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二〇〇六年開始，我在北京考學，要考取一個跟電影有關(guān)的學校。電影專業(yè)的考試需要先拿到學校的專業(yè)合格證，然后參加高考，兩邊通過后可以上學。父母滿懷希望地鼓勵我，為我準備了一個結(jié)構(gòu)復雜的行李包，并塞了一大沓錢在羽絨服的暗兜里，囑咐我小心火車上攜帶刀片的人。但攜帶刀片怎么看得出來呢。 第一年，我拿到全國最好的藝術(shù)大學考試合格證，整個人意氣風發(fā)，身上有微光，見誰都是面若桃李，嘴角含笑。只需達到本省本一分數(shù)線的百分之八十，我就將去那所如同傳說一般的學校讀書。我將離開百分之五的骯臟青少年，回到大隊伍的前列。 然后在夏季，高考分數(shù)下來，全省參加高考的人數(shù)前所未有地達到了六十四萬，本一線水漲船高，于是我被刷了下來。 但沒關(guān)系，我有才華，還年輕，身強體壯，還可以再考一年。這樣告知父母之后，我輕車熟路地開始了第二次考學。 我開始籌備第二年的考試，每日閱覽盜版DVD。家里住在一樓，父親會在下午去院子里鏟狗屎。在重重壓力下，百分之七十五的青少年都需要毛片，我卻在閱覽時被窗戶后面鏟狗屎的父親看到，于是他給我學電影下了一個定義，就是閑散在家里以看電影的名義看毛片，他從此不再支持我，每次我從房間出來都含義復雜地看著我。 但母親仍鼓勵我。秋天，我再次去北京準備考試。母親在大衣的暗兜里給我塞了厚厚一沓錢，囑咐我小心火車上攜帶刀片的人，我說現(xiàn)在京廣線已經(jīng)不是綠皮火車了，沒有帶刀片的人了。我?guī)е粋€空蕩蕩的結(jié)構(gòu)復雜的行李包來到北京的地下室。 二〇一〇年，本省的高考人數(shù)再創(chuàng)新高，我重新回到了谷底。 四年里我一次次計算著自己的位置，本一線四萬八千人，是八十萬的百分之五點一，本二線十三萬九千人則是百分之十四點九。落榜，則再次回到高三，二〇〇七年與我一同高考的人，如今大多已步入社會，開始計算自己的工資收入在社會人口中的百分比，少數(shù)人讀研，一部分人生子。 第五年，父親已經(jīng)與我徹底決裂，母親在與他終日的吵架中為我奪來最后一次機會。如果這次落榜，父親就用他的路數(shù)送我去環(huán)衛(wèi)站開車，在我看來，若此事發(fā)生，我將終生成為那最后的百分之五。 我將身著制服，坐在環(huán)衛(wèi)車上，在破敗不堪的馬路上，大口向外吐痰。 這圖景沖擊太大，以至我在考試期間竟開始脫發(fā)和失眠。佝僂著背，頂著一頭稀疏的亂毛，我考出了這幾年來最差的成績。 在父親“早知如此”的眼神里，我看到幾年前他在后院鏟狗屎的那個下午，他只是失落地看著窗戶。而母親自一年前就鮮少說話，在我窮途末路時，她拿來一本小冊子，讓我去讀上面宣傳的野雞大學。 我看也不看，說自己寧可去環(huán)衛(wèi)站開車。 她就背對著我，我看到她顫抖的雙肩和鬢間白發(fā)，就接過了冊子。 “即使在那樣的學校中，我也會直搗黃龍的！”離家之前，我背起自二〇〇六年考學就一直在使用的行李包，對母親說。 說罷，二〇〇六年至今，我第一次哭了起來。那所學校的名字以黑體豎直排列在宣傳冊封面左側(cè)，竭力顯得不那么捉襟見肘。 ——胡遷《大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