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登基后不久，唐朝中央進行了有關政治總路線的大討論。以封德彝為首的多數(shù)派主張以霸道治國，即嚴刑峻法；以魏征為代表的少數(shù)派主張以王道治國，即休養(yǎng)生息。唐太宗后來回憶此事時感嘆道：“貞觀初，人皆異論，云當今必不可行帝道、王道，惟魏征勸我。”

讓人感到奇怪的是，“以王道治國”在漢武帝之后已經成為中國精英界的主流意識形態(tài)。經過隋末大亂的唐朝初年國力貧弱，“王道治國”為主導的休養(yǎng)生息國策也符合當時的社會情況。既然如此，主張“王道治國”的魏征在貞觀初期為什么會成為朝廷中的“少數(shù)派”呢？

南北朝后期，西魏出現(xiàn)了一個強大的政治勢力——關隴士族，北周、隋、唐三朝皇帝都是關隴士族出身。關隴士族的主要特點之一就是武德充沛，武德充沛的好處是積極進取，有利于隋朝統(tǒng)一和大唐盛世，壞處是急功近利和不恤百姓，隋朝滅亡便與關隴士族的“武德”有關。

由于隋朝快速滅亡和李淵出身關隴士族，深受關隴士族影響的隋朝舊貴在唐朝初年依然有很大的影響力。比如封德彝就是隋朝舊貴，在李淵時期位居宰相。以封德彝為代表的隋朝舊貴與軍功大臣和寒門士人之間有很多利益沖突，這也是引發(fā)“玄武門之變”的主要原因之一。

“玄武門之變”之后，代表軍功大臣和寒門士人的唐太宗登基。但隋朝舊貴在武德九年（626年）到貞觀元年（627年）依然是朝廷的多數(shù)派，特別是宰相多為隋朝舊貴。在有關政治總路線的大討論中，以封德彝為首的隋朝舊貴按照關隴士族的習慣主張“以霸道治國”。

因為以封德彝為首的隋朝舊貴當時在朝中還是“多數(shù)派”，所以剛剛進入朝廷決策圈的魏征自然就成了“少數(shù)派”。不過唐太宗在有關政治總路線的大討論中選擇支持了魏征，隋朝舊貴在此后幾年逐漸退出政治舞臺，偉大的“貞觀之治”到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