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57《毛澤東文集》第三卷 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口頭政治報告
目錄
第三卷
（一九四三年一月━一九四五年八月）
65、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口頭政治報告（下）
66、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的選舉方針
上面接著056
65、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口頭政治報告
二 政策方面的幾個問題
政策有各方面的政策，綱領有一般的綱領、具體的綱領。
第一個問題，一般的綱領與具體的綱領。這樣的劃分是不是從這次才開始的呢?從前也是有劃分的，不過從前沒有在同一個地方把它分開來寫:頭一條是一般綱領，第二條是具體綱領。比如《新民主主義論》那本小冊子，沒有說具體的政策，只提到一般綱領。但是我們各個時期都有具體的政策，比如抗戰(zhàn)初期的十大綱領[21]，抗戰(zhàn)中期各方面的具體政策，在陜甘寧邊區(qū)有二十一條施政綱領[22]，其他敵后各抗日根據(jù)地也都有大同小異的綱領，性質相同，條文小異。內戰(zhàn)時期，黨的第六次代表大會所決定的十大綱領[23]，就是新民主主義總路線下的具體綱領，更具體的還有土地法、婚姻法、政治工作條例等等。北伐戰(zhàn)爭時也有類似的東西，黨發(fā)布過很多對時局宣言，都是具體的綱領。這次我們把這個問題在這里說清楚一下，使我們的同志們懂得新民主主義就是我們的總綱，有綱有目，“綱”就是魚網上拿在手里的大繩子，“目”就是魚網的眼。
第二個問題，關于孫中山。在我的報告里很說了幾句好話。孫中山這位先生，要把他講完全。我們是馬克思主義者，是講歷史辯證法的。孫中山的確做過些好事，說過些好話，我在報告里盡量把這些好東西抓出來了。這是我們應該抓住死也不放的，就是我們死了，還要交給我們的兒子、孫子。但是我們和孫中山還有區(qū)別，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比我們的新民主主義差，新民主主義的確比三民主義更進步，更發(fā)展，更完整?，F(xiàn)在的新民主主義在將來還會發(fā)展得更加完整。我們黨內有一種情緒，不喜歡孫中山，這種情緒在相當廣大的黨員中存在著。認真說，這種情緒是不大健全的，是還沒有真正覺悟的表現(xiàn)。這是反映了內戰(zhàn)時期的情緒，那時候，因為環(huán)境不同，連孫中山也不要了。那個時期為什么我們不大講孫中山?因為我們被國民黨一下子打倒在地，爬起來也紅眼了。蔣介石手里打著孫中山的招牌到處亂殺人，這時候，群眾對孫中山也就不喜歡。在十年內戰(zhàn)中不要孫中山，這也很難怪，因為我們的力量小得很。在抗戰(zhàn)初期，我們的力量也還小，所以那時候我們要孫中山所發(fā)生的影響不大，因為人家還看不起我們。將來我們的力量越大，我們就越要孫中山，就越有好處，沒有壞處。我們應該有清醒的頭腦來舉起孫中山這面旗幟。
第三個問題，關于資本主義。在我的報告里，對資本主義問題已經有所發(fā)揮，比較充分地肯定了它。這有什么好處呢?是有好處的。我是在這樣的條件下肯定的，就是孫中山所說的“不能操縱國民之生計”的資本主義。至于操縱國民生計的大地主、大銀行家、大買辦，那是不包括在里面的。在寫具體綱領的時候，有人提出增加一條:“沒收大地主、大銀行家、大買辦的財產”。其實在全文里，引用了孫中山所說的“凡本國人及外國人之企業(yè)，或有獨占的性質，或規(guī)模過大為私人之力所不能辦者，如銀行、鐵道、航路之屬，由國家經營管理之”[24]，意思已經有了?，F(xiàn)在如果講沒收，就是要沒收蔣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這三家，那就不大好。所以我沒有講要沒收他們的財產，但是這個意思也講了，因為那是孫中山講過的。在后頭，我還要講新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他們就是這個革命的對象，因為他們不是一般的資產階級。所謂一般的資產階級，就是指中等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也就是中小資產階級。孫中山講過的“操縱國民之生計”的特殊的資產階級，則不在其內。將來我們的新民主主義，在大城市里也要沒收操縱國民生計的財產，沒收漢奸的財產(這一點，我在報告里已經講過了)。我們是在這樣的條件下，沒收這些財產為國家所有的。另外，在下面我也說到要廣泛發(fā)展合作社經濟和國家經濟，這二者是允許廣泛發(fā)展的。
我們這樣肯定要廣泛地發(fā)展資本主義，是只有好處，沒有壞處的。對于這個問題，在我們黨內有些人相當長的時間里搞不清楚，存在一種民粹派的思想。這種思想，在農民出身的黨員占多數(shù)的黨內是會長期存在的。所謂民粹主義，就是要直接由封建經濟發(fā)展到社會主義經濟，中間不經過發(fā)展資本主義的階段。俄國的民粹派就是這樣。當時列寧、斯大林的黨是給了他們以批評的。最后，他們變成了社會革命黨。他們“左”得要命，要更快地搞社會主義，不發(fā)展資本主義。結果呢，他們變成了反革命。布爾什維克就不是這樣。他們肯定俄國要發(fā)展資本主義，認為這對無產階級是有利的。列寧在《兩個策略》中講:“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與其說對資產階級有利，不如說對無產階級更有利?！盵25]我們不要怕發(fā)展資本主義。俄國在十月革命勝利以后，還有一個時期讓資本主義作為部分經濟而存在，而且還是很大的一部分，差不多占整個社會經濟的百分之五十。那時糧食主要出于富農，一直到第二個五年計劃時，才把城市的中小資本家與鄉(xiāng)村的富農消滅。我們的同志對消滅資本主義急得很。人家社會主義革命勝利了，還要經過新經濟政策時期，又經過第一個五年計劃，到第二個五年計劃時，集體農莊發(fā)展了，糧食已主要不由富農出了，才提出消滅富農，我們的同志在這方面是太急了。
第四個問題，關于共產主義。這個問題，在我的報告里已經提到了，但是沒有強調。為什么不強調呢?如果要強調，就要列出共產主義的綱領，可是我們認為現(xiàn)在還是不列出的好，因為共產主義的綱領就是消滅私有制，消滅階級。把這些東西寫上去，只有一點好處，就是對教育黨員是有利的，因為我們有很多同志還不曉得什么叫共產主義。從前我在井岡山打土豪時，曾到一個土豪家里去看有沒有書，一個老媽媽走出來問我來干什么，我說來找東西，她說:“昨天已經共了產，東西都共掉了，現(xiàn)在沒有東西可共了。”我們的農民同志很多都認為，把地主的財產分給他，這就叫共產主義。這當然不對。
有人說我們黨要改改名稱才好，他們說我們的綱領很好，就是名稱不好，“先生之志則大矣，先生之號則不可”。不但蔣委員長來電報要我們改名稱，中間派也勸我們改名稱，像左舜生就說過:“你們的綱領實在好，如果你們不叫共產黨，我就加入?！鼻澳昶?、八、九三個月的反共高潮中，我們有很多東西搞出去了。他們看到之后，非常高興，說綱領很好，就是名稱不好。很多美國人也要我們改名稱，我們若是改了名稱，他們就喜歡了。他們喜歡我們改成國民黨，大概世界上最好的名稱莫過于國民黨了。另外，還有一個第三黨，然而它也不過是第三而已。再有還可以叫保守黨。但是，一切問題并不在乎名稱，你叫保守黨也好，什么黨也好，他們還是叫你紅黨。美國的新聞記者福爾曼寫了一本書叫《紅色中國的報導》。還有一個美國記者斯諾寫了一本書叫《紅星照耀中國》，現(xiàn)在翻譯為《西行漫記》。不論你名稱怎樣改，它都是紅的。你粉白了，不要胭脂，只要水粉，他們還總是把紅賬掛在你的身上。所以并不在乎名稱。國民黨這名稱總算好吧，但是為什么人家還是那樣不喜歡國民黨呢?從前有許多人怕小孩害病或死掉，就故意起個壞的名字叫貓，叫狗。歷史上有個人名叫王鎮(zhèn)惡[26]，名字這樣好聽，可是他還是死了。我們是不是要起一個名字使黨不死呢?隨便你起一個什么名字，只要它所做的還是那樣，那是不會改變實際的。有一個新聞記者叫愛金生[27]，多少帶點自由主義，是一個舊民主主義者。他稱我們?yōu)椤皽睾偷拿裰骷兄啤?，可見我們并不那樣“紅”。資產階級的代表都那樣講，所以我們黨的名稱還是不要改。我們的名稱，中國人民是喜歡的。
第五個問題，關于國民黨。對國民黨我們尖銳地批評它，但也很客觀，并沒有超過他們的實際。他們有一點好處，我們也要給他們掛在賬上?？上顸h的好處不多，雖然想掛，卻是很難，只能掛幾筆，而且還拖了一個尾巴，要委員長洗去臉上黑的東西。這是我們的方針。我們一方面是尖銳的批評，另一方面還要留有余地。這樣就可以談判、合作，希望他們改變政策。我們說過打倒委員長沒有呢?沒有。在我的報告里，就連一個委員長也沒有提。這位委員長寫了一本“很好”的書，叫做《中國之命運》，本來應當提一提，但還是沒有提，這實在是可惜。我的報告里提到的，去世的人有孫中山，現(xiàn)在又加上一個羅斯福[28]，活著的人革命的有斯大林，反革命的有希特勒，其他的人以少提為妙。因此，我們給國民黨留有余地，就不會犯錯誤；如果不留余地，實際的結論只有一條，就是“打倒”，那我們就會犯政治上的錯誤。關于這一條，委員長也看出來了，他有幾次要挑動我們去犯這樣的錯誤，挑動我們的軍隊打出去，向西安打，挑動我們提出推翻國民黨。同志們!我們要注意這些東西，注意這些挑動。你說要合作，那好得很，但是你必須要洗一洗臉，才同你“結婚”；你若不洗臉，那就不好看，就不同你“結婚”。這就是我們的方針。
關于自衛(wèi)與反擊。我們要站在自衛(wèi)的立場反擊國民黨的進攻，一個是自衛(wèi)，一個是反擊。一切國民黨的大小進攻，必須給以反擊，給以回答。不論是文的也好，武的也好，特別是武的，只要它進攻，就要把它消滅干凈。我們曾經提出，要堅決、徹底、干凈、全部消滅之。我和國民黨的聯(lián)絡參謀也這樣講過，我說我們的方針:第一條，就是老子的哲學，叫做“不為天下先”。就是說，我們不打第一槍。第二條，就是《左傳》上講的“退避三舍”。你來，我們就向后轉開步走，走一舍是三十里，三舍是九十里，不過這也不一定，要看地方大小。我們講退避三舍，就是你來了，我們讓一下的意思。第三條，是《禮記》上講的“禮尚往來”。來而不往非禮也，往而不來亦非禮也，就是說“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還在一九三九年我們就提出了這個口號，現(xiàn)在還是這個方針。好比說，我們有一百條槍，你們繳了我們九十九條，我們當然不高興，但是不怪你們，因為你們本領大，高明得很。但是，就是只剩一條槍，我們也要打到底的。只要我們手里還有一條槍，我們被打倒了，就把槍交給我們的兒子，兒子再交給孫子。有一個愚公移山的故事[29]，說在山西有一座太行山和一座王屋山，現(xiàn)在這兩座山比較矮，從前比較高，不大好走路。有一個人名叫愚公，是一個很笨的老頭，在他附近還住著一個老頭名叫智叟，是一個很聰明的老頭。有一天他們兩個人吵起架來了，為什么吵架呢?因為愚公要把太行山、王屋山移掉，帶著他的兒子孫子挖山、挑土。那個聰明的老頭就告訴他不必挖了，太行山、王屋山這樣高，怎么能挖掉呢?愚公說:這兩座山雖然高，但是我死了還有兒子，兒子死了還有兒子的兒子，兒子的兒子死了還有兒子的兒子的兒子，父而子，子而孫，孫孫子子，子子孫孫無盡，而山是不會再增高的。后來，有一個神仙為愚公的精神所感動，報告了上帝，上帝就派人把山移走了!這個故事是書上講的，并不是我編造的。
世界上的反革命，日本侵略者和中國的反動派，不把他們打倒是不行的。對于國民黨的進攻，我們是站在自衛(wèi)立場上反擊的。超過這個自衛(wèi)的立場，我們就要犯錯誤。但有些同志勁來了，就忘記了這一點，這是不好的?；臼亲孕l(wèi)的立場，有了這樣的立場，就不會犯錯誤。自衛(wèi)就是有理，局部就是有利，暫時就是有節(jié)，這就是有理、有利、有節(jié)。違反了這個方針，就會犯錯誤。麻煩是很多的，我們和國民黨的麻煩更多得很。
第六個問題，關于改造舊軍隊。改造舊軍官，利用舊軍官，這里有思想問題，要在我們全黨進行廣泛的宣傳。舊軍隊多得很，這中間有很多的軍官需要改造，不能個別地對付，要有整個的政策。除徹底的反動派改造不了外，大部分是可以改造的。過去在這個問題上犯過錯誤，不相信舊軍官能改造，認為舊軍官不好搞，舊軍官沒有馬列主義，不會有布爾什維克。其實，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社會里，許多舊軍官是受蒙蔽的，是要找飯吃、找出路的，到我們這里才有出路，我們不怕他們造反。世上最怕的是造反，但造反也不可怕。造反有兩種，一種是公開造反，一種是秘密造反，搞特務。公開造反我們有準備，而且公開造反已造了好多年，并未造出結果來。秘密搞特務我們要防備，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無。我們的眼睛望著他，這就是嚴肅性、警惕性。另一個就是走人，如果他帶了槍走，我們并不蝕本，因為槍支是他帶來的又帶走了。你要走，送你幾塊法幣，開個歡送會，并且告訴他將來要來還可以來，這就叫做政治。對比較進步的軍隊，要適當?shù)貛椭?，從前我們對這些軍隊也有過幫助。有兩種極端思想，一種是對舊軍隊一個都不要，不信任還要繳槍，這是不好的。另外一種是對比較進步的軍隊，什么東西都送給他，這叫幫倒忙，也是不好的。我們改造舊軍隊，要進行兩條戰(zhàn)線的斗爭。
第七個問題，關于我們的軍隊。八路軍，新四軍，山西的新軍[30]等等，也是實行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政策，內部外部都是實行統(tǒng)一戰(zhàn)線政策，這就是聯(lián)盟的意思。內戰(zhàn)時期的紅軍也是聯(lián)盟，是工農聯(lián)盟，黨和非黨的聯(lián)盟，我們的軍隊沒有一個不是這樣的。我們的軍隊，不像國民黨的軍隊那樣人人都要入黨，我們也講過黨軍，但這是指的黨的領導，不是要求軍隊里所有的人都是黨員。歷來我們軍隊中的黨員最多只有一半，經常是三分之一到五分之一，黨員是占少數(shù)的。在軍隊里，少數(shù)共產黨員應該跟多數(shù)的黨外人士合作，所謂“人士”就是指農民、工人、知識分子。我們的軍隊是人民大眾的軍隊，它屬于人民大眾，它為人民大眾，這也就是民有、民治、民享，是新三民主義即新民主主義的軍隊，是在共產黨領導下的人民大眾的反帝反封建的軍隊。這個軍隊是在無產階級領導下的。有些人聽說無，產階級領導他，他就不高興。有些人卻偏要喊你要歸我領導，如果你不歸我領導那就不正確，路線就發(fā)生問題。這種神氣就不好，人家就不大歡迎。在這里，我們要講清領導的性質。什么叫做領導?它體現(xiàn)于政策、工作、行動，要在實際上實行領導，不要常常叫喊領導。常常叫喊領導，人家不愿聽，就少說些。對領導權要弄清其性質，而不要天天像背經似地去念。
現(xiàn)在，我們的軍隊在盡可能地擴大和黨外人士的合作。最近山東有三支偽軍過來了，現(xiàn)在他們不叫偽軍叫八路軍了。我們給他們開會搞通思想，改造思想，他們一開始是害怕的，以后逐漸打破了思想顧慮，覺得很舒服。這個方法很好，《解放日報》也發(fā)表了社論。我們大會各代表，如果覺得這個方法很好，就做一個決定，大家照此去做。只要不反對革命，我們就和他合作，另外拿一只小眼睛去注意特務活動。和民主分子合作，怕什么呢?我們有飯大家吃，有敵人大家打，發(fā)餉是沒有的，自已動手，豐衣足食，還實行三大紀律、八項注意，七搞八搞便成了正果。像梁山泊，就實行了這個政策，他們內部政治工作相當好，當然也有毛病就是了，他們里面有大地主、大土豪，沒有進行整風。那個盧俊義是被逼上梁山的，是用命令主義強迫人家上去的，他不是自愿的。
我們對于只要不是堅決的反動分子，而愿意革命并和我們合作的，就來者不拒，“姜太公釣魚，愿者上鉤”。姜太公他發(fā)表宣言:你愿來就來，不愿來的就拉倒。人家了解得很清楚，釣魚都可以發(fā)宣言，我們也可以發(fā)表一個宣言。
第八個問題，擴大解放區(qū)。在一切可能進攻的地方，就要發(fā)動攻勢。但是我們要注意防御敵人的進攻，敵人進攻我們就粉碎它，我們要以進攻為主、防御為輔。
在抗戰(zhàn)初期，是進攻的，到處發(fā)展。在抗戰(zhàn)中期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二年，是縮小，以防御為主。一九四三年至一九四四年，又向前發(fā)展。根據(jù)這兩年的經驗，我們規(guī)定了這樣兩條:第一條是進攻，第二條是防御。不要因為一九四一年和一九四二年受了損失，被蛇咬了一口，看見繩子就怕。根據(jù)一九四三年和一九四四年，特別是一九四四年的經驗，我們的任務需要發(fā)展攻勢，擴大解放區(qū)，集中大的兵力(五至六個團)和小的兵力(武工隊)，到敵后之敵后舉行攻勢。因為日寇的情況變化了，它的兵力疲憊，自顧不暇，而我們的地方擴大了。我們和敵人兩方面的情況都變化了，世界的情況也變化了，柏林快打下來了，所以我們應該集中相當?shù)谋?，在可能條件下，對敵人最薄弱的地方舉行進攻。這對我們的防御，也有很大的好處。現(xiàn)在各地作的關于一九四五年任務的計劃，第一條就是進攻，第二條就是防御。這不是冒險主義，因為我們講是在可能條件下，不是講在沒有可能的條件下去進攻，而且還講了敵人有可能來進攻我們，要注意鞏固根據(jù)地，所以這不是冒險主義。
第九個問題，準備轉變。由分散的游擊戰(zhàn)逐漸轉變到正規(guī)的運動戰(zhàn)，由游擊戰(zhàn)為主逐漸轉變到以運動戰(zhàn)為主。在抗戰(zhàn)初期，我們提出過，但那時只是一種希望。那時候的任務是什么呢?有些同志在這個問題上沒有搞清楚。那時我們前面的敵人是日本人，后面有國民黨內的反動派，我們被夾在中間。我們的力量在那時是個小手指頭。一九三六年我們在全國的軍隊，包括南方游擊隊，僅有三萬人，到一九三七年增加了一點，也不多。那時候我們的任務是增加力量，長大起來。加一個指頭，又加一個指頭，再加一個指頭，使它長大起來。怎樣長法?靠打麻雀戰(zhàn)，打游擊戰(zhàn)。麻雀滿天飛，哪里有東西吃，就飛到哪里去。六中全會時我們特意為游擊戰(zhàn)列出十八條好處，這個方法是好的，八年來證明了這一點。滿天的麻雀就是種子，可以發(fā)很多芽。有了這個種子之后，黨建立了，政權建立了，根據(jù)地有了，老百姓有了，飯也有得吃了，干部也鍛煉出來了。那時候我們到處飛，前面的敵人日本人搞我們，后面的國民黨反動派也搞我們，他們兩個都在挑動我們，挑動我們干什么?集中兵力打大仗。他們對我們一鼓一罵，一個說共產黨英勇，是抗日民族英雄，一個又罵我們是機會主義，怕死。誰愿意當機會主義?誰不愿意當民族英雄?但是我們還要學麻雀，雖然麻雀有機會主義，哪里有糧食到哪里去，雖然它現(xiàn)在還是小麻雀，但集合起來有九十一萬。是不是就永遠做麻雀，“麻雀萬歲”呢?客觀事實完全證明了，我們這個麻雀與別的麻雀不同，可以長大變成鵬鳥。從前中國神話中說:有一個大鵬鳥，從北方的大海飛到南方的大海，翅膀一掃，就把中國掃得差不多了。我們也準備那樣，準備發(fā)展到三百萬、五百萬，這個過程就要從小麻雀變成大麻雀，變成一個翅膀可以掃盡全中國的大鵬鳥。
我們現(xiàn)在要“就敵就糧”。敵人的據(jù)點很多，但敵人只有點、線及小面。敵人要搞點、線，我們就分散搞面，這是“就敵”。人要吃飯，集中在一起沒有飯吃，要分散吃飯，這是“就糧”。內戰(zhàn)時期搞正規(guī)化，就是因為忘記了人是要吃飯的，路是要用腳走的，子彈是會打死人的，沒有搞通這一點。軍隊不生產，專門吃老百姓的，吃上幾個月，吃上一年，糧食吃完了，只好向后轉，開步走，來個萬里長征，可謂“英雄豪杰”?，F(xiàn)在我們要集中更大的兵力，以多勝少，去打敵人薄弱的地方。你一百人，我一千人，一千人可以消滅你一百人。此外，還要轉向正規(guī)化。報告里寫了這樣一條，有哪一天我們得到新式武器，就會更加無敵了，就能最后打敗日本帝國主義。這里就包含準備轉變的意思。在解放區(qū)的任務里面，我講到進攻為主、防御為輔，就是說，進攻應在前，防御應在后。我們要有這樣的準備，將來一旦得到新式武器時，如果沒有準備就不好了?，F(xiàn)在情況變了，我們的方針也要變，要來一個完全徹底的馬克思主義。我們歷史上的馬克思主義有很多種，有香的馬克思主義，有臭的馬克思主義，有活的馬克思主義，有死的馬克思主義，把這些馬克思主義堆在一起就多得很。我們所要的是香的馬克思主義，不是臭的馬克思主義；是活的馬克思主義，不是死的馬克思主義。我們要做好準備，由小麻雀變成大鵬鳥，一個翅膀掃遍全中國，讓日本帝國主義滾蛋。
要轉變，但不能希望一切皆在一個早上改變。要看具體情況，有力量就打堡壘，打大城市。打堡壘時打得開，有飯吃，我們就打；打不開，又沒有飯吃，我們就向后轉，把隊伍分散開，來一個“聾子放爆竹——散了”。還有一個十幾年來爭論的問題，就是從鄉(xiāng)村到城市，還是從城市到鄉(xiāng)村，爭得一塌糊涂。正確路線是要先搞鄉(xiāng)村，要研究農村情況。大家說這是正確的路線，是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者走路，走到哪個地方走不通就要轉彎，因為那個地方走不過去。當然在鄉(xiāng)村盡走盡走，走他幾百萬年，這也不叫馬克思主義，而叫反馬克思主義。真正的馬克思主義是:當需要在鄉(xiāng)村時，就在鄉(xiāng)村；當需要轉到城市時，就轉到城市?，F(xiàn)在要最后打敗日本帝國主義，就需要用很大的力量轉到城市，準備奪取大城市，準備到城市做工作，掌握大的鐵路、工廠、銀行。那里有成百萬的人口，比如北平有一二百萬的人口，保定、天津、石家莊的人口也很多。把重心轉到城市去，必須要做很好的準備。不要想到城市就忘了鄉(xiāng)村，說要我搞鄉(xiāng)村工作我就不干，不分配我搞城市工作就是干部政策不正確。你也去城市，他也去城市，城市沒有那么多房子，鄉(xiāng)村沒有人去，行嗎?所以我在報告中號召大批知識分子下鄉(xiāng)，不要穿學生裝，而要穿粗布衣。但我們奪取了大城市，像北平、天津這樣大的三五個中心城市，我們八路軍就要到那里去。我們一定要在那里開八大，有人說這是機會主義；恰恰相反，八大如果還在延安開，那就近乎機會主義了。
城市工作要提到與根據(jù)地工作同等重要的地位，這不是口頭上講講的，而是要實際上去做的，要派干部，要轉變思想。七大散了會，要把干部一批一批地派出去，在可能的條件下，一批一批地走。到城市去做秘密工作，不要像《水滸傳》里的好漢，行不改名，坐不更姓，而是要改名換姓。梁山泊也做城市工作，神行太保戴宗就是做城市工作的。祝家莊沒有秘密工作就打不開，如果內部沒有動搖，內部不發(fā)生問題，就很難解決問題。
由于作戰(zhàn)方法從游擊戰(zhàn)轉變?yōu)檎?guī)戰(zhàn)，工作重心從鄉(xiāng)村轉向城市，我們也要準備在這個轉變上發(fā)生意見分歧。在這個問題上，我看一定會或多或少發(fā)生意見上的分歧，我們準備得好，意見上的分歧可能少一點，準備得不好，意見上的分歧可能多一點。這一點中央應該有準備，各地也應該有準備，事先要頭腦清醒，首先是高級干部要頭腦清醒，這樣意見分歧可能減少一些。
第十個問題，軍隊與地方。要深入農村，爭取國民黨統(tǒng)治區(qū)，爭取淪陷區(qū)。我們要奪取大城市，但我們現(xiàn)在的旗子并沒有插在北平、武漢，還是插在山上，像清涼山、太行山、五臺山等等。我們現(xiàn)在的根據(jù)地，是戰(zhàn)略的出發(fā)地，但現(xiàn)在擁有的人口太少了，我們要發(fā)展到全國四萬萬五千萬人口的一半。我們要是發(fā)展到兩萬萬人口，事情就好辦了。現(xiàn)在我們有一百萬軍隊，但這個軍隊是分散的，不可能在一個地方集中十萬軍隊。首先因為沒有飯吃，又沒有飛機大炮。要是把五臺山、太行山、晉綏、山東的軍隊，集中幾萬人，拿著步槍去打北平就不行。一個吉安，攻了八次沒有攻進去，一個贛州，攻了七次沒有攻進去，原因不是熱情不夠，也不是馬列主義不顯靈，而是我們能用來攻城的東西太少了，想爬也爬不上去。如果將來有了武器，能夠裝備一二十萬的軍隊，我們就能集中地從日本人手里打開石家莊、保定、北平，一路打下去，不向后退，或者退了一兩天，又向前進。能夠裝備一二十萬軍隊，條件就不同了，力量就不小了。將來我們是“武器加數(shù)量”，我們要有幾百萬軍隊，全國就在我們手里。將來三百萬到五百萬的軍隊是需要的，這樣才能使整個中國勝利，天下太平，使中國成為獨立、民主、自由、統(tǒng)一、富強的中國。必要的時候，我們可以擴大幾百萬軍隊，全國老百姓負擔也并不太多，但是要有武器。在目前情況下，擴大軍隊要不加重老百姓的負擔。我們將在一切可能的條件下擴大軍隊，但是如果到處擴大，擴大得不亦樂乎，一月、兩月沒有小米、大米了，老百姓哇哇叫喊，那就不對了。所謂在可能的條件下擴大，就是不加重老百姓的負擔。
第十一個問題，召開中國解放區(qū)人民代表會議[31]。召集這樣一個會議，是我們大會向各解放區(qū)人民的提議，這是一件大事。報紙上還沒有公布?，F(xiàn)在只能是召集代表會議，代表不是普選的，是由軍隊、政府、民眾團體選派的，這樣簡便一些。開人民代表大會就要調查年齡、有沒有選舉權等，普選還是在戰(zhàn)爭結束后搞比較好。當然要搞也可以搞，現(xiàn)在各解放區(qū)也有普選，但是這次我們要求比較快，不能太慢了。決定召集這個會議，要準備召開以后發(fā)表宣言，作決議案，建立經常的領導機關，這個機關不叫政府，而叫“中國人民解放區(qū)聯(lián)合會”。這是我們擬定的、心里設想的東西，報紙上現(xiàn)在不登，也不寫，只在這里講一講。要召集會議作出決議案，發(fā)出宣言，打電報給委員長，請他組織聯(lián)合政府。同志們!我那個政治報告名叫《論聯(lián)合政府》，關于這個問題我今天講得很少，在這里就講一下。請委員長組織聯(lián)合政府，我們請了沒有呢?請過多次了，前些日子周恩來同志去請過，我們《解放日報》、新華社不是幾天就請一次嗎?你每請一次，他總是搖頭，不大高興。他說組織聯(lián)合政府就是要“推翻政府”。組織聯(lián)合政府怎么就是推翻政府呢?我們說是和他聯(lián)合，他說是要推翻他的政府。我們說開黨派會議，他就叫“分贓會議”，他說他的政府是贓，不贊成人去分。周恩來同志同蔣介石講:“孫中山先生講過，將來要召集國民會議?！彼驼f:“你們把我的政府當作北洋軍閥的政府，你們就是總理!”那個人實在難得講理，還有一點流氓脾氣，比較壞。
我們召開解放區(qū)人民代表會議，黨外人士要占大多數(shù)。我們準備選舉一個機關，它的名稱叫什么好，大家都想一想，你們想的也許很好。現(xiàn)在擬定的名稱叫“中國人民解放聯(lián)合會”。國民黨有一個政府，我們避免對立，所以叫“中國人民解放聯(lián)合會”。要解放中國人民，誰人敢講不要解放呢?人民都有抗日的權利，都要爭取這個權利，反動派如干涉進步，取消人民的抗日權利，是絕對不許可的。提起這樣的事情，有些人會罵我們“稱王稱霸”，我們就是稱王稱霸，是稱解放之王，稱解放之霸。什么人敢不要我們解放!
三 關于黨內的幾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關于個性與黨性。這個問題有人在整風中間提出過，外面也有人講過我們。有一個新聞記者寫了一篇文章登在《大公報》上，說共產黨是要消滅個性，只要黨性，他們的許多文件上只講黨性，還作出增強黨性的決定等等。這種意見是不正確的。我在報告里講了，中國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家，帝國主義與封建勢力是摧殘個性的，使中國人民不能發(fā)展他們的聰明才智，他們的身體也不能發(fā)展，精神也不能發(fā)展，都受到了摧殘。我曾經講過:魯迅的骨頭很硬，半殖民地的國家有像魯迅這樣硬的骨頭是很可貴的。半殖民地的國家是窮得很的，人民生活痛苦，飽受壓迫，于是有那么一些人就變成了洋人的奴隸，即買辦。上海有所謂“外國火腿”，就是外國人踢了一腳，算作給一個“火腿”。到過上海的人，還看見過有的公園有“華人與狗不準入內”的牌子。民族戰(zhàn)爭就反對這些東西，外國民族壓迫中國民族是不行的，我們要獨立。外國野蠻的法西斯壓迫中國人民，不講道理是不行的!中國共產黨代表全國人民要求獨立!中國如果沒有獨立就沒有個性，民族解放就是解放個性，政治上要這樣做，經濟上要這樣做，文化上也要這樣做。廣大群眾沒有清楚的、覺醒的、民主的、獨立的意識，是不會被尊敬的。講到我們黨內，這一點是不是有不同?是有不同的。黨這個軍隊同人民的其他軍隊比較有許多特點，它是先進的部隊，是有組織的先進部隊，比較別的組織更有組織性，更加嚴密，更加統(tǒng)一，共同為著一個目標奮斗。一個軍隊，要有統(tǒng)一紀律，要聽號令:立正，稍息，向左看，向右看，開步走，瞄準放。不然敵人在前面，一個往東放，一個往西放，是要被敵人消滅的。黨這個軍隊也是一樣，沒有統(tǒng)一紀律，沒有民主集中制，沒有民主或者沒有集中都不行。像封建社會皇帝專政是不行的，那是封建時代的事。我們實行革命人民的民主，它和資產階級的民主、舊民主是不同的，它是更廣泛的民主。黨是人民中優(yōu)秀分子的結合，大家是自覺地愿意受約束，就是承認黨綱、黨章，服從黨的決議案，愿意自我犧牲。所以有些人就不能加入我們的黨，他不受調動，他干這樣工作也好，干那樣工作也好，往東也好，往西也好，都得由他，而黨員就要服從組織，服從黨的決議。
我們黨現(xiàn)在是不是統(tǒng)一了?歷史決議案上寫著空前的統(tǒng)，一，這是說比較過去要統(tǒng)一，沒有講黨是完全統(tǒng)一的。有的同志講:“放下來沒有問題，提起來問題很多。”這句話有道理。因為我們黨在抗戰(zhàn)時期發(fā)展了四五十倍，一九三六年有組織的黨員才兩萬多，現(xiàn)在到了一百多萬，這樣大的黨自然不免有各種意見的分歧，所以我們做了一項工作，就是開展整風運動。這是使黨推向前進的運動，如果沒有整風，黨就不能前進了。那時分歧達到這樣的程度:有一個王實味[32]在延安寫了一篇文章叫做《野百合花》，很多人愿意看。一九四二年春季中央研究院整風時出了墻報，那墻報受到歡迎，橋兒溝、南門外很多人都到研究院去看墻報，引起我也去看了一次。當時，很多文化人總是和工農兵搞不到一起，他們說邊區(qū)沒有韓荊州。我們說邊區(qū)有韓荊州，是誰呢?就是吳滿有、趙占魁、張治國[33]。這個故事可以說一下。唐朝時，有一個姓韓的在荊州做刺史，所以人們把他叫作韓荊州。后來有一個會寫文章的人叫李太白，他想做官，寫了一封信給韓荊州，把他說得了不起，天下第一，其實就是想見韓荊州，捧韓荊州是為了要韓荊州給他一個官做。因此就出了“韓荊州”的典故。那時延安有很多人想找“韓荊州”，但是找錯了方向，找了一個打胭脂水粉的韓荊州，一個小資產階級的韓荊州，就是《前線》里的客里空[34]。他們找不到韓荊州在哪里，其實到處都有韓荊州，那就是工農兵。工人的韓荊州是趙占魁，農人的韓荊州是吳滿有，軍人的韓荊州是張治國。廣大的黨員還認識不清這個問題?？傊?，沒有整風黨是不能前進的。我們做的第二項工作是解決了生產問題，沒有生產黨也不能前進。當時我們沒有東西吃，王實味挑動勤務員反對我們，他像是站在勤務員的立場上反對所謂“三等九級”、吃小廚房，因為那時大廚房沒有什么東西吃其實小廚房東西也不多。后來我們用發(fā)展生產解決了這個問題。一九四一年邊區(qū)要老百姓出二十萬石公糧，還要運輸公鹽，負擔很重，他們哇哇地叫。那年邊區(qū)政府開會時打雷，垮塌一聲把李縣長打死了，有人就說，唉呀，雷公為什么沒有把毛澤東打死呢?我調查了一番，其原因只有一個，就是征公糧太多，有些老百姓不高興。那時確實征公糧太多。要不要反省一下研究研究政策呢?要!從一九二一年共產黨產生，到一九四二年陜甘寧邊區(qū)開高干會[35]，我們還沒有學會搞經濟工作。沒有學會，要學一下吧!不然雷公要打死人。當時我們的同志，不管是參加過萬里長征的也好，千里長征的也好，老共產黨員也好，抗戰(zhàn)時期到延安的青年也好，延安人民對我們是什么態(tài)度?我說就是“敬鬼神而遠之”。為什么會這樣呢?因為他們覺得共產黨雖然很好，他們很尊敬，但是加重了他們的負擔，他們就要躲避一點。直到去年春季，趙毅敏[36]同志帶著楊家?guī)X組織的秧歌隊，跑到安塞扭秧歌，安塞正在開勞動英雄大會，那些老百姓也組織了秧歌隊，和楊家?guī)X的秧歌隊一塊扭起來，我說從此天下太平矣!因為外來的知識分子和陜北老百姓一塊扭起秧歌來了。從前老百姓見了他們是敬鬼神而遠之，現(xiàn)在是打成一片了。還有到楊家灣小學工作的一位知識分子女同志，在清涼山工作的一位知識分子醫(yī)生，他們和老百姓結合得很好。我們各個根據(jù)地都有這樣的共產黨員，到哪個地方就和哪個地方的人民打成一片，為老百姓“鞠躬盡瘁，死而后已”。因此，沒有整風和生產這兩個環(huán)子，革命的車輪就不能向前推進，黨就不能前進了!從前有一段時間《解放日報》有三分之一的同志進醫(yī)院，周揚[37]同志也告訴我，魯藝的學生每天早晨起來剛抬頭就打瞌睡。為什么呢?因為沒有東西吃。如果我們解決了整風和生產這兩個問題，我們的事業(yè)就會前進。整風是前進的精神基礎，生產是前進的物質基礎，我們黨學會整風和生產是從不自覺到自覺的。我們的黨現(xiàn)在比較統(tǒng)一了，可以說是空前的統(tǒng)一，歷史問題也比較恰當?shù)亟鉀Q了，但是還有問題。那天在預備會議上我已經講過:我們黨并不是完全統(tǒng)一的，我們還需要更高的統(tǒng)一，更高的團結。要團結就要有民主，沒有民主，沒有批評與自我批評，不把意見搞清楚是不可能團結的。許多不公平的事情要逐漸走向公平。哪一天都有不公平的問題，因此我們哪一天也要解決問題。問題是解決了又發(fā)生，發(fā)生了又解決，我們就是這樣地前進。中央和各級領導機關的領導同志，要注意聽人家的話，就是要像房子一樣，經常打開窗戶讓新鮮空氣進來。為什么我們的新鮮空氣不夠?是怪空氣還是怪我們?空氣是經常流動的，我們沒有打開窗戶，新鮮空氣就不夠，打開了我們的窗戶，空氣便會進房子里來。我們的房子是什么房子呢?是政治房子、政治工廠。開工廠就得有原料，有工人，有技師、工程師。原料為什么不夠?人員為什么不夠?就要想想自己的責任。有沒有貼廣告?廣告大不大?有沒有出高價收買原料?事實上原料并不要花什么錢，只要貼上“歡迎”兩個字，各種原料就源源而來。所以各種各樣的意見，都要讓它發(fā)表，要做到“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有則改之，無則加勉”。這是老話，但很有意義。我要聲明一下，如果有什么人講起來講得很好，做起來不兌現(xiàn)，他講的他自己也不執(zhí)行，那就不對。
講到個性與黨性，黨性就是普遍性，個性就是特殊性。沒有一種普遍性不是建筑在特殊性的基礎上的。沒有特殊性哪里有普遍性?沒有黨員的個性，哪里有黨性?黨性是共同的性質、普遍的性質，全黨每一個人都有的性質。比如講政策上的統(tǒng)一，聯(lián)合政府、新民主主義的綱領以及各部分的綱領、整風、生產等，應在這些原則上，在馬克思主義思想的基礎上統(tǒng)一起來，這是共同的。至于每一個黨員是不是不相同?當然不相同。個性不能強同，人就有老的、少的、男的、女的各種各樣的不同，工作也各有軍事、政治、經濟、文化、黨務等的不同。在軍事工作方面又有軍官、政治工作人員、后勤工作人員的不同，黨務工作方面也有根據(jù)地、淪陷區(qū)等各種工作地區(qū)的不同。在對馬克思主義的了解程度上人們也不相同，同一個人在幼年時期和年紀大時對馬克思主義的了解也不相同。總之，有工作的不同，地位的不同，性別的不同，年齡的不同等等，抹煞這種不同，就是不讓同志們發(fā)展長處。這些都不能統(tǒng)一在一條軌道之上。太陽系有九大行星，就是金星、木星、水星、火星、土星、天王星、海王星、冥王星，地球也是一個。它們各循其自己的軌道，按著一定的次序走，它們都是從太陽星云分裂形成的，大小樣子不同。至于行星上的東西，也不見得都是一樣。太陽上沒有人，我們地球上就有人，其他八大行星上面是不是也有一個有人，現(xiàn)在不能講，我沒有調查過。從前古時候地球上也沒有人，沒有水，沒有空氣，自從有了空氣有了水，然后才能有生物，有了生物然后才能有人。天上的星星自己也常鬧獨立性，你們晚上抬頭看，有時能看到有的星跑掉啦!它也鬧獨立性。總而言之，黨員是有各種不同的個性，誰要抹煞各種不同的個性是不行的。抹煞各種差別，結果就會取消統(tǒng)一，抹煞特殊性也就沒有統(tǒng)一性。這是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關于對黨內幾部分干部的問題。黨內有幾部分干部，平時感覺對他們不很公平，我們對這幾部分同志要特別注意。
(一)理論工作者。我們整風講實事求是，反教條主義，這樣一反，好像理論工作者就不那樣吃得開了。我們應該重視理論工作者，應該重視理論。列寧說過:“沒有革命的理論，就沒有革命的運動。”[38]因此我們黨內要學習理論。從前我在六中全會上講過，我們黨的理論水平是很低的，現(xiàn)在比較過去是高了一些，但是還不夠?，F(xiàn)在我們黨當然有些進步，但從中國革命運動的要求來說，我們的理論水平還不夠。革命要求我們能說明中國的革命運動，說明這個運動的各個方面，說明它的內部聯(lián)系，包括軍事、政治、文化、經濟，整個革命工作的各個側面及其內部聯(lián)系，并總結經驗，把它提高起來，使之條理化、系統(tǒng)化。什么是理論?就是有系統(tǒng)的知識。馬列主義的理論，就是以馬克思主義為基礎的有系統(tǒng)的知識。
作翻譯工作的同志很重要，不要認為翻譯工作不好。我們現(xiàn)在需要大翻譯家。我是一個土包子，要懂一點國外的事還是要靠翻譯。我們黨內能直接看外國書的人很少，凡能直接看外國書的人，首先要翻譯馬、恩、列、斯的著作，翻譯蘇聯(lián)先進的東西和各國馬克思主義者的東西。還有歷史上的許多東西，雖然不是馬克思主義的，但帶有進步意義的，還有一些民主主義者的東西，我們都要翻譯。
因此我們要重視理論工作者，看得起他們，把他們看成我們隊伍中很有學問的人，有修養(yǎng)的人，要尊敬他們。
(二)知識分子。知識分子不一定都是理論工作者。我們黨里頭，知識分子的增加是很好的現(xiàn)象。一個階級革命要勝利，沒有知識分子是不可能的。你們看過《三國演義》、《水滸傳》，魏、蜀、吳三個國家，每個國家都有每個國家的知識分子，有高級的知識分子，有普通的知識分子，那個穿八卦衣拿鵝毛扇子的就是知識分子；梁山泊沒有公孫勝、吳用、蕭讓這些人就不行，當然沒有別人也不行。無產階級要翻身，勞苦群眾要有知識分子，任何一個階級都要有為它那個階級服務的知識分子。奴隸主有為奴隸主服務的知識分子，就是奴隸主的圣人，比如希臘的亞里士多德、蘇格拉底[39]。我們中國的奴隸主也有為他們服務的知識分子，周公旦[40]就是奴隸主的圣人。至于封建時代的諸葛亮、劉伯溫[41]，《水滸傳》里的吳用，都是封建社會里的知識分子。因為整風審干，好像把知識分子壓低了一點，有點不大公平。好像天平，這一方面低了一點，那一方面高了一點。我們這個大會，要把它扶正，使知識分子這一方面高一點。是不是要反過來?那也不是。我們要歡迎他們?yōu)槲覀凕h服務，為我們黨的利益而奮斗，為人民的利益而奮斗。我們的黨，我們的軍隊，我們的政府，我們的經濟部門，我們的群眾團體，要吸收廣大知識分子為我們服務，我們要尊敬他們。
(三)在淪陷區(qū)、國民黨區(qū)工作的同志。這些同志一到根據(jù)地里頭，他們就感覺吃不開。根據(jù)地里的首長多得很，看起戲來，首長總是坐在前面，有大首長、中首長、小首長，這些同志心里慪氣。審干的時候又找了他們的麻煩?！澳闶悄睦飦淼?上海?西安?”“有沒有問題?”看了又看，有點不相信?！澳阕≡谀囊粋€旅館?”“有沒有介紹信?”因為我們根據(jù)地都要介紹信，以為在上海住旅館也要介紹信，你說沒有介紹信，那就怪得很。我們搞錯了的就要說對不起，戴錯了帽子的就要恭恭敬敬地把帽子給脫下來，承認錯誤。這些同志對根據(jù)地的工作作風不習慣，是可以理解的，這個作風問題恐怕要三年五年才可以慢慢地一致。
(四)本地干部、本地軍事干部。我在報告里頭已經寫了，要像看待自己的兄弟姊妹一樣看待本地干部。我們的軍隊每到一個地方，就要幫助本地干部搞出軍隊來，搞出民兵、自衛(wèi)軍來，搞出地方兵團、地方部隊，然后在這個基礎上就可以搞出主力兵團、主力部隊。我初到陜北，開頭忽視了這一個問題。這個邊區(qū)是高崗[42]同志他們一手搞起來的，因為我對這個問題處理不好，所以陜北人就講閑話。有人說，陜北人只能建立蘇區(qū)，不能當紅軍。出了這樣的言論，是由于對本地一些軍隊處理得不好。至于華北、華中、華南各地有沒有對本地干部和本地軍隊處理得不恰當?shù)哪?如果有，應當承認是不對的，應當糾正，如我在陜北應當承認的一樣。上面那些話，證明這些同志是受了氣。我提倡做調查研究，但我到陜北后開始在這方面就沒有調查研究，現(xiàn)在我們有了調查研究。同時希望在南方、在北方、在東方、在西方工作的地方同志多提出意見。我們要把窗戶打開，讓空氣流通，聽聽消息，聽聽輿論，有缺點有錯誤的改正一下。這一條搞不好就不行。這個問題，曾經引起我們歷史上的大糾紛。這一次開完大會之后，還有很多人要到各地去。去年去湖南的有王首道、王震[43]，去河南的有戴季英、王樹聲[44]，出發(fā)的時候我就對他們講過這些話，不要怕多講，不要怕講得舌敝唇焦，現(xiàn)在看來，舌也沒有敝，唇也沒有焦，我們說得還不夠。世界上的人都是有缺點的，布爾什維克也不是那樣完美，多少還會有毛病，那叫什么?叫帶著缺點的布爾什維克。你說他不是布爾什維克，那也很難講?！拔覟辄h英勇奮斗，為什么還不是馬列主義?”不能那樣講。我想這一條我也在內，如果說我是完全的布爾什維克，那不見得，說我一點布爾什維克氣味都沒有，也不是那樣，許多同志給我寫信，還是寫此致“布禮”。我想了一下，我們可以叫帶著缺點的布爾什維克。缺點中間有一個，就是背上了一點東西，比如講多走了路，多走了二萬五千里，就增加了身上的包袱。我不是講每一個同志，或者具體指某些同志，請同志們不要見怪。但是有相當一些同志，走了二萬五千里，變成了一個包袱，增加了他的負擔，變成了一個駝子，因為他背的包袱太大了。你走的路多，但是你失去了根據(jù)地，江西根據(jù)地現(xiàn)在就沒有了；人家沒有走路，但是陜北還是一個根據(jù)地。同志!你走了路，把根據(jù)地丟了，人家向你要那個根據(jù)地，你賠得起嗎?你賠不起，我也賠不起。如果要賠法幣邊幣，還可以想一點辦法，但是要賠江西根據(jù)地，就毫無辦法。人家沒有走路，但是有根據(jù)地；我們走了二萬五千里的路，沒有了根據(jù)地。你們看，就是用腳一尺一尺走的路走多了，就成了包袱。還有地球也走路，地球圍繞太陽轉幾轉人就增加了幾年壽命，年紀愈長，包袱愈大，年紀老的同志們不要怪我這樣說，我今年也五十二歲了，地球走的路也變成了我們的包袱。青年同志也有他們的包袱。他們的眼睛尖，耳朵聽得很遠，眼明手快，這是他們的長處，但青年同志說老頭子“昏庸老朽”，那可不行。青年同志不要講人家“昏庸老朽”，老頭子也不要講人家“年幼無知”。大家都是從幼年來的，年幼知道得少，會慢慢地多起來。人家懂得的東西不如你知道得多，但你也不是什么都知道。要講務農不如吳滿有，要講做工不如趙占魁，要講當兵不如張治國。幾萬萬樣事情我們只能做一兩樣，那是有限度的，我們不知道的、不會做的東西多得很。如果我們把態(tài)度改好了，每到一個地方，就和那里的人民打成一片，尊重那個地方的同志，提高共產主義的覺悟，就能縮小山頭主義。我們要肅清山頭主義，就要承認山頭，照顧山頭，這樣才能縮小山頭，消滅山頭。所以我們要承認有山頭，不承認也不行，承認以后要照顧各個部分，各個集團，各個歷史不同的部分、不同的問題。如果他們的精神上被石頭壓著，有些石頭還是我們自己的手放上去的，我們就要替他們解開。凡是他們精神上壓著的石頭，不論是大石頭，中石頭，小石頭，我們都要替他們解開。是我們的手放上去的石頭，就要用我們的手解下來，使得這些同志精神愉快，得到解放，發(fā)揚積極性。這樣，才能夠很好地團結全黨、團結全國人民走向勝利。為此目的，我們每到一處，不要當欽差大臣，要先看到人家的長處。大家都是新民主主義解放區(qū)的，都是共產黨員，都是同志，不應該發(fā)生看不起的問題。內戰(zhàn)時期我們曾在這個問題上吃了很大的虧。我們延安的同志大多進過黨校，在座的同志是參加七大的，你們懂得的東西更多，這是很好的，將來出去，人家一定很尊重你們，需要你們去傳達七大精神，大家眼望延安，信仰延安，但是同志們，我們一定要采取上面所說的態(tài)度，不當欽差大臣，到任何一個地方，都要“鞠躬盡瘁，死而后已”。我們鑒于歷史上受了很大的痛苦，不自覺的盲目性實在要不得，要來一個自覺性，自覺地注意這一點。每到一個地方，就要尊重那個地方的人民，那個地方的軍隊，那個地方的政府，跟他們搞好關系。這是共產黨員的義務。
(五)經濟工作和后勤工作干部。在軍隊里面有后勤工作，在整個根據(jù)地、解放區(qū)有廣大的經濟工作，有廣大的同志在做這方面的工作。因為對這方面的工作過去我們提倡、宣傳得不夠，使得許多同志感覺到，在這些部門工作被人家看不起，沒有地位。我曾經講過，延安有一個同志告訴我，要他做總務處長，他不愿意當，為什么?因為人家看不起。人家問他做什么工作?他說我做一般工作。為什么他說做一般工作呢?是因為做總務工作吃不開，現(xiàn)在我們應當使他們吃得開。有些同志認為，做軍隊工作、黨務工作吃得開，在軍隊里面是做軍事工作、政治工作吃得開，做后勤工作還是吃不開。因為他們吃不開，所以應該把他們放在一定的地位上，使他們吃得開。
(六)民運工作干部，工、青、婦干部。這些干部也感覺吃不開。有人把他們叫做“雜牌軍”，其實都是“中央軍”，沒有什么雜牌軍。大城市打開以后，廣大的工人運動、青年運動、婦女運動都要開展起來。我們的黨是工人階級的政黨，我們已經犧牲了很多工人同志，現(xiàn)在留下的做工人運動的干部不多了，可能有幾十個、幾百個，我們要照顧他們，尊重他們。同樣，沒有青年工作、婦女工作的干部也不行。
(七)抗戰(zhàn)時期入黨的干部。我們現(xiàn)在還叫他們是新干部，好像老干部就是萬里長征來的，那就沒有幾個大人，不過一兩萬而已。同志們，在座的多數(shù)同志是老干部，因為你們富有經驗，領導正確，所以被選為代表，這是很好的，在大革命時期、內戰(zhàn)時期做工作的同志，數(shù)目雖小，沒有他們卻不行，因為他們很有經驗。但是如果把經驗當作包袱，那就不好，要輕輕快快。對同志們講一個數(shù)目吧!現(xiàn)在，抗戰(zhàn)時期入黨的有一百一十幾萬，北伐和內戰(zhàn)時期入黨的頂多還有兩萬人，我們算一下，總共一百二十來萬。這兩萬人的眼睛，不要只看著自己，還要看到那一百一十幾萬。否則，你看著我，我看著你，味道大得很，在鏡子前照了又照，似乎漂亮得很。唉呀，這樣不好，我們年紀比較老，并不十分漂亮，還是他們比較漂亮，因為他們比較年輕。在抗戰(zhàn)時期入黨的大多數(shù)是青年同志，當然年紀大的也有。我們有我們的長處，他們有他們的長處，沒有我們不行，沒有他們也不行。兩萬人的眼睛要看這一百一十幾萬人，要尊重他們，不要使他們感覺這兩萬人是不好接近的，是不好談話的，要談話的時候，先要想幾天幾夜，跟你談話時到底怎樣講法。要使他們像胡適之說的“有什么話，說什么話；話怎么說，就怎么說”[45]，也就是要打成一片，使新老干部團結起來?？箲?zhàn)時期很長，對抗戰(zhàn)時期入黨的干部，不要籠統(tǒng)地叫新干部，因為都叫新干部，好像只有我是老干部，我老子天下第一，你小子天下第二。
(八)黨外干部。這也是個很大的問題。如果在全中國，我們的黨員有四百五十萬，也只占人口的百分之一，而現(xiàn)在我們占的比例是百分之零點幾。如果我們有四百五十萬黨員，在一百個人里，也只有一個共產黨員。他的任務是什么?他的任務是團結九十九個非黨人士。我們要組織軍隊，打倒敵人，就必須這樣做。一個共產黨員，如果不能團結多數(shù)人，團結工人、農民、知識分子、小資產階級和其他民主分子，那就不算是一個好共產黨員。世界上為什么需要共產黨呢?要共產黨干什么呢?共產黨有無存在之必要呢?葉青說中國共產黨沒有存在之必要，那是反動派的提法，我們不贊成。我們自己也可以提出要不要共產黨的問題，是因為世界上的小米太多，剩下了，非請我們吃不可，因此需要共產黨，還是因為房子太多，專門要有一批房子給共產黨住呢?當然都不是。世界上需要共產黨，就是為了團結大多數(shù)人，組織軍隊，打倒敵人，建設新中國。此外還有什么事?沒有了。這就是說，我們吃一點小米，吃一點大米，穿一點衣服，都是為了給人民做事，團結廣大的群眾，組織軍隊，打敗敵人，建設新中國。如果革命不是這樣的革法，那末，就是專門革財政廳的命。有的人不革別的命，一心一意甚至幾十年的工夫，專門革財政廳的命，那是不好的。同志們不要見怪，我講的不是哪一個人，或者哪幾個人，不過我總有這樣的感想，就是我們要做事情，就要了解了解，要研究一下，尤其是對各種所謂小事情，如生產、衛(wèi)生、文化、民眾團體、政權工作等各種具體工作。老百姓的許多東西我們要學，我們的知識很差，首先我的知識很差，運鹽怎樣運，我不大了了，合作社怎樣辦，我不大了了，我沒有辦過合作社。因此向我們提出了一個任務，就是要學習。經驗不夠，就要研究，就要工作，在工作中進行研究。
黨外的人占百分之九十九，只有他們和我們一起革命才能取得勝利，單靠黨員毫無辦法，是不是這樣?這是不是真理?完全是真理。他們中間有領袖，有干部，我們要幫助他們，培養(yǎng)人民中的優(yōu)秀分子，同時尊重他們，和他們好好合作。對這些黨外干部，將來我們各地的領導機關、組織部門要有調查研究，要有一些辦法，教育的辦法，團結的辦法，比如開座談會、談心等等辦法，對他們進行幫助和培養(yǎng)。
最后一個問題，就是要講真話。那一天我講過，我們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今天再說這樣一點，就是要講真話，不偷、不裝、不吹。偷就是偷東西，裝就是裝樣子，“豬鼻子里插蔥——裝象”，吹就是吹牛皮。講真話，每個普通的人都應該如此，每個共產黨人更應該如此。
什么叫不偷?我曾經看到過這樣的事情，把別人寫的整本小冊子，換上幾個名詞，就說是自己寫的，把自己的名字安上就出版了。不是自己的著作，拿來說是自己的，這是不是偷?呀!有賊。我們黨內也有賊，當然是個別的、很少的。這種事情歷來就有的，叫做“抄襲”。這是不誠實。馬克思的就是馬克思的，恩格斯的就是恩格斯的，列寧的就是列寧的，斯大林的就是斯大林的，朱總司令講的就是朱總司令講的，劉少奇講的就是劉少奇講的，徐老[46]講的就是徐老講的，哪個同志講的就是哪個同志講的，都不要偷。
什么是不裝?就是“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追蜃拥膶W生子路，那個人很爽直，孔夫子曾對他說:“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盵47]懂得就是懂得，不懂得就是不懂得，懂得一寸就講懂得一寸，不講多了。為什么世界上會出現(xiàn)“裝”?為什么有人感到不裝不大好呢?這是一個社會現(xiàn)象。偷是社會現(xiàn)象，裝也是社會現(xiàn)象。裝的現(xiàn)象現(xiàn)在特別多，在我們黨內也特別多。愛裝的人，是他母親生下他來就要他裝的?他母親懷他在肚子里就在觀音菩薩面前發(fā)誓、許愿，一定要生一個會裝的兒子?當然不是，這是社會現(xiàn)象。我們黨內歷來不允許裝。不知道不要緊，知道得少不要緊，即使對馬列主義知道得很少、馬列的書讀得很少也不要緊，知道多少就是多少。在這里我提出我們要讀五本馬列主義的書。馬克思的一本，就是《共產黨宣言》，是和恩格斯合著的，但主要是馬克思著的。恩格斯的一本，就是《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fā)展》。列寧的兩本，一本是《在民主革命中社會民主黨的兩個策略》[48]，一本是《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寧這兩本書寫得很好，馬克思、恩格斯寫的那兩本書也寫得很好，這四本書薄薄的，讀完它們不用花很多時間。此外，還有斯大林主持寫的《聯(lián)共(布)黨史簡明教程》，比較厚一點。這本書是歷史的，又是理論的，又有歷史，又有理論，它是一個勝利的社會主義國家的歷史，是馬克思主義在俄國成功的歷史，這本書要讀。前面四本書也既是理論的，又是歷史的。馬、恩、列、斯的書多得很，如果先讀了這五本書，就差不多了。
還有一個是不要吹，就是報實數(shù)，“實報實銷”。在座的同志不是討論過黨的歷史嗎?有的同志在發(fā)言中說，內戰(zhàn)時期養(yǎng)成了一種習慣，向上級報告工作時，要講好一點，夸大一點，才像樣子。其實這不解決任何問題。我們的工作是整個人民工作的一部分，是全黨工作的一部分，我們都有份，人民都有份。為什么我現(xiàn)在當首長?就是恰好要我當首長，沒有別的道理，本來張三、李四都可以當，但是點將點到了我的身上，要我當。至于這一份家業(yè)是哪個的?是張三、李四的?不是，是全黨的，是全國人民的。延安是誰的?延安是全國人民的。我曾經和一個黨外人士講過，有人說延安是共產黨的，這是不對的。說共產黨在這里當首長，這是正確的，因為這個天下是我們領導老百姓打出來的?！皩崍髮嶄N”，要求我們的情報要真實，不要扯謊。要把自己領導工作中的缺點向大家公開，讓大家來參觀，看我這個旅有沒有馬屎、驢屎、有害的微生物，如果有，就來打掃一下，洗干凈，掃除官僚主義。我提倡人家將軍，有些事不逼我們就做不出來。魯迅先生講過，文章是逼出來的，如果不逼就寫不出來。但是我們不搞逼供信的“逼”。
關于要講真話，我們現(xiàn)在發(fā)一個通令，要各地打仗繳槍，繳一支講一支，不報虛數(shù)。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一支為一支，兩支為兩支，是知也。這個問題解決了，我們黨的作風就可以更切實了。我們一定要老老實實。
我們共產黨現(xiàn)在是一個很大的黨，一個二十四年來有了很多經驗的黨，一個準備勝利的黨。我們要在全國勝利，我們有這個志向。全黨要團結起來，為全國人民解放而奮斗!
根據(jù)中央檔案館保存的講話記錄稿刊印。
【注釋】
[1]毛澤東向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提交了《論聯(lián)合政府》的書面政治報告，同時又在大會上作了這個口頭政治報告。
[2]左舜生（一八九三——一九六九），湖南長沙人。當時任中國民主同盟秘書長、代理主席。他于一九四五年三月十八日發(fā)表聲明，表示民盟不參加國民黨召開的國民大會。
[3]林老，指林伯渠，當時任中共中央委員、陜甘寧邊區(qū)政府主席。
[4]陳獨秀，見本卷第101頁注[8]。
[5]見本卷第142頁注[2]。
[6]洛川會議，見本卷第142頁注[3]。
[7]三青團，即三民主義青年團，是國民黨控制青年的工具。一九三八年七月九日正式成立，一九四七年六月并入國民黨。
[8]六中全會，見本卷第143頁注[4]。
[9]皖南事變，見本卷第50頁注[8]。
[10]岡村寧次（一八八四——一九六六），當時任侵華日軍中國派遣軍總司令官。
[11]見魯迅《故鄉(xiāng)》，原文是：“希望是本無所謂有，無所謂無的。這正如地上的路；其實地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保ā遏斞溉返?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485頁）
[12]舊金山會議，指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五日至六月二十六日五十個國家的代表在美國舊金山舉行的會議。這次會議討論和通過了《聯(lián)合國憲章》等文件。
[13]指董必武。他受中共中央委派參加出席聯(lián)合國大會的中國代表團。
[14]鄧寶珊，當時任國民黨軍晉陜綏邊區(qū)總司令。
[15]章乃器（一八九七——一九七七），浙江青田人，全國各界救國聯(lián)合會領導人之一。一九三六年十一月被國民黨政府逮捕入獄，是著名的“七君子”之一，抗日戰(zhàn)爭爆發(fā)后獲釋。一九三七年九月一日，他在《申報》發(fā)表《少號召多建議》一文。
[16]季米特洛夫（一八八二——一九四九），保加利亞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著名活動家。一九三五年至一九四三年任共產國際執(zhí)行委員會總書記。
[17]丘吉爾，當時任英國內閣首相。
[18]指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三日《解放日報》發(fā)表的英國共產黨總書記波立特的文章《論英國大選》。[19]斯科比，是英國派駐希臘的英軍司令。一九四四年十月，德國侵略軍在希臘敗退，斯科比率領英軍，帶著在倫敦的希臘流亡政府進入希臘。同年十二月，斯科比指揮英軍并協(xié)助希臘政府進攻長期英勇抵抗德軍的希臘人民解放軍，屠殺希臘愛國人民。
[20]同盟國，指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期間共同對德、意、日軸心國作戰(zhàn)的中、蘇、美、英、法等國家。
[21]指一九三七年八月在陜西洛川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通過的《中國共產黨抗日救國十大綱領》其要點是：一、打倒日本帝國主義；二、全國軍事總動員；三、全國人民總動員；四、改革政治機構；五、實行抗日的外交政策；六、實行為抗戰(zhàn)服務的財政經濟政策；七、改良人民生活；八、實行抗日的教育政策；九、肅清漢奸賣國賊親日派，鞏固后方；十、實現(xiàn)抗日的民族團結。
[22]指《陜甘寧邊區(qū)施政綱領》（一九四一年五月一日）。見本書第二卷第334－337頁。
[23]十大綱領，見本卷第102頁注[15]。
[24]見《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孫中山全集》第9卷，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120頁）
[25]見列寧《在民主革命中社會民主黨的兩個策略》（今譯名為《社會民主黨在民主革命中的兩種策略》）。原譯文是：“在某種意義上說，資產階級革命對于無產階級，較之它對于資產階級更為有利。”（解放社1943年H月印行）新的譯文是：“在某種意義上說來，資產階級革命對無產階級要比對資產階級更加有利?！保ā读袑庍x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41頁）
[26]王鎮(zhèn)惡（三七三——四一八），東晉北海?。ń裆綎|壽光東南）人，劉裕部將。在輔佐劉裕之子鎮(zhèn)守關中期間，因與中兵參軍沈田子不和，為沈所殺。
[27]愛金生，見本卷第278頁注[10]。
[28]羅斯福，一九三三年至一九四五年任美國總統(tǒng)。一九四五年四月十二日病逝。
[29]見《列子·湯問》。
[30]山西的新軍，見本卷第143頁注[14]。
[31]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以后，一九四五年七月十三日，各解放區(qū)、各人民團體以及八路軍、新四軍等各方面的代表，曾在延安開會，成立“中國解放區(qū)人民代表會議籌備委員會”。日本投降以后，因為時局變化，中國解放區(qū)人民代表會議沒有召開。
[32]王實味，見本卷第288頁注[11]。
[33]吳滿有，一九四二年在大生產運動中努力開荒生產，成為陜甘寧邊區(qū)的勞動英雄。趙占魁，山西定襄人，一九三九年進陜甘寧邊區(qū)農具廠當司爐工。在工作中做出了成績，成為陜甘寧邊區(qū)的模范工人和勞動英雄。張治國，陜西吳堡人，一九四三年任八路軍警備第三旅第七團第七連副班長，在大生產運動中成績突出，成為陜甘寧邊區(qū)的勞動英雄。
[34]客里空，蘇聯(lián)劇作家柯涅楚克寫的話劇《前線》中一個捕風捉影、捏造事實的新聞記者的名字。
[35]指中共中央西北局一九四二年十月十九日至一九四三年一月十四日在延安召開的高級干部會議。
[36]趙毅敏，一九○四年生，河南滑縣人。當時任中共中央宣傳部宣傳科科長。
[37]周揚，當時任中共中央文化工作委員會主任兼延安大學校長。
[38] 見列寧《俄國社會民主黨人的任務》（《列寧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43頁）；并見列寧《怎么辦？》第一章第四節(jié)（《列寧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3頁）。
[39]亞里士多德（公元前三八四——前三二二），古希臘哲學家、科學家。蘇格拉底,古希臘唯心主義哲學家。
[40]周公旦，周武王之弟，西周初年政治家。因采邑在周（今陜西岐山北），稱為周公。曾助武王滅商。武王死后，成王年幼，由他攝政。相傳他制禮作樂，建立典章制度。
[41]諸葛亮（一八一——二三四），字孔明，瑯邪陽都（今山東沂南南）人，三國蜀漢政治家、軍事家，劉備的主要謀士。他向劉備提出占據(jù)荊、益兩州，聯(lián)合孫權，對抗曹操，統(tǒng)一全國的建議，即著名的“隆中對”。劉伯溫，即劉基（一三一一——一三七五），浙江青田人，元末進士。受朱元璋禮聘參加起義軍，提出時務十八策。明朝建立后，任御史中丞兼太史令。
[42]高崗，當時任中共中央西北局書記。
[43]王首道，當時任湖南人民抗日救國軍政治委員。王震，當時任湖南人民抗日救國軍司令員。
[44]戴季英，當時任河南軍區(qū)政治委員。王樹聲（一九○五——一九七四），湖北麻城人，當時任河南軍區(qū)司令員。
[45]胡適之，即胡適（一八九一——一九六二），安徽績溪人。曾任北京大學文學院院長。這句話見《建設的文學革命論》（《胡適文存》卷一，上海亞東圖書館1921年版，第73頁）。
[46]徐老，指徐特立（一八七七——一九六八），湖南長沙人。當時任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
[47]見《論語·為政》。
[48]今譯名為《社會民主黨在民主革命中的兩種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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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的選舉方針
(一九四五年五月二十四日)
同志們!我們的大會開得很順利，三個議事日程已經過去了，大會結論等兩天就可以做。
第四個議事日程是選舉中央委員會。關于選舉的方針，主席團交換過幾次意見，決定了一個方針，我現(xiàn)在向同志們報告一下。
一 選舉的標準
我們要選舉一個全黨的領導機關，即在大會閉會以后、兩次大會之間的全黨的最高領導機關中央委員會。我們采取一個什么標準，用什么原則來進行選舉呢?各個代表團的主任反映了許多同志的意見，有這樣的，有那樣的。主席團認為應該采取這樣的標準，就是要由能夠保證實行大會路線的同志來組成中央委員會。采取這樣一個原則比較好，比較恰當。這樣一個原則，應該是我們選舉中央委員會的原則。
這次要選舉許多過去不是中央委員的同志到中央委員會來。就是說，有兩批人要選進中央委員會來。一批是過去中央委員會的同志，人數(shù)并不很多。第六次代表大會以來已經十七年了，這十七年中間，經過三中全會[2]、四中全會[3]、五中全會[4]、六中全會[5]幾次的選舉，現(xiàn)在剩下來的中央委員還有二十五個人。這二十五個人，大部分應該繼續(xù)選進中央委員會工作，因為他們有很多經驗。再就是應該選舉大批過去不在中央委員會工作的同志到中央委員會來，因為他們也有很多經驗。新的中央委員會必須比過去老的中央委員會的二十五個人擴大，我們大會必須采取擴大中央委員會的政策。這樣一個政策，對于我們黨現(xiàn)在的情況、國內的情況、國際的情況都是適合的。就是說，新的中央委員會不要太小，也不要太大，但必須比現(xiàn)在的中央委員會擴大，如此才能夠適應黨的目前情況、將來的發(fā)展以及國際國內的形勢。
按照這樣的標準和原則，于是就提出:(一)對犯過錯誤的同志，應不應該選舉?現(xiàn)在有兩種意見，一種是不應該選舉，一種是應該選舉。(二)這次選舉中央委員會要提拔許多過去不在中央委員會工作的同志到中央委員會來，要不要照顧各方面?就是所謂要不要照顧山頭?也可以有兩種考慮，一種是不要照顧，一種是要照顧。(三)中央委員的資格和標準是能夠執(zhí)行大會的路線，這是重要的，但對他的能力要求如何?是不是要有各方面知識的人我們才選他?還是有某一方面或者某些方面的知識的就可以選他?這個問題，同志們也提出來了。總之，在選舉方面有這樣三個問題。
關于第一點，犯過路線錯誤的同志應不應該選舉?只選沒有犯過路線錯誤的，凡是犯過路線錯誤的我們就不選，這樣一種意見，主席團認為是一種好的愿望，一種好的理想。這種意見是有理由的，因為過去我們吃了虧，原因就在一些同志犯路線錯誤。同志們!我們這次大會跟過去歷次大會都有很大的區(qū)別，過去的大會我參加過三次，代表們一般對選舉都不大認真，只有少數(shù)人認真。而這次大會，我們各方面的同志對選舉都非常認真。這證明什么?證明我們有了經驗。過去我們的經驗非常不足，覺得我自己也選不到中央委員會去，隨便你提一批人吧，你提什么人，我就選什么人，結果是我們自己受了懲罰。這次情況變化了，大家對選舉都非常關心。所以這個問題提出來，是有這一方面的理由的。但是，事實上如果我們不選過去犯過路線錯誤的人，甚至絕對化一個也不選，那就不好，就不恰當。
我來講一點我們黨的歷史。
我們曾經做過這樣的事，就是六次大會不選舉陳獨秀[6]到中央。結果是不是好呢?陳獨秀后頭跑到黨外做壞事去了，現(xiàn)在看不選他是不對的。我們黨是不是因為六次大會不選陳獨秀，從此就不出亂子，天下太平，解決了問題呢?六次大會選舉出的中央純潔得很，沒有陳獨秀，可是我們黨還有缺點，還是鬧了糾紛，出了岔子，翻了筋斗，并沒有因為不選他，我們就不鬧糾紛，不出岔子，不翻筋斗。不選陳獨秀，這里面有一條原因，就是為了圖簡便省事。在預備會上我曾講過，過去我們圖簡單、愛方便，不愿意和有不同意見的人合作共事，這種情緒在我們黨內還是相當嚴重地存在著的。再有一次，是六屆四中全會把李立三[7]開除出政治局，要他離開中央工作，雖然中央委員的名義還保留，但實際工作離開了。以為這樣一來立三路線的問題就解決了。是不是真的解決了呢?我們把陳獨秀趕走得干干凈凈，結果我們還是跌筋斗；李立三沒有到黨外干壞事，還是同志，可是政治局的工作趕開了，中央的工作也趕開了，但四中全會也跌了筋斗，趕李立三的那天就是一個筋頭，以后翻的也不少。這兩次的經驗，都值得我們注意和研究。
我們黨也有另一方面的經驗。在最近的十個年頭之內，從一九三五年一月的遵義會議[8]到現(xiàn)在的第七次代表大會，這十個年頭之內的中央是一種什么樣的狀況呢?中央委員會主要的成員，是四中全會和五中全會選舉的，六次大會選舉的現(xiàn)在只剩下五位[9]，就是說現(xiàn)在的二十五位中央委員中，絕大多數(shù)是四中全會、五中全會選舉的，就是翻筋斗的兩次全會選舉的。六中全會也選了三位。恰恰在這十年中，筋斗翻得少了一點，亂子鬧得少了一點，我們的工作還算有進步。這一條經驗是不是很重要的呢?是一條很重要的經驗。一九三五年一月的遵義會議，就是積極擁護四中全會的人，也就是在第三次“左”傾路線中犯過路線錯誤的人，出來反對第三次“左”傾路線，他們和其他同志一道反對這條“左”傾路線。現(xiàn)在把這個賬掛在我身上，我要聲明一下，沒有這些同志以及其他很多同志——反“左”傾路線的一切同志，包括第三次“左”傾路線錯誤中的很重要的某些同志，沒有他們的贊助，遵義會議的成功是不可能的。第二次是六屆六中全會，大家知道，六中全會是一個重要的關鍵，沒有六中全會，今天的局面不會有這樣大。當時如果不克服那么一種傾向，即對放手動員群眾這樣一條路線不贊成、有所畏懼、心甘情愿地把自己束縛起來的傾向，如果不贊成放手動員群眾，發(fā)展自己，發(fā)展八路軍、新四軍，擴大解放區(qū)，不被國民黨反動派的政策所束縛同時又不脫離統(tǒng)一戰(zhàn)線這個原則，那末，今天的局面就不一樣。參加六中全會的是一些什么人呢?還不就是這么一批人。沒有過去犯過錯誤的同志對這條路線的贊助和擁護，六中全會就不可能糾正右傾投降傾向。但是，在六中全會的文件上，在六中全會的記錄上，看不出我們尖銳地批評了什么東西，因為在那個時候，不可能也不應該提出批評，而是從正面肯定了一些問題，就是說在實際上解決了問題。至于到了一九四二年整風以后的這三年中間，情況就更加起了變化，到七大前作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時，這個變化更大。相信經過七大這樣重要的黨的最高領導機關會議以后，我們黨會更加向好的方面前進。我們的這種信心與估計是有根據(jù)的。這十年中，雖然也出了些糾紛，但比較順利，比較內戰(zhàn)時期犯的三次路線錯誤(連張國燾[10]的那一次就是四次)就不大相同。內戰(zhàn)時期，喜歡圖簡便，不愿意同犯過路線錯誤的人共事，“一掌推開”、“簡單明了”的那樣一種作風是不好的。最近十年，我們采取了忍耐的態(tài)度，這樣的方針幫助了我們。因此，七次大會應該接受過去的經驗，就是說，對犯過路線錯誤的同志不應一掌推開。過去中央委員會里頭，有的人錯誤犯得少一些，有的人錯誤犯得多一些；我今天也聲明一下，我就是犯過許多錯誤的。沒有犯過錯誤的人有沒有呢?我說就沒有。一個人在世界上，哪有不犯錯誤的道理呢?所以說:“錯誤人人皆有，各人大小不同?！?/span>
情況的確是這樣。如果我們采取這樣的方針，團結這些同志，根據(jù)過去的經驗，我們有信心、有根據(jù)斷定將來是要好的。如果說對犯過路線錯誤的同志不應該選舉，我看就不如采取這樣的原則，即:雖然犯過路線錯誤，但是他已經承認錯誤并且決心改正錯誤，我們還可以選他。我們布爾什維克的黨在原則上是不含糊的，與資產階級不同，我們必須有“承認錯誤并且改正錯誤”的這樣一條原則，在這個原則下去選他。這個原則和不選的那個原則不同，那個原則是一個很好的理想。雖然理想一定要有，但是還要結合一個東西，叫做“現(xiàn)實”。我們是有理想的現(xiàn)實主義，或者叫做革命的現(xiàn)實主義，我們不是無原則的現(xiàn)實主義。理想主義是原則性，現(xiàn)實主義就是靈活性，理想主義的原則性與現(xiàn)實主義的靈活性要統(tǒng)一起來，這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革命的現(xiàn)實主義。凡是犯過錯誤的一概不選舉，這是理想。但只確定這一條還不夠，還缺少一條，就是說，人家承認錯誤、改正錯誤我們就要選舉他。我們黨必須有一個原則，就是犯錯誤是不好的，但承認錯誤、改正錯誤是好的。一定要把這后一條加上，這樣才是全面的。這兩條一定要結合起來，不然就要出毛病，我們就會喪失好處，就可能產生缺點，甚至可能造成錯誤。我們只有制定一個很好的選舉方法，才可以避免過去的錯誤。鑒于歷史上鬧的亂子，這次要謹慎一點，不是凡犯過錯誤的就不選，只要承認錯誤又決心改正錯誤的同志我們還要選。這就是現(xiàn)實主義，這也是一條原則。這兩條原則看起來好像是不一致的，但只有使這兩條原則結合起來才能夠辦好事情。這才是完全正確的，否則，就不完全正確，就搞得不好，就會犯錯誤。我看沒有哪個同志想犯錯誤，說“我一定要犯錯誤”。如果對一些同志犯錯誤這個問題不加以分析，對歷史不加以具體的分析，不采取革命的現(xiàn)實主義，那就不行。就是說，如果不把理想主義與現(xiàn)實主義結合起來，不把原則性與靈活性結合起來，那我們就要造成缺陷、缺點，甚至造成錯誤。這一點，是必須向同志們提出來的。對犯過錯誤的同志，從感情上是不愿意選的，但從理智上我們可以選。感情和理智這兩個東西，現(xiàn)在我們要統(tǒng)一一下，也是可以統(tǒng)一的，就是在理智指導下的感情，把理智放到第一位。鑒于歷史，為著將來，為著全國人民，為著全黨，我們要采取這樣的方針——現(xiàn)實主義的方針。過去對陳獨秀，對李立三，痛快明了，從感情上說倒很痛快，沒有煩惱，但結果搞得不痛快，很煩惱。世界上的事，往往是這樣，就是為了痛快，往往反倒不痛快，而準備了不痛快，不痛快或者可以少一點。所以我們要下決心不怕麻煩，下決心和犯過錯誤的同志合作。你不大來，我就去；你口里有許多閑話，我長了耳朵，這個耳朵聽不完那個耳朵聽；你說那邊窗戶開得不夠，我就連這邊也打開。要練習和那些曾經同我鬧過糾紛、有過原則分歧的人，打擊過我以及開除過我的黨籍的人合作。我們在要求他認識錯誤、改正錯誤這個原則下去同他團結、合作。這一條，的確要練習，不練習就做不到，練習就可以做到。所以感情和理智這個矛盾是可以解決的。
我在這里再舉一個馬克思、恩格斯的例子，國際的經驗。馬克思和恩格斯組織第一國際時，為著團結西班牙、法國、意大利的群眾，曾經同無政府主義者合作，也曾經同意大利自由資產階級及資產階級的民主派合作，同馬志尼[11]合作。馬克思、恩格斯做出了這樣的榜樣，這就告訴我們要避免宗派主義，因為實質上是一個廣大群眾的問題。那個時候，無政府主義者有很多的群眾，因此要同他們合作，逐漸來改造他們，感化他們。后來無政府主義者分裂出去了，意大利民主分子也不干了，但這并不損傷馬克思主義，你不干就不干吧!
中國的和外國的經驗都告訴我們，黨內要盡可能的團結。我們的原則是什么?就是盡可能地團結更多的人在我們的綱領下，爭取他們和我們的團結、合作。我在報告里已經說了，任何一個同志，只要他愿意遵守黨綱黨章，服從黨的決議，我們就要和他團結起來。我們的團結也是有原則的，就是遵守黨綱黨章，服從決議，要在這樣的原則下，和所有同志團結起來。這是一個問題。
關于第二點，要不要照顧到各方面?這個問題，就是所謂照顧山頭的問題。也有兩種解決方法，一種是要照顧，一種是不要照顧。主席團認為還是要照顧才好。昨天傅鐘[12]同志在這里講了一篇很好的話，我全篇都贊成。在選舉上，應不應該照顧山頭?應不應該照顧到各方面?我看那個主張不應該照顧山頭、不應該照顧各方面的意見，也是一個理想，但事實上行不通，事實上還是要照顧才好，照顧比不照顧更有利益。中國革命有許多山頭，有許多部分，內戰(zhàn)時期，有蘇區(qū)有白區(qū)，在蘇區(qū)之內又有這個部分那個部分，這就是中國革命的實際。離開了這個實際，中國革命就看不見了。內戰(zhàn)之后是八年抗戰(zhàn)，抗戰(zhàn)時期也有山頭，就是說有許多抗日根據(jù)地，白區(qū)也有很多塊，北方有，南方也有。這種狀況好不好?我說很好，這就是中國革命的實際，沒有這些就沒有中國革命。所以這是好事情，不是壞事情。壞的是山頭主義、宗派主義，而不是山頭。山頭它有什么壞?清涼山有什么壞?太行山有什么壞?五臺山有什么壞?沒有。但是有了山頭主義就不好。因此，對這些問題要分析，任何一塊根據(jù)地中，也不是說每一個人都有山頭主義。山頭主義的情緒，也有各種各樣的程度上的不同，比如一、四方面軍就有不同，一方面軍里又有好幾個部分，昨天傅鐘同志講了。有一、二、四方面軍的區(qū)別，還有三軍、七軍、十軍等的區(qū)別，因為在各個地方工作，情況不同，關系搞得不好，這就有山頭主義傾向，但有些也是我們工作沒有做好造成的。昨天傅鐘同志講了山內山外的關系，彼此間關系好，山頭主義就可以消滅。但許多事情還帶著盲目性，工作就做不好，這就要先分析一下?，F(xiàn)在我們在這里搬石頭，搞關系。現(xiàn)在我們來他一個總結性的辦法，把大小石頭紛紛搬開，這樣關系就會好一點，山頭就少了，山頭主義也就少了，這樣就搞掉了一半；再把相互關系搞好一點，那一半也沒有了。有山頭而沒有主義，另外來一個主義叫做馬克思主義，叫做山上的馬克思主義。從前有人講山上無馬克思主義，現(xiàn)在我們把這個“無”字改一下，叫做山上有馬克思主義。如果山上沒有馬克思主義，那我們七大就沒有馬克思主義了，因為七大是在清涼山開的。
一定要認識山頭。從前我們說要承認山頭，承認世界上有這么一回事，或者講認識山頭更確當一點，要了解它。照顧也一定要照顧，認識了以后才能照顧，照顧就能夠逐步縮小，然后才能夠消滅。所以消滅山頭，就要認識山頭，照顧山頭，縮小山頭，這是一個辯證關系。山頭的關系搞好了，首先是山內的，然后是山外的，山頭主義很快就可以消滅了，所以不要怕。將來許多年之后，全國鐵路如網，飛機也比這幾天來往的要多，那時，你再找山頭就沒有了。沒有全國產業(yè)的發(fā)展、交通的便利，要徹底消滅山頭主義是不可能的?，F(xiàn)在我們的革命發(fā)展了，根據(jù)地也更多了、壯大了，如果我們去掉盲目性，比較善于處理矛盾，那末問題就一定能解決得比較好。
過去的中央委員會，即七大以前的中央委員會，沒有反映這種實際情況，就是說，在組織成分上沒有反映各個方面的革命力量，因此這個中央是不完全的，是有缺點的。整風以來，我們提出要認識山頭、照顧山頭，在政策上反映了這一點，但在組織成分上還沒有反映這一點。這是一個缺點，是不好的。鑒于這一點，我們這次選舉就要注意這個問題。新的中央委員會應該反映這方面的情況，要成為一個缺陷最少的中央。完全避免缺點恐怕也困難，但是我們可以要它少一點，也可能使它少一點。
我們顧及到前面所講的第一點，則對犯過路線錯誤的人可以選舉；顧及到第二點，就使我們黨能夠反映各方面的革命力量。這樣，我們的缺點就會少一些。
關于第三點，每一個中央委員是不是都應該通曉各方面的知識?也有兩種意見，一種是每一個中央委員都應當通曉各方面的知識，一種是每一個中央委員不一定要通曉各方面的知識。主席團認為，前一種意見也是一個很好的理想，是有道理的，如果能做到那樣，當然很好。但是事實上，任何一個人都不可能通曉各方面的知識。所謂各方面的知識，就是各方面事物發(fā)展的邏輯。斯大林講過:聯(lián)共中央委員會有各種各樣的人才，有文化教育方面的，有經濟建設方面的，各方面的都有。我們的新的中央也應該是包羅各種人才的，盡可能地照顧各個方面、各個部分、各個山頭。我說的是盡可能的照顧，各方面都照顧得那樣周密、完全，就可能是一種湊數(shù)，那就不好，完全不照顧也不好。因此，要進行兩條戰(zhàn)線的斗爭。對過去犯過錯誤的人，無原則地選他們，他不承認錯誤、不改正錯誤，我們還要選他們，這是右；但是人家已經承認錯誤、改正錯誤，還說不要選，就是“左”。對知識的要求也是一樣，要盡可能地通曉的方面多一點。
我們采取這樣的方針:不一定要求每個人都通曉各方面的知識，通曉一個方面或者稍微多幾個方面的知識就行了，把這些人集中起來，就變成了通曉各方面知識的中央委員會。中國有句老話:三個臭皮匠，合成一個諸葛亮。如果我們有各方面的人，每一個人都通曉一方面或者有比較多的專長，選這樣幾十個人，我們的中央就會比較完全。我們要從集體中求完全，不是從個人求完全。我們要完全或者比較完全一點才好，但是再過幾年我們的中央又會是不完全的。比如現(xiàn)在經濟建設才開始，將來還要搞大工業(yè)，陳云[13]同志講不要打爛機器，搞大工業(yè)我們相當生疏。為什么這次大會提出不要打爛機器這樣一條呢?因為我們在這方面還沒有知識，從前因為沒有知識就打爛過，我們進過城，把玻璃打爛了，把機器也打爛了，因此才提出不要打爛機器的問題。鑒于過去的中央不完全，再選一個中央將來也還會不完全，因此，我們就有一個學習的任務?，F(xiàn)在我們在軍事上是不是很高明呢?早兩天林彪[14]同志講，我們比國民黨的某些方面要好一些。但是我們也有比不過他們的，比如我們就不會駕駛坦克，不會駕駛飛機，不會打大炮。在這一點上，我們黨不完全，在經濟建設上、文化建設上也不完全。那怎么辦呢?我們就來一個比較完全，搞一個現(xiàn)實主義，再來一個學習。選舉中央委員會，就要選有學習精神的人，他不懂得這不要緊，我們選他，讓他去學。我們的選舉，就應該在這樣的方針指導下，即不是從個人求完全，而是從集體中求完全，從對現(xiàn)實的學習中求完全。
總起來講，我們大會的代表同志們應該有一個希望，希望有這樣一個中央委員會:包含有大批沒有犯過路線錯誤的同志(這里不是講沒有犯過錯誤，而是說沒有犯過路線錯誤)，也要包含一批過去犯過路線錯誤但今天表示放棄錯誤路線接受正確路線的同志；要包含有大批有全國影響的同志(就是出了名的，在全國范圍內有影響的)，也要包含大批過去有地方影響、將來可能有全國影響的同志?，F(xiàn)在有地方影響、將來可能有全國影響的同志，要提拔他們到中央委員會來，把他們提高，因為將來我們還要發(fā)展。我們現(xiàn)在有近一萬萬人口，將來還要發(fā)展，很快也許就有兩萬萬人口，也許還要多一些，因此我們現(xiàn)在就要訓練領袖，首先要訓練中央委員。中央委員會是我們黨的領袖，全黨都要拿眼睛來望著它，這就是訓練；拿嘴巴哇啦哇啦地講，這也就是訓練；打開窗戶，要空氣透進來，這也就是訓練。我們的中央過去雖然不大，只有二十幾個人，也做了事，現(xiàn)在應該擴大一點。所以我們要有意識地訓練領導干部，這倒不是說現(xiàn)在要故意地搞“成名干部”，但是有這種可能性的我們還要搞，以便適應發(fā)展著的中國革命。這個中央還要包含有一批通曉的方面比較多的同志，也包含大批通曉的方面比較少或者專門通曉某一方面的同志?？傊碌闹醒胍@樣一些同志:大批未犯過路線錯誤的同志，一批犯過路線錯誤而又改正錯誤的同志；大批有全國影響的同志，大批現(xiàn)在有地方影響、將來可能有全國影響的同志；一批通曉的方面比較多的同志，大批通曉的方面比較少的同志。如果經過同志們考慮，采取了主席團這樣一個組織路線的話，我們相信這個中央將是缺點比較更少的中央。這樣一個中央委員會，就可以保證大會路線的實行，包括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就是說，這個新的中央要既能弄通思想，又能團結同志。同志們!我們這次大會就要選出這樣的中央。我們的代表多得很，有的同志送給他一個代表名義他還不要，有許多同志要求不要當選中央委員，這種態(tài)度是好的?？追蜃又v過:“臨事而懼，好謀而成?！盵15]不要說什么革命沒有勝利就是因為我沒有當中央委員，這樣說是不好的。我們要慎重地選舉，慎重地就職，這樣才是好的態(tài)度。這樣的中央，才能夠保證執(zhí)行大會的路線；這樣的中央，就可以避免或者大體上避免重復歷史上的缺點錯誤；這樣的中央，才適合于我們黨目前發(fā)展的情況及適應于將來的發(fā)展情況；這樣的中央，才能夠給全黨同志、全國人民以好的影響。這樣一個中央，就是一個缺點比較少的中央，一個比較更有保證的中央，一個使人比較放心的中央。歷史的經驗證明:要圖痛快，就不痛快；準備了麻煩，麻煩就少。世界上的事，大體上都是這樣。
還要解釋幾個問題:有同志說這樣的中央豈不太龐雜了嗎?還有同志擔心，有一批人難免要落伍、要掉隊，就是說要再犯錯誤怎么辦?能不能保證不犯錯誤?還有人說，這樣的選舉不大公平，名單規(guī)定的人數(shù)只有那么多，又要照顧這個方面，又要照顧那個方面，就勢必使得有些同志甚至是能力比較強的同志不能當選，這就不公平。
首先，關于龐雜問題。我們黨過去就是龐雜的，現(xiàn)在我講一下龐雜的歷史。我們黨在大革命的后期是龐雜的，存在著一條錯誤的陳獨秀路線沒有被清算。結果怎么樣呢?因為這個寵雜大革命失敗了，是一個不良的結果。革命一失敗，使成千成萬的人民受了損傷，黨也大大地縮小了，被打入了地下。這是第一個時期。第二個時期是從大革命失敗到遵義會議。這一時期在我們黨內曾經存在盲動主義路線與立三路線，后頭雖然清算了，但是沒有解決問題，而且還有長期沒有被清算的第三次“左”傾路線與后頭的張國燾路線。這種情況龐雜不龐雜?龐雜，而且是路線的龐雜。受了損失沒有?受了損失，而且受了很大損失。在《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上已經寫了。第三個時期是從遵義會議到七大。這中間又可以分為兩段。第一段，從遵義會議到六中全會，這時第三次“左”傾路線在黨中央的統(tǒng)治已經結束，但還沒有從思想上徹底清算。凡是一個東西不搞徹底，就總是不能最后解決問題，因此又出了一些亂子。第二段，從六中全會到七大，這時逐步地比較徹底地清算了“左”傾路線。以上三個時期比較起來，究竟哪個時期不龐雜呢?第一個時期有路線的龐雜；第二個時期有幾次路線的龐雜；第三個時期，六中全會以前還有點龐雜，六中全會以后，特別是三年整風以后，龐雜問題解決了，人還是那么多的人——二十五個中央委員。這是不是事實?是事實。所以對過去犯過錯誤、翻過筋斗的人，現(xiàn)在要以新的眼光去看，犯過錯誤是事實，但說現(xiàn)在還犯錯誤就不適當。遵義會議以來，十年工夫，六中全會以來，七年工夫，整風以來，三年工夫，逐步改變了過去龐雜的歷史，現(xiàn)在比較不龐雜了。一個龐雜，一個不龐雜，有性質上的區(qū)別。是質的區(qū)別還是量的區(qū)別?是質的區(qū)別，性質上的不同。這個質我們要抓到，不抓到這一點就不好。我們要記得這個歷史，關于龐雜這個問題不必害怕，再選他們，不會使我們新的中央搞得很危險。
第二，會不會落伍，會不會再犯錯誤呢?有些犯過路線錯誤的同志作了很好的自我批評，我們大會代表都一致地歡迎。在他們講話的時候，就是希望在大會代表的幫助之下改正錯誤。我看這講了一個真理，就是所謂“一個好漢三個幫”，“荷花雖好，還須綠葉扶持”，任何一個人也需要大家?guī)椭?，互相批評，自我批評，大家?guī)椭?，才能進步，才能解決問題。從我們全黨現(xiàn)在的情況看，從我們這次大會的情況看，以及從我們過去三個時期的經驗、抗戰(zhàn)八年中的好的壞的事情和整風中的經驗看，都可以證明這一真理。落伍問題、重犯錯誤問題會比過去少，可不可以這樣說?可以這樣說，就是說更有了保證。那末是不是可以絕對地完全地有了保證呢?也不能這樣說，還有落伍的可能，還有再犯錯誤的可能。過去犯過錯誤的同志如果不謹慎，還可能再犯錯誤；沒有犯過錯誤的同志，如果不謹慎，更可能犯錯誤。因為推起車子走路，跌過跤的和沒有跌過跤的，會有有經驗和沒有經驗的不同。推車子沒有跌過跤的人更要注意，更要謹慎，說不定正是你高興自滿地說“我就沒有跌過跤呀”的時候，恰好跌了跤，翻了車。過去跌過跤的人，往往比較穩(wěn)一些，眼睛到處望，還有站在兩旁的人提醒說:“你要謹慎一點，過去跌過跤呀!”他的幫手也多一點。但是，無論什么時候，都有比較先進的、中間狀態(tài)的、比較落后的這樣三種情況，現(xiàn)在我也不能寫保字，保證我們這次大會絕不選錯一個人?，F(xiàn)在看來他是好的，將來他又不好了，這種可能還是有的。我們這次要選舉幾十個人，可能中間有若干人，走到半路上腳痛蹲下去了，這就可能落伍、掉隊。過去沒有跌過跤、翻過筋斗的，也許這次跌一下，跌過的可能再跌一次。這樣的事，世界上還不是有過?老百姓推車子，并不是跌了一次就再也不跌了，搞不好可以跌好幾次。所以幾十個人中間要一個也不落伍，這個險是保不了的。我們要選舉幾十個中央委員推車子，載小米，推的推，拉的拉，可能漏掉一些小米，但只要保證明天早上靠得住有吃的就行了。當然這也要謹慎，不然一大堆糧食都翻掉，明天便沒有飯吃。同時也不要怕，丟一兩顆、兩三顆小米也沒有什么，我們生產的小米很多，丟兩三顆不要緊。如果個把車夫搞得不好，在八次大會還可以另選，或者在兩次大會中間召開的全國代表會議上改選一下就行了。
第三，關于不公平的問題。要照顧各方面，老的里頭，有犯過路線錯誤的和沒有犯過路線錯誤的兩方面，這兩方面都要照顧；新的里頭，要照顧各方面的革命力量，即是所謂山頭。這種照顧，我在前面講過，只是盡可能地照顧。知識也是盡可能懂得多一點，但是懂得少一點，必要的時候我們也選他。這樣就會發(fā)生一個問題，既然老的新的都要照顧，知識又不一定能通曉各方面，我們又不能選舉幾千幾萬的中央委員，這就會在選舉中使有些在能力上知識上比較好、對黨也有功勞的同志沒有當選，這豈不是不公平嗎?從一個側面去看，是不公平的；但是從更大的方面看、從全面看，是公平的。因為雖然犯了錯誤又改正了錯誤的同志與沒有犯錯誤的同志有不同，但是我們不選他們，單選沒有犯錯誤的同志，就會有另外方面的缺點，所以一定要選他們。當然，我這也是一個建議。因為要照顧各方面，就會使得有些同志按他的能力、知識本來可以當選，但是沒有被選上，這種情況會有的，就是說我們要有這種準備。如果我們不在這里說清楚這個問題，就會有同志說:犯過錯誤的倒又選上了，沒有犯錯誤的倒選不上；人家知識不及我被選上了，我還不錯卻沒有選上。對這種情況，我們大家在精神上都要有準備。大會閉幕以后，如果有同志對這個選舉方針不理解，我們要好好解釋，從歷史上解釋，從歷史的經驗上說明這個方針。
二 選舉的人數(shù)
今天要通過選舉法，選舉法的第一條，就規(guī)定了要提兩回候選名單，第一回是預選的名單，第二回是正式選舉的名單。通過選舉法以后，大家就要考慮，在代表團進行小組醞釀，明天或后天主席團就要提出預選的名單。
關于人數(shù)問題，主席團考慮了很久，但是沒有提出確定的人數(shù)，我做這樣一個數(shù)目字的提議，叫做七十人左右。上面我講過，我們要照顧各個方面，照顧新提拔的、知識比較多的、知識比較少的、代表各個地方的革命力量的，這個數(shù)目字要有多大呢?要有七十人左右。在人數(shù)問題上，也考慮過三個方案，一個是一百人左右，一個是七十人左右，一個是三十人左右，就是大、中、小的三個方案。這三個方案中，我想我們兩頭不要，取一個中間，就是七十人左右。主席團認為這個方案比較好，太小了不能夠反映我們黨的現(xiàn)狀和發(fā)展，今天我們黨有一百多萬黨員，將來還要發(fā)展，比如一年之內可能發(fā)展到兩百萬黨員。新的中央委員會比過去擴大些，擴大到七十人左右可以不可以?我想可以，應該采取這樣的方針。我們要采取一個慎重的方針，不要選得太多，但是也不要選得太少。三十個人、四十個人左右太少了，一百個人左右太多了，七十個人左右很好。我代表主席團提出這些意見，當然最后還是決定于大家。
這次選舉，同志們是要為著保證大會路線的實行，要考慮這是有關全黨的利害的，對黨、對人民是有利還是比較沒有利?是完全有利的，是完全為著有利的。這里還要特別提出的是:我們要注意沒有到會的、我們不認識的同志，如果候選名單里有他的名字，我們就要注意；自然，到了會的也不見得都認識，這就要經過各代表團主任的介紹。這樣，我們這次選舉，就會選舉出一個比較好的(當然是比較的)領導機關，作為指揮中國革命的工具。我們是馬克思主義者，我們相信工具論。政府是什么東西呢?國家是什么東西呢?馬克思和恩格斯認為，國家是一個階級壓迫另外一個階級的機關，是個機器，是個工具。我們的政府是什么呢?是壓迫反革命的工具。反革命的政府是什么呢?是壓迫革命的工具?？傊?，都是一種工具，這是馬克思主義者的看法。黨是階級斗爭的工具，政府也是工具，黨的中央委員會、黨的領導機關，也是黨的工具，都是階級斗爭的工具。我們黨是階級的領袖，中央是全黨的領袖，我們都當作工具來看。這一點，我今天講一下。過去我們有許多同志不了解這個問題，認為自己是英雄，出來是干革命的，很有一番自豪。有一番自豪是對的，但應該是作為工具的一番自豪。我們是階級使用的武器，我們階級要勝利，就要選出先鋒隊來。群眾是從實踐中來選擇他們的領導工具、他們的領導者。被選的人，如果自以為了不得，不是自覺地作工具，而以為“我是何等人物”!那就錯了。我們黨要使人民勝利，就要當工具，自覺地當工具。各個中央委員，各個領導機關都要有這樣的認識。這是唯物主義的歷史觀，就是《國際歌》上所講的，少奇同志在這里念過幾次，“不是神仙，不是皇帝，更不是那些英雄豪杰，全靠自己救自己?！盵16]自己救自己，他就要選舉黨，選舉工具。
總之，我們大會主席團希望同志們，全體代表同志，采取這樣的選舉路線。主席團認為這種希望是反映了代表同志大多數(shù)的意見，反映了全黨同志大多數(shù)的正確意見的。這樣的選舉路線，如果得到了同志們同意的話，那就這樣做。請同志們考慮。
根據(jù)中央檔案館保存的講話記錄稿刊印。
【注釋】
[1]這是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
[2]三中全會，指一九三○年九月二十四日至二十八日在上海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六屆中央委員會擴大的第三次全體會議。這次會議指出了李立三的錯誤，停止了李立三等組織全國總起義和集中全國紅軍進攻中心城市的冒險行動，決定恢復黨、團、工會的獨立組織和經常性工作這樣，就結束了李立三“左”傾冒險主義錯誤在中央的統(tǒng)治。但是會議沒有完全擺脫“左”的觀點，認為李立三只是犯了“策略上的錯誤”，而不認為是路線錯誤。
[3]四中全會，見本卷第76頁注[12]。
[4]五中全會，見本卷第77頁注[13]。
[5]六中全會，見本卷第143頁注[4]。
[6]陳獨秀，見本卷第101頁注[8]。
[7]李立三，見本卷第101頁注[9]。
[8]遵義會議，見本卷第102頁注[14]。
[9]即毛澤東、周恩來、任弼時、李立三、關向應。
[10]張國燾，見本卷第101頁注[7]。
[11]馬志尼（一八○五——一八七二），意大利資產階級革命家，民族解放運動中民主共和派領袖。
[12]傅鐘（一九○○——一九八九），四川敘永人。當時任中共中央軍委總政治部副主任。
[13]陳云（一九○五——一九九五），江蘇青浦（今屬上海市）人。當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西北局委員、西北財政經濟辦事處副主任兼政治部主任。
[14]林彪，當時任八路軍第一一五師師長。
[15]見《論語·述而》。原文是：“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
[16]這是當時翻譯的《國際歌》歌詞中的一段。一九六二年四月二十八日《人民日報》發(fā)表經過修訂的《國際歌》歌詞的譯文。這段歌詞的新譯文是：“從來就沒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創(chuàng)造人類的幸福，全靠我們自己?！?/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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