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波戰(zhàn)爭

大波蘭恢復計劃

（一）波蘭與蘇俄的邊界在凡爾賽條約中并未加以詳細說明，1917年俄國革命后俄羅斯帝國、德意志帝國和奧匈帝國崩潰，俄國內部爆發(fā)戰(zhàn)亂，同盟國從東部陣線撤退，烏克蘭和白俄羅斯嘗試獨立。波蘭的國家元首約瑟夫·畢蘇斯基認為這是波蘭向東拓展疆土的有利時機，計劃通過聯(lián)合中東歐其余國家建立一個波蘭化的聯(lián)盟海間聯(lián)邦，作為對付德國和俄國帝國主義再度出現(xiàn)這一潛在威脅的防波堤，弗拉基米爾·列寧認為紅軍可以經由波蘭支援德國共產黨并在歐洲其他地方制造革命。在蘇聯(lián)和俄羅斯論述上個世紀一、二十年代蘇維埃俄國國內戰(zhàn)爭的著作中都使用一個模棱兩可的概念，就是武裝干涉蘇維埃俄國，之所以說這個概念模棱兩可就在于它模糊蘇維埃俄國領土當時的實際情況。這個概念涵蓋當時的蘇維埃俄國、蘇維埃烏克蘭、蘇維埃白俄羅斯，甚至還囊括波羅的海三國和芬蘭，而這時蘇維埃俄國的領土并不包括整個烏克蘭、白俄羅斯、波羅的海三國和芬蘭。蘇維埃俄國只是通過紅軍的軍事行動，在烏克蘭和白俄羅斯建立蘇維埃政權。

（二）但是在蘇維埃俄國國家領導人的眼中這些國家和土地應是屬于蘇維埃俄國管轄范圍之內的，烏克蘭和白俄羅斯與蘇維埃俄國非一個國家的情況，列寧1920年2月2日在第七屆全俄中央執(zhí)行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上的報告中就有過闡述，他說蘇維埃俄國對鄰國執(zhí)行的是“緊密聯(lián)盟的政策”且“不言而喻，對烏克蘭共和國執(zhí)行的也是這樣的政策且更加完善。因為全俄中央執(zhí)行委員會和烏克蘭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zhí)行委員會之間以前就訂立條約，這個條約意味著兩個共和國在反對帝國主義國家的斗爭中結成親密的聯(lián)邦關系，一個“聯(lián)邦關系揭示蘇維埃俄國與烏克蘭的實質性關系——“鄰國”。至于波羅的海三國和芬蘭在政策和文件上是被看成“獨立”國家的，而在實際上它們又常常被視為蘇維埃俄國有權干預的土地。1919年10月25日托洛茨基提出為了追擊尤登尼奇殘部可以兵發(fā)愛沙尼亞，他說應該利用愛沙尼亞農民渴望和平的心理使他們明白，如果尤登尼奇撤往愛斯蘭而沒有遭到他們的反擊的話戰(zhàn)爭勢必將轉入愛斯蘭境內。

（三）蘇維埃俄國雖然是十月革命的產物，而在俄波領土問題上卻持有頑強的歷史觀點。蘇維埃政府于1918年8月29日頒布法令宣布由前俄羅斯帝國與普魯士和奧匈帝國政府締結的、涉及瓜分波蘭的條約，因其與民族自決的原則、與承認波蘭人民的不可剝奪的自主和統(tǒng)一的俄羅斯人民的革命法制意識相違背，由本法令予以徹底廢除。而在實際上蘇維埃當局卻一直把波蘭與烏克蘭和白俄羅斯西部的邊界看成是俄波邊界，而波蘭在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后組成的皮爾蘇茨基政府卻試圖為奪回波蘭在歷史進程中被四鄰瓜分去的領土而訴諸武力，蘇維埃俄國在這方面也是一刻沒有放松準備，波烏、波白邊界的爭奪在新形勢下如地火般運行。國內戰(zhàn)爭全面爆發(fā)期間蘇維埃俄國在波烏、波白邊界的戰(zhàn)略部署和戰(zhàn)術行動方面一直是蘇維埃俄國運籌帷幄的重點，為此而成立的西方面軍就是為了適應這種形勢的，這個方面軍負責愛沙尼亞、立陶宛、拉脫維亞、白俄羅斯和波蘭的軍事行動?？偟臎Q策是為了掌控這些民族的領土，為了在這些領土上設防來維護蘇維埃俄國的利益，蘇維埃俄國政府決定建立蘇維埃民族軍，西方面軍的建立表明蘇維埃俄國政府不會在俄波歷來的邊界問題上作出讓步。

（四）但是皮爾蘇茨基政府卻偏偏要在邊界領土問題上作文章，它想利用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后曾經瓜分過波蘭的大國的削弱向東西方擴大自己的疆土，皮爾蘇茨基認為現(xiàn)有的邊界是大國強加于波蘭的，到了波蘭人回到自己原先的歸屬地的時候。1918年秋天皮爾蘇茨基從東部邊界著手，聯(lián)合烏克蘭和白俄羅斯的力量試圖將波蘭的東部邊界向東推移，對于波蘭政府和波蘭民族來講這是一種愛國主義的表現(xiàn)與迸發(fā)。在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后歐洲的社會黨左派都懷有重建國家的“故國情結”，而皮爾蘇茨基恰恰是波蘭社會黨左派，他領導的政府也打著“社會主義”、“工農政府”的旗號，因此在他身上出現(xiàn)這樣的“故國情結”也就有著深厚的社會和政治基礎。重建波蘭（甚至是“大波蘭”）就成了印有皮爾蘇茨基符號的“波蘭愛國主義”或是“波蘭沙文主義”，所以皮爾蘇茨基出兵蘇維埃俄國在波蘭國內并沒有引起強烈的反對。1919年1月28日托洛茨基在一封致季諾維也夫和抄送列寧的電報中就提出：“最近的情報都表明波蘭人極有可能發(fā)起全線進攻，您必須立即采取防范措施?！蓖惶焯K維埃政府發(fā)表《俄羅斯聯(lián)邦人民委員會告波蘭政府和波蘭人民書》，其中人民委員會對波蘭人民強調俄羅斯聯(lián)邦共和國對波蘭政策的依據(jù)是民族自決的不可動搖原則，并鄭重聲明紅軍不會越過現(xiàn)有的白俄羅斯戰(zhàn)線的地界，在烏克蘭一線蘇維埃軍隊不會向目前所占地界的西部開展任何軍事行動。蘇維埃政府還保證不與第三方締結反波蘭的任何協(xié)議，并通過和平方式解決俄波間的一切問題。

（五）2月2日列寧在第七屆全俄中央執(zhí)行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上提出波蘭問題非常尖銳，并且給波蘭政府和波蘭問題定性，除資產階級的、保守的、地主的波蘭和波蘭一切資本主義政黨勢力外協(xié)約國的各個國家都在拼命挑唆波蘭同蘇俄作戰(zhàn)。列寧還在講話中再次極力駁斥紅軍要打波蘭的說法，這次會議通過《全俄中央執(zhí)行委員會告波蘭人民書》。皮爾蘇茨基于1920年4月12日下令進攻基輔，開始向蘇維埃俄國索要被俄國占領的土地的軍事行動，這大大觸犯蘇維埃俄國的愛國主義，也同樣傷害蘇維埃俄國幾乎所有領導人都懷有的世界革命的激情和向往。一個被蘇維埃俄國領導人視為應是世界革命紅色橋梁的波蘭不能成為反對蘇維埃俄國的通途，于是波蘭的愛國主義就與蘇維埃俄國的愛國主義相碰撞。4月29日俄布中央發(fā)表文告呼吁工人和農民、尊敬的俄羅斯公民起來保衛(wèi)蘇維埃共和國，被列寧批判過的俄國傳統(tǒng)的愛國主義和俄國這個概念第一次被蘇維埃政權看做是贏得對波戰(zhàn)爭的武器，而且在俄國愛國主義這面旗子下所要達到的就不僅僅是對波戰(zhàn)爭的勝利。

東歐混戰(zhàn)

（一）1918年東線的德軍開始向西撤走，由德國扶植的地方政權、其它在德軍撤走后自行成立的地方政權以及意欲把那些地區(qū)納入蘇俄的布爾什維克人開始爭奪那些同盟國遺下的空間，致使整個東歐陷入動亂。1918年11月18日蘇維埃最高當局下令西集團軍向西進發(fā)，務求以有限資源占據(jù)盡量多的土地。1919年初波軍和蘇軍尚未接到各自政府的命令便已開始交戰(zhàn)，維爾紐斯波蘭人自行組織的部隊與利貝爾的布爾什維克軍為了爭奪控制區(qū)而交火，最后是較有組織的蘇俄部隊獲勝，蘇俄紅軍迫使波蘭人向西撤退。1919年1月5日蘇俄紅軍解放明斯克，此戰(zhàn)蘇俄紅軍幾乎沒有遭遇抵抗，短命的白俄羅斯人民共和國垮臺。同一時間越來越多的波蘭地方武裝進入白俄羅斯和立陶宛，與當?shù)刂С植紶柺簿S克的團體多次交火，新組建的波蘭陸軍開始派遣部隊開往東面去支援那些地方武裝，而蘇俄紅軍也向西增兵。1919年春蘇俄通過征兵組成人數(shù)達230萬的工農紅軍，由于大部份紅軍投進內戰(zhàn)導致只有少數(shù)在該年被派往西面，在1919年2月西集團軍只有4萬6千人。在1919年2月波蘭陸軍總共有11萬人，4月擴充至17萬人，其中8萬人是戰(zhàn)斗部隊，到1919年9月54萬波蘭陸軍中有23萬人在蘇俄前線。1919年2月14日波蘭人已經在科布林、普魯扎尼、扎勒萬卡河至尼曼河一線建立據(jù)點，1919年2月14日波軍在莫斯蒂遇到蘇俄紅軍的先頭部隊，蘇俄紅軍未發(fā)一槍便后撤，從立陶宛經白俄羅斯延伸到烏克蘭的前線逐漸形成。

（二）二月下旬蘇軍停止前進，波軍同時與蘇軍和烏克蘭人作戰(zhàn)。1919年3月初波軍展開攻勢，越過尼曼河攻占平斯克，隨后到達利達外圍。4月蘇軍攻占格羅德諾，不久卻被波軍逐出。波軍繼續(xù)東進，于1919年攻陷新格魯多克，19日重奪維爾紐斯，把利貝爾政權趕離其宣稱的首都。8月8日波軍攻占明斯克，同月28日首次出動坦克作戰(zhàn)，經過激戰(zhàn)后波軍攻占鄰近別列津納河的博布魯伊斯克，控制從杰斯納河至陶格夫匹爾斯的區(qū)域。直至1920年初波軍的進展大致順利，由于蘇軍需要把主力用于對抗國內白軍只好在北起拉脫維亞、南抵烏克蘭的西面戰(zhàn)線逐步后退。1919年初夏白軍在俄國內戰(zhàn)中占了上風進逼莫斯科，畢蘇斯基認為白軍比布爾什維克人對波蘭的威脅更大，因為白俄不愿接受波蘭獨立，而布爾什維克人至少宣布瓜分波蘭為無效。畢蘇斯基不理會協(xié)約國的施壓，不肯參與推翻列寧的蘇維埃政府，無形中在1919年夏秋之際挽救布爾什維克政權，畢蘇斯基后來寫道如果白軍獲勝的話波蘭在東面最多只能取得“種族邊界”（寇松線）。與此同時列寧向波蘭提出把明斯克、日托米爾及赫梅利尼茨基地區(qū)劃歸波蘭，波蘭軍方領袖卡齊米日·索斯恩科夫斯克i認為這個提議比自己本來要求的更加好。

（三）1919年波蘭和俄國進行幾次不成功的和平談判的各種努力，同時由于波蘭政治家難以接受立陶宛的獨立與領土要求，特別是要放棄維爾紐斯（立陶宛歷史上的京城，但波蘭人占多數(shù)），于是波蘭與立陶宛關系惡化。波蘭談判代表與拉脫維亞臨時政府推進關系，在1919年末-1920年初波蘭和拉脫維亞軍隊進行對抗俄國的聯(lián)合行動。波蘭與流亡的烏克蘭民族主義頭目西蒙·彼得留拉在1920年4月21日簽訂《華沙條約》，代表烏克蘭人民共和國的彼得留拉連同一些烏克蘭白軍在敗于布爾什維克人后逃到波蘭尋求庇護，他僅能控制鄰近波蘭國境的小片地區(qū)。根據(jù)彼得留拉與畢蘇斯基的協(xié)議彼得留拉同意波蘭對西烏克蘭的領土要求，波烏兩國未來以玆不魯河為兩國之間的國界，彼得留拉得到波蘭承認烏克蘭的獨立，波蘭會提供軍事上的支援協(xié)助他的政府返回基輔。烏克蘭人民共和國是是俄國十月革命以后烏克蘭人所短暫建立的國家，1917年二月革命宣告沙皇政體的崩潰，4月基輔召開烏克蘭中央拉達大會。中央拉達主席、著名烏克蘭歷史學家格魯雪夫斯基在圣索菲亞教堂廣場上向游行隊伍發(fā)表演說：“烏克蘭人的千年枷鎖已被打破，你們解放的時刻到了！”十月革命之后的1917年11月20日烏克蘭中央拉達宣布成立獨立、自由的烏克蘭人民共和國，與此同時聽命于莫斯科的烏克蘭布爾什維克宣布成立蘇維埃共和國，烏克蘭隨即陷入內戰(zhàn)。最后蘇維埃紅旗戰(zhàn)勝“彼得留拉匪幫”的藍黃旗（今天的烏克蘭國旗）和其他勢力，除了在波蘭和捷克斯洛伐克統(tǒng)治下的加利西亞，其余大部分烏克蘭土地上成立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并于1922年12月30日以加盟共和國的身份正式加入蘇聯(lián)。

（四）兩人即時面對本土的反對聲音，畢蘇斯基受到國內的國家民主黨人強烈反對，他們反對烏克蘭獨立。彼得留拉也因為與波蘭結盟及放棄西烏克蘭，被許多烏克蘭政客抨擊。與彼得留拉的聯(lián)盟使戰(zhàn)役開始時有1萬5千親波蘭的烏克蘭部隊參戰(zhàn)，在戰(zhàn)爭中經過招兵及吸納從蘇俄部隊脫離的逃兵后增至3.5萬人，可是到最后這支兵力并不足以實現(xiàn)彼得留拉尋求烏克蘭獨立的心愿，或是畢蘇斯基渴望自己的海間聯(lián)盟能擁有烏克蘭盟邦的夢想。海間聯(lián)盟是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之后波蘭畢蘇茨基提出的一項政治計劃，試圖建立一個在波蘭保護下的中東歐國家聯(lián)盟。1920年初蘇維埃紅軍已經擊敗鄧尼金白軍，又與拉脫維亞及愛沙尼亞簽訂和約。波蘭前線變成紅軍最重視的戰(zhàn)場，蘇俄加強投入資源及部隊到那里，1920年1月紅軍在別列津納河附近及白俄羅斯開始集結70萬人。在波軍展開基輔攻勢時紅軍的西南方面軍有82847人，包括28568人的前線部隊，波軍兵力估計有5.2萬人。當蘇方在1920年中反攻時形勢已經改變，蘇方有79萬人，至少比波軍多5萬人。圖哈切夫斯基估計自己有16萬可隨時作戰(zhàn)的部隊，畢蘇斯基估計敵軍有20至22萬人。

（五）在1920年內80萬蘇俄紅軍人員投入到對波蘭的戰(zhàn)爭，其中40.2萬人派往西方面軍，35.5萬人派往西南方面軍。原來西方面軍有38.2萬人，西南方面軍有28.3萬人。波蘭前線的紅軍部隊在1920年初增，1920年1月1日新增4個步兵師、1個騎兵旅，1920年2月1日新增5個步兵師、5個騎兵旅，1920年3月1日新增8個步兵師、4個騎兵旅，1920年4月1日新增14個步兵師、3個騎兵旅，1920年4月25日新增820個步兵師、5個騎兵旅。波蘭部隊從1918年的10萬人增至1920年初的50萬人，1920年8月波蘭陸軍共有737767人，一半在前線?？鄢K方的人員損失外波蘇兩軍在作戰(zhàn)人數(shù)上大體相當，到華沙戰(zhàn)役時波軍可能在人數(shù)及后勤上輕微占優(yōu)。蘇俄最高當局計劃在4月下旬或5月發(fā)動新攻勢，波蘭已經發(fā)覺蘇方正預備新攻勢并決定先發(fā)制人。1920年的基輔攻勢是為了打敗波軍南翼的紅軍，在烏克蘭扶植親波蘭的彼得留拉政府。

基輔行動

（一）4月24日波蘭展開主要攻勢的基輔行動，目標是建立一個獨立的烏克蘭國，成為畢蘇斯基計劃中的聯(lián)盟一員。波蘭第3軍團輕易地打敗在烏克蘭的蘇俄紅軍，不過那里的蘇俄紅軍損失輕微。波烏聯(lián)軍在5月7日進占基輔，蘇俄紅軍在5月29日反攻，北方的波蘭第一軍團被蘇軍擊敗，蘇軍第十五集團軍奪回道加瓦河與別列津納河之間的地區(qū)。1920年5月24日南方的波蘭部隊初次遭遇謝苗·布瓊尼的第一騎兵集團軍，6月5日布瓊尼以哥薩克騎兵突破波烏聯(lián)軍的戰(zhàn)線，蘇俄隨后利用流動騎兵去打擊波軍后方，重點針對通訊節(jié)點及補給線。6月10日波軍全面后撤，6月13日放棄基輔，在烏克蘭的波蘭第三軍團司令愛德華·雷茲-希米格維決定向西北突破蘇軍戰(zhàn)線。

（二）雖然波蘭在烏克蘭的部隊順利后撤，卻無法支援北方前線及加強在奧德河的防御。由于兵力不足導致波蘭在三百多公里的前線只有12萬人和460門炮，而且無戰(zhàn)略預備隊，防御工事幾乎全無。圖哈切夫斯基指揮的蘇俄西北方面軍總兵力有10.8萬步兵、1.1萬騎兵、722門炮和2913挺機關槍，在某些扼要地點中蘇軍的兵力是波軍的四倍。圖哈切夫斯基在7月4日沿斯摩棱斯克和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一線發(fā)動攻勢，越過奧德河及別列津納河。北方的第三騎兵軍打算從北面包抄波軍，因而移近立陶宛及東普魯士的邊界。第四、第十五軍和第三集團軍向西壓迫，在南方有第十六集團軍和莫濟爾斯卡兵團支援。到了7月7日波軍被逼全線后退，由于波軍的頑強抵抗，圖哈切夫斯基企圖突破波軍戰(zhàn)線并把波軍壓逼到西南方的平斯克沼澤的計劃落空。7月14日維爾紐斯失守，在南方的加利西亞謝苗·布瓊尼的騎兵深入波蘭后方，7月19日蘇軍占領博羅德諾，接著向利沃夫及札莫希奇前進。波蘭人在7月初意識到蘇俄紅軍的目標不再限于把邊界西移，波蘭的獨立再次岌岌可危。

（三）8月1日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被蘇軍占領，波軍打算用第四軍團和波列斯卡兵團據(jù)守布格河之線，但是一星期后便告失守。蘇俄西北方面軍在8月2日越過納雷夫河，距離華沙只有60英里。西南方面軍把波軍逐出烏克蘭后圍攻波蘭第六軍團據(jù)守的利沃夫，此時波蘭的政客試圖向莫斯科求和卻不得要領。在加利西亞-利沃夫附近的波軍成功的發(fā)動一次反擊，不僅阻延蘇軍也制止波軍在南部戰(zhàn)場后退。可是華沙附近的形勢繼續(xù)惡化，無法擴大南部反攻的戰(zhàn)果，為了迎接即將來臨的華沙戰(zhàn)役的波軍陸續(xù)集結部隊試圖做最后一搏。當局勢轉為對波蘭不利時畢蘇斯基在政壇上的力量也減弱，而他對手的力量則上升，在蘇軍逼近華沙之際畢蘇斯基差不多在最后一刻重拾其影響力，特別在軍事上。利奧波德·斯庫爾斯基的政府在6月初辭職，在蘇聯(lián)共產黨的指示下在7月28日一個名為“波蘭臨時革命委員會”的傀儡政府成立，以管理被紅軍占領的地區(qū)。在勝利在望的時候蘇軍高級指揮官之間的不和也在滋長，正是由于高級指揮官之間缺乏合作，最終導致他們在華沙戰(zhàn)役大敗。英國首相戴維·勞合·喬治向波蘭施壓，勸他們接受蘇俄的和平條件。1920年7月英國宣布向波蘭供應大量在一戰(zhàn)后過剩的軍事物資，不過反對英國援助“白色波蘭”的英國勞工聯(lián)合會卻以威脅發(fā)動大罷工為手段，迫使付運波蘭的武器無法離開英國的港口。勞合·喬治對于支援波蘭人并不熱心，可是受到右翼內閣成員（如喬治·寇松和溫斯頓·丘吉爾）施壓才向波蘭提供那些物資。

（四）1920年7月11日英國政府向蘇俄發(fā)出“實質上的”最后通牒，要求蘇俄停止對波蘭和俄軍在俄羅斯南部由弗蘭格爾領導白軍的敵對行動，以及接受以寇松線作為蘇俄與波蘭的臨時邊界，直至永久邊界經談判后確立。如果蘇俄拒絕的話英國威脅將以一切可以用到的方法協(xié)助波蘭，不過在現(xiàn)實上英國也受到國內政局限制。7月17日蘇俄方面予以拒絕，并且反建議直接與波蘭談判，英國的回應是如果蘇俄繼續(xù)向波蘭進攻就中止與蘇俄的貿易談判，蘇俄對此不予理會。1920年8月6日英國工黨出版一份小冊子，宣稱英國工人永不會在這場戰(zhàn)爭中成為波蘭的盟友，工會也阻止補給品運往在阿爾漢格爾斯克協(xié)助白俄軍的英國遠征軍。法國社會黨人在它的報章上說：“不向反動的、資本家的波蘭提供一人、一元、甚至一顆子彈，俄國革命萬歲！工人國際萬歲！”奧地利、捷克斯洛伐克及德國工人也拒絕轉運供應波蘭的戰(zhàn)爭物資。

維斯瓦河戰(zhàn)役

（一）立陶宛為了取得維爾紐斯及附近地區(qū)，同時也礙于蘇俄在外交上施壓，在1920年7月決定支持蘇俄，同年8月波蘭-立陶宛戰(zhàn)爭爆發(fā)。曾由沙俄統(tǒng)治的立陶宛于1918年2月16日宣布獨立，3月3日蘇俄給以承認，德國也承認立陶宛獨立并與蘇俄交戰(zhàn)。德軍在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中宣布投降后被迫撤出立陶宛，波蘭支持立陶宛并欲占領其首都維爾紐斯。1919年12月協(xié)約國劃定立陶宛-波蘭邊界，將維爾紐斯劃歸立陶宛。1920年7月12日蘇俄與立陶宛簽定《莫斯科條約》，承認立陶宛對維爾紐斯擁有主權，8月蘇軍撤出維爾紐斯。立陶宛于1940年并入蘇聯(lián)，1991年脫離蘇聯(lián)獨立。波蘭的盟友很少，法國在1919年派出400人的顧問團到波蘭，又協(xié)助主要由波蘭裔組成并在一戰(zhàn)時由法國指揮的“藍軍”從法國到達波蘭。匈牙利愿意派出3萬人的騎兵軍支援波蘭，可是捷克斯洛伐克不肯讓他們過境，然而一些裝載武器的火車還是從匈牙利抵達波蘭。1920年8月10日蘇軍的哥薩克人越過維斯瓦河，企圖在主力從東面展開進攻時從西面攻占華沙。8月13日蘇軍的初次攻勢被擊退，波蘭第一軍團抵擋蘇軍向華沙的直接進攻，又阻止蘇軍向拉濟明的進攻。

（二）蘇軍總司令圖哈切夫斯基認為一切按自己計劃進行，但波蘭方面已經破譯蘇軍的無線電通信，使圖哈切夫斯基跌進畢蘇斯基及其參謀長羅薩東斯基布下的圈套。在北面蘇軍越過維斯瓦河后正進入一個波軍兵力薄弱的真空地帶，在將會決定戰(zhàn)爭勝負的華沙南面，圖哈切夫斯基只部署少量兵力去據(jù)守連接西北方面軍與西南方面軍的中間地區(qū)。另外布瓊尼的第一騎兵集團軍在利沃夫受阻，蘇俄最高指揮當局在圖氏的堅持下曾下令第一騎兵集團軍向北面的華沙及盧布林進發(fā)，可是布瓊尼沒有遵從，因為西南方面軍司令葉戈羅夫與圖哈切夫斯基不和。方面軍政委斯大林的政治把戲是促使布瓊尼及葉戈羅夫違抗命令的決定性因素，追求個人勝利的斯大林只顧奪取利沃夫，蘇俄紅軍在圍攻該城時卻遇到頑抗。

（三）在一日之內蘇軍朝華沙及莫德林的推進停止，隨后變成撤退，第五軍團以閃電般的行動驅趕筋疲力盡的蘇軍。波軍在一天內前進30公里，把蘇軍在北方的包抄攻勢瓦解。到了8月16日畢蘇斯基指揮后備軍全面投入反攻，波軍貫徹畢氏的計劃從南面出擊，找到敵軍方面軍之間的巨大缺口。波軍兩支部隊繼續(xù)向北追擊，到達圖哈切夫斯基部的后方，8月18日把其大部份部隊包圍。在同一天遠在明斯克的圖哈切夫斯基終于明白蘇軍已經大敗，下令自己的余部后撤及重新整編，可是前方不是太遲才收到命令就是根本收不到命令。在前線中央的蘇軍陷入一片混亂，圖哈切夫斯基下令全軍向布格河撤退，可那時他根本無法與大部份在華沙附近的主力部隊聯(lián)絡，所有計劃因為通訊問題而變得亂七八糟。蘇軍沒有秩序地后撤，各個師陷入恐慌及瓦解，由于蘇俄紅軍敗退的太過突然致使波蘭有人稱此戰(zhàn)為“維斯瓦河的奇跡”。

利沃夫戰(zhàn)役

（一）布瓊尼的騎兵向利沃夫的前進受阻，于是取道波軍防守薄弱的地區(qū)，在8月29日到達札莫希奇并試圖攻占它。7月23日前西南方面軍（司令為葉戈羅夫，革命軍事委員會委員為斯大林、揚·卡爾洛維奇·別爾津）轄騎兵第1集團軍（司令為布瓊尼），第12、14集團軍（司令莫爾克恰諾夫）在羅夫諾、杜布諾、卡緬涅茨-波多利斯基、普羅斯庫羅夫等地重創(chuàng)波軍，此前西方面軍已前出至格羅德諾、斯洛尼姆一線，并順利向維斯瓦河進攻。西方面軍司令員圖哈切夫斯基錯誤地認為方面軍能夠獨自攻占華沙，總司令謝爾蓋·謝爾蓋耶維奇·加米涅夫同意這一意見，命令西南方面軍不向盧布林而向利沃夫實施主要突擊。從7月底起西方面軍和西南方面軍分別在不同方向進攻，西南方面軍的任務是騎兵第1集團軍（4個騎兵師、3個步兵師）應于7月29日前攻占利沃夫、俄羅斯拉瓦并奪取桑河各渡口，第14集團軍應進攻捷爾諾波爾、尼古拉耶夫，第12集團軍應進攻海烏姆、盧布林以保障戰(zhàn)役的實施。利沃夫戰(zhàn)役開始前雙方總兵力對比有利于敵，波軍在西南方面軍當面展開一個編有第3、第2、第6集團軍的重兵集團。

（二）戰(zhàn)役開始時騎兵第1集團軍的戰(zhàn)果最大，至7月26日日終前該集團軍攻占布羅德，7月28日前出7月28日前出到托爾戈維察、亞西諾夫之間斯特里河威脅利沃夫。由于騎兵集團軍已構成最大威脅，波軍統(tǒng)帥部便投入第2集團軍主力抗擊該集團軍，第2集團軍主力實施反突擊并迫使騎兵集團軍部隊退至布羅德。但波軍未能擴大戰(zhàn)果，因為西方面軍于8月2日攻占布列斯特，波軍開始將第2集團軍和第6集團軍的一部分兵力調往盧布林地域和華沙。當騎兵集團軍抗擊敵人優(yōu)勢兵力反突擊時西南方面軍其余集團軍繼續(xù)向西進攻，第12集團軍強渡斯特里河和斯托霍德河，于8月4日解放了科韋利并逼近西布格河，第14集團軍前出到錫雷特河并開始渡河。8月11日由于兩方面軍之間出現(xiàn)缺口破壞協(xié)同動作，總司令加米涅夫命令西南方面軍暫時停止利沃夫戰(zhàn)役，調第12集團軍和騎兵第1集團軍馳援西方面軍。但這一命令遭到西南方面軍首長的抵制，他們于8月12日命令騎兵第1集團軍重新開始進攻利沃夫，根據(jù)這一命令騎兵第1集團軍于8月13日轉入進攻，經頑強戰(zhàn)斗于8月14日再度攻占布羅德。8月13日總司令加米涅夫又一次命令西南方面軍停止進攻利沃夫，并將第12集團軍和騎兵第1集團軍轉隸西方面軍，但是騎兵第1集團軍在布格河遇波軍頑抗而陷入持久戰(zhàn)斗，實際上直到8月20日才開始把軍隊撤出戰(zhàn)斗，因而未能攻占利沃夫。

卡莫羅戰(zhàn)役

（一）8月31日布瓊尼放棄圍攻利沃夫，改為試圖支援從華沙后撤的俄軍西北方面軍。由于蘇聯(lián)第一騎兵軍在利沃夫戰(zhàn)役陷入泥潭，導致蘇聯(lián)軍隊在華沙戰(zhàn)役中被波蘭軍隊擊敗。8月31日蘇聯(lián)第一騎兵軍在謝苗·布瓊尼的率領下放棄圍攻利沃夫，去支援撤退的蘇軍。當他們到達扎莫希奇附近的卡莫羅時波蘭軍隊已經布置好防線，結果波蘭騎兵大敗蘇聯(lián)騎兵，著名的第一騎兵軍遭到毀滅性打擊。雖然布瓊尼的第一騎兵軍逃過包圍，可是遭受嚴重傷亡且士氣大減。布瓊尼的第一騎兵軍余部在9月6日向弗拉基米爾-沃倫斯基撤退，不多久又被波軍擊敗。圖哈切夫斯基在9月組成一條新防線，可是波軍在尼曼河戰(zhàn)役又再逼使俄軍后退，波軍繼續(xù)全線東進，在10月初到達捷爾諾波爾-迪布諾-明斯克-利達一線。在南面彼得留拉的烏克蘭軍在9月18日占領茲布魯奇河左岸，次月又再向東前進。

華沙戰(zhàn)役

（一）在歷史上俄波兩國一直存在矛盾，俄羅斯帝國未建立之前波蘭作為當時的強國在1609—1615年多次進攻俄羅斯各公國，在俄羅斯帝國正式建立后俄國逐漸開始占據(jù)上風。1648—1654年烏克蘭與白俄羅斯開始反對波蘭的斗爭，俄羅斯乘機予以支持并經過1654—1657年的戰(zhàn)爭獲得烏克蘭第聶伯河左岸地區(qū)，基輔也歸屬于俄羅斯。隨后俄國、奧地利、普魯士三次瓜分波蘭，到了一戰(zhàn)前夕波蘭實際處于滅國狀態(tài)。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爆發(fā)時畢蘇斯基迅速率領一小股游擊隊越過蘇國邊界，不久他就組建一支波蘭民族軍隊。最初他通過步兵俱樂部秘密地進行活動，被授予準將軍銜后他開始公開活動，在奧地利人的指揮下率領他的部隊進行戰(zhàn)斗。在戰(zhàn)爭的最后18個月中由于拒絕同德國人合作，他被監(jiān)禁在馬格德堡，因為他相信德國對波蘭始終另有所圖1918年11月11日一戰(zhàn)結束，在經歷4年可怕的戰(zhàn)爭浩劫之后許多中歐國家的工人階級由于受到莫斯科的影響正醞釀著一場革命，同月畢蘇斯基回到華沙成了唯一受軍民共同尊敬的顯赫人物。行將退出歷史舞臺的攝政委員會把軍隊指揮權交給他，不久他解散攝政委員會，組建一個以他為首的民族主義政府，并向全世界宣告波蘭的獨立。畢蘇斯基本來就不是一個容易滿足的人，在這段時期里他生命的主要動力就是波蘭的解放，為了達到這一目標的他可以使自己變得冷酷無情、粗魯暴躁、行蹤詭秘。他做好冒可怕危險的充分準備，把所有的賭注都押在戰(zhàn)爭上，他的目標是將波蘭的邊界推回到1772年時的地方，即向東推進到基輔和第聶伯河。畢蘇斯基非常清楚一旦蘇俄內戰(zhàn)結束，他要想實現(xiàn)這一目標就只能打敗布爾什維克紅軍。

（二）畢蘇斯基在1919年4月率領部隊發(fā)動一次規(guī)模很大而且非常成功的攻勢，到4月底他已占領維爾納，5月他率領5萬軍隊一路奮戰(zhàn)通過加利西亞于7月17日抵達茲布魯奇河，8月10日他攻占明斯克。所有這些戰(zhàn)績都是由一支剛剛組建的軍隊取得的，因此更值得人們稱贊。雖然發(fā)生一些激烈戰(zhàn)斗，但總的來說布爾什維克人并沒有進行頑強的抵抗，這就使畢蘇斯基錯誤地相信自己的敵人不久將被趕跑。在1919年歲末和1920年年初的幾個月內波蘭和蘇聯(lián)進行和平談判，但談判成功的希望很渺茫，因為波蘭人的目標是恢復1772年的邊界，而布爾什維克人的想法則完全不同。1920年4月外交活動突然中斷，原因是畢蘇斯基在西南方向重新發(fā)動攻勢，使波蘭部隊到達基輔。此時他的戰(zhàn)線已長達1000公里，由于普里佩特沼澤的阻隔導致波軍之間的橫向聯(lián)絡已經中斷，波軍遠離基地且缺少各種補給品，其中也包括馬匹。俄國人準備全線反攻，因為此時蘇俄紅軍已經擊敗鄧尼金和高爾察克的軍隊，蘇軍可能造成威脅的只剩下克里米亞的弗蘭格爾，他們能夠集中更多的部隊到西部和西南部戰(zhàn)場作戰(zhàn)。蘇俄軍隊的總司令是加米涅夫將軍，他的意圖是在被普里佩特河一分為二的南北兩條戰(zhàn)線上同時發(fā)動進攻。河北側的蘇西方面軍由圖哈切夫斯基將軍指揮，這些部隊包括第3、第4、第15和第16集團軍以及加伊·汗的第3騎兵軍。普里佩特河南側的蘇西南方面軍由葉戈羅夫將軍指揮，這部分蘇軍包括第12和第14集團軍以及由布瓊尼將軍指揮的一支加強的騎兵部隊。

（三）與圖哈切夫斯基將軍對峙的是波蘭第1和第4集團軍（其余部隊正在維爾納組建），普里佩特河以南的三支波蘭軍隊是波蘭第2、第3和第6集團軍，蘇軍總兵力為18萬人，波軍總兵力為12萬人。畢蘇斯基的部隊在數(shù)量上處于劣勢，在河北岸更是如此，波軍沒有騎兵，武器裝備也差。1920年5月圖哈切夫斯基在莫洛杰奇諾方向發(fā)動進攻但失敗，6月在南面（基輔附近的居民非常敵視波蘭人）西南軍事委員會主席斯大林閃電擊敗波蘭第2和第3集團軍，波軍雖然設法殺開一條血路，但已被趕到茲布魯奇河的另一側向利沃夫敗退。在這種情況下畢蘇斯基將左翼部隊撤出是非常必要的，這也是圖哈切夫斯基樂意看到的。蘇俄在7月份的推進從任何角度來衡量都是一次失敗，從一開始他們就掌握宣傳上的主動權，華沙及其附近地區(qū)的波軍士氣被巧妙地瓦解。蘇軍襲擊敗退的波軍，側翼包抄，涉水渡河，占領城鎮(zhèn)。以如此之條件但在30天的時間內由于指揮失誤，圖哈切夫斯基的部隊雖然向前推進300英里，幾乎到達了華沙的大門口，但卻沒有對當面波蘭軍本身形成打擊。在這些士兵后面是一支龐大且力圖與軍隊保持聯(lián)系的運輸補給隊，他們由3.3萬余輛農用手推車組成，駕車人主要是當?shù)厝恕?/p>

（四）在8月的第一周波蘭人面臨著一個令人絕望的處境，從華沙以北到登布林的波蘭部隊已被趕回到維斯瓦河，蘇軍已把戰(zhàn)線推進到從登布林沿維普日河到扎莫希奇和利沃夫一線。華沙橋頭堡仍掌握在波軍手中，守衛(wèi)在這里的部隊從左到右依次是第5、第1和第2集團軍，這3個集團軍共有8.4萬名士兵，他們個個疲憊不堪，垂頭喪氣。維斯瓦河正好在華沙以北折向西去，守衛(wèi)莫德林、普沃茨克以及部署在弗克拉河沿線的波軍左翼部隊已被暴露而處境危險。第4集團軍在登布林附近布防，第3集團軍在登布林的南面和東面布防，第6集團軍在利沃夫以南布防，而第7集團軍則還在南方的加利西亞。8月初包括畢蘇斯基在內幾乎沒有人相信華沙還有獲救的希望，波蘭人以艱苦的努力收容掉隊的士兵，整飭部隊的紀律。由于懸在人們心頭的威脅越來越大，人們緊密地團結起來，士氣也隨之提高，內部的分歧和存在的問題被暫時放在一邊。華沙橋頭堡被精心部署并得到43個炮兵連的保護，普沃茨克、莫德林和登布林的要塞也能對圖哈切夫斯基部隊實施堅固防御。圖哈切夫斯基也有自己擔心的事情，他的部隊推進得太迅猛，已遠遠脫離后勤補給線。這意味著他要么繼續(xù)前進，要么挨餓，他不可能等候他迫切需要的預備隊。在這次戰(zhàn)役中部隊的士氣起了很大的作用，正當波軍的士氣越來越高昂時圖哈切夫斯基部隊的士氣卻開始下降，他的部隊中并不都是忠誠的共產主義者，許多人是被強征來的農民。由于不得不向西南方面軍增援，西方面軍的蘇軍力量已被削弱，布瓊尼將軍帶領的西南方面軍是一支不甚合作的部隊，弗蘭格爾的部隊也從克里米亞打了過來。

（五）英法代表團在華沙的存在無疑也起到支持波蘭人的作用，盡管波蘭人并不總是這樣認為，1920年6月底波蘭政府請求倫敦和巴黎在危急時刻給予積極的支持，勞合·喬治和米勒蘭不久便同意派一個英法外交軍事代表團趕赴華沙。該代表團的三項任務是向各自政府報告和平談判的有關事項，向波蘭人提出軍事方面的建議，為波蘭人安排軍需品的供應。代表團的主要成員是英國駐柏林大使、法國駐華盛頓大使以及拉德克利夫將軍和魏剛將軍，8月初交戰(zhàn)雙方為了達成令人滿意的議和條件作了各種努力，波蘭人與蘇俄人在巴拉諾維奇進行會晤，接著又于8月11日至12日在明斯克進行會晤。但是處于優(yōu)勢的蘇俄人提出不可能實現(xiàn)的條件，列寧和托洛茨基都決定使整個世界改變意識形態(tài)。列寧認為這一目的可以在和平條件下實現(xiàn)，而托洛茨基（當時的軍事部長）認為用布爾什維克的刺刀能更快地實現(xiàn)這個目的，托洛茨基的觀點似乎占了上風，因為蘇俄人向波蘭人提出他們無法接受的條件。

（六）魏剛將軍是代表團中的主要軍事成員，他的日子很不好過。畢蘇斯基對勸告的興趣遠遠比不上對補給品的興趣，而當時補給品并不容易搞到，因為德國、奧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工人拒絕把援助波蘭的軍需品裝上火車。但澤港提供一個好機會，在那里指揮部隊的英國軍官果斷地分配勞力，卸下一些補給品發(fā)往波蘭。在軍事代表團中工作的每一名成員都深深地體會到，容忍、耐心、持之以恒的美德是多么的必要，由于他們的東道主不愿提供詳細的情報，甚至有時向他們提供錯誤的情報，他們不得不經常在黑暗中摸索。魏剛將軍的建議常常得不到同意，即使得到同意波軍也不實際照辦，后來他被授予參謀長的職位，因而成了有職有權的人物。雖然畢蘇斯基對他提出的在維斯瓦河一線保衛(wèi)華沙并從該基地實施反攻的建議不感興趣，但他那自信的神情和清晰的判斷在精神上給了波軍指揮官以極大的支持。

（七）8月2日由于同托洛茨基、圖哈切夫斯基等人意見相左政治局下令劃分戰(zhàn)線，西南軍事委員會主席斯大林則被調往克里木戰(zhàn)線，斯大林對劃分戰(zhàn)線不滿意并進行申訴，但次日命令不變而只得服從命令。由于對波戰(zhàn)爭前一階段的勝利由斯大林所屬的西南方面軍制造，失敗由圖哈切夫斯基所屬的西方面軍制造，政治局這一舉動嚴重損害蘇軍的士氣并導致蘇軍內部混亂。波軍正焦慮地等待圖哈切夫斯基再給自己送一場勝利，而圖哈切夫斯基卻深信這次進攻將使華沙成為他的囊中之物。在魏剛將軍制定作戰(zhàn)計劃時畢蘇斯基并沒有說什么，8月5日畢蘇斯基在貝爾維德宮經過一番冥思苦想，在午夜兩三點鐘一個大膽的作戰(zhàn)計劃在他頭腦中形成。他考慮到部署在華沙正面的波軍在強大炮兵的支援下至少能遏制住蘇軍的進攻3至4天，這期間他可以率領5個半師從維普日河向北對蘇軍第16集團軍的側翼和后方發(fā)起攻擊，這將是一次能引起連鎖反應的攻擊，因為他估計這次攻擊能瓦解蘇軍士氣，從而為其第5、第1和第2集團軍從華沙向前大規(guī)模進攻開辟道路。

但這一計劃卻得不到部下、國防委員會或英法代表團的贊同，因為這個計劃要把北部戰(zhàn)區(qū)的部隊調到南部戰(zhàn)區(qū)，以便攻擊已經鋪開卻部署不當?shù)奶K第16集團軍。而華沙的人們卻普遍認為北部防區(qū)脆弱，應該從南部抽調部隊來加強維斯瓦河的防御，并在部隊士氣恢復后從維斯瓦河發(fā)動反攻。從南部地區(qū)抽調部隊困難更大，盡管這里的部隊從士氣和戰(zhàn)斗力上講都比北部地區(qū)的部隊強一些，而且他們還阻止并打退布瓊尼的哥薩克騎兵的強烈攻擊，但是布瓊尼將軍仍是個現(xiàn)實的威脅。如果從這里抽出2個精銳的獨立師的話波蘇兩軍的兵力雙比就會變得十分懸殊，波軍的戰(zhàn)線上就會出現(xiàn)一個可以利用的缺口從這里抽調2個師的工作是由愛德華·雷茲-希米格維將軍負責的，他不顧有人預言會失敗發(fā)動一次強有力的進攻，并在一個騎兵旅的幫助下極其巧妙地使部隊脫離戰(zhàn)斗。

（八）畢蘇斯基的參謀長羅茲瓦都斯基將軍曾于上午向他的上司遞交一份作戰(zhàn)計劃，他在該計劃中建議第4集團軍在華沙東南方向30英里處的加爾沃林集結，然后北上直逼華沙。這一計劃與畢蘇斯基的設想非常接近，但它冒的風險更大，而且沒有考慮到士氣的因素。而士氣恰恰是畢蘇斯基作戰(zhàn)計劃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最后畢蘇斯基以國家元首的權威和對自己的判斷的不可動搖的信念，使猶疑不決者相信為了促成勝利的到來必須鋌而走險。畢蘇斯基簽發(fā)命令，為參戰(zhàn)部隊作出戰(zhàn)略部署。盡管部隊的最初集結既困難又危險，但畢蘇斯基的計劃并不復雜，他的目標是在自己把5個半師的兵力調到維普日河南岸對付比較脆弱的莫濟里集團時，波軍應在華沙前面的利沃夫附近把蘇軍牽制2至3天的時間，一旦擊潰莫濟里集團，他將以最快的速度（他沒有騎兵）率部隊猛撲蘇第16集團軍的側翼和后方。他預計這必將使敵人亂作一團，這種行動不僅可以防止該集團軍突破華沙防線，而且還可為波軍在中央實施強有力的反攻創(chuàng)造一個有利的機會。該計劃的核心是對蘇軍實施雙重反擊，他本人負責實施較難的部分。

（九）“震蕩”部隊（畢蘇斯基的說法）是由第4集團軍的第14、第16和第21師以及正在南線作戰(zhàn)的2個精銳師，即第1獨立師和第3獨立師組成的。這兩部分部隊在脫離戰(zhàn)斗并隨后進行集結的過程中都遇到嚴重的困難，因為他們都在與敵人交戰(zhàn)。第4集團軍當時正在布格河一線作戰(zhàn)，這3個師不得不在敵人面前實施側翼行軍，其中正在亞努夫地區(qū)作戰(zhàn)的第14師必須行軍40英里以上才能到達集結地域。畢蘇斯基離開華沙沿維斯瓦河左岸驅車南下，在普瓦維建立自己的司令部。必須強調這個作戰(zhàn)計劃完全是他個人頭腦里的產物，這項計劃風險太大，以致不能向他的大多數(shù)將領透露。他們不久就叫嚷著要他回華沙，或者至少要把發(fā)起攻擊隨時間提前，因為圖哈切夫斯基已經讓部隊向華沙推進，執(zhí)行他在8日簽發(fā)的命令。波軍“震蕩”部隊的集結地區(qū)選擇在維普日河南岸，左側以登布林為依托。時間是這次行動的關鍵，部隊全部調集完畢，這主要應歸功于有關的指揮官。有很多問題可能導致這次計劃失敗，而且也差點導致失敗。當那些正與敵軍緊張拼殺的戰(zhàn)士不明不白地從前線撤下來的時候（尤其是經過長時間的行軍之后），他們的士氣很可能受到影響。但畢蘇斯基到達新指揮部所在地普瓦維時，卻驚喜地發(fā)現(xiàn)盡管部隊的被裝和裝備極為糟糕，但部隊的士氣總的看來還是很高的，而且部隊似乎也能勝任他們面臨的任務。

（十）南線部隊撤下來時經過殘酷的戰(zhàn)斗，在戰(zhàn)斗中一位攜帶發(fā)動側翼進攻命令的軍官陣亡，作戰(zhàn)命令因此落入蘇軍手中。這一意外事件很可能使波軍整個作戰(zhàn)計劃付諸東流，然而蘇軍總參謀部懷疑這一文件的可靠性，仍然根據(jù)從第12集團軍那里得到的錯誤情報行事。當圖哈切夫斯基發(fā)現(xiàn)波軍在他前面?zhèn)}促潰逃時他的戰(zhàn)略部署很可能發(fā)生重大變化，但是由于認為華沙已成了他隨時可取的囊中之物，他放棄用4個集團軍進行正面攻擊的計劃，而是用2個集團軍（第4和第15集團軍）向西向南進攻維斯瓦河上的波軍據(jù)點并渡過該河。他的這一部署目的是攻擊波蘭守軍的翼側和后方，切斷波軍通過但澤走廊撤退的通道，以完成圖哈切夫斯基向西進攻德國的革命抱負。這是一次代價極高的失策，他不僅沒有攻下華沙，而且還使自己陷入被動，讓第4集團軍背向德國邊境，一旦情況出偏差該集團軍生還的可能性很小。

（十一）蘇軍的攻擊是分多路進行的，第16和第3集團軍將分別在橋頭堡的南北兩側進攻，第15集團軍將以納謝爾斯克為依托渡過弗克拉河進攻莫德林，與此同時北側的第4集團軍將向西向南推進威脅普沃茨克，與第15集團軍協(xié)同攻擊波軍的翼側和后方。拉濟明在13日午夜至14日清晨失陷，這樣蘇俄紅軍到達離華沙僅15公里的地區(qū)內。此時波蘭的第5集團軍在弗克拉河上打得十分艱苦，魏剛和拉德克利夫的鎮(zhèn)靜與自信對波軍總參謀部產生一種穩(wěn)定人心的效果，因為一些政界要員正在逃離首都，而且波軍士氣正在瓦解。不過這些緊急情況已送到畢蘇斯基的手中，他覺得剛剛撤離戰(zhàn)場的部隊需要3至4天的時間休整、補充裝備和領會作戰(zhàn)意圖，但是來自華沙方面的壓力使他不得不將攻擊時間提前一天（定在16日凌晨），因為華沙橋頭堡的處境異常緊張。他的第一個作戰(zhàn)目標是占領華沙——布列斯特-利托夫斯克公路，其攻擊部隊的序列從左至右依次是第14師、第16師、第21師、第1獨立師和第3獨立師。進攻是在一個十分寬闊的正面實施的，第14師從登布林向北稍偏西方向推進，而第3獨立師幾乎是向正北方向并沿著布格河西岸向前推進。

（十二）在這危急的關頭時華沙的得救在很大程度上歸功于西科爾斯基將軍，因為他率領第5集團軍在弗克拉河防線打得十分漂亮，擊退蘇軍的一次次攻擊。即使這樣但形勢依然十分嚴峻，因為雖然第1集團軍仍然屹立在華沙面前，但是西科爾斯基的左翼已遭迂回，而且蘇軍第4集團軍在16日已經開始在普通斯克地區(qū)攻擊他的后方。然而16日上午畢蘇斯基在維普日河一線發(fā)動反攻，波軍的形勢很快就變得越來越好。蘇軍完全沒有料到波軍會從翼側發(fā)起攻擊，事實上他們在18日之前沒有進行任何抵抗，而圖哈切夫斯基正是在這一天才第一次得知波軍發(fā)動反攻的消息，造成這種情況的部分原因是莫濟里集團崩潰得太快，顯然來不及上報情況。圖哈切夫斯基后來把畢蘇斯基的迅速推進歸因于兩種情況，一是華沙正面的激戰(zhàn)迫使他從交通線上撤走部隊，二是他曾指望布瓊尼對波軍右翼采取行動，但布瓊尼只顧自己在利沃夫前的作戰(zhàn)。蘇軍第12集團軍劃歸圖哈切夫斯基指揮，雖然該部肯定對波軍第3獨立師造成嚴重威脅，但它似乎并沒有接到任何情報和命令。波軍第14師到達加爾沃林及其郊外，第21師到達武庫夫，這2個師均末遇到蘇軍抵抗。這天畢蘇斯基正同第21師指揮所的參謀共進午餐，有人報告蘇軍的抵抗已遭到一群情緒激昂的，持各種農具的農民的堅決還擊。那天夜里第14師還占領科烏別爾，翌日第14師抵達馬佐夫舍地區(qū)明斯克。同一天第21師到達索科武夫，第1獨立師到達布格河畔的德羅希琴附近。來自前線部隊的戰(zhàn)報都提到波軍傷亡很小，而蘇第16集團軍的左翼一片混亂、土崩瓦解。還有消息說華沙衛(wèi)戍區(qū)的波軍第15師已經按照命令沿著華沙-明斯克公路向東發(fā)動攻擊，該師現(xiàn)已奉命與第4集團軍會師。

（十三）蘇軍的兩個方面軍本該由一個指揮官統(tǒng)一指揮，然而實際情況并非如此，實際上蘇軍的這兩個方面軍只是由莫濟里集團脆弱地連接在一起的，盡管這一集團的兵力不詳，但是他們很顯然是蘇軍第57步兵師的一部分。這些人員和西方面軍的第16集團軍被畢蘇斯基的反攻打得措手不及，假如蘇軍總參謀部不輕視幾天前第12集團軍繳獲的波軍作戰(zhàn)命令而抓住戰(zhàn)機的話，這種情況是不會發(fā)生的。結果畢蘇斯基的第一個作戰(zhàn)目標是奪取布列斯特-利托夫斯克-華沙公路，在兩天的預定時間內就實現(xiàn)了。實際上畢蘇斯基對敵軍缺乏抵抗的現(xiàn)象非常擔心，生怕中了敵軍的圈套，直到18日他的部隊與敵軍全面接觸他才放下心來。18日他的各師部隊在左翼進攻馬佐夫舍地區(qū)明斯克，在右翼沿布格河一線挺進。蘇軍第16集團軍驚惶失措，在他們的進攻面前狼狽而逃。這次翼側攻擊非常成功，在前線長時間穿梭指揮和鼓勵將士的畢蘇斯基不顧哥薩克巡邏隊的威脅決定返回華沙，以便發(fā)展這一極其有利的形勢。在他離開的那天部隊的熱情受到影響，翼側攻擊少有甚至沒有進展，這足以說明他在軍隊中的影響力?；氐饺A沙后他發(fā)現(xiàn)將士們精神萎靡，總參謀部對前方戰(zhàn)況知之甚少，總擔心被蘇第4集團軍包圍，即使畢蘇斯基命令第1、第2和第5集團軍立即發(fā)動進攻在一定程度上恢復人們的信心和勇氣。

（十四）畢蘇斯基不得不說服他們按自己構想的作戰(zhàn)計劃發(fā)動進攻，他的命令是第1和第2集團軍向前突擊，與此同時第5集團軍向北直逼東普魯士邊境，以求切斷圖哈切夫斯基的第4集團軍的退路。波蘭第4集團軍將全速向比亞韋斯托克鐵路線上的馬烏基尼亞推進，殲滅潰退的蘇第16集團軍。除了第1集團軍因兵力過于分散未能按作戰(zhàn)命令完成任務外，波軍的其余各部隊的作戰(zhàn)行動均取得迅速而全面的成功。起初波軍官兵曾滿腹狐疑，他們懷著堅定面自信的目標向前推進，這時一切猶豫都被拋到九霄云外。在遙遠的后方指揮蘇軍的圖哈切夫斯基此時越來越失去信心，直到18日他才得到畢蘇斯基發(fā)動翼側進攻的消息，而此時他的第16集團軍正在波軍的痛擊下狼狽而逃。然而第16集團軍司令官（他幾乎耽擱24小時才采取行動）竟然還向他報告說自己認為形勢并不嚴重，不過圖哈切夫斯基對戰(zhàn)場的情況是十分清楚的，他的第4集團軍司令官未能在弗克拉河一線圍殲西科爾斯基的部隊，而此時西科爾斯基的部隊正給蘇第15集團軍造成巨大的壓力。蘇軍左翼的情況也同樣嚴重，雖然圖哈切夫斯基已多次向布瓊尼發(fā)出緊急命令要他率哥薩克騎兵向北進攻，但布瓊尼拒不執(zhí)行命令執(zhí)意要首先攻下利沃夫，而他卻始終未能做到這一點。圖哈切夫斯基正確地判斷出戰(zhàn)場情況異常嚴重，因此他命令立即撤退。他下達的脫離接觸的命令是簡單明確的，但由于時間太遲導致有些部隊已難以執(zhí)行這一命令，波軍的攻勢越來越猛烈，其速度令人驚駭。

（十五）蘇第4集團軍到普扎斯內什-馬庫夫一線集結，在完成這一任務的同時（除非它的前進受到嚴重的阻礙）它應給第15集團軍以盡可能多的援助，因為第15集團軍已接到命令要和第3集團軍一起頂住敵人的進攻，以便讓第4集團軍的后備部隊有足夠的時間進行集結。第16集團軍應該撤到利維茨河的東岸，莫濟里集團負責掩護其左翼，第12集團軍將攻擊渡過維普日河的波蘭軍隊。最后第3和第16集團軍將分別抽出一個師的兵力強行向德羅希琴-亞努夫地區(qū)推進，以便成為蘇軍的總預備隊，但是這項計劃的每一步都被波蘭人挫敗。在蘇軍的右翼的第4集團軍司令官（一位沒有作戰(zhàn)經驗的將軍，后來因沒有擊敗西科爾斯基占領華沙而受到圖哈切夫斯基的指責）暫時與總指揮部和友鄰部隊失去聯(lián)系，他并不知道撤退的命令，還以為總的形勢對蘇俄軍隊有利，因此繼續(xù)沿著維斯瓦河發(fā)動攻擊。當他于19日終于重新與明斯克恢復聯(lián)系時他仍非常樂觀，但他馬上就收到讓他撤退的強制性命令。第15集團軍在加伊·汗騎兵軍的有力支援下在切哈努夫地區(qū)進行頑強的阻擊，企圖在納雷夫河與東普魯士邊境之間打通一條狹窄的走廊讓第4集團軍突圍，但是該集團軍獲救的希望已十分渺茫。第16集團軍在20日被打垮而節(jié)節(jié)敗退，這就使士氣高昂的波蘭第2和第4集團軍（一直遠離蘇蘇第12集團軍的攻擊范圍）能夠從翼側攻擊蘇第3和第15集團軍，并迫使他們退到普扎斯內什-馬庫夫-奧斯特魯夫-別爾斯克一線以后。兩天后波軍又推進到奧斯特羅文卡-沃姆扎-比亞韋斯托克，隨著蘇第3和第15集團軍潮水般的敗退導致蘇第4集團軍已經無法趕到姆瓦瓦，加伊·汗將軍所部的英勇抗擊雖然使該地區(qū)的波軍打得十分艱苦，但是他的努力并沒能阻止他的騎兵軍和第4集團軍中的大部分人涌進德國邊境。

（十六）畢蘇斯基下令停止追擊，他的部隊已經到格羅德諾、布列斯特-利托夫斯克和布格河上的弗沃達瓦一線，而蘇俄人在預備隊的掩護下正設法在涅曼河東側重新組合。在這兩個月的時間里蘇俄軍隊（包括被俘和在東普魯士境內被繳械的人員）損失15萬人、230門大炮，1000挺機槍和大量的彈藥，波蘭軍隊損失5萬人。華沙之戰(zhàn)以波軍勝利結束，但戰(zhàn)斗并沒有停止。趁蘇軍立足未穩(wěn)波軍便恢復攻勢，西科爾斯基的部隊已經攻占平斯克以南到捷爾諾波爾一線的地區(qū)，與此同時畢蘇斯基在涅曼河上的格羅德諾地區(qū)取得決定性的勝利，然后又在什恰拉河一線把打了敗仗的蘇俄軍隊趕到明斯克。蘇軍的唯一攻勢是由布瓊尼將軍在南部對扎莫希奇發(fā)動的但也被擊退，蘇俄4個集團軍實際上已被消滅，其中5萬人被俘、160門大炮被繳獲。10月波蘭和蘇俄達成停戰(zhàn)協(xié)議，次年3月雙方簽定了里加和約，根據(jù)該條約波蘭人的東部邊界線比華沙之戰(zhàn)前蘇俄人所提出的邊界線還要向東推進很多。

里加和約

（一）蘇波戰(zhàn)爭的華沙戰(zhàn)役結束后蘇俄向波蘭求和，波蘭在戰(zhàn)爭中已損耗不少，還受到國際壓力，而且波軍已占領大部份有爭議領土也愿意談判。1920年7月11日英國外交大臣寇松代表英國政府建議蘇俄以寇松線為?；鹁€舉行和平談判，但遭到波蘭政府的拒絕，波蘭不愿意放棄任何在戰(zhàn)爭中取得的土地。10月5日蘇俄向波蘭的提案被波蘭接受，10月12日波蘭與蘇維埃俄羅斯及蘇維埃烏克蘭簽訂?；饏f(xié)議并在10月18日生效，和約的談判其后開始。在和平談判中蘇俄同意在有爭議領土上向波蘭大幅讓步，波蘭已精疲力歇，國內民意也反對延續(xù)戰(zhàn)爭。談判由國家民主黨主導，他們不太在乎畢蘇斯基主張的海間聯(lián)盟。國家民主黨也不太關注烏克蘭的命運及對彼得留拉的條約義務，他們只打算占有那些在種族上或歷史上是波蘭的，或是可以波蘭化的地區(qū)。1921年3月18日蘇波雙方在拉脫維亞首都里加簽署，蘇俄承認西烏克蘭和西白俄羅斯歸屬波蘭管轄，波蘭接受《里加和約》，其實是違反禁止單獨談判和平的波蘭與烏克蘭的軍事同盟條款。

（二）《里加和約》條約主要內容有：將西烏克蘭和西白俄羅斯以及立陶宛的一部分劃歸波蘭，波蘭立陶宛聯(lián)邦在第一及第二次瓜分波蘭時被俄羅斯分得的土地大部份仍然未能重歸波蘭所有；蘇俄需向波蘭支付三千萬盧布，作為波蘭在被瓜分時期向俄羅斯帝國的經濟投入的補償；蘇俄需歸還在1772年后被俄方掠去的波蘭藝術品；互相放棄向對方索取戰(zhàn)爭賠款。波蘭在這場戰(zhàn)爭中雖然把蘇俄擊退，但是并沒有達到預期的目的，沒有達到1772年的邊界。在和約中劃給波蘭的大片西烏克蘭與西白俄羅斯地區(qū)中烏克蘭人與白俄羅斯人占了相當大比例，波蘭政府曾經嘗試對這些地區(qū)采取毫不留情的波蘭化，但因為遭到大規(guī)模的抵抗而作罷。這些同化政策也使得波蘭政府在這些地區(qū)被長期強烈的敵視，而波蘭政府對付這些反抗的唯一行動就是鎮(zhèn)壓，這直接成為日后蘇聯(lián)建立東方戰(zhàn)線的基礎，事實上當蘇聯(lián)紅軍在1939年進入這些地區(qū)的時候得到大部分當?shù)鼐用竦闹С?。里加和約是波蘭與蘇俄矛盾的一個開始，也是波蘭與俄羅斯兩國歷史矛盾的延續(xù)，同時西方國家也意識到與蘇俄保持友好關系的重要性。

（三）主政的國家民主黨也不太關注烏克蘭人的命運及對彼得留拉的條約義務，他們只打算占有那些在種族上或歷史上是波蘭的，或是可以波蘭化的地區(qū)。《里加和約》在1921年3月18日簽訂時畢蘇斯基認為該條約是一項懦夫行為，為此向烏克蘭人致歉，因為它實際上違反畢蘇斯基與彼得留拉的禁止單獨談判和平，即波蘭與烏克蘭的軍事同盟條款。波蘭當局更扣留它的烏克蘭盟友彼得留拉，使波蘭與其少數(shù)族裔烏克蘭人的關系更差。波蘭在1920年秋戰(zhàn)勝立陶宛奪回維爾紐斯地區(qū)，成立一個由波蘭人主導的“中立陶宛管治委員會”，那里經公民投票及1922年2月20日的議會表決后被并入波蘭，因此波蘭和立陶宛的關系在以后多年一直欠佳。直至1989年在共產政權統(tǒng)治下波蘭及其它蘇聯(lián)國家的歷史書不提或是盡量少提及此場戰(zhàn)爭，就算是有也是當作俄國內戰(zhàn)中的外國干預來寫。

（四）戰(zhàn)爭的失敗在蘇俄領導人中間產生很大震動，1920年9月22－25日在俄布第九次代表會議上激烈討論戰(zhàn)爭失敗原因以及世界無產階級革命前景，圖哈切夫斯基就西南方面軍在戰(zhàn)爭中表現(xiàn)提出批評，而該方面軍政委斯大林在1920年9月23日專門做聲明，闡述他對戰(zhàn)爭失敗的看法以及解釋他的責任。而最高領導人列寧思想處于矛盾狀態(tài)，一方面覺得戰(zhàn)爭失敗可能是犯了戰(zhàn)略錯誤，但另一方面又認為失敗主要還是主觀原因，與會的大多數(shù)人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捷爾任斯基、布哈林、加米涅夫、斯大林等都持上述觀點。在最初馬恩理論中，就有世界無產階級革命思想不過要求各國無產階級協(xié)調行動，并沒有武力輸出思想。列寧盡管也認同這個思想，但考慮到俄國是經濟文化落后的國家，不具備直接實現(xiàn)社會主義條件，需要西方先進國家援助。如果這些國家也是無產階級掌權那不必多言，列寧更希望建立世界社會主義聯(lián)邦，而俄國革命目標是建立統(tǒng)一的世界蘇維埃共和國，而蘇波戰(zhàn)爭則成了蘇俄推進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一次實踐。

（五）這次實踐讓蘇俄付出沉重的代價，蘇俄很快調整自己的對外政策，由世界無產階級革命轉為和平共處，與周圍的愛沙尼亞、拉脫維亞、芬蘭、立陶宛簽訂和平條約。1921年3月18日蘇波兩國簽訂里加條約，為兩國的緊張局面劃上一個句號，條約對波蘭較有利。18年后蘇軍在1939年根據(jù)蘇德互不侵犯條約入侵波蘭東部，同年11月這兩個地區(qū)加入蘇聯(lián)，重新并入烏克蘭共和國和白俄羅斯共和國。8萬名蘇聯(lián)戰(zhàn)俘中有2萬名因為疾病、食物短缺等原因死于波蘭戰(zhàn)俘營，同時5.1萬名波蘭戰(zhàn)俘中也有2萬名左右死于蘇俄戰(zhàn)俘營。蘇俄內戰(zhàn)和外國武裝干涉歷時近三年，以國內外反革命勢力的失敗告終。這一時期蘇俄軍事戰(zhàn)略的主要特點是采用戰(zhàn)略進攻和反攻、戰(zhàn)略防御等多種作戰(zhàn)樣式，善于選擇主要戰(zhàn)線并在主突方向上集中使用兵力兵器，利用騎兵集團軍實施快速機動作戰(zhàn)，重視組建戰(zhàn)略預備隊和適時使用預備隊于重要方向，正規(guī)軍和游擊隊密切配合。蘇俄內戰(zhàn)的勝利鞏固十月革命的成果，為建設社會主義國家創(chuàng)造了條件。

（六）蘇俄紅軍擊敗領土上的所有反對勢力的軍隊，使得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lián)盟能于1922年12月30日成立。俄國在此前包括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已經連續(xù)七年陷于戰(zhàn)亂，在此七年期間有兩千萬人死亡，還有三十萬人投降到波蘭。其中內戰(zhàn)時期雙方都有一百萬人以上死亡，國家經濟幾乎崩潰，再加上1920年和1921年的旱災更是雪上加霜。疾病也在橫行，僅1920年就有三百萬人死于斑疹傷寒，更有數(shù)百萬的平民死于戰(zhàn)火。在此期間有一百萬人逃離俄國到歐洲或者波羅的海諸國，他們被稱為白俄，這些人又有不少是受過良好教育的專業(yè)人士。在戰(zhàn)爭結束的時候由于連年戰(zhàn)亂，工業(yè)產量只有1913年的七分之一，農業(yè)只有1913年的三分之一。

內戰(zhàn)中的中國人

（一）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爆發(fā)后北洋政府于1917年初宣布參加英法等協(xié)約國作戰(zhàn)，并派出一支數(shù)量不少的部隊到俄奧邊界參戰(zhàn)，同時還派出成千上萬勞工到俄國參與戰(zhàn)地服務。這些人后來很多參加十月革命并加入蘇俄紅軍，據(jù)民國北洋政府的檔案資料十月革命期間有3萬華工參加紅軍。另據(jù)《申報》估計：“約計華僑曾入紅軍者5萬余人，軍官亦不下千人”。華工赴俄始于19世紀60年代，在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中達到高潮。一戰(zhàn)時俄國對勞動力的需求急劇增加，在中國北方大肆招工，這些人到達俄國之后不是被送到原始森林的伐木場、西伯利亞的礦山從事奴隸般的勞動，就是被送到西部一戰(zhàn)前線挖戰(zhàn)壕或從事戰(zhàn)地運輸，他們慘死在戰(zhàn)場。1917年11月7日俄國十月革命爆發(fā)，旅俄華工受革命鼓舞拿起武器加入到十月革命中，在隨后的蘇俄內戰(zhàn)和反對外國武裝干涉的戰(zhàn)爭中又有成千上萬的旅俄華工加入工人赤衛(wèi)隊和紅軍。蘇俄成立后俄國發(fā)生內戰(zhàn)導致交通受阻，中國在俄的參戰(zhàn)部隊和勞工無法撤回國內而處境艱難，經北洋政府反復交涉后蘇俄同意滯留在俄國各地的中國參戰(zhàn)人員分批乘火車經西伯利亞回國。

（二）1918年7月滯留在俄國的中國參戰(zhàn)人員中的2000人在張福榮（音譯）的帶領下乘火車到達南烏拉爾地區(qū)的車里亞賓斯克和鄂木斯克之間的特羅伊茨克，蘇俄紅軍同白衛(wèi)軍高爾察克的部下杜托夫部及捷克軍團正在特羅伊茨克激戰(zhàn)，因鐵路被破壞導致列車無法繼續(xù)前行，中國軍人和勞工準備步行穿越哈薩克斯坦草原返回中國新疆。面對這群不速之客時蘇俄紅軍和白軍都想利用中國人為自己作戰(zhàn)，白軍命令他們進攻紅軍，否則予以消滅。紅軍指揮員瓦西里·康斯坦丁諾維奇·布柳赫爾派出黨代表尼·卡希林帶著一批共產黨員到中國人中進行宣傳，希望他們站到革命者一邊，中國軍隊被蘇俄紅軍說服，在張福榮的帶領下加入到紅軍隊伍中。雖有中國軍隊加入，但由于雙方力量懸殊蘇俄紅軍還是頂不住對方的攻勢，準備朝西北方向突圍與昆古爾地區(qū)卡馬河畔的紅軍主力會合。這一地區(qū)河汊縱橫，8月5日拂曉突圍開始，白軍攻勢兇猛，布柳赫爾和張福榮指揮紅軍（其中有1800多名中國人）與杜托夫部血戰(zhàn)四天四夜仍未突圍。8月19日夜間白軍渡過托博爾河向紅軍所在的伊爾內克希村進攻，企圖攻占該戰(zhàn)略要點，將正在強渡濟利姆河的紅軍后續(xù)部隊攔腰斬斷、各個擊破。生死存亡關頭布柳赫爾命令張福榮帶領兩個連的中國軍人向敵人施行反沖擊，他們端著刺刀且每人還背著一把馬刀，迅速躍進到離敵二三十步遠的地方突然發(fā)起沖鋒。

（三）這支中國部隊在國內屬北洋軍精銳之師，士兵年齡都在20—25歲之間，他們訓練有素，出國前又經過挑選且戰(zhàn)斗力強，尤其擅長肉搏格斗。中國軍人把白軍打得潰不成軍，將他們趕過托博爾河，掩護蘇俄紅軍成功渡過濟利姆河。這支包括蘇俄紅軍和中國軍隊在內的8000多人的隊伍克服重重困難，長途奔襲1600公里于9月12日在昆古爾地區(qū)卡馬河畔與紅軍烏拉爾第五師會合。9月14日布柳赫爾把這次具有傳奇色彩的行軍電告列寧，特別贊揚中國軍人的英勇頑強，9月30日全俄蘇維埃中央執(zhí)行委員會又聽取南烏拉爾中俄混合部隊英雄事跡的專題報告。由于張福榮領導的中國軍人戰(zhàn)績突處執(zhí)委會主席斯維爾德洛夫對其進行嘉獎，并決定將俄羅斯烏拉爾—伏爾加地區(qū)加入紅軍的各支中國國際志愿隊合編組成“中國軍團”，任命張福榮為軍團長并歸布柳赫爾指揮。列寧和雅可夫·米哈伊諾維奇·斯維爾德洛夫親自簽署成立“中國軍團”的命令，托洛茨基（時任紅軍總司令）于1918年10月12日代表俄共(布)中央前往昆古爾，把書寫著“中國軍團”的軍旗授予張福榮。

（四）蘇俄內戰(zhàn)爆發(fā)不久的1917年11月25日在俄羅斯伏爾加上游卡瑪?shù)V區(qū)任輔臣組織一支由華工組成的武裝支持蘇俄政權，這支武裝引起列寧關注。他簽署命令將該部隊編為紅軍第三軍第29步兵師第225團并任命任輔臣為團長。任輔臣是遼寧省鐵嶺縣鎮(zhèn)河夾心村人，在東北加入布爾什維克，1914年受組織委派以外交署員的身份帶領2000名華工來到俄國。1918年春天伏爾加河畔硝煙彌漫，駐守在伏爾加河上游西岸的紅軍第二師師長別列烏爾如坐針氈，面對裝備精良的白衛(wèi)軍時紅軍雖奮勇拼殺但傷亡慘重。后勤保障也被切斷。別列烏爾撥通向紅軍總部的求救電話，蘇俄肅反委員會主席捷爾任斯基得知前線告急，派出任輔臣團支援別列烏爾。在卡瑪?shù)V區(qū)中國礦工以勤勞聰明、肯于吃苦著稱，與當?shù)馗麟A層有著非常融洽的友好交往，能夠廣泛活動。任輔臣利用這一有利條件派出偵察員打入白衛(wèi)軍內部，借運送油料、給養(yǎng)的機會對白軍的渡船和坦克等進行破壞，幾天之間被偵察員暗中破壞的裝備就達到三分之一以上。5月29日拂曉白軍的大炮對準紅軍陣地，運兵船也準備起錨，豈料準備上膛的許多火炮早被任團的偵察員做了手腳，不少渡船的鍋爐壓力表也被破壞而無法點火啟航。正當白軍亂成一團時任輔臣下達開炮命令，白軍不但無還手之力，甚至連躲避和逃跑的時間都沒有。紅軍總部收到別列烏爾為任輔臣請功的電報，列寧在寬敞的辦公室里，左手習慣地插在馬夾的腰部，高舉的右手有力地揮動那封請功電報，。他轉著圈子后發(fā)出激昂而短促的慨嘆：“任輔臣是我們蘇維埃軍隊中的一只紅鷹，一只直沖云天的紅鷹?！?/p>

（五）根據(jù)列寧的指示軍事委員會頒發(fā)嘉獎令，授予任輔臣的中國軍團為“紅鷹團”，捷爾任斯基趕赴古士崴城主持頒授軍旗儀式。這位目光犀利的蘇俄肅反委員會主席與任輔臣緊緊擁抱并反復念叨：“格力范、格力范?！保ǘ碚Z：真正的朋友）。他還激動地說：“中國團曾兩次奪取彼爾姆城，血戰(zhàn)阿拉塔伊，后又多次將白軍擊潰在都拉河和上都拉一帶，光你們繳獲的機槍就可以裝備一個師?！甭≈氐拿麅x式后捷爾任斯基返回彼得堡，見到列寧的第一句話是：“我現(xiàn)在最缺少的就是紅鷹團那樣的戰(zhàn)士?！绷袑帓咭曇幌滤瞧诖纳袂楹罅⒓茨闷鸸P來，簽發(fā)從“紅鷹團”中抽調一百名中國戰(zhàn)士，充實到蘇維埃保衛(wèi)部門工作的命令。伏爾加保衛(wèi)戰(zhàn)的勝利使得任輔臣和紅鷹團威名遠揚，當時的《共產主義者》報撰文說：“任輔臣的紅鷹團是捍衛(wèi)蘇維埃斗爭中最機智最頑強的部隊，紅鷹團之所以百戰(zhàn)百勝在于他們對革命事業(yè)的無限忠誠，在于官兵之間有著血肉相連、生死與共的階級感情。而任輔臣作為這支部隊的指揮員已成為伏爾加地區(qū)的傳奇英雄，他的名字在閃光?！?/p>

（六）1918年12月初打贏伏爾加保衛(wèi)戰(zhàn)的任輔臣又率部支援維爾亞車站阻擊戰(zhàn)，這是一場保衛(wèi)紅軍后勤通道的硬仗，也是一場敵強我弱的惡仗。白衛(wèi)軍以兩個師和一個哥薩克騎兵團的兵力向車站發(fā)起猛攻，進攻的哥薩克是全俄九支哥薩克軍中最剽悍的一支，他們喜歡血酒和套馬索（用來將俘虜在馬后拖死）。從牙縫里吐字，鞭子涂著柏油，手臂上青筋暴露，傳統(tǒng)的“沙什卡”直刃馬刀舉在半空。戰(zhàn)斗持續(xù)7天7夜，紅軍付出巨大犧牲。任輔臣堅守一線并指揮兩個蘇俄團隊突圍，撤至敵軍火力稍弱的車站西段保存實力，等待與增援部隊會合，而紅鷹團則堅守陣地最前沿與白軍對峙。12月7日等待增援的戰(zhàn)士們在宿營時遭遇大股白軍的圍襲，白軍猛烈轟炸紅鷹團營地，任輔臣指揮部隊與企圖攻占車站的白軍進行肉搏，擊退白軍一次次的沖鋒。第二天清晨紅軍援兵到達維爾亞時發(fā)現(xiàn)任輔臣和他的上千名官兵全部壯烈犧牲，消息傳到彼得堡紅軍總部后全俄中央執(zhí)行委員會主席斯維爾德洛夫扼腕長嘆，一向處變不驚的捷爾任斯基拿著電話話筒并呆呆地佇立在寫字臺前，沒有人敢把這個消息報告給正在住院養(yǎng)傷的列寧，任輔臣犧牲后蘇維埃政府派專車將其夫人張含光及3個孩子接到莫斯科。

（七）1920年列寧接到任夫人申請回國的報告，派人將他們接到克里姆林宮。當任夫人和孩子走進辦公室時列寧從辦公桌后走過來，一邊親切地同他們握手一邊說：“您是任輔臣同志的夫人吧，當我得知你們來到莫斯科后就想和你們見面，可是一直抽不出時間來，今天和你們見面我很高興?！闭劦饺畏蛉思昂⒆右貒鴷r列寧說：“我建議您留在俄國，蘇維埃政府將盡力照顧你們，回國去也會遇到許多困難?！钡侨畏蛉巳匀幌Ｍ貒?，列寧安慰道：“等東部戰(zhàn)爭平息后再安排你們回中國去?！?921年蘇維埃政權在弗拉季取得勝利，蘇俄政府派專車和衛(wèi)兵護送任夫人和3個孩子回到中國。1989年11月前蘇聯(lián)政府授予任輔臣紅旗勛章（蘇聯(lián)最高戰(zhàn)斗勛章），勛章由蘇聯(lián)駐華大使交給任輔臣的兒子任棟梁。

（八）在北高加索的包清山的“中國營”同樣戰(zhàn)功卓著，1918年春天以包清山為首的100多名中國勞工在北高加索的弗拉季高加索成立中國支隊，它是當時捷列克蘇維埃共和國所依靠的一支重要武裝力量，在國內戰(zhàn)爭時期享有盛名，被人們傳誦為是“列寧從莫斯科派來（高加索）的中國赤衛(wèi)師”。當這支中國部隊在北高加索重鎮(zhèn)弗拉季高加索成立時，阿斯特拉罕邊疆區(qū)臨時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基洛夫親臨這支部隊表示熱烈祝賀并親授紅旗，將一支毛瑟槍贈送給中國獨立營營長包清山。這支隊伍剛一成立立即加入到保衛(wèi)弗拉季高加索的戰(zhàn)斗中，1918年8月1日擔任守城主力的蘇俄紅軍在堅守數(shù)月后，由于寡不敵眾被白衛(wèi)軍突破防線攻入城內，經過4天的激烈巷戰(zhàn)后大部分市區(qū)陷入敵手，紅軍被迫準備撤離。形勢萬分危急下中國支隊忽然從位于城中心的中央廣場的一棟高樓里升起一面紅旗，緊接著中國支隊向白軍猛烈射擊，白衛(wèi)軍隨即向中國軍隊輪番發(fā)起猛烈進攻。

（九）包清山指揮中國戰(zhàn)士依托掩體頑強抵抗，一次又一次挫敗白軍進攻，始終把這一重要的制高點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戰(zhàn)斗堅持到第6天援軍趕到趕走白軍，重新奪回弗拉季高加索城。包清山支隊在保衛(wèi)南部石油基地格羅茲尼市的“百日大戰(zhàn)”中同樣出色地完成作戰(zhàn)任務，遵照基洛夫的命令這支隊伍于1919年初夏改編為“中國營”編入紅軍狙擊團，開赴伏爾加河和頓河地區(qū)。對于包清山支隊蘇俄政府有過如下評價：“包清山指揮的支隊雖然在物質上得不到保證，他遠離家鄉(xiāng)忍饑挨凍，但毫無怨言地在北高加索山區(qū)完成無數(shù)次戰(zhàn)斗任務。不管是殲滅零星散匪或是打擊裝備良好的白軍，他們都是真正的國際主義戰(zhàn)士的典范，都是保護勞動人民權利的忠誠衛(wèi)士的典范?！?919年5月列寧親自接見這支被編為蘇俄紅軍第4團第3營的全體華工戰(zhàn)士，稱贊他們“真是好樣的”，有的華工戰(zhàn)士還榮獲“列寧勛章”。

（十）蘇維埃政府成立后華工得到列寧的極大信任，70多名華工曾在蘇維埃政府所在地彼得格勒的斯莫爾尼宮擔任保衛(wèi)列寧的衛(wèi)士。李富清是一位來自遼寧沈陽的華工，便是70多名華工衛(wèi)士中的一員，他還擔任過列寧衛(wèi)隊的小組長。在彼得格勒擔任列寧衛(wèi)士期間每次執(zhí)勤的李富清怕驚擾列寧工作，他都帶領其他衛(wèi)士在列寧辦公室外面的臺階下站崗、放哨，并且把腳步放得很輕、很輕。一次一名衛(wèi)士想打咳嗽，怕影響到列寧工作的他硬是緊捂嘴巴，走出很遠才咳出聲來。?列寧很關心這些來自異國的衛(wèi)士，曾多次和中國戰(zhàn)士拉家常，問他們生活是不是習慣，吃的、住的好不好。列寧為了和華工衛(wèi)士進行語言交流還抽時間向這些衛(wèi)士學習“您好”、“吃飯”等日常漢語，為了提高中國戰(zhàn)士的俄語水平列寧特意派一名教師給他們上俄語課，并向他們贈送俄語課本。1923年5月李富清被選送莫斯科軍事學校，接受正規(guī)的軍事培訓。1924年1月列寧逝世時，富清作為軍校代表為列寧守靈，隨著時間流逝90多年前的往事早已湮沒在歷史長河中。

（十一）旅俄華工在異國他鄉(xiāng)的殊死戰(zhàn)斗，除了當年蘇俄報刊有過片言只語宣傳外，由于當時中國國內混亂的政治狀況赴外勞工社會地位卑微，他們幾乎沒有留下記錄。20世紀80年代末隨著中國和前蘇聯(lián)關系的好轉，過往的歷史才又被提及，由于年代久遠導致資料難覓，除了極少數(shù)人能基本弄清其身世、事跡外多數(shù)人甚至連名字都沒有留下。1918年6月蘇俄內戰(zhàn)期間紅軍第33庫班師292杰爾賓特團中國營在此地停留時突遭白軍哥薩克騎兵襲擊，為掩護鐵路工人和紅軍官兵家屬中國營官兵奮不顧身，依托鐵路會讓站以劣勢兵力和裝備對抗白軍騎兵的反復沖擊。在付出巨大傷亡之后終于擊退白軍，保住鐵路會讓站。后來當?shù)孛癖妼奚闹袊勘z體統(tǒng)一收殮，安葬于鐵路會讓站附近。1957年的十月革命40周年紀念日前夕當?shù)卣途用褚黄饘⒘沂窟z骸遷葬于城市中心廣場并建起紀念碑，紀念碑呈方尖型，頂端綴有一顆紅星，正面用中俄雙語鐫刻著：“敬禮，這里安葬的是在保衛(wèi)蘇維埃政權的戰(zhàn)斗中，于1919年7月在莫洛佐夫斯卡婭車站地區(qū)犧牲的第292杰爾賓特國際團中國紅軍游擊隊隊員。”旅俄華工在得不到平等對待飽受欺凌和侮辱的境況下，憑著殊死作戰(zhàn)的果敢精神，以自己的犧牲贏得蘇俄的尊重和贊譽。他們的事跡不能在祖國的歷史長卷中留下記錄，他們的名字不能使祖國的后代留下記憶，著實令人掩卷長嘆。

鄭家屯事件

（一）鄭家屯事件是指1916年8月13日日本部隊由于與奉軍二十八師二十八團團部之間發(fā)生沖突，造成不小傷亡的事件，經過奉系軍閥與日方雙方長時間的交涉后事件最后以奉系軍閥接受日方的一些條件而結束。鄭家屯為遼源縣（今雙遼市）所在地，位于吉、奉兩省交接地帶，具有相當重要的交通和戰(zhàn)略地位。根據(jù)早在1905年所簽訂的《中日會議東三省事宜條約》時日本雖然獲得在南滿地區(qū)有守備鐵路的駐兵權，然而鄭家屯既不屬南滿范圍，也不是鐵路附近屬地，原無駐軍的理由。1914年8月對之窺視已久的日軍借口其在鄭家屯附近舉行軍事演習時曾受中國警察的誤擊，以“保護居留民”為名悍然進駐鄭家屯。后誤擊事件雖通過外交途徑解決，但日本不顧中國政府再三的抗議，繼續(xù)非法駐軍。而到了1916年7月日本唆使宗社黨并加緊勾結蒙匪頭子巴布扎布，伺機煽動所謂的第二次滿蒙獨立運動，中國軍隊除原駐的后路巡防隊外二十七、二十八師也為鎮(zhèn)壓巴布扎布的叛亂而進駐鄭家屯。中日兩軍同駐一地，不時有磨擦發(fā)生，釀成一種緊張氣氛，在這種極為不穩(wěn)定的緊張形勢下終于爆發(fā)中日關系史上名噪一時的鄭家屯事件。1916年8月13日下午3點左右一個住在鄭家屯的、賣藥兼當鋪商人叫吉本喜代吉的日本人在街上買魚時賣魚童以其給價太低不賣，故吉本大怒，打了賣魚童。恰逢駐鄭家屯的二十八師馮德麟部騎兵團士兵路過便上前勸解，吉本轉向華兵動武不勝，反而遭到回擊而負了重傷，乃奔向日本領事分館的警察派出所告狀。日本駐鄭家屯領事分館警察派出所巡查河賴松太郎帶吉本前往遼源鎮(zhèn)守使署，當時恰巧鎮(zhèn)守使及交涉員都不在署內。接著河賴來到二十八師騎兵團駐地，向該團長官提議會談，欲強行闖入，被門崗士兵所阻止。到了4點多鐘河賴和吉本又到日軍軍營求援，這時約有50名日兵駐扎在鄭家屯。日軍軍營隊長井上大尉采納他們意見，派松尾中尉率領日兵多人同河賴跑步來到二十八師騎兵團駐地。

（二）一看全副武裝的日兵后中國軍隊緊急戒備，雙方臨陣對峙。河賴站在隊伍的前頭，再次要求與該團長官會談，被中國士兵以長官不在為由而拒絕。河賴拔刀恫嚇，欲直闖而進，中國軍隊毫不退讓，堅決阻攔?；靵y中有人開槍，并導致互相交戰(zhàn)。當時二十八師騎兵團駐地有約300名的中國軍隊，日軍因寡不敵眾而逃，中國軍隊乘勝追擊，包圍日本軍營。戰(zhàn)斗持續(xù)3小時之久，此次沖突中國軍隊死5名、傷3名，日軍死12名（其中包括河賴巡查）、傷5名。下午6點20分遼源縣知事靖兆鳳在彼此交戰(zhàn)時前往日軍軍營進行交涉，以身家性命擔保絕對不讓事態(tài)擴大，到了下午7點雙方才停戰(zhàn)。靖兆鳳接受日方所提出的中國軍隊退到城外的要求，動員二十七、二十八兩師，從13日夜到15日陸續(xù)退往城外，由后路巡防隊承擔維持城內的安全治安。同時為了保證停戰(zhàn)的繼續(xù)，13日夜日方要求拘留靖兆鳳本人，到14日上午10點才釋放，接著日軍又扣留靖兆鳳之子靖子障至16日下午7點。到日為止日方不斷派兵到鄭家屯，其增援軍隊有駐公主嶺騎兵兩個中隊、鐵嶺獨立守備步兵一個大隊和機槍隊一個小隊、八面城的一個大隊等。不久日軍宣布：“由鄭家屯至四平街沿路南北兩側三十華里以內禁止中國軍隊進入?！逼仁怪袊婈牫吠说秸梦湟粠В哲姴⑧嵓彝统莾鹊倪|源鎮(zhèn)守使署和各軍營全部占領。事件以后各方開始查實案情，張作霖令日本軍事顧問町野竹馬赴鄭家屯進行調查，日、中政府也分別派遣日本駐鐵嶺領事館代理領事官補酒勾秀一和外交部政務司長王繼曾查明事件真相。因為事件是地方性的，所以中國政府力主在奉天或者其它地方進行交涉，但遭到日方的堅決反對，最后日本強硬地決定在北京由日本公使與中國外交部直接交涉。

（三）8月29日據(jù)酒勾的調查報告大隈重信在內閣會議中通過《鄭家屯事件解決案》，駐華公使林權助于9月2日向中國外交總長陳錦濤提出這個“解決案”，其內容分：日本政府要求中國政府的事項（日本要求事項），嚴罰二十八師師長；有責任之軍官悉行免黜，其中直接指揮暴行者處以嚴刑；嚴飭駐東三省南部及東部內蒙古之中國軍隊，嗣后不得再有挑撥日本軍隊或日本人民之任何言動，并由該處地方官以此項命令布告周知；承認日本政府為保護及管束居留于駐東三省南部及東部內蒙古之日本臣民，于必要地點派駐日本警察官，中國并于東三省南部增聘日本人為警察顧問。中國政府自愿提出并聲明的事項（中國自愿事項）：駐扎東三省南部及東部內蒙古之中國各軍隊聘用日本軍官若干名為顧問；中國士官學校聘用日本軍官若干名為教習；奉天督軍親往關東都督署及奉天日本領事館謝罪；對于被害者予以相當之慰藉金。對此中國政府于6日召集內閣會議，根據(jù)王繼曾的報告商議解決該事件的方針并作出對日方要求的回答書，由外交次長夏詒霆于11日遞交給林權助，其內容為∶關于日本要求事項第一、二項，在發(fā)生事件之時師長、旅長和團長均不在鄭家屯，委師長、旅長以全部責任是有點苛刻的，希望改“懲戒”為“申飭”。而事件由中日兩軍引起，若中國團長擔負事件責任，日本將校也應該負責；關于第三項，中國政府平時行之，不用再說，這次發(fā)生極為遺憾的事件，故特地以適當命令布告周知；關于第四項是直接關系到國家主權的問題，不可能接受，希望撤銷；關于中國自愿事項第一、二項是重大問題，希望撤銷；關于第三項，希望改為奉天督軍的代表前去奉天領事館謝罪；關于第四項，中國政府不惜送賠償費給日方受害者，但日本政府也應該送賠償費給中方受害者。

（四）由此可見事件以后第一次兩國政府之間所正式互換的雙方意見有相當大的分歧，其主要原因是兩國政府調查人員所作的報告相差懸殊。值得注意的是日方主張中方在事件中的“非”，而中方否定“華兵先開槍”、“華軍包圍日本軍營”等日方主張，堅持雙方都有“非”、都要處罰的精神。日本提出的八項要求，特別是“日本要求事項”第四項與“中國自愿事項”第一、二項即軍事顧問、軍校教習和警察方面的要求，與在1915年被中國拒絕的“二十一條”第五號中所包括的內容相比時實有過之而無不及。很明顯在對華政策中走投無路的日本大隈內閣企圖利用這種規(guī)模極小的中日兩軍糾紛來打開對華政策的新局面，換句話說在依然如故的“以武力為依憑，用強硬外交手段來攫取在華權益”的方針下大隈內閣向中國政府提出不適合于事件規(guī)模而荒唐無稽的無理要求，逢迎日本國內輿論，以期把自己失政的“第二次滿蒙獨立運動”暗暗地遮掩過去。然而日本國內形勢已經不允許大隈內閣繼續(xù)存在下去，在交涉期間的10月初不等解決事件，由于對華政策的失敗，大隈重信被迫辭職，繼任首相的是寺內正毅。關于軍事顧問、軍校教習和警察方面的問題，雙方的談判很難取得一致意見，并成為當時中日間最大的外交懸案。其中對軍事顧問、軍校教習兩個問題，中國政府采取堅決拒絕的態(tài)度，因此雙方的焦點集中到派駐警察官的問題上來。10月18日林公使向陳錦濤提交節(jié)略，說明派駐警察理由及職權，并聲明與中國警察權無礙。根據(jù)1915年中日新約時所有南滿東蒙地方日本臣民之數(shù)必將逐漸增加，是以日本政府為保護其臣民起見，認為有派駐警察官之要。日本在南滿各地已設若干警察派出所，中國地方官事實上業(yè)經承認與之往來交涉。

（五）對此中國政府于10月30日派夏詒霆進行批駁：日本警察在南滿東蒙所執(zhí)行的任務是中國警察也可以處理的，不一定有必要派駐日本警察官。這樣中日雙方在半年中經過十多次談判也未能達成一致，難以進展。然而日本的閣潮不能不影響到該事件的交涉，而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該事件是在大隈內閣“大陸政策”的指導下所引起的，又是在寺內內閣“大陸政策”的方針下解決的。鑒于日本在中國的經濟地位甚為微弱的情況，寺內正毅早就想運用日本國內“歐戰(zhàn)繁榮”所產生的巨大資金來擴充日本的經濟利益，其手段是給北京政府當權派以“借款”援助。然而寺內上臺時日本在大隈內閣時期對中國所采取的強制措施如“二十一條”等引起中國各方面的強烈反感，尤其是中日兩國政府之關系甚為疏遠，所以寺內內閣以恢復兩國政府之間的“親善”為緊急任務，而對寺內內閣來說鄭家屯事件的外交談判遲遲不決甚是不便，并成為前內閣所遺留的難題。因此一組織內閣，兼任外相的寺內正毅就在10月12日和11月16日向林公使發(fā)了兩次電，指出中日兩國之間不允長久繼續(xù)存在這些令人不快的懸案，希望迅速解決這一事件。并指示對三個懸案的大大讓步，去掉“日本要求事項”與“中國自愿事項”的區(qū)別，只是把有關三個懸案的備忘錄送交中國政府，表明日本政府對解決該問題的堅決決心。其實外交上的備忘錄對另一方絲毫沒有什么約束力，這就意味著寺內內閣實際上決定放棄這三個要求。1917年1月5日林公使向新任外交總長伍廷芳提出三個懸案的備忘錄：關于聘用軍事顧問，藉可疏通兩國軍事官憲意思，且于預防誤會所致諸項事端亦有所裨無疑；關于聘用軍官學校教習，系幫助養(yǎng)成將來派遣滿蒙地方之武官，闡明中日兩國親善之精神，以期滿蒙地方再勿發(fā)生此次鄭家屯等項不祥案件；

（六）關于派駐警察官，帝國政府對于自國臣民既有必須保護之義務，并有取締一切之權利，系屬治外法權當然之措施，而毫無侵害中國主權之處。對此伍廷芳于1月12日向林公使面交說明書進行批駁∶奉天督軍公署本聘有貴國軍事顧問，茲準來文業(yè)已閱悉；軍官學校向由本國陸軍人員教授，現(xiàn)尚無聘用外國人為教習之意思；中日新約定所有在南滿東蒙之日本臣民應服從中國警察法令。以便中國警察實行其保護取締之職、這種警察問題與所稱治外法權自難牽混，本國政府不能認為當然之措施。于中國領土之內駐扎外國警察，無論如何究于中國主權之精神及形式上均有妨礙。至現(xiàn)在已經設置之日本警察官駐在所，業(yè)由本國政府及地方官迭次抗議并不承認，仍不能作為中國政府業(yè)經承認實行。兩國政府代表伍廷芳與林權助于1917年1月22日在北京商定各條款，互換照會結案。其條文有：申飭第二十八師師長；有責任之中國軍官，按照法律酌量處罰，其應從嚴者，自應從嚴；于日本臣民之雜居區(qū)域內，以對于日本軍民待以相當禮遇等語，出示曉諭一般軍民；奉天督軍以相當方法表示抱歉之意，于關東都督及奉天總領事同在旅順之時行之，其方法由該督軍任意辦理；給與日本商人吉本五百元之恤金；如上已定之五項全部實行后日本必須撤退因事件發(fā)生增派至鄭家屯的全部軍隊。關于警察問題時當時日本在南滿已經設置幾個警察派出所，派駐日本警察官若干名，從而實際上只不過滿足于保持現(xiàn)狀而已。同時林公使于1月5日提出的備忘錄中有“中國政府不表同意（日本在南滿東蒙派駐警察官）之時，日本政府只可應必要實行之”等語，但這種做法是脫離現(xiàn)實的，也與寺內內閣所決定的對華方針政策完全相矛盾。早在1917年1月9日的內閣會議中寺內內閣作出“關于對華政策之件”及“對華方針說明書”明確其對華方針政策，并決定關于南滿東蒙地區(qū)，以穩(wěn)健公正之法，逐步擴大增進帝國的特殊利益。

（七）更不可否認的事實是林權助反復向時任國務總理的段祺瑞催促早日結案，這一切就證明在事件了結照會中之所以不記三個懸案是寺內內閣對中方表示某種讓步，其目的在于建立兩國政府之間的“親善”，盡快實施自己的“大陸政策”。雖然鄭家屯事件本身是由于日本大隈內閣的政策失敗與強硬手段而發(fā)生、 擴大化，但在其外交談判過程中尤其是大隈下臺、寺內繼任以后隨著日本“大陸政策”的轉變，即從大隈內閣的“以武力為靠山，用強硬外交手段來攫取在華權益”到寺內內閣的“運用巨大資本來擴充在華經濟利益”之轉變，為了建立兩國政府之間的“親善”關系，日本寺內內閣的態(tài)度逐漸變化，表示一些讓步。與此同時由于種種原因，主要是財政上的考慮，剛掌握中央大權的段祺瑞分析當時國內外各方面的形勢，決定以日本為外援來誅鋤異己，以建立與鞏固其專制統(tǒng)治。因此在事件交涉中段祺瑞政府也為接近日本而進行妥協(xié)讓步，互相讓步的結果集中表現(xiàn)在1917年1月22日的結案照會中。這樣通過鄭家屯事件及長達半年之久的外交交涉，對日本寺內內閣來說為實現(xiàn)“中日親善”，實行自己“大陸政策”，而對中國段政府來說為一舉解決財政問題，取得強大靠山來實行專制統(tǒng)治，分別提供前提條件。事實證明在此前后兩國政府之間的密切關系更準確地說是寺內內閣與段政府的“特殊”關系才建立起來，著名的“西原借款”自事件解決的兩天前即1917年1月20日開始是決非偶然的。對于當時中日兩國關系的這一系列變遷過渡，鄭家屯事件及其外交談判具有極為重要而象征性的歷史意義。從客觀上來說這次軍事沖突的直接原因在于：日軍非法駐屯在鄭家屯、設置軍事行政機構；大隈內閣對華政策的失敗，即扶植宗社黨、編制勤王軍及南下蒙匪。因此事件的“非”明顯就在于日本。

（八）林權助也在事件爆發(fā)不久向日本政府報告：“剛發(fā)生事件之時若我國駐當?shù)毓俑畽C構及其他再稍加以小心謹慎的考慮，或許可以避開這種極為不快的事件?！背姓J日方的笨拙。盡管如此但在雙方互換的最后照會中中國方面卻完全承擔事件的責任，其原因不只是在于日本的侵略野心與窮兇極惡，而主要是與中國國內的社會政治情況有密切關系。袁世凱死后黎元洪繼之，段祺瑞組閣。雖然段祺瑞掌握北京中央政府的實權，但是護國戰(zhàn)爭剛結束，南北問題尚未完全解決，在組閣問題上與國民黨針鋒相對，并且在北京政府中與黎元洪對立。新舊約法之爭、府院之爭等不斷發(fā)生，國內政局十分混亂。尤其是中央財政面臨著極為嚴重的危機，當時北京政府的財政困窘已達極點而走投無路，袁世凱的帝制活動、鎮(zhèn)壓護國軍等都是財政困難的主要原因，段祺瑞不得已繼承袁政府留下的這些爛攤子。在這種情況下他為解決財政問題而不得不求助于外國，但當時歐戰(zhàn)正值激烈之時英、法等國無法顧及中國，可以向中國伸出援助之手的只有兩國，即美國和日本。從地理上來看也好，或兩國政治經濟狀況相比較也好，段祺瑞若想雄心勃勃地實施自己所決定的方針政策就必須尋求日本的支持和援助。1916年11月段祺瑞決定借贈日皇大勛章為名，以曹汝霖為贈勛專使赴日活動，其實際目的是借此機會向日本表白段的真意，以促進兩國政府的接近和親善，但這個計劃遭到黎元洪與國會的激烈反對。12月段祺瑞被迫改派熊希齡為特使，而被日方所拒絕，遂未得逞。但在這一段時期內段祺瑞再三主張中日兩國的友好關系之必要性，中日兩國在歐戰(zhàn)結束后的將來均受到歐美各國的壓迫，首先應促進中日兩國的友好合作、團結一致。鑒于現(xiàn)在的時局，正擬積極消除中日兩國之間的誤解，誠意實行友好合作，因而希望日方諒解其苦，并要求指段祺瑞予以相當幫助。

（九）所以中日兩國之間所存在的鄭家屯事件及其外交談判對段祺瑞政府也是苦惱的根源，同寺內內閣對三個懸案所做的一些讓步一樣，在談判中段祺瑞也“以互讓之精神”進行交涉。在事件發(fā)生后不久的一段時間里段祺瑞政府堅持中日雙方都有“非”、都要處罰的態(tài)度，但隨著外交談判的進展，其態(tài)度也有所變化?？醋詈罅私Y照會就知道雖然把事件的“非”完全推給中方，但北京政府的實際損失并不大，這就是段祺瑞政府以“凡對于無礙主權各款所可讓步者無不讓步”的姿態(tài)努力進行交涉的結果。中央財政最窮困的狀態(tài)使段祺瑞產生與日本接近的迫切愿望，而在“所是非曲直只得置之不論”的方針下他不得不承擔事件的全部責任，以解決這個懸案，從而改善與日本的關系，指望日本的支援。此后段祺瑞與日本的關系愈來愈密切，段祺瑞所領導的皖系軍閥實行所謂的“親日賣國政策”是歷史事實。雖然鄭家屯事件本身是由于日本大隈內閣的政策失敗與強硬手段而發(fā)生、 擴大化，但在其外交談判過程中尤其是大隈下臺、寺內繼任以后隨著日本“大陸政策”的轉變，即從大隈內閣的“以武力為靠山，用強硬外交手段來攫取在華權益”到寺內內閣的“運用巨大資本來擴充在華經濟利益”之轉變，為了建立兩國政府之間的“親善”關系，日本寺內內閣的態(tài)度逐漸變化，表示一些讓步。與此同時由于種種原因，主要是財政上的考慮，剛掌握中央大權的段祺瑞分析當時國內外各方面的形勢，決定以日本為外援來誅鋤異己，以建立與鞏固其專制統(tǒng)治。因此在事件交涉中段祺瑞政府也為接近日本而進行妥協(xié)讓步，互相讓步的結果集中表現(xiàn)在1917年1月22日的結案照會中。這樣通過鄭家屯事件及長達半年之久的外交交涉，對日本寺內內閣來說為實現(xiàn)“中日親善”，實行自己“大陸政策”，而對中國段政府來說為一舉解決財政問題，取得強大靠山來實行專制統(tǒng)治，分別提供前提條件。事實證明在此前后兩國政府之間的密切關系，更準確地說是寺內內閣與段政府的“特殊”關系才建立起來。著名的“西原借款”自事件解決的兩天前即1917年1月20日開始是決非偶然的，對于當時中日兩國關系的這一系列變遷過渡來說鄭家屯事件及其外交談判具有極為重要而象征性的歷史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