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關(guān)南明湖廣督師何騰蛟的那些事兒咱們也講過很多了。何騰蛟很多所謂的“坑貨行為”說不好聽一點就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就比如所謂的仇視農(nóng)民軍，前面幾篇文章寫得很明白了，這是不存在的。但是人無完人啊，何騰蛟也不是一個黑點都沒有，就比如坑死自己的“南陽故人”隆武皇帝。

大致的意思就是，隆武皇帝想要擺脫鄭芝龍的控制，想要進入何騰蛟的控制區(qū)，何騰蛟認(rèn)為隆武皇帝如果進入自己的控制區(qū)會導(dǎo)致自己的獨斷專行受到皇帝的影響，所以囑咐部將郝永忠、張先璧兩個人的“迎駕”部隊不要真去迎接皇帝。

這個細(xì)節(jié)我最早是在南明史上看到的，而南明史的參考資料又是王夫之所作的《永歷實錄》中何騰蛟的傳記“時鄭芝龍驕悖，懷二心，上疑之甚。萬元吉自贛州表請西幸親征，騰蛟聞之，乃遣監(jiān)紀(jì)推官傅作霖奉疏迎鑾。上既急欲去閩出楚，作霖陛見，盛稱楚兵強盛，騰蛟精忠，渴望移蹕。上大悅，加騰蛟太子太保，促遣兵入贛迎駕。顧騰蛟以便宜制楚，文武將吏皆出其門，不忍失權(quán)藉，謂章曠曰：上若幸楚，則虜當(dāng)聚力攻楚，恐未易支也。上屢敕趣迎駕兵會贛州，騰蛟乃遣張先璧自攸縣出永新，郝永忠自郴出龍泉，分左右部，號迎駕軍。先璧至攸，屯師不進，永忠至郴，西屠桂陽州，過寧遠(yuǎn)，騰蛟亦不促遣之”何騰蛟認(rèn)為如果隆武皇帝駕臨湖廣會導(dǎo)致清軍全力進攻湖廣，所以囑咐張先璧，郝永忠這兩個迎駕將領(lǐng)裝裝樣子就行。

事實究竟如何呢？咱們先理一理隆武朝廷覆亡的全過程，主要參考材料為陳燕翼的《思文大紀(jì)》。隆武元年十二月，紹宗（隆武皇帝廟號，下文均以此稱之）正式下令親征，隆武二年正月，命令嗣唐王以及鄧王在福州為留守，此時紹宗御營已經(jīng)到達延津，預(yù)備向建寧出發(fā)。從此之后直至隆武二年八月二十二日，清軍越過仙霞關(guān)，紹宗皇帝都一直滯留在建寧。建寧在福建的三明，可見皇帝是一直往西走的，但為什么皇帝一直停留在建寧長達八個月之久呢？

隆武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首輔黃道周在婺源戰(zhàn)敗被俘，而鄭氏人馬“各路七月于茲矣，未見與敵一矢相加遺”。隆武二年正月，命令當(dāng)時已經(jīng)被賜國姓的鄭森帶領(lǐng)2000余名官兵前往鉛山支援鄭彩，鄭森隨即兵出大定關(guān)，同月“給湖廣總督何騰蛟敕印誥蔭”又令何騰蛟“先遣精甲一萬，迎朕湖東”除了何騰蛟之外江西的楊廷麟、萬元吉也接到了皇帝的命令。

所以“皇帝為什么一直停留在建寧”這個問題的答案也就呼之欲出了，答案就是兵力不足，如紹宗在給的兩廣總督平粵伯丁魁楚、巡按王化澄的敕令中說“朕因兵力未厚，致稽出關(guān)；卿等仍照前旨，募兵五千，不可為浮議疑阻，再召狼兵七千”在給江西的閣臣楊廷麟、萬元吉的敕令“朕親征暫駐建水，御營兵力未充，必俟卿等迎駕陳藎，兵宜速至湖東”。

在自身兵力不足的情況之下，皇帝希望江西抑或是湖廣方面可以有軍隊前來迎駕。但實際上江西方面的明軍根本不可能抽出兵力前來迎接皇帝，在這一年的三月二十四日，金聲桓部清軍就攻克了吉安，江西各路明軍一觸即潰，直到六月八日，清軍已經(jīng)推進到贛州城下，都已經(jīng)到這個時候，楊廷麟、萬元吉二人就算是有迎駕之心，也無迎駕之力了。而且可以這么說，從三月份開始，江西的局勢對于皇帝來說也將變得十分危險。這么看的話，紹宗脫離險境的希望似乎就在何騰蛟身上了。

那咱們再看看此時南明湖廣總督何騰蛟的處境，1646年年初就爆發(fā)了忠貞營圍攻荊州之戰(zhàn)，而何騰蛟的人馬則在岳州被擊潰，明軍向南逃竄；六月，清總兵祖可法、張應(yīng)祥進攻新墻，明軍大敗，新墻失守，后來清軍遭到明軍火器阻擊而停止追擊；九月，章曠反攻岳州戰(zhàn)敗，馬進忠，堵胤錫逼近武漢，但不久就因為孤立無援而撤退。

反正總的來說，戰(zhàn)線大致維持在岳州一線，因此湖南方面可以說是相對安全的。但如果考慮到湖廣方面的復(fù)雜狀況，比如多次反攻失敗之后對明軍士氣的影響，明方控制區(qū)內(nèi)部動蕩的局勢，還有各個地方官以及各個軍閥之間錯綜復(fù)雜的關(guān)系，這環(huán)境恐怕也就不那么理想了。何騰蛟在自己的《備陳楚事疏》中把湖南當(dāng)?shù)氐幕靵y形勢寫得很清楚“道路回阻，百姓死亡，幅員既蹙，物力有限，則無餉之難。逆號遍及，處處動搖，不肖先聲馳騖、忠義不知何物，威令不行，則無法之難。所以在這種情況下，湖南能維持一個相對比較安全的環(huán)境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清廷兵力不足，而也就在隆武朝廷滅亡數(shù)月之后，清廷滿漢大軍南下，輕而易舉地把何騰蛟趕進了廣西，堵胤錫則被趕到了湖南南部。因此我可以說，何騰蛟等人根本就不具備接待皇帝并且保衛(wèi)皇帝安全的能力。

如果何騰蛟真的對于迎駕抱有抵觸情緒，也是可以理解。而且紹宗本人性格也較為強勢不像后來的昭宗那樣軟弱和隨和。如果皇帝到達湖廣之后強行干預(yù)當(dāng)?shù)氐能妱?wù)，那何騰蛟應(yīng)該也挺為難的。畢竟紹宗本人在其在位的短短一年間并沒有展現(xiàn)出太多的軍政方面的才能，而湖廣形勢本就宛如一團亂麻。路振飛曾經(jīng)對紹宗說“上謂臣僚不改因循，必致敗亡。臣謂上不改操切，亦未必能中興也。喜怒輕發(fā)，號令屢更，凡上所長，皆臣所甚憂也”由此可見，皇帝如果真的插手湖廣的地方軍務(wù)可能會造成更慘烈的后果。

因此，何騰蛟是完全有動機囑咐手下張、郝二人的迎駕部隊裝樣子，不要真把皇帝接到自己這里來的。但《石匱書后集》中還是收納了一篇何騰蛟請紹宗親征的章奏，其中有“河南為天下之中，荊、襄居上游之要；誠能力破淺謀、獨抒神斷，由虔、贛以入楚、豫，用中原之智勇以取中原，大勢既張、大權(quán)在握，天下全局指顧間耳”之類的話，似乎并不反對皇帝移駕湖廣。但這畢竟是給皇帝看的東西，有很多事不要看一個人說了什么，要看這個人做了什么。何騰蛟挑選的迎駕將領(lǐng)郝永忠和張先璧其實也有問題，這兩個人麾下部隊的軍紀(jì)是出了名的爛，基本上可以說是走一路搶一路。所以，即使何騰蛟愿意頂著壓力把皇帝迎接到湖廣，郝永忠和張先璧這哥倆也完全有可能在路上沉迷擄掠而不能自拔導(dǎo)致耽誤時間。

綜上文所述，何騰蛟“坑死”紹宗這個說法有點過火。但無論如何，何騰蛟為臣，紹宗皇帝為君，君令臣以兵護駕，結(jié)果最終卻是君主蒙難，身為大臣，是絕對不可能完全洗脫責(zé)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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