫所謂的獨立俄語教科書的有害做法。這種有害的做法是以語言差異為"動機"的。......這不可能為全國所有的非俄羅斯學校創(chuàng)造良好的統(tǒng)一的教科書。因此，在大多數(shù)非俄羅斯學校中，現(xiàn)在沒有教科書，而許多存在的教科書在概念、學術和方法上都處于極低的水平......[30]?。
一位對非俄羅斯學校的21本俄語教科書進行評論的人抱怨說，每個作者都有自己的課程設置，他們把俄語當作一種”外語“，而不是它應該成為的”第二母語“。[31]
這些缺點的結果是，非俄羅斯學校的學生不懂俄語，這是“托洛茨基-布哈林派”的一個目標。事實上，秋爾金從教育人民委員部的專家那里收到的一份報告聲稱，有證據(jù)表明，加盟共和國的某些教育官員在被捕后，有意識地試圖破壞俄語教學。1935年，塔吉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的教育人民委員部反對稍微增加俄語課時，并反對在二年級開始教學，因為”99%的小學教師不懂俄語“?？ɡ?卡爾帕克蘇維埃社會主義自治共和國的教育人民委員部想從課程中完全刪除俄語，原因也是如此。[32]
鑒于他的證據(jù)，以及他為之找到的政治原因，秋爾金提出了一個徹底的俄羅斯化方向。他的第一份提案在1938年1月2日由組織局審議，建議在1938年春季學期立即在所有非俄羅斯學校將俄語作為”與母語平等的“科目引入。[33]2月14日，在與各加盟共和國的代表商議后，秋爾金提出了第二個建議，并在2月16日的組織局會議上審議。該草案規(guī)定，從1938年秋季學期開始，所有非俄羅斯學校和教師培訓機構都要從一年級開始教授俄語，并規(guī)定了培訓和再培訓俄語教師的措施。[34]
針對秋爾金的建議，組織局成立了一個委員會來研究他的第二個建議。[35]然而，斯大林拒絕了秋爾金的建議，認為在俄羅斯化的方向上走得太遠，而是命令政治局成立一個由A.A.日丹諾夫領導的委員會，以制定一項法令草案。[36]日丹諾夫在該委員會3月8日會議的開幕詞中指出，”我們在這個問題上還沒有一個準備好的提案“，從而表明秋爾金的草案是不行的。日丹諾夫還提出了一個全新的問題，他將其歸于斯大林：”我認為，斯大林同志指出的內容必須列入草案——不能壓制或限制母語，以便警告所有組織，俄語要成為學習的科目，而不是教學的媒介。“[37]事實上，斯大林還堅持要求俄語教師了解學生的母語，這表明他并不打算讓法令成為母語教育退縮的信號。[38]
日丹諾夫的委員會討論了技術問題，如俄語教學從哪個年級開始，如何編寫新的教科書，以及如何解決教師短缺的問題。自治共和國和加盟共和國的領導人說服了日丹諾夫——與秋爾金和教育人民委員部專家的主張相反——沒有必要在課程表中為俄語投入更多時間。這門課程有足夠的時間，但由于缺乏教師，這些時間往往沒有得到很好的利用。同樣，他們建議小學的學生從二年級開始學習俄語，而七年制學校和中學的學生則從三年級開始。[39]這兩項決定將使未來幾年非俄羅斯學校的俄語教學變得復雜。它們也是聯(lián)盟-共和國官員為抑制中央的俄羅斯化傾向而做出的第一個成功例子。委員會委托日丹諾夫、秋爾金和L.P.貝利亞起草一份最終提案。3月11日，日丹諾夫將其提交給斯大林，斯大林做了最小的修改；3月13日頒布了該法令。[40]
該法令以對 "資產(chǎn)階級民族主義者 "的儀式性譴責為前奏，提出了規(guī)定俄語教學的三個理由：（1）在一個尋求經(jīng)濟和文化進一步發(fā)展的多民族國家中需要一種共同的語言；（2）俄語對非俄羅斯干部的高級培訓的重要性；以及（3）國防的要求。它對四年級、七年級和十年級畢業(yè)生的俄語知識提出了非常具體的要求，并對所有非俄羅斯學校的俄羅斯語言和文學課程進行了標準化安排。該法令命令在當?shù)鼐帉懡炭茣?，并聽取教育人民委員部從中央派來的專家的意見，這也拒絕了秋爾金提出的要求，即為所有非俄羅斯學校起草通用教科書，無論其教學語言是什么。對于未來關于語言政策的辯論的命運來說，最重要的是，該法令以斯大林的警告作結，即試圖將俄語從學習科目轉化為教學語言是“有害的”，而且只能是暫時的。
因此，法令的最終版本是對激進俄羅斯化非俄羅斯學校的支持者的一次失敗。秋爾金的所有建議——俄語教學從一年級開始，對學科和母語用俄語教學，以及制作標準化的教科書——都被日丹諾夫的委員會拒絕或忽略了。大多數(shù)加盟共和國的母語學校確實增加了用于俄語的時間，但與過去幾年的時間表相比，該法令實際上導致了俄羅斯蘇維埃聯(lián)邦社會主義共和國非俄語學校用于俄語的時間減少。在不完全中學和中學，俄語教學以前從二年級開始，而現(xiàn)在將從三年級開始，這也意味著這些學校用于俄語的總時間減少了。俄羅斯蘇維埃聯(lián)邦社會主義共和國的非俄羅斯學生最需要俄語教學，因為其許多非俄羅斯學校在四年級以后就用俄語授課。因此，這些學生不會比以前更好地準備繼續(xù)他們的教育。[41]
各自治共和國機關立即認識到了這個問題，并試圖改變法令的條款，但無濟于事。北奧塞梯自治共和國要求提前開始俄語教學，并增加預計的俄語教學時間，但實際上被組織局拒絕。[42]當雅庫特教育人民委員要求澄清為什么1938-1939學年的俄語課時比1937-1938學年實際減少時，秋爾金回答說，這是因為需要增加用于本民族語言和文學以及其他科目的課時。[43]事實上，在1938-1939學年，俄羅斯蘇維埃聯(lián)邦社會主義共和國非俄羅斯學校分配給母語和本族文學的預計時間有了很大的增加，正如教育人民委員部自己在解釋新時間表時指出的那樣。[44]其他措施，如為培訓非俄學校的俄語教師制定專門的計劃或出版專門的期刊，也在法令中被忽略了。同時，有證據(jù)表明，一些地方當局違反了該法令，在不完全中學和中學的二年級保留了俄語。[45]
當然，法令中列出的具體措施并不能保證在未來的幾年里，所有的非俄羅斯學校都會教授俄語，或者教得好。用于這項措施的財政資源是不夠的。合格教師的短缺不可能在這么短的時間內得到彌補，而且在即將到來的戰(zhàn)爭中會更加嚴重。大多數(shù)非俄羅斯的共和國和自治區(qū)被要求印刷自己的教科書。由于他們的出版資源往往非常有限，教科書的短缺將繼續(xù)困擾著非俄羅斯的學校。
很快就可以看出，如果要執(zhí)行法令，中央沒有能力或不愿意為聯(lián)盟和自治共和國提供所需的財政支持。各共和國要求對其預算進行大量補充，而財政人民委員部（Наркомфин）幾乎減少了它所收到的每一項要求。[46]財政人民委員部試圖將所有共和國執(zhí)行該法令措施的費用和規(guī)定標準化。當格魯吉亞注意到，增加俄語課時意味著學生在校時間的全面增加，隨之而來教師的工資也會增加時，財政人民委員部駁回了這一要求；必須調整課程表，以保持學時數(shù)不變。[47]更糟糕的是，財政人民委員部在調和預算分配方面花了不少時間。盡管大多數(shù)共和國在4月中旬就答復了他們的財政需求，但財政人民委員部直到6月才發(fā)布其最終決定。6月28日，人民委員會遲遲沒有撥款，這同樣阻礙了暑期教師培訓班的教師和學生，以及支付教科書作者的工資。
執(zhí)行該法令的大部分準備工作由教育人民委員部承擔。它必須派專家到各自治區(qū)和各共和國教授短期的教師培訓課程，幫助編寫教科書，為整個蘇聯(lián)起草課程，并確保某些教科書的印刷。它還被要求提供教師，以便在中亞各共和國長期派駐。這些目標并沒有全部實現(xiàn)。在這一切中，秋爾金意識到，該法令沒有區(qū)分六天的城市學校和七天的農(nóng)村學校。這就需要為后者起草另一份課表。[48]盡管措施倉促且缺乏資金，但在1938年4月至8月期間，至少在紙面上，還是取得了很大成就。根據(jù)中央委員會學校部提供的綜合統(tǒng)計數(shù)據(jù)，有19975名教師在短期課程中接受了培訓，另有36855名教師接受了再培訓。在大學和教育機構中開設了41個新的俄羅斯語言和文學系。特別是阿塞拜疆、哈薩克斯坦和吉爾吉斯斯坦，仍然缺乏足夠的教師，紙張短缺意味著許多共和國的教科書沒有按時印刷。[49]
但資金、教師和教科書只是冰山一角。另一個使非俄羅斯學校教學的各個方面變得復雜的因素是1939年至1941年期間從拉丁字母轉為西里爾字母。雖然組織局在批準字母轉換的同時，也在考慮俄語義務教育的問題——事實上，字母轉換的明確原因之一是為了讓非俄羅斯人更容易學習俄語——但它并沒有試圖協(xié)調這兩個過程。[50]僅在1939-1940學年，俄聯(lián)邦就創(chuàng)造了37個這樣的字母表；這需要重印前一年才剛剛重寫的教科書。[51]盡管這些教科書本應在1939-1940學年開始時及時完成，但這些教科書被推遲了，許多學校被迫繼續(xù)使用基于拉丁字母的教科書。由于西里爾化的實施過于倉促，導致不同教科書的拼寫不一致。[52]?更糟糕的是，一些共和國在新的西里爾字母被批準后僅一年，就試圖改變這些字母，從而不得不再次重印教科書。[53]
面對這些困難，在1938-1939學年開始時，所有非俄羅斯學校都沒有教授俄語，這一點也不奇怪。例如，在阿塞拜疆，該學年只有40-50%的農(nóng)村小學教授俄語；在亞美尼亞，這一數(shù)字為70-80%。教育官員面臨著這樣的選擇：要么雇用只完成短期俄語課程的本地教師，要么雇用不懂本地語言的俄語教師。他們往往選擇后者，盡管該中心堅持認為，"作為一項規(guī)則"，俄語教師必須懂得學生的母語。截至1938年12月，在阿塞拜疆，超過20%的俄語教師不會說學生的母語；在達吉斯坦，城市學校的這一數(shù)字是100%，農(nóng)村小學的這一數(shù)字幾乎是20%。[54]
在雇用本地教師教授俄語的地方，教學質量往往因培訓不足而受到影響。1939年5月，教育人民委員部和教師聯(lián)盟的報紙《教師報》（Учительская газета）對塔吉克斯坦的一所學校做了如下報道?！霸诎蜖栕舨妓够W，四年級的俄語老師是阿利耶夫同志，如果沒有翻譯，他無法回答關于今天[他正在教]什么課的問題。由于缺乏基本的俄語知識，[他]自然無法向學生提供任何東西。在塔吉克斯坦，這種不識字的俄語教師不在少數(shù)?！盵55]作為保證所有學校都有教員的一項臨時措施，塔吉克斯坦設立了“流動教師”，每個教師在幾所農(nóng)村小學教授俄語。[56]由于他們是俄羅斯人，而“一般來說，俄羅斯教師，即使是那些在共和國學校教了幾年書的教師，也不懂塔吉克語”，這“嚴重降低了”教學效果。土庫曼斯坦的情況也沒有好轉。截至1939年4月，在上一學年結束時，5000名土庫曼教師中有1500人根本不懂俄語。[57]布里亞特當局報告說，盡管所有小學教師都“會說”俄語，但“在單詞重音【和】發(fā)音上，他們中的許多人犯了可怕的錯誤”。一般來說，他們的學生學習語法，但很少練習說俄語。[58]
1940年3月，俄羅斯蘇維埃聯(lián)邦社會主義共和國的計劃機構，國家計委報告說，在共和國的非俄語學校中，俄語教學仍然“不令人滿意”。[59]缺少教科書仍然是一個問題。例如，楚瓦什自治共和國只完成了1939年出版俄語教科書計劃的39%。但決定性的因素是“對教授俄語的教師的培訓極其不足”。國家計委列舉了楚瓦什、車臣-印古什、北奧塞梯、韃靼、巴什基爾和布里亞特-蒙古自治共和國的例子。教師培訓機構的俄語教學質量也很差，這些機構將提供新的教師。對俄語教學的控制受到了影響，因為當?shù)氐膶W校督導員不會說俄語，因此無法評估教學的有效性。
1940年9月，教育人民委員部承認在非俄羅斯學校的俄語教學中存在許多問題。教科書的生產(chǎn)是一場災難。截至1940年8月1日，1013種教材中只有400種為下一學年印刷，主要原因是缺乏紙張。由于教師短缺，許多學校仍然沒有教授俄語。事實上，新任人民委員波將金（V. P. Potemkin）承認，對非俄羅斯教師的培訓“完全不能令人滿意”，并指責教育人民委員部和地方機關沒有讓非俄語學生進入教師培訓機構。也就是說，在巴什基爾教育學院的790名學生中，巴什基爾人只占83名，韃靼人占132名；在卡巴爾達-巴爾卡爾教育學院的342名學生中，卡巴爾達人和巴爾卡爾人占67名；而在車臣-印古什教育學院的221名學生中，車臣人和印古什人只占15名。[60]為了克服教師的短缺，教育人民委員部建議花更多的錢為計劃成為教師的非俄羅斯學生建立特殊的預備課程。然而，僅在1940年，俄羅斯蘇維埃聯(lián)邦社會主義共和國就在教師培訓和再培訓上花費了近10億盧布，而這些機構的輟學率仍然相當高。由于這個原因，教育人民委員部拒絕為教師培訓提供任何新的開支。[61]
1940年7月，中央頒布了另一項關于俄語教學的法令，這一次不是針對學童，而是針對軍隊新兵中俄語知識貧乏的問題。截至1940年7月1日，共有152766名這樣的新兵，他們主要來自中亞和外高加索地區(qū)，根本不會說俄語。[62]?由于軍隊沒有資源或基礎設施來完成這項任務，國防人民委員S.K.鐵木辛哥要求各加盟共和國的教育部門采取措施，向未來的應征者教授俄語。中央委員會下達了這樣的命令，其結果是許多俄語教師被從學校抽調出來，被派去為新兵教授特別課程。[63]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期間，由于許多人被征召入伍或被征召從事報酬更高的工作，教師的短缺情況更加嚴重。1943年6月，波將金向中央書記A.S.謝爾巴科夫報告說，下一學年僅達吉斯坦就需要1500名新教師，但該共和國的六所教師培訓機構只能畢業(yè)70人。[64]在接下來的一個月里，人民委員會確實發(fā)布了一項法令，旨在糾正整個蘇聯(lián)的教師短缺問題。教師的工資增加了，師范院校的學生得到了津貼和免學費，其他組織也被命令與教育人民委員部合作，讓教師回到學校。但是，培訓非俄羅斯民族教師的長期前景依然暗淡。[65]
如果培訓教師和出版教科書的匆忙措施解決了非俄羅斯學校面臨的問題，那確實會令人驚訝。在1940年夏秋之際，幾個自治共和國在給教育人民委員部的備忘錄中提出了解決教師和教科書問題的方案。但是，他們幾乎都要求改變1938年法令所規(guī)定的上課時間。大多數(shù)人要求在所有類型的學校從二年級開始進行俄語教學。巴什基爾和韃靼當局甚至要求非俄羅斯學校的俄語課時與俄羅斯學校的課時相同。[66]教育人民委員部同意必須改變課程表，并盡職盡責地向中央提出上訴。但在1940年至1945年期間，中央委員會多次否決了在較早年級引入俄語和在所有類型的學校中同步開始教學的建議。教育人民委員部在1940年9月提出了一項法令，該法令將在所有非俄羅斯學校的二年級就開始教學。[67]波將金于1941年3月寫信給中央，請求批準此事。中央學校部支持他，除烏克蘭和格魯吉亞外的其他加盟共和國也支持他。也許是因為這種反對，這個建議沒有任何結果。[68]
在戰(zhàn)爭期間，由于無法解決教師和教科書的不足，教育當局繼續(xù)關注課程表。1943年2月，中央委員會學校部給書記A.A. 安德烈耶夫和謝爾巴科夫寫信說：”五年的經(jīng)驗表明，不同類型的學校在俄語入門教育方面的差異導致一至四年級的學生......在進入五年級時對俄語的認識水平完全不同?！霸摬块T建議在所有學校的一年級第二學期開始進行俄語教學的對話課，應該記得，這個想法早在1938年就得到了教育人民委員部專家的支持。負責教育事務的中央宣傳鼓動部部長G.F.亞歷山德羅夫也同意，”最偉大的專家一致聲明“，俄語教學應該提前開始。此外，”在自治共和國和加盟共和國的學校里，除了母語和俄語之外，學生還學習英語或德語，這幾乎不能被認為是權宜之計。在實踐中，這幾乎總是導致這些學校的學生既不懂俄語也不懂英語或德語。有必要在非俄羅斯學校建立語言學習制度，使學生首先學習俄語“。即使是這種帶有俄羅斯沙文主義色彩的呼吁，也沒有找到它的目標。亞歷山德羅夫的建議包括規(guī)定所有非俄羅斯學校從一年級開始學習俄語，并”重新考慮“將外語納入其課程，但該建議甚至沒有進入中央書記處的議程。[69]1945年9月，波將金再次給書記馬林科夫寫信，談及教育人民委員部的長期建議。在馬林科夫的命令下，中央委員會學校部用一份備忘錄回應了波將金的請求，聲稱它已經(jīng)提出了改善非俄羅斯學校俄語教學的措施，并尖銳地指出，馬林科夫本人已經(jīng)確定”關于這個問題的進一步工作[是]不成熟的“，所以他的建議已經(jīng)被擱置。[70]
如果該政權真的實行了”俄羅斯化“政策，那么，旨在改善非俄羅斯民族學校中的俄語教學的建議繼續(xù)在中央委員會的官僚機構中陷入困境就會令人驚訝。由于在戰(zhàn)爭期間對教育政策進行了其他根本性的改革，例如決定從7歲而不是8歲開始教學，以及在課堂上實行性別隔離，所以不能用戰(zhàn)爭本身的困難來解釋這種不作為。[71]相反，在非俄羅斯學校中增加俄語教學時間，在政權的最高層仍然是一個有爭議的問題，因為這引發(fā)了對母語教育的倒退和對其他學科的標準化學校要求的放松。
在戰(zhàn)后不久的幾年里，由于對教育人民委員部無力改善這種狀況而感到沮喪，俄聯(lián)邦共和國各自治共和國的官員直接向中央呼吁，要求改變1938年的安排。他們強調，俄語知識的貧乏是阻礙非俄羅斯族學生繼續(xù)接受教育的原因。[72]例如，在1945-1946學年，達吉斯坦計劃為新生提供840個高等教育名額，但該共和國只有150名學生從十年級畢業(yè)，其中只有70人是非俄羅斯人。[73]1946年終于通過了對非俄羅斯學校課程表的有限修改。在某些地區(qū)為7歲兒童設立了 "預備年級"，主要是在母語教學僅限于小學階段的地區(qū)。教育人民委員部認為這一措施的理由是，四年制沒有為學生從五年級開始的俄語教學做好充分準備。[74]這一變化使這些學校的俄語教學量幾乎翻了一番。然而，這只是暫時的。如果這種學校的母語教學真的要延長到四年級以后，那么新的五年制就沒有必要了。
在實行五年制的學校范圍有限的情況下，全面解決俄語教學問題的想法仍在議程上。[75]1948年，隨著3月13日法令十周年的臨近，中央委員會機關準備了幾個提案。1943年至1948年期間擔任中央學校部門負責人的N.N. 雅科夫列夫提出了戰(zhàn)后第一個建議，對所有非俄羅斯學校的教育政策進行實質性修改。他的計劃是在各自治共和國和自治區(qū)的非俄羅斯學校四年級以后完全停止母語教育，因此是挑戰(zhàn)了母語教育政策。它將”允許“各加盟共和國在8-10年級開始用俄語教授某些科目——歷史、地理、數(shù)學、物理，”以及其他“。[76]雅科夫列夫的備忘錄以缺乏俄語是導致非俄羅斯學生成績差的原因為主題，并提供了高等教育中非俄羅斯學生短缺的常用統(tǒng)計數(shù)據(jù)。[77]
雅科夫列夫的想法引起了1948年1月被任命為俄羅斯聯(lián)邦教育部長的A.A.沃茲涅先斯基的共鳴。這位新部長的主要任務之一是改善非俄羅斯學校的工作，在他被任命后，在一個中央的特別委員會所做的調查中，這些學校受到了強烈的攻擊。[78]沃茲涅先斯基認為，用于俄語的課時不足，并建議將外語作為非俄羅斯學校的選修課；這樣，俄語將取代英語、法語或德語在其課程中的地位。[79]許多自治共和國和自治區(qū)的官員支持這一 ”激進的解決方案“，正如沃茲涅先斯基所描述的，因為無論如何，由于缺乏教師，他們的學校往往不教外語。然而，當他建議非俄羅斯人申請高等教育機構，可以免去外語的入學考試時，他遭到了部長會議文化局中各加盟共和國代表的反對。在1949年5月13日的會議上，烏克蘭教育部副部長稱這是”一個不正確的建議......我不明白為什么會提出這個建議“。[80]
因此，有證據(jù)表明，聯(lián)盟共和國的教育部門抵制了對1938年安排的廣泛修訂，就像他們在十年前抑制了俄羅斯化的趨勢一樣。1946年，烏茲別克斯坦教育部副部長堅持認為，1938年的課程表分配給俄語的時間已經(jīng)足夠，但需要更好的教師培訓。[81]大幅增加俄語課時，必然意味著要么讓非俄語學生比俄語學生承擔更多的課堂時間，要么減少用于其他科目的時間，如外語和母語及母語文學。許多加盟共和國不支持這種變化。他們在《教師報》上的辯論導致了在是否在低年級開始俄語教學等問題上的意見分歧。格魯吉亞的教育部長建議從二年級開始學習俄語。許多自治共和國的官員對此表示反對，希望早點開始。[82]?戰(zhàn)后，一些加盟共和國確實對其時間表進行了調整。1946年，格魯吉亞的中等教育被延長到11年，主要是為了給俄語教學創(chuàng)造更多的時間。[83]阿塞拜疆在1947年將俄語作為所有學校的一個科目，從二年級開始。[84]中亞各共和國也逐漸在二年級或一年級引入俄語教學。[85]早在1946-1947學年，作為試驗，烏茲別克斯坦就在50所學校的一年級開設了對話課。[86]但這些措施都沒有在母語教育上退縮，而激進的俄羅斯主義者，如沃茲涅先斯基和雅科夫列夫，認為如果要改善俄語教學，退縮就是必要的。
各自治共和國和自治區(qū)的官員支持沃茲涅先斯基和雅科夫列夫，因為他們感受到了來自家長的壓力，要改善俄語教學，這將確保他們的孩子有受教育的機會。正如教育部的專家所解釋的那樣，一些非俄羅斯人的父母更愿意把他們的孩子送到俄羅斯學校，因為非俄羅斯學校的俄語教學質量差。于是，當?shù)氐慕逃芾碚呔蜁?“采取阻力最小的途徑，[并]表現(xiàn)出將俄語從學習科目轉化為教學語言的不正確和有害的傾向?！盵87]但是這種為了俄語教育而在母語教育上退縮的”自發(fā)“趨勢在中央也有堅定的反對者，他們依靠的是斯大林在1938年法令中的結束語。索維金（F. F. Sovetkin）是俄羅斯蘇維埃聯(lián)邦社會主義共和國教育科學院在非俄羅斯學校的俄語教學方面的主要專家，他在1948年的一次會議上宣布，關于從母語教學轉為俄語教學的”討論“是”不恰當?shù)摹??！蔽覀儽仨氂涀?938年3月13日的決定......沒有人廢除這個決定......中央委員會和人民委員會強調，在非俄羅斯共和國和地區(qū)的學校中，母語是主要的教學語言......在此基礎上，人們可以判斷如何對待將母語教學轉為俄語教學的建議"。[88]
直接或間接地，索維金的話得到了重視。在最初規(guī)定必須進行俄語教學的法令10年后，激進的俄羅斯化路線再次被拒絕。在1948年重組中央委員會機構時，雅科夫列夫被L.S. 杜布羅維娜取代。在一個與他的教育部長職責無關的案件中，沃茲涅先斯基在1949年的“列寧格勒事件”中被捕并被立即處決。[89]與她的前任不同，杜布羅維娜認為非俄羅斯學校的母語教育問題是不可談判的。她提出的改善非俄羅斯學校的建議明顯地只針對俄羅斯蘇維埃聯(lián)邦社會主義共和國，從而避免了其他加盟共和國的潛在反對意見，并對一些自治共和國和地區(qū)從全面的母語教育中退縮的做法提出了批評。[90]書記處于1949年6月24日審議了她的建議，該建議強調改進教師培訓和課本制作。但在規(guī)范新措施方面，各地區(qū)官員之間仍有分歧。由于無法得到所有各方的同意，書記蘇斯洛夫決定將具體的改變留給各共和國自己決定。[91]不會有新的中央決定出現(xiàn)。
各自治共和國很快做出了一些調整。1950年，在莫爾多瓦引入了第一年的俄語會話課程。索維金解釋說，他和其他15位專家花了六個星期的時間調查那里的 “特殊情況”。莫爾多瓦人長期生活在俄羅斯人中間，因此對他們的語言更加熟悉。莫爾多瓦文學“不發(fā)達”，因此可以在日程表中找到俄語的時間，并以其為代價。索維金強調，這是1938年3月規(guī)定的一個例外，即俄語教學通常從二、三年級開始，“任何人都無權改變這種情況”。當然，這時一年級課程已經(jīng)成為規(guī)則，而不是例外。用索維金的話說，其他自治共和國開始 "羨慕"，并要求批準類似的改變。[92]在地方當局每次提出要求的情況下，中央都允許這樣做。[93]
盡管所有這些課程安排的變化確實增加了非俄羅斯學校的俄語教學量，但經(jīng)過十多年的拖沓和猶豫不決，關于更徹底地改變政策的建議被否決了。在很大程度上，這是政權對母語教育同樣認真的承諾以及這一原則得到聯(lián)盟共和國官員支持的結果。
盡可能地將俄語教學集中化和標準化是中央官員的一個重要目標。重要的是，不僅要向所有非俄羅斯族的學童教授俄語，而且要以同樣的方式進行教學。當然，由于語言上的差異，這種標準化是不可能完全實現(xiàn)的；這一事實在教科書按語言區(qū)分的規(guī)定中得到了承認。但是，無論語言差異如何，課程都將由教育人民委員部為蘇聯(lián)的所有非俄羅斯學校發(fā)布。用在俄語上的時間是一樣的。對學生的俄語語言能力的期望也是一樣的。這種對標準化的堅持，主導了1938年俄語義務教育法令的起草工作，由于蘇聯(lián)的多樣性，也給許多非俄羅斯兒童的俄語教學帶來了復雜性。
同樣重要的是，中央沒有拿出足夠的資源來落實所有非俄羅斯人學習俄語的要求。當它在課程表的邊緣修修補補時，政權堅守著母語教育。在俄羅斯化的方向上對法令進行更激烈的修訂，如沃茲涅先斯基和雅科夫列夫的提議，需要斯大林本人的干預，因為最初的決定是他個人的責任。正如我們所看到的，這樣的修改并沒有出現(xiàn)。也許這是因為斯大林在戰(zhàn)后的幾年里退出了更多的一般國家事務。更有可能的是，他不相信加強俄羅斯化在政治上或實踐上是可取的。只有在他去世后，隨著1958年的教育改革，政權才會完全朝著俄羅斯化的方向發(fā)展。1958年后，各自治共和國和自治區(qū)的母語教育被縮減，并引入了一種新的學校——以俄語為教學語言的非俄羅斯學校，其中母語和母語文學仍然只是一個科目。隨后，非俄羅斯族的父母被正式允許選擇將其子女送到俄語學校。[94]正如伊莎貝拉·克林德勒所言，只有在1953年之后，俄語才”登上舞臺中央，因為大多數(shù)官方努力[都]致力于擴大其作為‘新的歷史共同體——蘇聯(lián)人民’的語言的作用。“[95]
斯大林政權在非俄語學校的語言政策上發(fā)出的矛盾信號表明，這些年對蘇聯(lián)多民族國家本身的性質仍然缺乏一致的認識。一方面，政權將俄語作為一種共同語言和使非俄羅斯民族成為“蘇維?！钡牧α縼硗茝V。另一方面，政權不愿意為了確保年輕人首先學習俄語，便在母語教育上退卻。來自高層的矛盾信號使教育官員和家長都感到沮喪，也淡化了斯大林主義的“俄羅斯化”政策的形象。
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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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刪除了法令導言中 "大俄羅斯人民（Great Russian people） "中的 "偉大（Great） "一詞，并將其從中央委員會的單獨法令改為中央委員會和人民委員會的聯(lián)合法令。關于斯大林的修改，見РЦХИДНИ 17/163/1187/91-97的草案。我感謝奧列格·赫列夫紐克幫助我區(qū)分斯大林的筆跡和他的秘書波斯克雷比舍夫的筆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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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ГАРФ r-5446/22/760/90-101（Наркомфин Zverev給蘇聯(lián)人民委員會，1938年6月11日）。蘇聯(lián)人民委員會撥付這些資金的法令副本見ibid., 110.
^格魯吉亞申請了270多萬盧布來支付與該措施有關的費用；其中140萬盧布專門用于抵消增加課時的費用。最后他們收到了56.5萬盧布。ГАРФ r-5446/22/766/2-6 (G. Sturua to SNK SSSR, July 8, 1938, and Zverev's response) .
^教育人民委員部只向非俄羅斯地區(qū)派遣了145名教員，而不是220名，為非俄羅斯教師提供特殊的短期課程。截至7月底，準備派往中亞的1000名教師中只有839人。與所有科目一樣，俄語的每周課時在農(nóng)村和城市學校之間存在差異，這是因為農(nóng)村學校的學年較短，實行的是七天制，而不是六天制。然而，每年的總時數(shù)是相同的，兩者之間的差異很快就被放棄了。ГАРФ a-259/36/185/4（秋爾金致布爾加寧[俄羅斯蘇維埃聯(lián)邦社會主義共和國人民委員會主席]），1938年7月26日；РЦХИДНИ 17/114/863/190-194（秋爾金致日丹諾夫和安德烈耶夫，1938年7月13日）.
^РЦХИДНИ 17/114/863/221 226（茹科夫[學校部主任]致日丹諾夫，1938年8月26日）.
^對于北高加索的大部分地區(qū)來說，這是在1937年底完成的；對于其他群體來說，在1938年的頭幾個月就得到了批準。比如說。РЦХИДНИ 17/116/633/49（組織局決議75/2&7g，1937年11月20日[阿迪蓋]）；同上。17/114/635/52（組織局決議77/320g，1937年12月26日[車臣人和印古什人]）；ГАРФ ^1235/141/2030127（中央執(zhí)行委員會主席團第87號決議，1937年10月2日[達吉斯坦人]）。РЦХИДНИ 17/114/640/18（組織局決議82/55g、5&g，1938年2月22日[卡爾梅克人、諾蓋人、卡拉恰人、阿巴金人]）；17/114/644/16，組織局決議86/55g[克里米亞韃靼人、北奧塞梯]）.
^" Итоги прошлого и задачи нового, 1939-1940 учебного года. Доклад Наркома просвещения тов. П. А. Тюркина на Всероссийском совещании актива учителей и руководящих работников народного образования，" Советская педагогика，no. 10 (1939): 23.
^F. F. Sovetkin, "Родной язык в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школе," in F. F. Sovetkin, ed.,Национальные школы РСФСР за 40 лет (Моков: ИздатеПство Академии педагогических наук, 1958) , p. 17.
^1941年初，巴什基爾當局請求對1939年批準的西里爾字母進行修改；教育人民委員部反對說，新字母的教科書已經(jīng)印好了。ГАРФ A-2306/69/2755/65-66. 韃靼當局于1941年1月對新字母（1939年批準）進行了調整，但沒有通知教育人民委員部或科學院的語言和字母研究所。Ibid., p. 80.
^РГАЭ 1562/17/728/4-10, 29.中亞各共和國的數(shù)字，如果可信的話，要好得多。Ibid., pp. 32—35.
^T. Chugai, "Русский язык в таджикской школе," Учительская газета, 1939年5月19日, 第3版.
^通常的做法是由一名教師教授小學（即前四年級）的所有科目。
^L. Kurbanov, "Две проблемы народного образования в Туркмении,"Учительская газета, 1939年4月9日, 第3版.
^ГАРФ a-259/38/350/31, 36 (1939-1940 年布里亞特學校俄語教學報告).
^ГАРФ a-259/38/350/63-70 (Kordiukov to SNK RSFSR, 1940年6月16日). 另見 A. Grigor'ian, "Русский язык в нерусских школах," 《真理報》, 1940年11月16日, 第3版.
^ГАРФ a-259/38/350/20-21 (V. Potemkin to SNK RSFSR, September 2, 1940).
^ГАРФ a-259/38/350/13-14 (A. Safronov to SNK RSFSR, September 11, 1940).
^РЦХИДНИ 17/117/125/42 (Bushuev to Malenkov, July 20, 1940).
^Ibid., 45 (Timoshenko to Malenkov, May 26, 1940); ibid., 17/116/45/92 (Protocol of the Secretariat 44/415g).
^РЦХИДНИ 17/125/135/490b (Potemkin to Shcherbakov, June 4, 1943).
^1941年10月，在俄羅斯聯(lián)邦的各種教師培訓機構中，非俄羅斯人仍然很少。當時只有23名巴什基爾人、194名韃靼人、8名卡巴爾金人和1名雅庫特人在教育和教師學院學習。РЦХИДНИ 17/125/135/52.這是到1943年6月為止，教育人民委員部能提供的唯一數(shù)字。
^ГАРФ a-259/38/350/8, 61 (Tinchurin to SNK RSFSR, October 9, 1940; Vagapov to SNK RSFSR, July 23, 1940).
^ГАРФ a-259/38/350/16-27 (Potemkin to SNK RSFSR, September 2, 1940).
^РЦХИДНИ 17/126/3/43-45, 47-48 (Potemkin to Bushuev, March 31, 1941; Bushuev to Andreev, Zhdanov, and Malenkov, April 27, 1941).
^?РЦХИДНИ 17/126/7/1-14 (Memoranda exchanged among Mikhailov, Potemkin, Pivovarova, Andreev, Malenkov, and Shcherbakov, February—April, 1943).
^РЦХИДНИ 17/126/21/177-178 (Potemkin to Malenkov, September 27, 1945; lakovlev to Malenkov, October 26, 1945). See also the proposal sent by Aleksandrov, Potemkin, N. Mikhailov, and lakovlev to Andreev and Shcherbakov, at РЦХИДНИ 17/125/342/7-8.
^關于這些變化，見John Dunstan, Soviet Schooling in the Second World War (London: Macmillan, 1997), pp. 170-178.
^РЦХИДНИ 17/126/23-49-51 (North Osetiia, November 1, 1945); ГАРФ a-259/6/3232/145-146 (North Ossetia). РЦХИДНИ 17/126/23/6-9 (Dagestan, June 18, 1945); РЦХИДНИ 17/126/23/11-18 (Kabardin ASSR, October 2, 1945).
^ГАРФ a-259/6/3258/26-27 June 14, 1946).
^ГАРФ a-259/6/3258/1 (Copy of Decree No. 521 of RSFSR Council of Ministers, August 11, 1946). 該法令適用于卡巴爾丁、達吉斯坦、布里亞特-蒙古、雅庫特和北奧塞梯自治共和國以及奧伊羅特、切爾克斯、阿迪蓋、哈卡斯和圖瓦自治區(qū).
^事實上，中央委員會拒絕在烏德穆爾特學校引入預科，借口是烏德穆爾特自治共和國中有足夠的俄羅斯人，可以為烏德穆爾特學童提供必要的環(huán)境來學習俄語。РЦХИДНИ 17/125/558/84 (Iakovlev to Zhdanov, September 26, 1947).
^見雅科夫列夫致日丹諾夫、蘇斯洛夫和波波夫的備忘錄，РЦХИДНИ 17/125/558/85-91 (August 5, 1947).
^?РЦХИДНИ 17/125/626/65-70 (Iakovlev and Shepilov to Suslov, February 12, 1948).
^РЦХИДНИ 17/125/626/142. 雅科夫列夫和沃茲涅西安斯基都在這項調查中發(fā)揮了重要作用。
^РЦХИДНИ 17/132/50/76-79 (Voznesenskii to Malenkov, November 16, 1948). 另見他在與當?shù)毓賳T舉行的一次會議上的講話，討論改進非俄羅斯學校的教科書制作：ГАРФ a-2306/71/126/28 July 29, 1948).
^ГАРФ r-544.6/75/7/43 (May 13, 1949).只有哈薩克教育部長在會議上支持這個想法。
^E. Rachinskaia, "Наши практические меры. О преподавании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в узбекских школах," Учительская газета, April 10 1946, p. 3.
^1947年6月、7月和8月，報紙上刊登了一系列文章。
^"В одинатсатых классах школ Грузии," Учительская газета, September 28,1946, p. 4; V. Kupradze (格魯吉亞教育部長), "Первый опыт одинатсатлетных школ," December 2, 1948, p. 2. 這一改變需要政治局的同意。 РЦХИДНИ 17/3/1057/19 (Protocol 50/60, March 28, 1946).
^РЦХИДНИ 17/125/558/150-154.
^РЦХИДНИ 17/88/919/5-6 (Kazakhstan, 1948); РЦХИДНИ 17/132/369/25 (Kirgiziia, 1950).
^E. Rachinskaia, "Наши практические меры."
^ГАРФ a-2306/71/365/47 (關于RSFSR非俄語學校的俄語教學的備忘錄，不遲于1949年12月23日)在1949-1950學年，RSFSR中26%的非俄羅斯學生在俄羅斯學校學習。 ГАРФ a-2306/71/779/1 (關于1949-1950學年非俄羅斯學校的報告，沒有日期).
^ГАРФ a-2306/71/120/68-69.
^根據(jù)政治局的決定，沃茲涅先斯基因“工作中的錯誤和不正確的領導方法”被免職，由I. A. Kairov取代。РЦХИДНИ 17/3/1077/23（政治局決議70/147，1949年7月12日）。他因為他有政治影響力的兄弟，1949年列寧格勒清洗的主要目標之一，政治局委員N.A.沃茲涅先斯基而遇害。
^她提議的草案見РЦХИДНИ 17/132/189/3-11 (無日期 [1949]).最終版本是和謝皮洛夫一起提交的, РЦХИДНИ 17/118/435/51-58 June 21, 1949).
^РЦХИДНИ 17/118/435/64.
^ГАРФ a-2306/71/769/19-20 (全俄教師會議非俄羅斯學校分會會議，1950年8月15日).
^蘇斯洛夫要求俄聯(lián)邦部長會議處理這個問題。ГАРФ a-259/6/8182/17.
^對于1958年的改革及其影響，見Yaroslav Bilinsky, "The Soviet Education Laws of 1958—59 and Soviet Nationality Policy," Soviet Studies 14, no. 2 (1962): 138-157; Brian D. Silver, "Social Mobilization and the Russification of Soviet Nationalitie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68, no. 1(1974): 45-66; 以及 Silver, "The Status of National Minority Languages in Soviet Education: An Assesment of Recent Changes," Soviet Studies 26, no. 1 (1974): 28-40.
^Isabella T. Kreindler, "Soviet Language Planning Since 1953," in Language Planning in the Soviet Union, ed. Michael Kirkwood (London: Macmillan, 1989), p. 46. Kreindler認為，這種轉變“被赫魯曉夫時期相對自由的氛圍所掩蓋”。在勃列日涅夫時期，這種偽裝將完全消失。Ibid., 5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