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華北村落廟宇的僧侶研究——以山西澤州民間廟宇碑刻為中心

選自《世界宗教研究》2012年第5期，姚春敏 車文明

僧侶做為村落廟宇活動的重要角色，是認識寺廟建立與重建之社會意義所必不可少的考察對象。從民間碑刻看，清代山西澤州村落明代至清代，僧侶在村落廟宇中的地位逐漸下降，尤其是嘉慶道光之后，村落廟宇中已經(jīng)很少見到僧侶，取而代之的是一些本村的看廟人，個別村落廟宇尚存僧侶，也是由“社”請來看守村落廟宇的，僧侶從村落廟宇的住持，淪為民間自治組織“社”的雇工。

僧侶①做為村落廟宇活動的重要角色，是認識寺廟建立與重建之社會意義所必不可少的考察對象。然而，社會歷史學(xué)、人類學(xué)研究似乎并沒有給這種特殊群體以足夠的重視。惟甘布爾在河北定縣調(diào)查時注意到，村落寺廟是相對獨立的單位，大部分由住在這個村莊的村民建立和管理，僧侶們的出現(xiàn)往往只是為了特殊的服務(wù);②楊慶堃也談到:“村莊的領(lǐng)袖往往建立非正式的委員會來控制和管理寺廟財產(chǎn)以及收入，之所以這樣做，是因為大部分的寺廟和道觀仍沒有出家人。即便寺廟有和尚或道士，但財產(chǎn)的最終控制權(quán)仍屬于村莊的領(lǐng)袖，大部分寺廟中缺乏出家人是一個普遍而突出的現(xiàn)象，即使是以寺廟為中心的宗教活動，也都沒有出家人扮演最主要的角色，而是由老百姓自行主持”;③王慶成則根據(jù)《深州村圖》的記載認為華北村落“廟宇之住僧或尼，似無一定之規(guī)”，深州“各村鎮(zhèn)多記有寺廟名稱，但大部分不記是否有住持人”，僅《深州東南路村圖》之東陽臺村有載“白衣庵廟有男僧二人”，大魏村有載“天仙廟男僧三人，三官廟女僧二人”，東景萌村有載“村北天齊廟有男僧五名;邢家村有載“觀音堂，有男僧二人”。④以上對村落廟宇僧侶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晚清至民國初年，可知這一時期華北大部分村落廟宇沒有僧侶住持，村落廟宇處于村內(nèi)居民的管理之下。本文選擇山西澤州為標本，⑤以散落于澤州各個村落、散見于方志文集等各種史料中的5000余通碑刻為基本史料深入研究村落廟宇中的僧侶在明清時代的活動。大量澤州碑文反映，從明代至清代，澤州僧侶在村落廟宇中的地位逐漸下降，尤其是嘉慶道光之后，村落廟宇中已經(jīng)很少見到僧侶，取而代之的是一些本村的看廟人，①個別村落廟宇尚存僧侶，也是由“社”請來看守村落廟宇的，僧侶從村落廟宇的住持，淪為民間自治組織“社”的雇工。

一、明代澤州村落的僧侶

在明代澤州廟宇的維修碑中，僧侶獨立或主導(dǎo)化緣修建廟宇的碑刻占到了所有廟宇維修碑刻的15.3%，這個數(shù)字本身并不讓人驚奇，因為維修廟宇似乎也是僧侶的職責(zé)之一。但如臚列后期僧侶修廟的比例———嘉慶、道光之前4%，嘉慶、道光之后1%，則可看到，15.3%的比例已是較大的數(shù)字，不斷遞減，說明了僧侶在慢慢放棄或被放棄修廟職責(zé)，與之同時，也放棄或被放棄了對廟宇的管理權(quán)。

碑刻顯示，明代澤州村落廟宇的創(chuàng)建及修葺不少由僧侶主持。如，高平縣馬村鎮(zhèn)大周村資圣寺明萬歷二十六年(1598)《資圣寺新建水陸閣記》有:“僧車湛洎廣緣辟地，創(chuàng)構(gòu)七楹，峻級層甍，金碧炳煥，巍然稱大觀焉”，②高平縣神農(nóng)鎮(zhèn)故關(guān)村炎帝行宮明成化十一年(1475)《重修神農(nóng)炎帝行宮碑記》有:“凈福院僧侶明鏡，因父功業(yè)未就，涅槃于成化辛卯孟冬，故繼志述事，又造神擔(dān)一在廟，以就其未就之業(yè)”。③

村落廟宇的廟產(chǎn)，或為僧侶自購，或為信眾捐置，均由僧侶獨立經(jīng)營管理。如鳳臺縣晉廟鋪鎮(zhèn)明萬歷十七年(1589)《契約碑》載:

星軺里住人韓希信同弟韓希右、韓希蘇，因為缺少錢物使用，無處打兌，將自己買到祖業(yè)小月院寺白地一處上一分，其地四至，先從東至大河，南至尖草凹分水嶺，西至大漏，北至佛見河，四至以里，上下土木石相連。今立死契一紙，出賣死與普照寺僧侶如倉師名下耕種為業(yè)。對眾兩言儀定，要訖死價錢二千三百文整。即日一并交足，外無欠少。④

可知普照寺僧侶如倉，購買了村民韓希信的祖業(yè)。同樣，高平縣西山金峰寺明嘉靖四十二年(1563)《金峰寺施舍田土基記》記載:

嘉靖八年，有師父了□置買南廂東里趙阿地八畝，四至分明，并無違礙，□用價前后共

使過銀四十兩整。⑤

僧侶“了□”亦用40兩紋銀買得趙阿地8畝。

又如，明嘉靖四十一年(1562)《重修佛堂記》載有:

本村功德施主魏公賢同弟魏公廷暨男魏進用、進奉、進庫、進財、進府、進州，父子情愿將祖業(yè)地一畝五分施舍，起□佛堂院與僧侶湛明看守為己業(yè)。其殿四至:東至道，西至堎下，南至界石，北至道，俱開明白，以垂永世。

可知，高平李村魏賢等直接把地施舍于村落廟宇的住持湛明。再如，明天啟六年(1626)《觀音堂新置香火地碑記》記載:

澤之城南十里許，茶店鎮(zhèn)觀音堂普陀庵，余嘗往來迎送，時嘗憩于內(nèi)。問地主，則蔡炳

□□□僧時來時去，棲止不常。詰其故，以無香火常業(yè)。炳即□地六畝，□老僧圓□承種，藉所獲以為焚修之資。為數(shù)雖云不多，而山□□外，寸金寸土，亦可以聊渡槐陰小羈。僧侶云，□□倘由此而施□者，眾廣種福田，則炳一人倡之□□其尚義□念可嘉，余故為之記。①

茶店鎮(zhèn)蔡炳亦捐香火地六畝給觀音堂普陀庵老僧圓□耕種。等等。

明代，澤州個別地方已出現(xiàn)了由民間組織“社”管理村落廟宇的現(xiàn)象。但當時多數(shù)“社”，除了組織春祈秋報的活動外，在廟宇維修等方面主要起協(xié)助僧侶的作用。如明隆慶五年(1571)，陽城縣北留鎮(zhèn)崇上村重修村廟，《重修佛堂正殿碑記》落款雖有“社首:苗興、馮隆”等，卻明載“妙真重修”。②

此時，僧侶與村落鄉(xiāng)耆的關(guān)系也非常融洽，雙方對村落的廟宇負有一定義務(wù)。高平縣南村二仙宮年久失修，崇禎元年(1628)《重修二仙廟碑記》載:“鄉(xiāng)耆秦志收等共三十二人，相聚而言曰:‘何忍坐視廢馳乎!’住持僧真富從旁協(xié)贊，共成圣事”③。高平縣靖居村仙翁廟的修建也是由本村維那④頭和道士共同合作完成，明嘉靖四十年(1561)《重修□圣仙翁廟碑記》載:

本村維那頭王萬祥、康璘有志者也，比申虔心拜皇經(jīng)四卷。仙翁陰佑，況此廟廊乃前人所創(chuàng)立，至今其廟有損壞也。續(xù)有暮緣督工，道士王坐及子康才表□思之意，擇吉之日，其鄉(xiāng)人也攢零積整共誠圣事。⑤

以上碑刻說明，明代澤州僧侶與村落權(quán)威人物協(xié)調(diào)維修廟宇的現(xiàn)象較為普遍。僧侶與社眾的關(guān)系是宗教師與信仰者之間的關(guān)系，僧侶與“社”的關(guān)系比較融洽，沒有明顯沖突。

二、清前期村廟僧侶與“社”的和諧相處

清代前期，做為澤州最重要的村落自治組織而廣泛興起的“社”，開始將村落廟宇及僧侶納入自己的管轄之下。然從碑刻看，澤州各村廟宇的多數(shù)僧侶實際仍居或被“社”聘居廟宇的主導(dǎo)地位，與剛剛興起的“社”，也維持著明代式的和諧關(guān)系。

鳳臺縣大東溝鎮(zhèn)辛壁村太平觀《太平觀法眷碑》載:

明宣德癸丑春，村中耆老輩因此觀典守?zé)o人，同從洞陽觀敦請我隱真子常真人來主是觀，是為本觀焚修之祖。⑥

澤西十里山西底村之東關(guān)帝大廟一所，很久以來一直沒有住持，《重修三教堂關(guān)帝廟碑記》載:

鄉(xiāng)人李鳳魁于五門山口茶庵偶逢陽城壽圣寺僧慧清，觀相慈樸，力舉住持。其僧頓萌善念，率作開先，遍募一鄉(xiāng)，捐資興工，無不樂從之者。⑦

陵川縣潞城鎮(zhèn)石圪戀村南神頭二仙廟《重修二仙廟碑記》載:

延至大清康熙十七年，有遇之孫法□□□，雖年貌幼稚，其德行邁于老者之風(fēng)，真冋為空門之□榜法門之良將者也。此會不忍祖之念頭，于眾社首精誠懇意，徒先未完之功。增其補墜不就之業(yè)，以為焚修之會。①

碑刻顯示本村民眾一直在尋找村落廟宇的住持，最終找到了合適的宗教代言人。這說明，此時在澤州的村落中僧侶還是村落廟宇必不可少的。

《孟匠三教堂重修碑記》載:“鄉(xiāng)之人皈依瞻仰，誠參福之地、證果之良田也，請僧焚修其中置瞻廟地三十九畝一分，□心良苦矣”，②《復(fù)起路燈會碑記》載:“今鳩聚善士捐谷二十二石，即懇住持海月和尚經(jīng)理(關(guān)帝廟)。谷十六石，令其出息辦燈食，諷頌接引”。③以上碑刻顯示，僧侶在這一時期仍然是澤州許多村落廟宇中不可獲缺的宗教師。這一時期的村落廟宇似乎必須有僧侶做為住持才顯得村廟是真正的參福之地、證果良田是，此時的僧侶大部分都是“社”或者村民集體請來住持并且支付了糧食和提供了田地，這種關(guān)系與明代村僧關(guān)系已經(jīng)略有不同，僧侶對于村社來講，更像是被雇傭來做為宗教的一種象征。

與此同時，仍然有部分村民把田產(chǎn)捐給村廟的僧侶。比如，順治四年(1647)《觀音堂地畝碑記》載:

夫高平縣城南麓有莊牛村，善桂里姬姓諱永寧，一日臨澤壇山領(lǐng)頭觀音堂偶施諸親友散地談議間觸目，老增性坤衣缽乏守，頓起博濟之心，愿施原買趙并能地拾畝棗五分與僧耕種，以助衣缽稽糧之資。④

大部分村落廟宇的僧侶也仍把管理和維修廟宇當作自己的責(zé)無旁貸的義務(wù)。比如，《郜匠社重修土地廟序》載:

(社首)向本鄉(xiāng)善士商其事，僉曰:“子之言非不善，意非不美，但恐工廣費繁，倘若輕舉妄動，其如畫虎不成何?”住持曰:“不然，諸君子但肯佐其事，將本地風(fēng)光有不可勝用者矣。乃若廟中之槐，藏久將枯矣。貨本廟之樹，修本廟之工，云胡不可?”鄉(xiāng)人共服其說。⑤

碑文中對張道士的敬業(yè)進行了贊美“至如慎于始而勤于終，晨鼓暮鐘焚修于其中者，住持也。住持為誰?羽士張本來也。⑥

碑文的落款，住持道人張本來，徒劉諭、原仁詳、李諫，徒孫原義心同勒石。這一切都表明張道士在村落的廟宇中具有話語權(quán)，他的建議得到了村民的認可。

同樣，在鳳臺縣掌村《重修關(guān)帝殿碑記》載:

有住持僧福德目擊(玉皇廟中的關(guān)帝殿凋敝)，心□忻忻焉。有舉，而懇告于社首邱文榮等曰:“詩云: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關(guān)圣帝君鎮(zhèn)此一方，無求不應(yīng)，有感遂通，實斯地□保障也?！躐脑妇杓嘿Y，輸銀一兩，伏望□社首□作俑，率先為領(lǐng)?！庇谑牵仙绺靼l(fā)虔心，隨意喜舍資財，□襄其事。⑦

在關(guān)帝殿的維修中，福德同樣發(fā)揮著主導(dǎo)作用，他不但勸說社首合社修廟，還以身作則，帶頭捐銀一兩。這樣的例子還很多，如陽城縣潤城鎮(zhèn)北音村《補修白龍殿碑記》有:“本年社首延思省、延統(tǒng)暗然興念，遂與住持僧方廉募化貲財，勤勞總理，不數(shù)日而功已告完，廟主神像煥然復(fù)新”⑧;陵川縣崇文鎮(zhèn)井郊村《創(chuàng)修佛殿三官殿碑記》有:“住持僧侶寂境慨發(fā)慈愿，集耆老而商之，改遷于村之北向偏西，創(chuàng)立佛殿三大楹為之主，其東角樓上三官大帝殿仍舊也”;①《重修敕建成湯廟碑記》有:“社首李繼堯等，住持心空師徒生慈悲心，發(fā)大弘愿，矢志再創(chuàng)宮庭，合謀重整院宇”;②《重修玉皇廟碑記》載鳳臺縣府城玉皇廟“住持僧心乙焚修之余，因念‘廟貌不完，是余之責(zé)也’，于是，與社首續(xù)君曰:‘廟貌殘缺，何以壯觀?何以妥神?曷不補葺之，以圖全勝乎?’”社首續(xù)有禮即“與村中長者相為計議，均為募化，以成勝事”。③

整體來看，在嘉慶、道光之前，澤州村落廟宇的僧侶與“社”及社眾和諧相處?！吧纭币约按迕袢w出面尋求僧侶主管村廟，僧侶對村廟的維護有義務(wù)。

但是，此時的廟田已經(jīng)漸漸由僧侶掌管轉(zhuǎn)入社的手中，如乾隆二十四年(1759)陽城縣王報村大社碑刻記錄了本社所有買到的田產(chǎn)，其中有兩塊地從僧侶手中買得“共買東坡廟僧園地十三畝二分，內(nèi)七畝原典在社，找死價銀肆拾伍兩;其六畝二分系僧零星典與眾人，原典價銀伍拾玖兩，今找死價銀三拾肆兩……原買縣東坡廟鷲峰院住持廣博等下灣園地七畝，先典本社價銀三拾伍兩，又找杜絕死契價錢肆拾伍兩”④社把僧侶因為貧困典給村民的地畝全部用社費收歸集體所有，僧侶完全依靠“社”的雇傭來生活。

三、嘉慶、道光之后村落廟宇的“去僧侶化”

嘉慶、道光以后，做為自治組織的“社”在澤州已基本普及。此時，僧侶在村落廟宇的地位也發(fā)生了很大變化。僧侶與“社”的矛盾糾紛頻繁出現(xiàn)，“社”開始排斥僧侶，以雇用村社內(nèi)的村民做為廟管取而代之。

當然，這一時期也有零星僧侶在村落廟宇建設(shè)及其他村務(wù)中發(fā)揮作用。如《增修玉皇廟碑記》載:“斯役也，督統(tǒng)者大維那也，輸財者村之善士也，而奔走竭蹶始終不倦，則僧侶之力為尤多”;⑤《捐立義學(xué)碑記》載:“村中有好義者九人:崔有勲、崔凌嵩、崔通林、張德、崔義德、張普成、崔有聚、張福孩、僧侶廣禎，不辭勞苦，身任巡秋之事，所獲工貲情愿捐立義學(xué)”⑥等。嘉慶道光朝之后數(shù)千通碑中僅能找到這兩通碑刻，歷史麟爪顯示這些已是僧侶與村落和諧相處的最后尾聲了。

這一時期，僧侶做為“社”的雇工被“社”監(jiān)管，“社”以社規(guī)懲戒僧侶。如，嘉慶四年(1799)《責(zé)罰主持聞貴□補牛王修殿碑記》載:

廟中牛王殿□□傾圯，本擬四社同修，緣住持聞貴□點守有虧，公議罰辦，愿承□莫敢輕違，奈力短難成，因化東西兩路，每社□出己資，以奏神功。目今功久落成，另記于后，以示將來住持者之知所謹為耳。⑦

上碑所見，因為住持的錯誤，“社”責(zé)罰其修路，以懲戒后來接替的僧侶從碑刻看，乾隆二十年(1755)后，村落廟宇的僧侶與“社”及“社眾”發(fā)生了種種沖突。

《西街廟捐銀贖地案碑記》載，有道人盜典元妙觀與西街廟兩廟地產(chǎn)，與社發(fā)生糾紛，兩廟社首并地方紳士群然相爭，呈稟告到縣衙。⑧《西田石贖地碑記》載，有僧侶將田家社村龍王廟地產(chǎn)三段八畆四分典賣八姓，與社發(fā)生沖突，善士茹自朝從中調(diào)處融說，“情愿俱將此□買死于田家社，社中遂各將地契抽出，付社中維首收管，如日后其徒孫愿收此地者，照契中之錢數(shù)如數(shù)歸還社中”。①《補修清化寺并條規(guī)碑記》載，高平縣團東村清化寺“初有桑田百六十余畝，家倨器物不可勝紀”，“為供佛養(yǎng)僧之需，原不許山主購置典賣”，僧侶竟將田地物什飄蕩殆盡，與社發(fā)生沖突，合社公議，對僧侶罰銀三十兩，以杜后患，社接管廟宇，重新修廟置地，“三契共置社地七畝七分”，并規(guī)定“嗣后倘有私置一畝，私典一物者，除舍價歸社外，均以加三罰之”，除社之外，任何人包括僧侶在內(nèi)，均沒有資格典賣廟產(chǎn)，且此時碑文后的署名中已無僧侶出現(xiàn)。②

僧侶屢次挑釁“社”對廟田的主權(quán)，也引起了官府的關(guān)注，嘉慶十三年(1808)《九章村告示碑》載:

嘗思民以神為主，神以廟而萃。邑之立廟，由來尚矣。故雖山陬僻壤，而兆域壇□之制，終不□焉，蓋村以迓天休而肅民情也。然神不能無所亨，而格靈必以有所祭，而昭于是特□方外之士，以居之所，謂以亨以祀晉，于是乎賴之矣。孰意事出非常，人情難料，近有住持續(xù)蒼，不守清規(guī)，妄起事端，于十一年十二月十五日辭廟不居，凡廟所有田產(chǎn)，伊竟□為己物控。稟縣矦羅太爺案下，將業(yè)斷于社中。伊又妄控澤郡王太尊案下，兩徑判斷，昭息異謀，豈非擇人不謹之過哉?今欲尋一敦篤老成之士，俾之守我廟，祧供我明神，仍恐人情不測，復(fù)生禍端，故闔社公議，所有田產(chǎn)等項特立碑志，以垂永遠。③

嘉慶二十年(1815)《田產(chǎn)告示碑》載:

特調(diào)鳳臺縣正堂加十一級紀錄十二次卓異候升洪為鈐示，查得勝義堂房地僧道悟創(chuàng)立，于嗣后族僧墮業(yè)于，后經(jīng)典出之地照畝積資回贖歸公，將現(xiàn)存之地力耕，固守焚修。其房地照數(shù)目過朱存案，永禁爭端，分撥典賣，除存案外，合行示曉諭，為此示仰，該方山等里各村莊紳士居民人等知悉，自示之后，爾等不許典買該僧所成勝義堂內(nèi)房地，如敢暗行典買，除將出過原價不□，定行按法嚴究不貸，各宜稟遵毋違。特示。④

夏匠大社舊有買到原業(yè)地七段、施業(yè)地八分、典業(yè)地二畝。每年住持耕種，做為焚修費用。一切文券，昔年每交和尚收存?！兜禺a(chǎn)碑記》載:

社中因和尚洪寬愆尤種種，公議逐離洪寬籍。其焚修五世，難以稽考。于離廟時止交出原業(yè)六段。所有施業(yè)之地，把持契券，賴為己產(chǎn)。西堎典業(yè)地二畝，昧情強攪，不認典業(yè)。此二宗地俱未交出。九月十二日，洪寬離廟，社中未及較質(zhì)。十月內(nèi)即將神事停擱，社事不通。至此無人追究。十六年，始將社事和通。十七年十月內(nèi)，洪寬仍前恃強，在社地內(nèi)強行□路。由此興訟，稟追洪寬文券地畝。十八年三月二十九日，奉洪慈堂斷所有施到八分之地，以及典到西堎之地一并斷入大社，一切文券亦交社首收存。自洪寬離廟時，以至興訟之日，洪寬應(yīng)出租谷四石。此谷俟洪寬贖地時一并結(jié)清?，F(xiàn)在追回施業(yè)之地已交新□住持耕種。至于西堎典到之地，每年得租一石，合社議定此谷不入大社。又存典價錢二十四千文，每年得谷二石五斗，此谷亦不入大社。社中古有水官五名，每逢湯王館行神之年，社中應(yīng)出住持道糧錢一千八百文、迎神鼓吹工食錢一千文。演戲花費仍照水官?！趺鯖}，無有定數(shù)，此二宗谷存為湯王館神事使用。所有各地并一切契券，詳著于后，以垂永遠不朽云。

碑陰有:

(以)上地畝俱交住持耕種，以作焚修費□(用)?！?每)年住持納糧銀二錢八分。西堎典業(yè)地二畝，其地典價錢三千五百文，此地系昔年大社舊有。水廟坡施業(yè)地二畝，乾□(隆)三十三年，社中商通公賣，和尚慧悅使過大社錢三千五百文，因?qū)⑽鲌偌旱囟€典與大社，做為典□。立□文券，來培基收存。洪寬欠到此地租谷四石，大社存。典價錢二十四千文，每年得租谷二石五斗，此二宗谷不入大社，輪流收存，做為湯王館行神費用。①以上碑刻火藥味較濃，從碑刻到背陰記載了“社”與僧之間的糾葛。僧人“洪寬”試圖管理廟產(chǎn)，社在這場斗爭中依靠官府的支持，不但拿回了原來僧侶把持的“文券”，而且重新整理的廟產(chǎn)，把廟產(chǎn)歸為社產(chǎn)。

從以上這些碑刻中可以了解到，嘉慶、道光后澤州的官府在僧侶與“社”之間的矛盾中態(tài)度非常明確即堅定不移的站在村社一方。

村社與僧侶因為廟產(chǎn)的矛盾也導(dǎo)致澤州很多村社開始放棄雇傭僧侶來看守村廟的做法。這樣，僧侶在嘉慶、道光朝之后漸漸離開了村落廟宇。

清末，澤州村落的廟宇基本上是由村社修理，僧侶已經(jīng)基本上退出廟宇的行列。民國二十二年(1933)《赤祥村嘉祥寺歸全里五村公有息訟碑記》詳細記載了嘉祥寺從僧侶修廟到村社修廟的過程:

赤祥村西之嘉祥寺，考查歷代碑碣，原由住僧化修創(chuàng)始于周之廣順三年，宋、金、元迄明、清，屢經(jīng)重修、增修。其始則僅有三佛殿前兩院，明成化間，乃增修后院、七佛、諸天、十王殿、東禪院?？疾槠叻鸬钪忻髡录核饶觊g，邑人王琦文瑞所撰碑文，言之綦詳。爾時寺工，尚由僧善化修理，非由村社里屬地畝攤費，且南河村尚未歸并本里。及明崇禎九年并里后，徘徊北里四村，又增南河村為五村。及清代，此寺無僧善化修，工程隨累歸全里，按地畝起費修葺。②

碑刻中詳細描述了僧侶與廟宇修建之間的關(guān)系，明代正德年間，此廟還是由僧人“善化修理”，“及清代，此寺無僧善化修，工程隨累歸全里”，碑陰部分沒有僧侶的蹤跡，取而代之的是社首。僧侶失去了修建村落廟宇的職責(zé)同時也就失去了占有廟田的資格，此后村落廟宇的僧侶，基本上淪為村社的雇工。

從乾隆后期開始，村民不再向僧侶施地施錢，而是直接捐給“社”。這樣的碑文俯拾即是。乾隆五十七年(1792)《掌村李子裕施地碑記》“掌村李子裕有買到窯窨民坡白地一段，計地一畝貳分，同三村社□情愿將地施與玉皇大廟為業(yè)，日后隨地納糧，永垂不朽，以為記耳。三村鄉(xiāng)約、社首公勒石”。③嘉慶二十四年(1819)《潘家掌村施地碑記》載:“立施貼人楊姓頭門，將自己松樹碭一處情愿施在三皇社神前為業(yè)，無糧無價”。④道光十六年(1836《里進掌村施地碑記》:“施舍地基□戶西一門，今同社首說明，情愿將廟西地基一半一丈施于本社，將坑廁一

個于廟□□，因此勒石永存”。⑤光緒二年(1876)《興山張君施地碑記》載:“吾鄉(xiāng)中有興山張君，持齋日久，善心愈萌。曾于咸豐七年將小嶺圪梁下地弍畝計地三叚(其地東西畛東西北俱至尖盡，惟南獨至堰垠)同社首鄉(xiāng)耆舍于大社”。⑥

嘉慶、道光之后，村落廟宇開始了“去僧侶化”的過程，很多村落廟宇已經(jīng)改由本村村民來看廟。比如，鳳臺縣南田石村光緒二十七年(1901)《捐地碑記》:“余村孫立海，為人慷慨，樂善好施，每欲游觀寺宇，與神共樂，因而看守東廟(玄帝廟，即本村社廟)”，每年孫立海得社花費錢十仟文，以為其看廟養(yǎng)膳之資。①廟里不再雇傭和尚道士，而是從本村人找看廟之人，一來本村社民老實可靠知根知底，服從“社”的領(lǐng)導(dǎo)不容易發(fā)生糾紛;二來還可以把此舉當作一種救濟，給本村人以適當?shù)难a貼。這種做法后來在澤州非常普遍，澤州沁水人著名作家趙樹理曾在《李有才板話》中寫道:“李家莊有座龍王廟，看廟的叫老宋……老宋也有兩份差，即是村警也是廟管。廟里掛著一口鐘，老宋最喜歡聽鐘響。打這鐘有兩種意思;若是打三聲———往往是老宋親自打，就是有人敬神;若是不住亂打，就是有人說理。有人敬神，老宋可以吃上一份獻供;有人說理，老宋可以吃上一份烙餅”。

從現(xiàn)有的碑刻中可知，清末民初澤州村落廟宇中對僧侶的記載非常少見。民國二十二年(1933)《施財碑記》記載了一位特殊的僧人:

李德元自幼出家北堆村，奉神侍佛，法號興玉。壯年無徒，其心灰矣。辭神歸宗，追遠報本，努力成家，承其后嗣，勤儉傳家。改業(yè)神怒，皇天不佑，絕其宗嗣。自心愧恥為僧無徒，為俗不孝，僧俗兩空，難對神明乎?年已七旬，舍財倍德，情愿一世資財業(yè)產(chǎn)，仍施于南畔村大社，為永遠基業(yè)。社翁邀請諸公議定元錢三百串、了谷嘴坡地二畝、□地三畝二分，村中置有平房二間、廁坑一個、糞池一個，將三畝二分地內(nèi)靠古人墓前除塋地一畝，做為李德元燒錢化紙，費用由社經(jīng)理。

李德元幼年出家，壯年無徒，不得已，還俗歸宗，卻無子嗣。只好在七十歲以后，把自己所有的田產(chǎn)全捐給“社”，以求百年之后，“社”可以為其燒錢化紙。這位鳳臺縣南畔村的沒落僧侶從出家到還俗，最后到孤老在村里的真實案例似乎正是當時華北村落廟宇僧侶集體沒落寫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