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蘭克福學派（Frankfurt school）

　　本世紀二三十年代在德國興起的法蘭克福學派，其產(chǎn)生是與下述問題的爭論密不可分的。馬克思主義的本質(zhì)是什么？或為實際的目的而批判和推翻一切形式的統(tǒng)治的理論范圍有多大？為把握這一學派的思想發(fā)展中心，就必須正確評價能說明其背景的一系列重大紛擾的事件。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后西歐左翼工人運動的失敗，德國大部分左翼政黨墮落為改良主義或變成聽命于受莫斯科控制的運動，俄國革命蛻變?yōu)樗勾罅种髁x，以及法西斯主義和納粹主義的興起。這些事件向下述人士提出了一些根本性的問題，這些人雖受到馬克思主義的鼓舞，但又準備承認，那種認為社會主義是“歷史預計進程”的必然組成部分的觀點，或者認為只要制定了“正確的”黨的路線。就會有“正確的”社會行動的觀點，是多么的錯誤和危險。

　　我們可以把法蘭克福學派同反布爾什維克的激進主義和自由的或批判的馬克思主義直接聯(lián)系起來。由于既敵視資本主義又敵視蘇聯(lián)式的社會主義，該學派的著作企圖找到使社會發(fā)展可能保持活力的另一條道路。許多在六七十年代致力于新左派運動的人，發(fā)現(xiàn)法蘭克福學派的著作既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論作了令人感興趣的解釋，又突出了一些很少為較正統(tǒng)的馬克思主義所能及的問題（如官僚主義和極權主義）。

　　法蘭克福學派的思想一般都是在“批判理論”的標題下提出的（見“參考書目”11和羅·雅科比：《馬克思主義和批判學派》，1974年英文版）。但應強調(diào)指出的是批判理論并沒有形成一個統(tǒng)一的理論；也并不表明該學派的所有信徒都信奉同一思想（見“參考書目”5和9）大致可以歸入“批判理論”這一標簽的思想傳統(tǒng)分為兩個分支。一是以社會研究所為中心，它在1923年建于法蘭克福，1933年從德國流亡，不久后遷居美國，50年代初又重建于法蘭克福。該研究所的主要人物有麥克斯·霍克海默（哲學家、社會學家和社會心理學家），弗里德?！げ蹇耍ń?jīng)濟學家和國民計劃問題專家）、西奧多·阿多爾諾（哲學家、社會學家和音樂研究家）、埃里?！じチ_姆（心理分析學家和社會心理學家）、赫伯特·馬爾庫塞（哲學家）弗蘭茨·諾伊曼（政治學家·特別精通法律）、奧托·馬基爾希海默（政治學家、精通法律）、列奧·洛文紹爾（大眾文化和文藝研究者）、亨利克·格羅斯曼（政治經(jīng)濟學家）、阿爾卡狄·古蘭德（經(jīng)濟學家和社會學家）以及研究所的“外圍”成員瓦爾特·本杰明（散文家和文藝批判家），研究所的全體成員通常被稱為“法蘭克?！睂W派。但這一叫法容易使人產(chǎn)生誤解，因為這個研究所的成員的著作并沒有形成一套嚴密的、相互補充的體系。能真正算是這個“學派”的人，只有霍克海默、阿多爾諾、馬爾庫塞、洛文紹爾、波洛克以及（該研究所早期的）弗洛姆；而甚至在這些人中，其觀點的分歧也是很大的。批判理論的第二分支源于尤里根·哈貝馬斯最近的哲學和社會學著作，他的著作重新確定了批判理論的概念。對這一事業(yè)有過貢獻的其他人有阿爾布雷希特·韋爾默爾（哲學家）、克勞斯·奧菲（政治學家和社會學家）和克勞斯·艾德爾（人類學家）（見“參考數(shù)目”15）。

　　下面談談法蘭克福學派的杰出成員霍克海默、阿多爾諾、馬爾庫塞、和哈貝馬斯的情況。他們是截至目前為止闡發(fā)社會批判理論的最主要人物。他們著作中的許多共同要素可以看作是這一批判理論的思想。批判的概念曾從（康德的）理性和認識的可能性條件發(fā)展為（黑格爾的）對精神形成的思考，然后又發(fā)展為（馬克思的）對特殊歷史形態(tài)及資本主義和交換過程的集中探討。法蘭克福學派的主要人物進一步發(fā)展了批判概念。他們在探討一切社會實踐中力圖提出批判的見解，即提出貫注于意識形態(tài)批判的見解，因為這種意識形態(tài)戲臺系統(tǒng)了現(xiàn)實以掩蓋不合理的權力關系并使之合法化。他們關系的是社會利益、沖突和矛盾是怎樣通過思想表述出來以及他們是怎樣在統(tǒng)治體制中展示和再現(xiàn)的。他們希望通過對這些體制的考察能加強對統(tǒng)治根源的認識、削弱意識形態(tài)的基礎以及促使人們改變意識和行動。

　　所有這些批判理論家由于都具有哲學素養(yǎng)，因而寫的大都是評價德國哲學遺產(chǎn)的內(nèi)容。這些著述被認為既是對德國哲學傳統(tǒng)的分析，又是對這一傳統(tǒng)的批判；因為他們的目的是打破一切封閉思想體系的束縛、摧毀妨礙批判事業(yè)進展的各種傳統(tǒng)。這四位思想家雖保留了許多德國唯心主義關心的問題（如理性、真理和美的性質(zhì)），但卻重新表述了康德和黑格爾理解上述問題的方法。他們像馬克思那樣將歷史作為研究哲學和社會的核心（如馬爾庫塞，見“參考書目”12）。但是，他們每一個人在堅持一切知識都受歷史條件限制的同時，又堅持可以脫離具體的社會利益（如階級利益）而合理地判定真理的主張。他們捍衛(wèi)自主的批判要素的可能性（見“參考書目”10和1）。

　　這些批判理論家的大部分著作都是采用與過去和當代的重要哲學家、思想家進行一系列的批判性的對話方式展開的。法蘭克福學派的主要代言人物都試圖綜合康德、黑格爾、馬克思、維貝爾、盧卡奇和弗洛伊德等人著作中的觀點并與之進行爭論。對哈貝馬斯來說，某些英美思想傳統(tǒng)，尤其是語言哲學和近代的科學哲學也是重要是綜合和爭論的對象。每個批判家這樣做的動機時候似乎都是相同的——在交叉學科的研究中，為探討社會復興和改造的條件、文化的意義以及個人、社會與自然關系等問題奠定基礎。

　　批判理論的一個重要前提就是認識到；既然馬克思主義表現(xiàn)為斯大林主義時就成了壓制的思想意識，因而證明馬克思主義的學說并不一定就會提供真理的鑰匙。它不僅認為“經(jīng)典的”馬克思主義的概念不足以解釋一系列現(xiàn)象（斯大林主義、法西斯主義以及其它等）產(chǎn)生的原因，而且認為維貝爾和弗洛伊德這樣一些人的思想和理論為解決馬克思主義者所面臨的問題——為什么西方預期發(fā)生的革命始終沒有發(fā)生——提供了重要線索。批判理論家們評價和在可能時發(fā)展非馬克思主義思想，并不表明他們要削弱馬克思主義的基礎；相反，而是要恢復馬克思主義的生命力并發(fā)展它。因而，他們一方面承認馬克思對政治經(jīng)濟學的重大貢獻，另一方面又認為它并不足以成為認識當代社會的基礎。國家權力所涉及的領域愈來愈多、“基礎與上層建筑”愈來愈相互滲透、批判理論家稱之為“文化工業(yè)”的現(xiàn)象不斷蔓延、極權主義的發(fā)展，凡此種種都表明政治經(jīng)濟學必須與其他學科融合在一起。因而，政治社會學、文化批判、心理分析以及其它學科，都在批評理論的框架結構中占有一席之地。通過提出分工、官僚主義、文化模式、家庭結構以及所有制和管理的問題，法蘭克福學派就大大地擴大了批判的范圍并有助于改變政治的概念。

　　他們的著作企圖揭示各種妨礙將生產(chǎn)方式——這可能是馬克思主義體系中最核心的部分——說成只是客觀的結構和在人“以外”發(fā)展的事物的復雜關系和中介。他們尤其反對歷史唯物主義作“決定論的”和“實證論”解釋，因為這種解釋強調(diào)歷史發(fā)展的各個階段是不可變更的（在一種貌似獨立的經(jīng)濟“基礎”的推動下），并認為能夠按照自然科學方法論的模式來理解這些歷史階段。他們論證說，后來對馬克思所作的解釋正是馬克思本人早年曾駁斥過的一種思想——“思辯的唯物論”，卻忽視人的主體性的重要作用的唯物論。正統(tǒng)馬克思主義（如德國共產(chǎn)黨的理論）的傳統(tǒng)的觀點沒有認識到既必須研究行動的客觀條件，又必須研究理解和解釋這些條件的方法的重要性，例如，對文化或同一性的形式的各種成分進行分析，就是必要的，因為“歷史是由從事局部認識的主體在既定條件下的活動創(chuàng)造的”。生產(chǎn)力與生產(chǎn)關系的矛盾定不是并不是定期爆發(fā)危機的原因。這種危機的過程和解決它的辦法的性質(zhì)，都取決于代表各種社會力量的人物的實踐和他們?nèi)绾卫斫獗旧淼奶幘?。批判理論所致力研究的是結構與社會實踐的相互作用，即研究在特定社會現(xiàn)象中的主體和客觀以及他們的關系如何通過這些現(xiàn)象來進行協(xié)調(diào)。

　　批判理論家們提出問題的方式雖千差萬別，但他們認為通過對現(xiàn)代社會和政治問題的探討就能闡明未來的前景，這些前景如果實現(xiàn)了，就會提高社會的合理性。然而，他們關心的不僅僅是闡明那些不明顯的現(xiàn)象，也不是像霍克海默和阿爾多諾說的那樣只是“記憶”或“回想”有被忘卻危險的往事——爭取解放的斗爭，從事這一斗爭的種種原因，批判思想本身的性質(zhì)。他們還提出自己理論和實踐的新的重點和新的思想。比如，馬爾庫塞就為個人的舒適享樂——（與堅持苦行僧式和清教徙式觀點的革命者相反）、為個人的自我解放（與那些簡單地認為這種解放只來自生產(chǎn)力與生產(chǎn)關系的變革的人不同）和為人類與自然之間可能有與現(xiàn)存關系截然不同的關系（與要加速發(fā)展現(xiàn)存各種技術的人不同）進行辯解。這些觀占顯然偏離了傳統(tǒng)的馬克思主義學說（見“參考書目”13）。然而，霍克海默、阿爾多諾和馬爾庫塞卻從未提出一套嚴格的政治要求。因為他們以及哈貝馬斯的思想的一個重要原則是：革命的過程也就是自我解放和自我革命的過程。因此，列寧的先鋒組織的觀點受到了批判性的評價，因為這樣的組織被認為會導致一種根深蒂固的分工、官僚階層和極權主義的領導。雖然這些批判理論家沒有提出一貫的政治理論，但他們同意傳統(tǒng)的看法，即社會主義和自由是一致的，合理社會的目標必須體現(xiàn)在這種社會的方法上，而且必須與這種方法相一致。

　　整個20世紀30年代和40年代，社會研究所在霍克海默任所長期間，對包括個人的身份形成、家庭關系、官僚主義、國家、經(jīng)濟和文化在內(nèi)的許多領域進行了研究與分析。雖然被稱為“法蘭克福”學派的社會理論往往是從人們所熟悉的馬克思主義原理出發(fā)的，但得出的許多結論卻與傳統(tǒng)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相反，因為他們的研究成果突出了在可預見的將來進行社會改造的許多障礙。以下就是他們研究當代資本主義發(fā)展的核心觀點。

　　第一，他們證明，經(jīng)濟和政治融合在一起的趨勢將不斷增強。壟斷組織出現(xiàn)并干預國家事務，而國家也進行干預以保護和維持經(jīng)濟過程。

　　第二，經(jīng)濟與國家組織愈來愈交織在一起，以確保地方的主動性從屬于官僚政治的考慮、市場上原料的分配從屬于中央的集中計劃。社會的協(xié)調(diào)工作是由強大的公、私行政機構負責的，這些機構愈來愈自成體系，而且只考慮生產(chǎn)。

　　第三，在官僚主義泛濫和機構臃腫的同時，由于實用理論——關心完成預定目標的手段的功效——深入人心，社會生活合理化的進程也在擴大。

　　第四，勞動分工的不斷發(fā)展把工作任務分得愈來愈細。隨著工作任務和機械化程度的不斷提高，工人幾乎不可能對自己的工作進行思考和組織。整個勞動的過程更難于了解，大部分職業(yè)成了完成各種孤立的、極小的產(chǎn)品的片斷生產(chǎn)。

　　第五，隨著工作和知識的細微化，階級的體驗正在消失。統(tǒng)治愈益成為非個人的統(tǒng)治，人成了完成目的的手段而這種目的卻似乎是獨立存在的。決定這些過程的特定的社會關系的形式——資本主義的生產(chǎn)關系——物化了。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愈來愈只具有商品的性質(zhì)，從而加劇了物化，社會關系也愈來愈難以為人們所了解（參看商品拜物教；交換條目）。沖突日益集中在那些并不能觸及社會基礎的邊際問題上。

　　法蘭克福學派對這些過程的分析，力圖揭示似乎無個性特征的統(tǒng)治的特定社會基礎，從而揭示是什么東西在妨礙人們“意識他們自己”是能采取主動和積極行動的“主體”的。在進行這一分析時，集中評價了“大眾文化”傳播思想與信仰的途徑，即自我外（家庭外）的社會化用以摧毀個人、私人領域的方式。

　　霍克海默和阿多爾諾都認為，資本主義時期、基督教的中古時期和文藝復興時期的大師們的作品，都對單純注重實效的世界保持某種程度的獨立性（見“參考書目”2）。這些大師們的作品通過自己的形式與風格，體現(xiàn)了個人的經(jīng)驗，表達了他們的意圖。阿爾多諾通常所說的“自主的”藝術將產(chǎn)生出美和秩序或矛盾和不協(xié)調(diào)的形象——即美學領域，它與現(xiàn)實相脫離同時又突出表現(xiàn)了現(xiàn)實（參看美學；藝術條目）。它的對象世界來自現(xiàn)存的秩序，但它卻是以非因襲的方式來描繪這一秩序的。這樣，藝術就具有認識和破壞的特點。它的“真理內(nèi)容”就在于它能重新構筑成傳統(tǒng)的意義模式。

　　法蘭克福理論家們認為，現(xiàn)今大部分文化產(chǎn)品已變成商品，而文化本身也業(yè)已成為一種“工業(yè)”。“工業(yè)”這個詞，在這里是指文化產(chǎn)品的“標準化”，“虛假的個體化”或只有極細小的差異（如西方的電視和電影音樂），也指推廣和傳播技術的合理化。文化工業(yè)不尋求藝術形式的統(tǒng)一，它關的是“效果至上”。它主要是為了消遣和娛樂，提供一個機會使人們暫時逃避日常生活的負擔和單調(diào)乏味的工作。但是文化工業(yè)并不能使人真心地逃避現(xiàn)實。它提供的娛樂——沒有壓力、比較自在——只是使人從生活的基本壓力中輕松一下，使其重新產(chǎn)生工作的愿望。在分析電視、藝術、流行音樂和星相學時，阿多爾諾特別試圖證明這種“工業(yè)”產(chǎn)品只不過是再現(xiàn)和加強了人們想要逃避的那種世界的結構。它們強調(diào)的信念是：生活中的消極因素是由自然原因和偶然原因造成的，從而宣傳了宿命論、依附感和責任感。文化工業(yè)為現(xiàn)存秩序生產(chǎn)了一種“社會膠合劑”（阿爾多諾并不認為一切藝術和音樂的命運都如此。比如，他曾不厭其煩地強調(diào)舍恩伯格的無調(diào)性音樂具有一種批判的、否定的功能）。法蘭克福學派想通過對現(xiàn)代藝術和音樂的考察，來評價各種文化現(xiàn)象的性質(zhì)。在這一探討中，他們試圖揭示人們是如何安排和控制大多數(shù)閑暇活動的。生產(chǎn)和消費這兩個領域?qū)€人的社會化有著重要的影響。非人的力量不僅控制著個人的信仰，而且支配了人的活動的動力。

　　這個學派使用了許多心理分析的概念來考察社會是怎樣造就個人、形成各類社會性格的。他們發(fā)現(xiàn)，在社會化的過程中，父母的重要性逐漸減低了。由于家庭愈來愈不能對外界的巨大的壓力提供保護，因而父親權威的合法性就從根本上動搖了。其結果是，男孩不希望長大后成為象父親那樣的人，而是愈來愈想趁格外象文化工業(yè)所提倡的那種形象的人，（在納粹德國，這種形象就是法西斯主義）。父親雖保有一些權力，但他的要求和禁令，充其量也只是在家庭內(nèi)勉強起作用。因而，父親的權力就顯得專橫。在這種情況下，孩子對力量的概念只是抽象的，并尋求符號他們心中想象的、更有力的“父親”這樣，就造成了一種普遍的、易于受外界力量影響（如法西斯主義的煽動）的狀態(tài)。

　　《極權主義的個性》（見“參考數(shù)目”3）這一典型的著作的目的，就是依舊上述壓力所形成的性格綜合癥來分析這種易感性。這份研究試圖將某些性格與政見（如民族擴張主義和民族偏見這樣一些有法西斯傾向的政見）聯(lián)系起來（參看種族條目）。它揭示出一種“標準化”的個人，這種人思想僵化、墨守成規(guī)、盲目屈從于傳統(tǒng)的價值關、權威和迷信。研究揭示了意識形態(tài)是如何地根深蒂固和人們?yōu)槭裁磿邮堋芭c他們的利益相違背”的信仰體系。這種極權主義類型的性格同樣會在能獨立思考、能提出批評性意見的人身上出現(xiàn)。

　　法蘭克福學派論述當代文學和獨裁主義模式等的目的是要促進解放斗爭，雖然必須補充指出，該學派內(nèi)部對這一斗爭的確切含義是有爭議的。不過，他們的著作明顯地表現(xiàn)出一種自相矛盾的東西，由于他們堅持人類和社會變革的可能性必須要受歷史條件的制約，這種矛盾就更為突出了。他們提出的關于社會根本變革重要性的理論并沒有多少社會斗爭的基礎。他們擴大了批判的范圍和政治概念；這是他們把相互矛盾的觀點捏在一起的一個重要方法。正是由于看不到資本主義必然會轉(zhuǎn)化，他們才如此重視意識形態(tài)的批判，從而有助于可與現(xiàn)存統(tǒng)治結構決裂的意識，但矛盾主要是由一個有問題的論點引起的，這個論點使他們即低估了某些類型的政治斗爭，又低估了他們的著作對這些斗爭的重要意義。

　　他們主要關心的問題之一，是解釋為什么馬克思所設想的革命沒有在西方發(fā)生。在試圖解釋革命沒有發(fā)生的原因時，他們低估了重大政治事件的復雜性。他們設想，與現(xiàn)存秩序作斷然的決裂就一定會發(fā)生社會變革；但這一設想使他們不恰當?shù)乜粗亓丝煞€(wěn)定社會的各種力量的作用。在試圖解釋他們預期的事情沒有發(fā)生的原因時，他們夸大了“制度”吸收反對勢力的能力。其結果是；批判理論忽視了西方內(nèi)部的和西方以為的一系列重要的社會政治斗爭——以改變并在繼續(xù)改變政治面貌的斗爭（參看資本主義社會的危機條目）。雖然他們對不斷變化的重大政治事件并不總能作出正確的評價，但他們對理論和批判的興趣，，對各種壓制激進政治運動的統(tǒng)治方式進行分析的興趣，卻頗有實際影響。他們在這些領域內(nèi)的著作是馬克思主義傳統(tǒng)的不可分割的重要組成部分。

　　還可以對法蘭克福學派的立場作些批判，但這里就不贅述了（見“參考書目”4、9、14和6）。值得注意的是，該學派的些最重要的失誤已在第二代批判理論家的著作中提出來了；其中，哈貝馬斯最為突出，他是在完全不同于霍克海默、阿爾多諾和馬爾庫塞的框架中發(fā)展自己的思想的。他特別深入探討了批判理論的哲學基礎，試圖闡明關于合理性的“好社會”的預言，并對資本主義社會的發(fā)展前景重新作了說明（見“參考書目”7和8）。他的研究仍在繼續(xù)，這證明進一步闡明社會的批判理論是很有生命力的工作，盡管我們目前還不能無批判地接受它的許多理論教義（參看認識論；西方馬克思主義條目）。

（DH）

參考書目

① 西奧多·阿多爾諾：《否定的辯證法》（1966），1973年英文版。

② 西奧多·阿多爾諾和麥·霍克海默：《啟蒙辯證法》（1947），1973年英文版。

③ 西奧多·阿多爾諾等合著：《極權主義的個性》，1950年英文版。

④ 佩·安德森：《西方馬克思主義思考》，1976年英文版。

⑤ 赫爾穆特·杜比爾埃：《科學組織與政治知識》，1978年德文版。

⑥ 雷蒙德·葛斯：《批判理論的概念》，1982年英文版。

⑦ 尤爾根·哈貝馬斯：《知識與人的利益》（1968），1971年英文版。

⑧ 同上作者：《合法性危機》（1973），1976年英文版。

⑨ 大衛(wèi)·赫爾德：《批判理論介紹——從霍克海默到哈貝馬斯》，1980年英文版。

⑩ 麥克斯·霍克海默：《批判理論》（1968），本卷由30年代和40年代初所寫的論文組成，1972年英文版。

? 馬丁·杰伊：《辯證的想象力——法蘭克福學派和社會研究所的歷史1923—1950》，1973年英文版。

? 赫伯特·馬爾庫塞：《理性與革命》，1941年英文版。

? 同上作者：《愛欲與文明》（1955），1966年英文版。

? 約翰·湯普森《批判的注釋學》，1981年英文版。

? 阿爾布雷希特·韋爾默爾：《批判的社會理論》，1974年英文版。