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古籍保護計劃”啟動以來，古籍普查一直是常抓不懈的基礎性工作。幾年來，透過普查不僅摸清了古籍存藏的某些底數，還有不少過去聞所未聞、見所未見的新發(fā)現(xiàn)令人歡欣鼓舞。

　　遼代立朝幾與北宋相始終，遼代歷史上刻書出版事業(yè)并不十分興盛，且書禁甚嚴，敢以書傳南界者，罪死。所以能夠流傳于今者如吉光片羽、魯殿靈光，版本學家與出版史家向難走筆遼代刻書出版的描述。近年來，通過普查與珍貴古籍申報，山西遼代應縣木塔所出之遼燕臺憫忠寺（今北京法源寺）沙門詮明改定、遼圣宗統(tǒng)和八年（990）燕京刻本的《上生經疏科文》，遼燕臺憫忠寺沙門詮明述、遼圣宗統(tǒng)和二十三年（1005）燕京刻本的《法華經玄贊會古通今新抄》，唐三藏法師玄奘譯、遼圣宗統(tǒng)和二十一年（1003）道撰刻本的《契丹藏》之《稱贊大乘功德經》零帙等，均進入了國家古籍普查數據庫，并被評為珍貴古籍，榮登《國家珍貴古籍名錄》。應縣木塔所發(fā)現(xiàn)的遼版書，遠不止上述幾種，而是一批。透過這批版印實物，我們不僅可以了解遼代刻書出版業(yè)的中心就在今天的北京，還可借知那時北京僧、俗刻書的繁榮景象，更借所出若干卷大藏零種而推知《契丹藏》（亦稱《遼藏》）的基本架構與風格面貌。長期撲朔迷離的《契丹藏》基本得以廓清。

　　《東文選》卷一一二，收有高麗僧宓庵所撰《丹本大藏慶贊疏》，疏中稱：“念茲大寶，來自異邦，帙簡部輕，函未盈于二百；紙薄字密，冊不滿于一千。殆非人功所成，似借神巧而就?！卞碘謱⑵渌姟皝碜援惏睢奔粗袊摹按髮殹?，稱作“大藏”。這是什么藏？長期以來學界推測是小字《契丹藏》?？墒恰靶∽帧庇质鞘裁次牡男∽?？是漢文小字還是小字契丹文？未有敢于遽定者。1976年唐山發(fā)生大地震，豐潤天宮寺塔遭到一定破壞，后來修復時在塔中發(fā)現(xiàn)了《大方廣佛華嚴經》及《一切菩薩名集》，正是這種“紙薄字密”，“冊不滿于一千”的大藏零種。專家認定這就是歷來所說的小字《契丹藏》。豐潤文物保管所申報之《金光明最勝王經》卷第十，每半葉十三行，行二十四字，左右單邊，上下雙邊，文字框線與上下邊欄之間鐫雕金剛杵等文飾。《千字文》編號為“化”。卷末鐫有：“左街仙露寺秘持大師賜紫比丘尼靈志彫造小字《金光明經》板一部，□集勝利，先愿上資□宗皇帝、太皇太后、興宗皇帝仙駕御靈，速生樂園；更愿皇太后、皇帝皇后、□□皇壽、皇太叔與妃、諸王公主永納殊禎，法界有情，同霑□□。清寧五年歲次己亥甲子□十三日丙子彫畢流通”八行題記，清寧是遼道宗耶律洪基的年號，五年即公元1059年，表明靈志于是年主持雕造了此經。這才使人知道所謂的小字《契丹藏》，乃是漢文的小字《藏》，當時傳入了高麗，所以才有上述《東文選》那段生動形象的描述。遼祚并不算長，居然能刻《契丹藏》、小字《契丹藏》兩部釋家大藏，亦可謂刻書出版史上的壯舉。另外，內蒙古自治區(qū)巴林右旗也在普查中申報了遼代印本佛經。這些舉世罕傳的遼版典籍，填補了遼代刻書出版史的短板，價值極高。

　　宋刻元槧，紙潤墨香，向為人們所珍重。在古籍普查與珍貴古籍申報中的新發(fā)現(xiàn)也十分驚人。山西高平市博物圖書館，發(fā)現(xiàn)并申報兩卷《開寶藏》和其他宋刻單經；國家圖書館、北京法源寺也都發(fā)現(xiàn)并申報了《開寶藏》零帙，這是驚人的普查新發(fā)現(xiàn)。眾所周知，《開寶藏》是北宋初年由中央政府派高品、張從信前往益州（今成都）監(jiān)雕的我國第一部印刷本的大藏經，使佛教的經、律、論、贊第一次有了匯總叢刻的流傳形式，是刊本釋家大藏的濫觴。其后的《趙城金藏》及《高麗藏》皆由此《藏》所從出。惜在流傳過程中大部分散失，只有少數零帙分藏在天壤間。此次居然在一年之內有四帙曝出，實在是前所未有的大發(fā)現(xiàn)。另外，山西曲沃圖書館發(fā)現(xiàn)并申報的宋刻單經竟有三帙之多。山西省圖書館報出唐釋慧沼撰、劉豫偽齊阜昌八年（1137）乾明院比丘道溥刻本的《成唯識論了義燈鈔科文卷中》一卷，可說是舉世孤罕，絕無僅有。劉豫本是北宋的朝廷命官，奉命在山東防御金人侵擾，結果在金人策動下屈膝投降，為虎作倀，建立偽齊政權，年號“阜昌”。此經就刊印在劉豫傀儡政權的阜昌八年。其人雖是無節(jié)小人，但在其行用年號中所刻之書則僅此一見。

　　南宋淳熙八年（1181），臺州知州唐仲友動用臺州公使庫公帑，利用為人偽刻東南楮幣的犯人蔣輝等，在臺州署內開雕《荀子》、《揚子》、《文中子》、《韓子》等。書印好后，絕大部分運回老家婺州市門巷書鋪發(fā)賣，回款則中飽私囊，因而遭到朱熹的彈劾。其人品格雖差，但所刻之書極精。靖康元年（1126），金人破汴，不但徽、欽二帝北狩，書籍及書籍版片亦被捆載北還。宋室南渡后，典籍奇缺，舊日版片全被金人運往中都（今北京），無法用以重新刷印，只得在民間搜求北宋所刻諸書作為底本，進行重刻或翻刊。唐仲友在臺州重刻四子，便是這種刻書風潮的反映。唐仲友所刻四子，“悉視熙寧之故”，這是臺州本四子珍貴之所在。北宋皇祐二年（1050）司馬光上疏，奏請由崇文院校定《荀子》、《揚子法言》、《文中子》，并送國子監(jiān)雕造頒行。奏請得到采納，校定后由國子監(jiān)下杭州鏤版，至熙寧元年（1068）刻成頒行，是為此三書的監(jiān)本之祖。唐仲友重刻此三子“悉視熙寧之故”，表明其完全再生了熙寧監(jiān)本的原生態(tài)，顯得特別珍貴。在周恩來總理關懷下，1965年國家圖書館回收一批香港陳清華的藏書，其中就有所謂臺州本的《荀子》，一時轟動京華。40年后影印《中華再造善本》，經過悉心考證，證明此本并非臺州本，而是南宋嘉定中臺州本的翻刻本，臺州本的真實面目重又撲朔迷離。而在古籍普查申報中，臺州本《揚子法言》居然出現(xiàn)在遼寧省圖書館，使人們重見了臺州本所刻三子的廬山真面目。此本原是清大內天祿琳瑯舊物，溥儀在日本人策動下到長春復做皇帝夢，將此書攜往東北。1945年日本無條件宣布投降，溥儀攜金銀細軟古物珍玩潛逃，在機場被截獲，此書才回到人民手中。

　　南宋呂祖謙嘗精選范文而成《古文關鍵》一書，并在卓文警句旁加以黑筆標抹，借以提示讀到此處要反復玩味，深刻理解。與后世的文旁圈點大同小異。為如實反映這種“標抹”在讀文誦史中的作用，刻書時亦將這種“標抹”刊印出來，這就是所謂的標抹本。明朝人不知其意，重刻翻刊某書時便將“標抹”刪除，從而失去宋人讀書評點的痕跡。搞版本的過去知有其事，未見實書。在古籍普查過程中，南京圖書館申報的《四書章句集注》，粗黑的“標抹”宛然俱在，驗證了宋元時期確有這種版刻形式。南京圖書館固守八千卷樓丁丙舊跋，定此書為元刊本。經過考證，此書的正文部分當是宋常州州學刊版，各卷后所附元人張師曾的《音考》，則是元人用宋刻舊版重印正文時加刻上去的，故此書的版本應定為“宋常州州學刻元增刊音考本”。

　　西藏博物館普查申報之元刻藏文譯本《釋量論》，是個十分耀眼的亮點。此書也譯作《量釋論》、《量評釋》，又稱《廣釋量論本頌》，是印度因明學史上的重要著作。作者是因明學大師法稱，譯者是俄羅丹西繞。由忽必烈第三帝師達瑪巴拉發(fā)愿、皇后捐資開版雕造于大都（今北京）。忽必烈第一任帝師是八思巴，第二任帝師是八思巴的同父異母弟弟仁欽堅贊，第三任帝師是八思巴的侄子達瑪巴拉。元世祖至元十八年（1281）達瑪巴拉繼任帝師，到至元二十三年（1286）離開大都回去主持西藏政教事務，翌年死于非命，在大都實際任職五年多一點。他發(fā)愿雕造藏文《釋量論》等佛教典籍，當就在1281至1286他在大都任帝師這五年之間，其時代之早，當排在現(xiàn)存藏文印本書籍的首位。宋刊元槧的漢文古籍，絕大多數都要被定為一級古籍，而如此僅見的雕印本藏文典籍，其珍貴程度當遠勝一般的元刊漢文古籍。西藏普查申報的珍貴古籍，還遠不止這一種，元寫本佛教典籍就有18種之多，其文化遺產之厚重，令人欽羨。

　　上述只是擷英摘翠，略舉數端，全面闡釋，尚待來日。

　　原載：《 光明日報 》（ 2012年02月08日 07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