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譯自《第三海軍營1900至1901年鎮(zhèn)暴戰(zhàn)記》（Die K?mpfe des III. Seebataillons w?hrend der Wirren 1900/01），系關(guān)于庚子國變以及德國海軍步兵之一手史料。原作者為時任（1902年）第三海軍營少尉軍官赫伯特·馮·克萊斯特（Herbert von Kleist）。

　　本文旨在以德方視角來展現(xiàn)當時的歷史事件，以便讀者對相關(guān)歷史事件有更加全面的認識。文中觀點不代表譯者本人觀點。

　　就在北京周邊的仇外運動十分迅速，且令人不安地愈發(fā)愈烈的同時，天津方面的外國人處境也越加危險。自六月七日起，北京與天津之間的鐵路以及電報線路不再對一般交通開放，兩市之間須設(shè)立郵政快遞服務(wù)。德國駐天津總領(lǐng)事欽莫曼在給駐北京的德國公使的正式報告中提到，形式已經(jīng)異常嚴峻，為了安撫德國僑民的情緒，以及減輕志愿隊伍（Freiwilligenkorps）（譯注：即外國僑民自己組織起來的自衛(wèi)團體）的壓力，請求調(diào)集更多的德國正規(guī)軍前來。

　　德國海軍分艦隊的司令官（譯注：即德國東亞分艦隊（Ostasiengeschwader），或稱太平洋艦隊）也盡可能地滿足了這篇報告中所表露出的迫切需要增援兵力的愿望。自六月四日，便已有一小支上岸水兵分遣隊駐扎在天津，指揮官是海軍上尉庫內(nèi)（Kühne）。而就在六月十日，也就是海軍上校烏澤東（Usedom）率領(lǐng)他手下的上岸水兵連離開天津，加入海軍提督西摩爾麾下的增援北京的部隊前不久，有25名來自第三海軍營的海兵在海軍營少尉文策爾（Wenzel）的率領(lǐng)下抵達，以增強天津的兵力。

　　這支海兵隊應(yīng)海軍分艦隊司令官本德曼（Bendemann）中將的要求，于六月九日上午六時，在青島搭乘“格菲歐”（Gefion）號輕巡洋艦啟航，六月十日晚抵達大沽口，次日換乘駁船前往塘沽，并在此搭乘火車前往天津。在“伊蕾妮”（Irene）號輕巡洋艦的上岸水兵的陪同下，他們進入了天津，隨后被安置在位于大沽路的英國租界中。

　　隨著文策爾少尉率領(lǐng)的海兵隊的到來，德國駐軍的兵力已增加至6名軍官，135名士兵。此外，租界內(nèi)的救援部隊（Hülfskr?ften）還有160名俄軍、233名英軍、105名美軍、65名法軍、40名意軍、74名日軍、77名奧軍，共有869名軍人守衛(wèi)租界。

——未完待續(xù)

關(guān)于西摩爾遠征隊：

　　一九零零年六月九日，在北京的英國公使竇納樂爵士向英國海軍中將西摩爾求援，描述北京的狀況已是愈加嚴峻（hourly becoming more serious），請求部隊從海上登陸，并立刻做好一切準備，前往北京。（troops should be landed and all arrangements made for an advance to Peking at once.）

　　作為對求援的回應(yīng)，西摩爾從多國軍艦的人員中組織起了兩千余人的隊伍，于六月十日出發(fā)前往北京。遠征隊包括916名英軍，540名德軍，312名俄軍，158名法軍，112名美軍，54名日軍，40名意軍，25名奧軍。

　　對于西摩爾遠征隊的目的，則有十分豐富的探討余地。我國自媒體流行的說法認為西摩爾遠征隊此行的目的便是進攻北京，控制清廷。不過，通過對各國史料（包括我國史料）的分析，發(fā)現(xiàn)了與上述說法相沖突的細節(jié)。

　　無論是在五月末，八國各自派遣象征性的數(shù)十人兵力進駐北京的使館區(qū)，或是在六月初出發(fā)的西摩爾遠征隊，這兩次派兵，各國均告知清政府，清政府也知道會有外軍前來。不過，在以上時間點，清政府的態(tài)度可以說是中立或者模糊。在本文《渤海行動戰(zhàn)記》的第二章，提到了馮·佐登伯爵率領(lǐng)的德國海兵隊在搭乘火車前往北京的路途中見到部分車站被燒毀，但清軍已經(jīng)進駐。

　　在我國史料《拳匪毀京津鐵路記》有如下記載：“（聶士成）遂于某日率兵沿路巡輯。行至落垡，見有拳匪多人各執(zhí)軍械阻路，軍門諭令速退。不聽，乃令各兵沖突而前以恐嚇之。并又諭之曰：‘鐵路乃國家產(chǎn)業(yè)，并非洋人之物，何得任意作踐！’

　　匪等仍然不聽，反破口大罵，謂必得有洋人賄賂，故此仇視華民云云。并將磚石亂擲，復(fù)又開放槍彈，竟被擊斃軍士二名，哨弁一人。軍門及大怒，知非可以理論，立命部下開槍，斃匪十余人。匪等非但不懼，反分四路來攻，致又被斃兵士六七人……”

　　根據(jù)上述記載，清軍在當時與義和拳眾非但不是友軍，而且因義和拳眾毀壞鐵路以及其它設(shè)施，曾與義和拳眾刀兵相見。

　　根據(jù)英美史料，西摩爾遠征隊在離開天津的時候，附近的清軍也表現(xiàn)出了友善的態(tài)度，未對遠征隊發(fā)動攻擊（?friendly and did not attack）?？梢哉f，直到六月初，各國部隊仍將清軍視作友軍?！?/p>

　　另外，無論是先行派往使館區(qū)的各國分遣隊，或是西摩爾遠征隊，都沒有作戰(zhàn)的意圖，準確地是說沒有進行大規(guī)模作戰(zhàn)的意圖，更沒有與清朝正規(guī)軍戰(zhàn)斗的準備。兩批部隊均是輕裝上陣，雖然是搭乘火車出發(fā)，但只攜帶了基礎(chǔ)數(shù)量的彈藥，并沒有往火車上裝載更多武器彈藥以備不時之需。

　　部分我國史料也記載了一些有意思的細節(jié)。根據(jù)《直隸提督聶軍門死事記》記載：“自是聶軍大隊專守楊村，遏匪南侵。至十四日，英提督西摩爾統(tǒng)各國兵入京，過楊村。聶欲陰之，電告裕祿，裕不可……”

　　上述引文翻譯為普通話的大意是：“當時聶士成部隊的主力負責駐守楊村，遏制拳匪南侵。到了農(nóng)歷五月十四日（公歷六月十一日），英國提督西摩爾率領(lǐng)各國兵士前往京城，路過楊村。聶士成想陰他們，發(fā)電報給裕祿（時任直隸總督）請示，裕祿沒有允許?！?/p>

　　由此結(jié)合可推斷出，直到六月初，雙方確實沒有實質(zhì)性的敵意行為。

　　那么西摩爾遠征隊此行的目的，也是外國史料給出的說法更為可信，即是應(yīng)英國公使的請求信，前往北京進行撤僑行動，或是增強保護使館區(qū)的兵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